王永平所著的《从天下到世界--汉唐时期的中国与世界/世界历史进程中多元文明互动与共生研究丛书》主要是通过研究汉唐时期的域外探索及其对“世界”的认知，来解释中古时期的中国是如何突破相对狭隘的“天下”观念，开始具有比较开放的“世界”意识的。 本书的出版填补了这一方面的学术空白，为现在中国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历史参考。

武惠妃敬陵石椁历经曲折回到故土长安、入藏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历程，为陕西的文物保护事业增添了一段丰富而多彩的佳话。在科学保护和有效展示宣传的基础上，考古和文博工作者以严谨科学精神和主人公高度的文化自觉，对石椁的形制、彩绘和线刻图案等进行了深入的综合性研究，特别是将石椁所凝聚的盛唐时期丰富的中外文化信息与整个唐代的历史文化紧密结合进行的比较研究，力图从一个新的侧面深刻揭示唐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互渐、融合、发展历史，以使石椁珍贵的历史艺术价值在更高层次上穿越千年历史时空昭示在公众面前，开展这种文物、考古、历史、艺术等多学科开放、互鉴研究，充分体现了当代文博人“让文化遗产活起来”的责任与担当，将会不断提升陕西文博工作的整体水平。

归义军是晚唐五代宋初活跃于我国西北地区的地方政权。由于地处偏隅，具有更大的独立性，中原地区的大动荡、大变乱对归义军政权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而处理好和中央政权的关系是关乎归义军生命的大事。敦煌文献留下了大量有关归义军与中央王朝关系的生动资料，本书对此作了细致的研究，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本书以扎实的学术研究为基础，运用叙事史学的笔法，将安史之乱置于唐代历史大背景下，从韩翊与柳氏爱情离别的悲伤遭遇、杜甫与李白流亡路上的艰辛跋涉写起，深入探讨了大唐极盛之时发生安史之乱的原因，浓墨重彩地叙述了安史之乱中的关键几点——封常清与高仙芝枉死、颜真卿兄弟顽强抵抗、哥舒翰战败降燕、张巡浴血睢阳城、郭子仪与李光弼再造王室，并剖析了唐玄宗父子对平叛策略的选择及平叛过程中出现的新形势，探寻安史之乱后唐帝国走向藩镇割据并演变成五代的症结所在。

《<天圣令>与唐宋法制考论》立足于《天圣令》残卷，尝试从令篇构造、条文源流、法律术语、唐令复原及规范意涵等方面，切入唐宋令及唐宋法制研究。第一章“令典篇目献疑”围绕《唐六典》所载令篇是否为唐代通例、《庆元令》篇目如何排序等问题，检讨百年来的研究成果；又以庆元《时令》为例，考索现存条文在唐令中的归属，管窥唐宋令篇目之演变及原因。第二章“唐宋令条文演变”通过对唐宋《仓库令》条文的比勘和庆元《河渠令》、《驿令》条文的溯源，检证既往的研究观点，探讨唐代其他法源与宋令之间的源流关系。第三章“唐令用语的内涵”择取“财没不追”、“僧道法”语词，尝试在法律体系的整体框架内探究其内涵所指，并衍生至律令、令格的关系、影响等问题。第四章“唐令复原与法意辨析”则围绕《赋役令》与《仓库令》的部分条文，探索唐令复原的可能性方案，致力于令文诠释、制度勾勒的研究。代结语“法史呓语：唐宋变革、法学方法与法典研究”就与《<天圣令>与唐宋法制考论》相关的三个命题阐述笔者对《<天圣令>与唐宋法制考论》的自我定位。

对隋、唐两朝推行均田制和府兵制时期的地方管理与军事驻防制度进行了重点考察。《魏晋隋唐历史文化研究丛书·隋唐地方行政与军防制度研究：以府兵制时期为中心》内容涉及隋唐国家管理思想的渊源与流变，关中本位与京畿地区军队驻防，地方管理制度与军队驻防，基层组织与社会控制等。探讨了隋唐地方行政管理的组织体制、驻军制度以及军事防务体系、职业军人集团、文职僚佐等相关问题的变化情况，以及这些变化与隋唐社会各阶段发展状况之间的关系。总结了隋唐地方管理与驻军的特点和轨迹。通过附表的方式对隋唐时期的军府（隋鹰扬府、唐折冲府）、总管府、都督府在不同阶段的设置情况、管辖范围进行了考证和梳理。

