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封氏闻见记校注》是唐人封演编撰的一部笔记，今本十卷。前六卷记述掌故、考证名物；七八两卷多记古迹，附以杂论；后两卷则专述唐代士大夫的遗事轶闻。在流传至今的唐人笔记中，《封氏闻见记》享有很高的声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语必征实”“源委详明”，赵贞信先生广稽众本，吸收前人校勘成果，撰成《封氏闻见记校注》一书。

703:印张：12.25；插页：5；字数：340，000。

《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是关于唐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准确地说，是关于唐代政治体制变革的研究。从所针对的问题来说，表面上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但提出问题的角度却与一般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有所不同，更不同于传统的职官制度史。政治体制是一个现代政治学的概念，从政治体制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国家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进而取代传统的职官制度史，已经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中的重要学术取向。仅就唐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来说，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进展。在陈寅恪、岑仲勉、严耕望、唐长孺、谷霁光、陈仲安等前辈学人以及内藤乾吉、砺波护等日本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在职官、军事、法律等制度方面，近年都有一些高水平的论著发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是在广泛吸收学术界相关实证研究和理论探索成果的基础上，对唐代政治体制的整体运作机制及其变迁进行初步的探讨。 由于隋唐时期国家法令（律令）规定的官僚系统基本制度框架中，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处于首要地位，而且三省之间基本处于平等制衡的关系中，所以就有了“三省制”的概念。又由于三省之下的行政系统以尚书省所属六部为主体，尚书六部是国家最高行政部门，所有其它的省（如秘书省、殿中省、内侍省）及寺监、诸卫、东宫、王府和地方官，都是掌管具体事务的部门，甚至御史台的监察职权也是围绕六部所掌行政而行使的（而且不同历史时期监察系统相对稳定），所以“三省六部制”就成为概括这种体制的一个普遍采用的提法。然而，“三省制”和“三省六部制”，从制度演进及其时代特征的角度，主要有利于解决唐代政治体制与此前政治体制的区别，以及魏晋南北朝以来政治体制发展的落脚点问题。但是，这两个概念并不能解决唐代政治体制向宋朝制度演进的问题。北宋的政治体制是唐代中后期政治体制发展变化的结果。北宋政治体制也不仅仅是“使职差遣制”能够概括的，“使职差遣制”与“三省六部制”并不在一个层次上相对应。“中书门下体制”的提出，试图回答的就是唐代政治体制向宋朝制度演进的整体轨迹问题，以及唐代中后期政治体制的实际运作问题。 政治体制的演进、官僚系统的运作、国家政务的运行，是《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关注的唐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三个基本层面。以“中书门下体制”作为《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的标题，就是试图在这三个层面上加以展开。首先，“中书门下体制”是唐代政治体制（同时也是整个中国古代政治体制）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是在“三省制”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代表了唐代中后期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并奠定了北宋制度的基础。其次，“中书门下体制”以中书门下宰相机构（而不是三省）为中心，以使职（而不是尚书六部）为行政主体，整个官僚系统形成了新的运作机制。再次，“中书门下体制”下主要国家政务的申奏和裁决，形成了新的运行机制，体现为不同于三省制的文书形态和运作程式。 在不断积累的学术实践中，新的制度史研究范式也在酝酿之中。吴宗国先生在谈到唐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思考和体会时，指出“我们着重研究各个时期实际运行的制度，而不是停留在有关制度记载的条文上，以便真实地掌握唐朝前期政治制度的实际情况和政治体制发展变化的脉络。”对于制度发展变化的研究视角，除了以往研究中关注的皇权和相权的矛盾、内廷和外朝的矛盾、决策和行政的矛盾等，吴宗国先生更多地强调体制变化，“从政治体制如何适应统治形势变化的需要，分析探讨政治权力的分化与重组等问题”。《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即是沿着这样的思路，试图对唐代政治体制的运作机制及其发展变化进行一个总体的描述和分析。 为了描述唐代近三百年间政治体制的变化，就需要首先建立起一个叙述框架。因为无论是记载唐代制度的《唐六典》、《通典》、《唐会要》、《旧唐书?职官志》和《新唐书?百官志》等历史文献，还是自宋朝以来人们对唐代制度的理解，都没有提供这样一个框架。尤其重要的是，“不论是宋人还是今人，在没有充分把握唐朝政治制度不断发展变化的前提下，企图以一种模式来概括唐朝政治制度。这种做法的后果是严重的，因为它给人们描述的是一个不存在于唐朝任何一个时期的制度”。所以，要建立描述唐代政治体制总体变化的框架，前提就是要认识到，“各种制度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是唐朝政治制度的显著特点。而这种变动不仅是一些具体制度的变动，而且牵涉到从三省体制到中书门下体制这样重大的政治体制的变动”。在此前提下，需要进一步寻求新的叙述框架和研究范式。 为此，《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在研究方法或分析角度上进行了探索，力图建立一个有利于描述唐代政治体制总体变化的叙述框架。 首先，根据国家政务运行中最高层机构（如果我们不把皇帝看成是一个机构的话）及其运行机制的变化，把唐代政治体制分为前后期两种不同的形态，前期称为三省制（或三省六部制），后期称为中书门下体制（或中书门下使职差遣制），变化的关节点为开元十一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 其次，重视把握制度变化的时间性，将严格的时间定位引入制度史（严格地说是制度运行机制的变迁史）的研究。也可以说，这是对人类学所注重的历时性研究的借鉴。对政治体制发展变化轨迹的探寻，前提就是一些制度法令出台时间的确定。只有对各项制度确立和变革时间以及有关制度变革法令出台的时间进行详尽周密的考释，并通过对这些时间点的串通分析，整个政治制度变化的轨迹才能详细而立体地呈现出来。这方面，在吴宗国先生的指导下，我们在《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一书中已经进行了摸索。《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在结构上并不以时间点的划分为主线，但制度变化的时间坐标，仍是贯穿《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的一条暗线。 再次，为了探索政治生活中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就不能停留在有关制度记载的条文上，而必须回到日常政治活动本身。在史料上，最能反映日常政治活动及其中制度体现的记载，就是作为实物史料留存下来的当时实际行用的公文，以及保存在以文集为主的各类文献中的上下行文书。所以，通过对公文书具体形态和应用场合的分析，将文书形态与制度结构和制度运作结合起来，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复原特定时期制度运作的基本程式。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受到西方史学中“结构-功能”分析方法的启发。通过对文书的结构和运作程式的分析，最大可能地定位相关官职在官僚体系复杂网络中的位置，以及定位相关官职所承担的政务环节在上下贯通的政务运行程序中的位置，是《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所追求但目前还没有完全达到的目标。 最后，由于史料并没有留下足以拼合和藉以解释整个政治体制变化轨迹的详尽记载，而留存下来的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为主的一部分唐代公文书实物史料和保留在碑志和文集中的一些经过转写的文书资料，因为体现出不同时期的体制特征，恰恰成为分析体制变化的依据。从体制变化大局方面说，公文形态的变化是分析政治体制变迁的有效视角。尤其是对于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悄然发生着的制度变迁，从公文书形态及其运作机制的变迁入手，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总之，《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在对公文形态变迁与政治体制演进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把唐代中后期的政治体制定义为“中书门下体制”，这是在总结学界长期以来关于唐代政治制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唐代政治制度研究不断深入的结果。在相关研究的学术积累中作出过贡献的学者，连同他们的学术观点，书中将具体引用和介绍。由于《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是在博士学位论文《公文运作与唐代中书门下体制》（北京大学历史系1999年）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我的导师吴宗国教授自然是这项研究的宏观设计者和具体指导者。我深知《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许多方面的研究都是初步的，书中的错误自然应由我个人负责。但我相信，它却是探索政治制度史研究新角度努力的体现。 《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对唐代政治制度的具体研究，许多地方是基于对典籍文献的重新解读，故在引证时多有与通行本（包括中华书局点校本）之标点断句不同者。对此，书中未能悉数标出，故在前言中加以说明。

