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书的主人公，是魏晋时期一个非常著名的文人群体——“竹林七贤”。 “魏晋”这两个字，不仅是一个历史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 就历史言，魏晋是个乱世：王纲解钮，礼崩乐坏，伦常失序，群雄并起，“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致使神州板荡，生灵涂炭。一句话，天下大乱，且乱得不能再乱! 就文化言，魏晋是个花园：思想自由，价值多元，个性张扬，文艺勃兴，上可与先秦相媲美，下则为盛唐开先河，人才辈出，群星璀璨。一句话，美不胜收，怎一个美字了得! 魏晋，就好比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三峡”：一则是，地势诡谲，险象环生，逼仄处，山重水复疑无路；一则是，峰回路转，移步换景，开豁时，无限风光在险峰! 魏晋，有说不尽的金戈铁马，英雄无悔；魏晋，更有道不完的剑胆琴心，名士风流。

中国历史几千年的长河中，有四个思想大爆发，创造力大解放，哲学、美学、文学大发展，人的精神不断从形而下向形而上提升的特殊时期——春秋战国——魏晋——晚明——五四时期。 魏晋之际，由于思想的发展、佛教的传入、社会的动乱，不少文士都卷入曹魏和司马氏的权力斗争旋涡之中惨遭杀戮，一时腥风血雨弥漫于朝野上下。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远离纷争、保全自身，不失为明智的选择。于是便出现了一批名士，他们放浪形骸、任诞不羁，遨游于山水之间，酣饮于林泉之下，或清谈吟咏，或弹琴长啸，以潇洒的风貌显示了对自由与超越的向往，这就是“竹林七贤”——魏晋时期思想、哲学、美学、文学、形而上精神的代表。