在過往的研究中，唐代被認為是較不重視孝道的時代， 但本書以士人行孝的生命經驗，整合制度史、社會史與文化史的視角， 建立層次豐富的唐代孝文化圖像。 委別高堂愛，窺覦明主恩。今成轉蓬去，嘆息復何言。 ──陳子昂〈宿空舲峽青樹村浦〉 唐代士人為養親而求仕，為求仕而離親；宦遊遷轉的生涯模式，以及儒家倫理法制化形成的諸多規範，深刻影響士人的孝道實踐。本書以唐代士人的孝道實踐及其體制化為主題，關注人與制度、文化如何互動折衝。從官僚制度、禮律規範、社會習俗、宗教文化等脈絡，考察士人如何實踐當時社會所認定的子道，包括：養親、服喪、葬親、祭祀，以及於唐代獲得長足發展的追贈先世和追薦冥福。分析士人實踐孝道可能遭遇什麼困難，行孝重心落於何處，孝道的評價標準有何變化。藉由重建唐代士人身處之倫理體制與情境，捕捉唐代士人的生命經驗，以及唐代孝道文化的特質。

本书从唐代职官本制之外的众多使职中，选取最具代表性和重要性的三个财政使职：盐铁转运使、度支使和户部使，运用翔实的史料，从职官制度、财政经济以及相关历史人物等诸多方面，进行微观和宏观的深入探讨，是作者二十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对于唐史尤其是唐代使职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Using a synthetic narrative approach, this ambitious work uses the lens of multipolarity to analyze Tang China’s (618–907) relations with Turkestan; the Korean states of Koguryŏ, Silla, and Paekche; the state of Parhae in Manchuria; and the Nanzhao and Tibetan kingdoms. Without any one entity able to dominate Asia’s geopolitical landscape, the author argues that relations among these countries were quite fluid and dynamic—an interpretation that departs markedly from the prevalent view of China fixed at the center of a widespread “tribute system.” To cope with external affairs in a tumultuous world, Tang China employed a dual management system that allowed both central and local officials to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The court authorized Tang local administrators to receive foreign visitors, forward their diplomatic letters to the capital, and manage contact with outsiders whose territories bordered on China. Not limited to handling routine matters, local officials used their knowledge of border situations to influence the court’s foreign policy. Some even took the liberty of acting without the court’s authorization when an emergency occurred, thus adding another layer to multipolarity in the region’s geopolitics. The book also sheds new light on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of Tang China’s foreign policy. Appropriateness, efficacy, expedience, and mutual self-interest guided the court’s actions abroad. Although officials often used “virtue” and “righteousness” in policy discussions and announcements, these terms were not abstract universal principles but justifications for the pursuit of self-interest by those involved. Detailed philological studies reveal that in the realm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irtue” and “righteousness” were in fact viewed as pragmatic and utilitarian in nature. Comprehensive and authoritative, Tang China in Multi-Polar Asia is a major work on Tang foreign relations that will reconceptualiz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exities of diplomacy and war in imperial China. 7 illus. http://www.uhpress.hawaii.edu/p-8941-9780824836443.aspx

伊州（今哈密）、西州（今吐鲁番）、庭州（今吉木萨尔县），是唐朝在西域地区设立的三个重要边州，扼守自中原进入西域的门户，是唐朝经营西域的根本所在，也是唐代伊西北庭节度使控制的区域。《瀚海天山——唐代伊、西、庭三州军政体制研究》以唐代伊、西、庭三州为研究对象，充分利用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和传世史料，详细勾勒了伊、西、庭三州建立、发展、废止的历史，指出了其自安西都护府治下的伊、西、庭军政体系到北庭节度使节制的伊、西、北庭军政体系的发展过程，及相关历史背景。同时，《瀚海天山》一书对于唐代西域史上很多聚讼纷纭的问题，如金山都护府的兴废、瀚海军的设立、安西与北庭两节度使的关系等，都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行了周密的考证，多有创见。