本书撰于唐元和年间，比较详细地记载了中唐以前的姓氏族望，保存了一些早已失传的谱系典籍资料，是现存较早、较详赅的古姓谱书籍。此书北宋时开始散佚，清修四库，据《永乐大典》参以诸书校辑而成，清代孙星衍、洪莹，近代罗振玉均有辑校。岑仲勉参藉历代典籍、碑志，旁搜博征，详加考校，著成《元和姓纂四校记》，于伐伪、正本、拾遗、芟误四方面下了大力。现将《元和姓纂》与岑氏四校记汇为一书，并附姓氏、人名索引，以便查阅。

长安与洛阳是隋唐时期的东、西两京，其布局之规整、建筑之宏伟，举世闻名。以至日本学者赞之为人类史上的一大奇迹。本书共分五个部分，主要从城、市、街、坊、官府等方面，对长安与洛阳在隋唐时期的规制进行了比较深入而又广泛的探讨，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是学习和研究隋唐历史的必备书目。本书作者杨鸿年老先生毕生致力于隋唐历史的研究数十年，学术功底扎实、深厚，是该领域的专家、权威。

本书以丰富的史料和细致的考证分析，探讨了南北朝隋唐官吏分途问题。从文书胥吏系统的发展背景、形成进程，以及针对文书胥吏群体的特殊管理方式等层面入手，对作为一种政府公务人员分类、分层现象的官吏分途的基本特点，及其历史源流、演化趋势进行了条分缕析、洞微烛幽的考察。

《唐长孺文集:山居存稿(繁体竖排版)》主要内容简介：唐长孺先生（一九一一年七月四日——一九九四年十月十四日），江苏吴江人，我国著名历史翠家。

本书所收入人物，上起自隋入唐而主要事迹在唐代者，下至五代十国入宋而主要事迹在入宋以前者。全书收入近二千七百人。 　　本书人物编排次序，首列唐代诸帝及后妃、宗室、五子、公主，次列唐代各朝人物，再列五代诸帝及家人、五代人物、十国人物，均以动时代先后为序；末列不易确定具体时代者，则以所出资料之年代为序。 　　本书以人为目，每一条目均加以人编号，主要事迹依时间先后为序排列，年代不详者则大体按类编排。 　　本书所收资料，一事而涉及数人者，悉列于主要人物名下，其它人物处则酌情以参见法提示。 　　本书不录正史，搜采范围以唐宋人撰杂史、传记、故事、小说为主。与正史记载类同之资料，其成书在正史之前者则录入，以见正史来源；其成书在正史之后而显系采自正史者则不收。明清以来资料，除真实可信、未见更早记载者外，一般不再收入。类书从严。