竹林七贤，诗魏末的七位有名文士，成名年代较“建安七子”晚一些。包括：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 嵇康 嵇康(224─263)，三國時譙國銍縣(今安徽宿州西南)人，字叔夜。雖家世儒學，但學不師授，唯好老、莊之說。與魏宗室婚，官至中散大夫，故又稱嵇中散。崇尚自然、養生之道，著有《養生論》，倡「越名教而任自然」。與王戎、劉伶、向秀、山濤、阮咸、阮籍等人交游甚密，被稱為「竹林七賢」。後因與山濤志趣不同，山濤將去官，舉以自代，遂作書與濤絕交；又因與鍾會有隙，被譖於大將軍司馬昭，年四十遭殺害。嵇康善鼓琴，以彈《廣陵散》著名。有《嵇中散集》，以魯迅輯校《嵇康集》為精善。 阮籍(210－263)，三國時期曹魏末年詩人。字嗣宗，竹林七賢之一。陳留尉氏(河南開封)人，曾任步兵校尉，世稱阮步兵。崇奉老莊之學，政治上則採謹慎避禍的態度。與嵇康、劉伶等七人為友，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世稱竹林七賢。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其中以《詠懷》八十二首最為著名。阮籍透過不同的寫作技巧如比興、象徵、寄託，藉古諷今，寄寓情懷，形成了一種「悲憤哀怨，隱晦曲折」的詩風。除詩歌之外，阮籍還長於散文和辭賦。今存散文九篇，其中最長及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人先生傳〉。另又存賦六篇，其中述志類有〈清思賦〉、〈首陽山賦〉；詠物類有〈鳩賦〉、〈獮猴賦〉。考《隋書．經籍志》著錄阮籍集十三卷，惜已佚。明代張溥輯《阮步兵集》，收《漢魏六朝百三家集》。至近人黃節有《阮步兵詠懷詩注》。 山濤(205─283)，字巨源，「竹林七賢」之一。西晉河內懷縣(今河南武陟西)人。早孤，家貧。好老莊學說，與嵇康、阮籍等交遊。山濤將離選職，欲召嵇康代之，嵇康致書與之絕交。年四十，始為郡主簿。山濤見司馬懿與曹爽爭權，乃隱身不問事務。司馬師執政後，欲傾心依附，被舉秀才，除郎中，累遷尚書吏部郎。司馬昭以鍾會作亂於蜀，將西征，任濤為行軍司馬，鎮鄴。昭進爵晉公，濤主張以司馬炎為太子。炎代魏稱帝時，任山濤為大鴻臚，加奉車都尉，進爵新沓伯。出為冀州刺史，甄拔隱屈，搜訪賢才三十餘人。入為侍中，遷吏部尚書、太子少傅、左僕射等。每選用官吏，皆先秉承晉武帝之意旨，且親作評論，時稱《山公啟事》。曾多次以老病辭官，皆不准。後拜司徒，復固辭，乃歸家。有集十卷，亡佚，今有輯本。 向秀(约227-272)，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徙西南)人。魏晋竹林七贤之一。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曾注『庄子』，“ 发明奇趣，振起玄风”，《秋水》、《至乐》二篇，注释未完而卒。后郭象“ 述而广之”，别为一书。向注早佚，现存《庄子注》，可视为向、郭二人之共同著作。他主张“ 名教”与“自然” 统一，合儒、道为一。认为万物自生自化，各任其性，即是“ 逍遥”，但“君臣上下” 亦皆出于“天理自然” ，故不能因要求“逍遥” 而违反“名教”。擅诗赋。其哀悼嵇康、吕安的《思旧赋》，情辞沉痛，有名世。 刘伶，字伯倫，沛國(今安徽宿縣)人。「竹林七賢」之一。魏末，曾為建威參軍。晉武帝泰始初，召對策問，強調無為而治，遂被黜免。他反對司馬氏的黑暗統治和虛偽禮教。為避免政治迫害，遂嗜酒佯狂，任性放浪。一次有客來訪，他不穿衣服。客責問他，他說：「我以天地為宅舍，以屋室為衣褲，你們為何入我褲中？」他這種放蕩不羈的行為表現出對名教禮法的否定。唯著〈酒德頌〉一篇。 阮咸西晋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字仲容。“竹林七贤” 之一。阮籍之侄， 与籍并称为“大小阮” 。历官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为人旷放，不拘礼法。善弹琵琶。 王戎(234─305)，字冲，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西晋大臣，「竹林七贤」之一。幼颖悟，神采秀彻。善清谈，与阮籍、嵇康等为竹林之游，戎尝后至，籍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他是「七贤」中最庸俗的一位。晋武帝时，历任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进爵安丰县侯。后迁光禄勋、吏部尚书等职。惠帝时，官至司徒。戎苟媚取宠，热衷名利，立朝无所匡谏。性极贪吝，田园遍及诸州，聚敛无已，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戎家有好李，常卖之，但恐别人得种，故常钻其核而后出售，因此被世人讥讽。

《魏晋风骨化沉香》内容简介：文坛浊酒，一半被李白喝进诗里，另一半让魏晋文人就着寒食散干了，些许化作率性癫狂，余下的遁入愁肠。一段用狂草挥毫才能写出的魏晋心事。关乎风流，关乎风月，关乎风骨。国学大师汤一介，北大教授李中华、王守常倾情推荐。十余位资深教授倾心审读。

文章以极长的篇幅（全文三万余字）和丰富的史料（注释多达七十三条，六千余字）论证了山涛——竹林七贤的一份子——在魏末晋初的政坛无比强大的影响力，从而进一步说明了竹林七贤并不是“一群只爱清谈的文人”，相反，他们在政治上有着积极的目标，而背后有一股鲜明的政治力量。 作者认为山涛实际上是竹林七贤的代表，其倾向也代表了魏末入晋的许多名士的倾向。作者认为山涛在“新朝（指西晋）的争衡里，显出一个有决定性影响力的先进者的地位，一个名士阵线的长老和组织者的地位”。为了论证这样的观点，作者又举出了贾充和羊祜二人，并认为山涛正是二人争衡中羊祜背后的支持者，“是一个比争衡两方的主角都还更重些的人物，是一个不凭政府中的地位而能够企图左右政治大局的人”。