中晚唐思想變化是本書作者三十年來最主要的研究課題。 本書涵蓋中唐儒家復興的各主要論題，並展現其來由與發展過程， 正是作者學術生涯的重要里程碑。 中國思想在唐宋之際發生了深刻──可說是劃時代──的變化。本書從多個角度考察唐代思想的演進以及此一巨變的形成，希望重建一個動態、立體的歷史過程。 本書探討唐宋之際思想巨變的起點：安史亂後的儒家復興，尤其著重文人與儒家復興的關係；全書分為「總論」和「分論」兩部分。「總論」一篇為針對中唐思想變化起源與性質的大規模、長時期、結構性論述。「分論」八篇則是相關具體問題的探討，內容涉及中古心靈的基調，六、七世紀（南北朝末期至唐初）的思想狀態，安史亂後的文人心態，中晚唐古文運動與儒家復興，中晚唐文人與經學，以及唐代思想變化的社會文化背景。 本書運用了現代歷史學的各種研究取向，包括：個人思想分析、觀念史、個人與集體心態考察、思想的社會史、知識社群研究等取徑；論述內容涵蓋佛教、道教、儒家學說、文學思想、思想的社會關聯，是隋代至唐末五代思想史點與面兼顧的探索和解釋。

本书主要讲诉佛教转轮王作为神权与王权之间的纠葛故事，作者从武则天的七宝之谜讲起，到印度阿育王的传奇故事，以及历史上贵霜王国，说明了转轮王信仰与中国图景以及东亚世界政治起伏的若干不为人所知的秘密。 丛书简介：丝瓷之路博览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组织编写。其编撰意图在于，通过讲诉中国古代对外交流领域的传奇故事，让人们了解中国与世界关系之紧密乃是有着长远渊源的。本套丛书，执笔者不是学界大佬，就是后起新秀，所以史实可靠，文笔生动，而且利用其研究资源，提供了许多精美的图片以供鉴赏。 本套丛书，不但可用作教育研究的辅助读物，也可用作旅游观光的参考指南，还可供茶余饭后阅读怡情，更可为具有一定历史知识水平又喜好探古猎奇的读者提供许多惊

唐会要一百卷，宋王溥撰。溥字齐物，并州祁人。汉干佑中，登进士第一。周广顺初，拜端明殿学士。恭帝嗣位，官右仆射。人宋仍故官，进司空，同平章事，监修国史，加太子太师，封祁国公，卒谧康定。事迹具宋史本传。 初，唐苏冕尝次高祖至德宗九朝之事，为会要四十卷。宣宗大中七年，又诏杨绍复等次德宗以来事，为续会要四十卷，以崔铉监修。段公路北户录所称会要，即冕等之书也。惟宣宗以后记载尚缺，溥因复采宣宗至唐末事续之，为新编唐会要一百卷。建隆二年正月奏御，诏藏史馆。 书凡分目五百十有四，于唐代沿革损益之制，极其详核。官号内有识量、忠谏、举贤、委任、崇奖诸绦，亦颇载事迹。其细琐典故，不能概以定目者，则别为杂录，附于各条之后。又间载苏冕驳议，义例该备，有裨考证。 今仅传钞本，脱误颇多。八卷题曰郊议，而所载乃南唐事；九卷题曰杂郊议，而所载乃唐初奏疏，皆与目录不相应；七卷、十卷亦多错人他文。盖原书残缺，而后人妄摭窜入，以盈卷帙。又一别本，所阙四卷亦同，而有补亡四卷，采摭诸书所载唐事，依原目编类，虽未必合溥之旧本，而弘纲细目，约略粗具，犹可以见其大凡。今据以录入，仍各注“补”字于标目之下，以示区别焉。