本书收录了陈寅恪先生的三篇经典论文：《读莺莺传》、《敦煌劫余录序》、《记唐代李武韦杨之婚姻集团》，并分别邀请历史学领域的知名学者蔡鸿生、荣新江、孟宪实对论文进行了详细的点评和分析。三篇点评文章对陈寅恪原文的深入解读，使学生得以切实把握学术名篇的价值，明了为什么好，又好在哪里，能够从大家文章和专家解读中得到很好的学术训练，逐步掌握规范、求实的治学路径。

《黄永年文史论文集(套装共5册)》含《黄永年文史论文集（第一册）》《黄永年文史论文集（第二册）》《黄永年文史论文集（第三册）》《黄永年文史论文集（第四册）》《黄永年文史论文集（第五册）》，共五册。黄永年先生一生发表的论文约计百余篇，大部分都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生前曾集为《文史存稿》、《文史探微》、《茭蒲青果集》等出版。本次将黄先生的论文分为历史考证、文献勾沉、古籍序跋、师友杂忆等几个部分分别结集。每集内按时间顺序排列。

《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是一部研究6-7世纪北方游牧的突厥汗国与同时期的内地农业政权的政治关系的著作。突厥汗国的兴起，改变了欧亚内陆地区的政治格局，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作者通过对卷帙浩繁的汉文史料的考辨，对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上聚讼不已或未及引起重视的问题，如突厥汗国的征服与分裂，隋朝对突厥汗国的政策，东突厥汗国对唐朝初年平定北方割据势力的影响与制约，唐朝对东突厥降部的安置，西突厥汗国对唐朝初年在西域活动的决定性影响等，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并在此基础上梳理出6—7世纪突厥汗国与内地政权交往的历史线索，将作为国际显学的突厥史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为认识南北朝后期至唐朝初年中国历史的变迁提供了新的思路。

本书讲诉了隋唐帝国东征朝鲜半岛，整合东亚势力，以及在此过程中，在政治、军事、文化、佛教等多方面对东亚地区的影响，由此延伸出唐代在整个中国政治、社会、文化史上的难以逾越的地位，以及对整个东亚史、世界史的巨大作用。

本书是“细讲中国历史丛书”中的一种。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是一套面向大众的、可信的、通俗化的中国历史。由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和著名出版家郭志坤联合主编，由12位学者合力奉献，一套12册。 本书旨在以通俗的形式介绍隋唐兴衰过程，阐述唐朝在某程度上更是隋朝的伸展，兼论五代。隋唐深刻影响往后的宋、元、明、清以至今日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外交，是中国古代社会中统一时间最长，国力最强盛的朝代之一。 安定、富庶，是大唐盛世的一大景观，而唐代的强盛在于它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作者以“世界”的眼光，将隋唐时代放在世界史、亚洲史的背景中加以叙述，为人们展示了一个开放的帝国。另外，作者对于宗教、信仰、艺术、文学等精神世界领域在此一时代的发展也予以格外关注，显现了隋唐时代的多元面貌。

《唐陵的布局：空间与秩序》一书以唐代的政治制度史为背景，对唐代帝陵系统进行了系统研究。不仅深入探讨了唐代帝陵的分类和演变、神道石刻等的功能及其源流等重要论题，还以此为切入点，将唐代陵制与帝国统治秩序相联系，很好地做到了考古发现与史料记载的有机结合、互证。

全书对隋唐五代时期我国封建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对外交流、民族交融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盛况作了详尽的阐述，并以较多篇幅叙述了隋唐时代空前繁荣的文化思想和文学艺术。全书体例严整、资料丰富，是断代史研究的经典之作，也是专业工作者和历史爱好者的必备之书。

中古时代来华的商胡贩客，其中最持久而活跃的族类，就是被称为“九性胡”的粟特人。作者以文献、文物和文书为依据，从历史深处揭示了他们在经济、政治和宗教生活中的独特作用，令人耳目一新。粟特聚落是全书论证的基点和重点。在作者笔下，群体的结构化和分布的网络化，形成一片富有异彩的景观。不仅再现了粟特聚落的历史面貌，而且使胡汉交融的考察更具体化也更理论化了。同时，此项研究不仅仅是考证文化交流中早已存在的有趣史实而已，也将为人们今天在实际生活中遇到的跨文化问题提供某种启示。

本书研究了中国中古时期突厥、吐蕃、回鹘、契丹和蒙古等周边族群的凝聚历程，分析了这些族群兴起的过程中，拜火教、本教、摩尼教以及其他民间宗教等信仰的引入，成为建构本族群历史记忆的重要资源，促进了民族认同和族群凝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