《竹林七贤》内容简介：竹林，是一种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景观，走进乡间，走进山野，随意举目便能瞧见，一点不稀罕。然当士子走进这平常的竹林，竟产生了文化史的奇观，产生了政治史的奇迹，产生了心灵史的奇谈。 奇观，奇迹，奇谈，一连串奇字，在魏晋间化出了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刘伶、王戎。 竹林和七贤浑然一体，难分难解，人称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信老庄，尤崇庄子。他们与竹林物化真趣的景象，用庄子化蝶的故事来比喻，真不知是竹林化作了七贤，还是七贤化作了竹林？抑或竹林本就是七贤，七贤本就是竹林。 竹林七贤是个群体，如若将他们喻为竹子的话，七人犹如七棵青翠的竹子，参差散立在岚气笼罩的竹林中。 有人认为竹林七贤皆是些脱俗之人，其实，他们身上有很多的俗气，各自又有各自不同的俗气。其可贵之处，在于以苦苦的挣扎来蔑视俗，打破俗，跳出俗。其可悲之处，在于挣脱的失败，以及由此带来的沮丧，或“迷途知返”，重新与俗合流。 他们的身上有同，至少都有过同，这个同是高蹈出世，是做隐士，是学神仙，是与人间的烟火保持某种距离。没这个同，不可能联袂走进竹林中；没这个同，不可能在一个相当的时间内将竹林视作为家；没这个同，也就不可能被人呼作“竹林七贤”。 然而，正像偌大个世界中，没两棵竹子会是一模一样的，竹林七贤是七个人七个样。这七棵“竹子”，摇曳多姿，各有各的静态舞姿，各有各的青黄季节，各有各的风韵精神。 他们身上有异，有反差很强烈的异，这个异是来自如何对待以祸患为底基的荣华富贵？如何对待以烦恼为伴俦的身家性命？如何对待寂寞为主题的漫长生涯？如何对待说空非空生前身后的名？没这个异，竹林也就太平静了；没这个异，七贤的生存状态也就太简单了；没这个异，竹林七贤也就失去了作为千古话题的意义。 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竹林七贤合成活灵活现的众生相。 惟有如此，竹林七贤才是呼之欲出的士人群体。 竹林七贤的精神，使士子和竹子结下了不解之缘。 东晋王子猷每居空宅，便令人种竹，咏啸着说：“何可一日无此君。” 北宋苏东坡面对惨淡人生，洒脱地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有人不禁要问，此书既然为书，为何不写成章节的式样，一气呵成，而要弄成这一篇篇支离破碎的劳什子，是否存心在赶新潮，学时髦？ 回答是：非也。不得不如此。 原因有二：一是史料的多寡不均。竹林七贤的史料量，其中嵇康、阮籍、山涛、王戎是正常的。然翻开《晋书》中的向秀本传，会一阵傻眼，傻眼不在传主的传奇，不是传主的名望，也不是传主的其他什么东西，而是本传太短，短得实在不成样子，若扣除一篇不太长的《思旧赋》，居然只有区区九行，不，说得精确一点，是八行半。向秀本传是这样，阮咸、刘伶两人的本传也差不离。三人的本传如此短少，那么是否能借助别的史料？可检览的结果，除了《世说新语》有零碎的记载，其他史书的相关存录更是微乎其微。既然要写竹林七贤的整体，那就不可能绕过向秀、阮咸、刘伶。可是，如此少的史料，拿来给三人做综述性传记，确实有些捉襟见肘，且与其他四人严重的不均衡。 二是人物的时代跨度太悬殊。无论是杀身成仁的嵇康，还是抱疾而终的阮籍，都亡于曹魏王朝崩溃的前夕，是十足的魏人；而其他五人，一并进入了三家归晋的时代，山涛基本活动在晋武帝一朝，王戎身当晋末的八王之乱，向秀、阮咸、刘伶有各自的大限。由此，缺乏一根主线，贯穿始终的主线，若是硬行做来，必产生阅读的凌乱感。 面对这样结构的史料，是棘手的，正因为棘手，为何以前全面研究竹林七贤的成果寥若晨星，也就有了答案。 孙子曰：“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 兵法变化之妙，存乎一心，文法当是同理。 冥思苦想，反复变局，方得出这不是办法的办法。 这不是办法的办法，旨在让每一篇有个鲜明的主题，有个相宜的适度，有个史料互补的机会。分之，各为一题；合之，汇成总题。 谈起撰写中国历史的文或书，给人的感觉，似乎有很翔实的史料层垒堆积在那儿，从事史学者只要信手拈来，做些排比、翻译、诠释，就能把古人栩栩如生地传递给今人。其实不然，大不然，作者面对的是已入土的时代，一种没有任何一个活人能充当见证人的时代，它只记录在虫蠹风朽的断简残篇之中，隐藏在布满暗红水渍绿锈斑驳的文物之内，镌刻在黑幽森然角缺身裂的碑石之上。秦时明月汉时关，古人故事，陈物旧书，要予以复活，绝非一件省心的事。 将历史化为现场，顾名思义，应该是立体的，而非平面的，更不能是点线的。想时容易做时难，这个难，难在分寸的把握上。过分渲染气氛，会向小说靠拢，活是活了，但活得不可信，活得失去了那个时代的味。过于强调忠于史料，无血无肉的枯燥呆板又会接踵而至。故而，既不可太虚构，又不可胶柱鼓瑟，一种特殊的中庸之道便成了写作的原则。 要完整再现过去的时代是不可能的，不得已而求其次，求的是尽量靠近过去的时代，尽量发掘过去的时代。在确立主题思想后，通过史实钩稽，加以文学手笔，哲学思考，心理分析，“还原”历史场景、人物活动及风土人情，勾勒出时代、王朝、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轨迹，揭示盛衰转化的生态起伏，揭示成败相依的悲剧因素，揭示祸福相倚的永恒命题。 史学是对人的生活的记录，文学是对人的生活的描写，哲学是对人的生活的思索，三位一体，均源于人基本的生活。把学问变成纯粹的学问，远离人的生活，这是违背了学问的初衷。 史料是骨架，文笔是血肉，思辨是精神。司马迁的《史记》，之所以能成为文化史上硕大的丰碑，成为文史二界的经典，其中的行文方式，足以让人寻味。

