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说明 今年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这不仅是一场影响了现代历史进程的战争，而且是一个激发了中国思想启蒙的契机。从此以后，中国与世界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并进入了自身政治社会、思想文化变革的新阶段。为纪念这一重要的近代史、思想史节点，清华大学汪晖教授将其讨论一战与中国、五四与民国等议题的文章、访谈汇辑成册，并遴选了20世纪初期刊载于《东方杂志》、《新青年》等的相关“思想战”文献十六篇附入本书，文献的编选原则上以初刊文字为本，并参考了《杜亚泉文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陈独秀著作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等著作。希望本书有助于提升并深化我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也在新的视野与方法中通向历史文本的“再发现”与“再解读”。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年8月20日 …………………………………………………………………………………… 本书是有关“一战与中国”这一思想史议题的专题研究，共分研究篇与文献篇两部分。研究篇由思想史研究专家汪晖教授的《文化与政治的变奏》和《什么是“五四”文化运动的政治？》两则文章组成；文献篇则收录了《东方杂志》、《新青年》有关一战、文明、中国等等问题的论争。本书有史有 论，有 理有据，从一个较为新颖的角度解读了“一战”对于中国现代政治文化、思想史等的深远意义。 ………………………………………………………………………… 过去二十年，学术界对于晚清的兴趣水涨船高，而对“五四”文化运动的评价日趋低迷，理由是“五四”时期的各种观念和尝试在晚清已经萌芽，很难以此为一个历史的新起点。然而，从“一战”与“思想战”的关系来看，“五四”文化运动代表着民国建立后一个重要的转折期，任何对此后历史变迁和思想发展的讨论都需要考虑这一“思想战”的后果。 这一“思想战”将对中国道路的思考从对欧洲文明的学习以及东西差异的比较，扩展为对欧洲危机的认识，以及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对中国未来的探寻。不但新文化运动者倡导的互助、和平、大同、科学、劳工神圣和庶民的胜利代表了一种对普遍性的向往，而且杜亚泉、梁启超、梁漱溟对中国文明的再认识也并未局限于文明差异的框架，恰恰相反，他们不约而同地将对中国传统的再认识与对人类普遍道路的思考关联起来。 ——汪晖 ………………………………………………………………………… 封面图片： 上： 一战期间，法国元帅霞飞视察罗马尼亚军队 或者 1916年7月爱尔兰皇家步枪联队集结索姆河 下：1913年2月1日，法国L’Illustration关于中华民国成立之初的报道图片

1914年6月28日早晨，当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偕夫人索菲·霍泰克抵达萨拉热窝火车站时，欧洲还是一派和平的景象。然而，37天之后，这里却燃起了战火。由此引发的战争让1500万生灵化为枯骨，三大帝国被摧毁，世界历史由此被永远地改变了。 但时至今日，仍没有人能说清“一战”是 如何开始的。“一战”导火索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萨拉热窝事件会引起世界大战？巴尔干地区是如何成为如此重量级事件的中心的？欧洲国家是如何迅速分裂成相互敌对的联盟的？这些国家是如何制定并实施自己的外交政策的？是某个人或某个国家的错误决策引发“一战”？为了避免战争，欧洲各国做出了哪些努力？为什么每个国家都宣称他们是被逼无奈，被卷入了战争？为何危机会在短短数周内升级为世界大战？ 克里斯托弗·克拉克从卷帙浩繁的历史资料中，一点一滴地追本溯源，再现了在维也纳、柏林、圣彼得堡、巴黎、伦敦以及贝尔格莱德这些决策中心地所发生的事情。但他匠心独运，只是将发生在“一战”的导火索（萨拉热窝事件）之前的结盟状况及一系列危机作为背景，重点放在了因为冒险而犯下错误、导致“一战”爆发的那些人身上。克拉克聚焦“一战”爆发前的10年里的欧洲外交界的每一位重量级人物，包括德皇、沙皇、奥匈帝国皇帝等，鞭辟入里地分析他们的人物性格、其在国内的政治影响、对外部地缘政治的认知及其动机。 他最终得出结论，“一战”是欧洲各国合力上演的一场悲剧，而非一桩罪行。不能将这场灾难归咎于某个特定国家。所有的参与者，无论是领导人、外交官、将军都在“一战”一触即发之前，莽撞自负、懦弱多变，他们不是狂徒，也不是谋杀犯，而是一群懵懵懂懂、不知未来去向的“梦游者”。 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同时还通过深入研究1914年以前几十年的历史，揭示了纠缠欧洲已久的痼疾：每个国家都注意到了灾难性的后果，但它们各自有着特殊且矛盾的、属于各自的利益关注点；每条政策可能产生的连锁反应也很难被预估；各国甚至还尝试利用普遍性危机，争取自己的利益。克拉克提醒我们，在21世纪，世界渐趋多极，国际关系日益错综复杂，与“一战”前的欧洲颇为相似，那段历史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反思如今的欧债危机，乃至全球经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