《唐代刺史若干问题论稿》编著者张卫东。 《唐代刺史若干问题论稿》内容提要：在整个古代中国，地方行政长官即郡守或刺史是中央与地方联系的纽带，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唐代也不例外。众所周知，唐代地方行政体制经历了从州、县两级制到藩镇、州、县三级制的转变，刺史的地位与职权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唐代是中国古代的鼎盛时期，各种制度对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因此，研究唐代刺史及其与唐代社会发展变化之间的关系，乃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课题。 本论稿的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唐代的地方统治是以汉代的地方统治架构为参照体系的，并体现了唐代的若干创新之举。整个唐代对刺史的选拔都极为重视，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刺史选任制度。通常认为，唐代刺史的任期偏短，唐代统治者也屡屡发表诏敕，要求各地刺史按规定足期任职。但唐代刺史的任期，具有不同的情况，就总体而言，大部分州郡刺史的任期都是比较正常的；在一定范围内，刺史任期偏短的情形也是存在的，这主要表现在某些较为重要的州郡刺史的任期上。唐代京官不愿出任外州刺史，存在着多重原因，重内轻外的官场风气，并非刺史不愿赴任偏远地区的唯一因素，自然及人文环境的不尽如人意也是京官不愿赴任偏远州郡担任刺史的重要原因之一。总体而言，唐代统治者努力学习汉制，试图建立良好的地方治理局面，但效果不佳，其原因除了对刺史一级官员的选任重视程度不如汉代外，汉唐时期统治者的治国理念的差异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唐代刺史的职权和地位，在唐代前后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唐代前期，刺史地位尊崇，权力颇重，在地方统治体系中居主导地位，这是唐代前期出现强盛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唐代中后期，由于节度使、观察使的全面兴起，刺史地位下降，成为节度使、观察使的下属，其职权也受到了诸多限制。唐代刺史地位与职权的变化，削弱了唐廷对地方的统治，由于节度使、观察使对刺史的限制，唐代中后期地方统治的效果不如前期。在这种情况下，唐代中后期尤其是在宪宗统治时期，朝廷采取了诸多措施，力图恢复刺史的地位与职权，加大刺史的军事职权，力图恢复对地方的良好治理，但收效甚微。不过，唐代统治者恢复刺史的职权与地位的努力，为五代宋初全面解决藩镇问题提供了思路。因此，唐代刺史和地方行政体制对后世，主要是对五代和两宋时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第三，唐代刺史的职任广且繁难，大体包含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等方面的内容。为避免泛泛而论，本稿着重探讨了刺史的教化职能。唐代刺史的教化职能形成了一套完整体系，主要包括如下形式：宣扬德化、引导讲解、移风易俗、旌表忠孝节烈、兴学重教、举荐人才等等。就唐代的历史发展过程而言，刺史群体在地方教化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在稳定地方统治秩序的同时，也推动了唐代各地文化的发展。荒政是唐代刺史的重要职责，他们应对灾害颇为积极，但因其自由处置灾害的权力很小，故其御灾效果并不佳。 第四，刺史既是联系中央与地方的中介，同时也是联系国家与地域社会的枢纽。刺史作为国家力量的代表对地方实施统治，同时也受到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深刻影响。本稿以唐代湖南观察使辖区为例，探讨了刺史对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刺史是唐代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导力量之一。唐代刺史与地方淫祠之间的关系反映了唐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唐代刺史对待地方淫祠的态度是较为复杂的，既有禁革的一面，但主要是利用、改造与妥协，甚至还有推波助澜的成分。 本稿力图通过上述论述，对以往学术界较少关注的唐代刺史群体有一个初步认识。笔者希望，今后在掌握更多史料的基础上，对唐代刺史群体做更深入的研究，以期更全面地认识唐代刺史群体及其历史作用。

许序雅编著的《唐朝与中亚九姓胡关系史研究》旨在整合国内欧亚学的研究力量，让读者通过品读欧亚历史，审视欧亚文化传统的发生、发展和变迁，认识我国的历史文化在世界文明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为读者提供了解和研究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整体视角，进而推动我国的民族史、宗教史、边疆史、断代史乃至中华文化传统等现代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进步。

唐研究·第17卷：中古碑志与社会文化研究专号，ISBN：9787301199237，作者：荣新江 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