《历史的风骨(竹林七贤传)》是一部中国古代文人的心灵史，透过历史的残篇断简，力图复制古代文人在乱世的探索和寻找，煎熬与坚持，妥协与反抗。也是一部中国古代文人的血泪史，告诉你在那个英雄的时代，还有另外一群，平凡而又高贵的人，是那么真实、无助。社会发展到了今天，娱乐圈早就成了一个大舞台，不但生产戏剧，而且本身就是一台好戏。你方唱罢，我又登场，有喜有忧，有来有往，有正剧，更有闹剧。在这些或者轰轰烈烈或者阴暗沉郁的故事里，无论你曾经怎样光鲜和耀眼，都耐不任时间的残酷，终究都会被雨打风吹去。 但是在娱乐圈里红得发紫、而且热潮持续不退的人，历史上并不是没有先例。在距离今天1700多年前，就有一个堪比任何大片的黄金组合，他们在朝做高官，隐退做名士，横跨政坛、乐坛和文坛，拥有粉丝无数，直到今天还被很多人提起。他们就是生活在三国时代的竹林名士。这个组合包括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沛国刘伶、陈留阮成、河内向秀、琅琊王戎，此外还应该包括他们的朋友东平吕安。那时候没有电影、电话、广播，网络更是连提都不要提，他们为什么会拥有如此大的名气昵？

全书以竹林七贤的人生为线索，深入解读了历史上最特殊的改朝换代——“魏晋禅代”的整个历程，揭示出在这历程中，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中国文人们，他们和严酷的政治曾发生过的惊心动魄的撞击。全书自司马懿当权起，至西晋建立司马炎登上皇位终，是一段完整的、全方位的大历史。

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不安的时代，也是文化史上最奇特最富于创造的时代；既发生了令无数生灵涂炭的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也出现了风流鼎盛的建安七子、竹林七贤。这一时期士族兴起，名士群星璀璨，他们反抗礼教，放达不羁，崇尚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他们引发了一次新的百家争鸣，由此带来了哲学、文学、艺术乃至科学的大发展，在中华文明史上开启了人的个体意识觉醒的新时代。 曹植才高八斗，嵇康广陵散绝，王弼少年天才，郭象口若悬河，王羲之书圣，顾恺之三绝，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唐翼明教授通过一个个精彩的名士故事，深入浅出，层层剖析，从士族阶级、思想潮流、文化风尚、清谈文会、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向我们全景呈现了一个无比瑰丽的魏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