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选编的文章旨在对发展主义进行批判；所谓发展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的信念，以经济增长作为主要目标依据不同的手段例如高科技、工业化、国家干预或市场机制，产生出不同版本的发展主义学说。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各类发展主义学说都没有反思一系列类似沃勒斯坦所提出的基本问题：什么是发展？为谁或为什么要发展？什么在发展？经济增长是否就等于改善了人们的福利、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同社群所付出的代价又是什么？对弱势群体（如原住民和女性）的影响又是什么？除了现代化和工业化以外，有没有另类的发展（或“不发展”）轨道能更直接改善人们的生活？谋求发展有什么政治含义？这些都是发展主义忽略了的重要课题。收编于本文集的文章所要讨论的也正是这些课题。

此书所收各文的作者均为国际著名学者，是近年来活跃在西方学术舞台上的重要思想家和理论家，他们的理论和思想的重要性正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承认。书中的论文涉及到公共领域、现代性和全球化等问题，它们不仅是从西方社会历史现实中提出的基本问题，其理论的启发性和有效性不仅囿于西方社会，对正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也有重要的借鉴和研究意义。

《区域:亚洲研究论丛(第1辑):跨体系社会》由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主编，为跨学科和跨文化的人文研究丛书，其宗旨是立足于人文学科的具体问题，在跨学科和跨文化视野中探讨中国人文学科的新领域、新途径和新方法，力图在长期学术积累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学术范式。《区域:亚洲研究论丛(第1辑):跨体系社会》包括了探讨区域、民族、历史叙述、跨文化视野中的语言与文学研究论文及理论文本的细读等。

本书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思想领域最重要的、具有国际影响的力作。全书集中在两个反思式的问题上：中国（尤其是现代中国）的含义是什么？如何理解中国的现代？作者选取思想史的角度展开论述：从有关中国的历史叙事的分析出发讨论第一个问题，围绕着天理世界观和公理世界观的相互关系来分析第二个问题。

本书共分为上下两部，每部分上、下两卷。第一部上卷为《理与物》，下卷为《公理与反公理》；第二部上卷为《帝国与国家》，下卷为《科学话说共同体》。全书共150万字，从宋明礼学说起，分析中国思想界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并特别分析晚清直至新文化运动这一时期所形成的“科学主义”观念，指出这一观念和中国思想现代转型具有密切而复杂的关系。

《区域：亚洲研究论丛》由清华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主办，是一份跨学科和跨文化的人文研究丛刊，其宗旨是立足于人文学科的具体问题，在跨学科和跨文化事业中探讨中国人文学科的新领域、新途径和新方法，力图在长期学术积累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学术范式。本书为第二辑，重点讨论二十世纪中国及东亚的历史、思想变迁。

二十世纪落幕了。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邦在欧洲的视角内，将这个世纪界定为从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至1991年苏东解体为止、作为“极端的年代”的短二十世纪。与作者的看法不同的是，在《短二十世纪》一书中，作者将中国的二十世纪界定为从1911至1976年为止、作为“漫长的革命”的短二十世纪──这是一个极端的、但同时也是革命的时代。 本书作者论述了中国在这个“短世纪”中的两个独特性：第一个独特性集中於这个“短世纪”的开端，即在革命建国过程中的帝国与国家的连续性问题。第二个独特性集中於这个“短世纪”的终结，即革命与後革命的连续性问题。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一书中有一条贯穿全书的线索，即知识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例如天理与郡县制国家的关系、公理与现代民族主义及其体制的关系等。在讨论康有为时，我特别地提到了他对儒学普遍主义的再创造，而这个再创造的前提恰恰产生于一种历史意识，即儒学的普遍性与中国概念之间的那种自明的关系发生松动了。在这个前提下，当你要论证儒学具有普世性的时候，必须以承认中国只是世界的一个部分、中国之外存在着巨大的外部为前提——这个外部不仅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也是文化政教意义上的。当儒学普遍主义与一个置身于众多国家或外部之中的中国形象相互连接的时候说明了什么呢？我认为说明了民族主义对于某种普遍主义世界观和知识谱系的依赖。换句话说，这种新型的儒学普遍主义的诞生是和作为一个新型世界体系中的主权国家的中国的诞生同时发生的。这里所谓儒学普遍主义实际上正是现代公理观的曲折的呈现方式。 在历史研究中，任何脱离具体的语境、文本而将问题提炼为简短的结论的努力都会牺牲太多的历史感。这篇导论不准备对全书内容进行全面概述，而只是将历史分析过程中涉及的一些理论问题整理出来，提供给读者在阅读全书时参考。作者的讨论集中在两个反思式的问题上：中国（尤其是现代中国）的含义是什么？如何理解中国的现代？上述两个问题可以从不同的领域和视野展开讨论，本书的分析是从一个有限的角度——即思想史的角度——展开的：作者从有关中国的历史叙事的分析出发讨论第一个问题，围绕着天理世界观和公理世界观的相互关系展开对第二个问题的分析。

1990年以来中国大陆学界处在转型期中。一边是内部政治挫折导致“新启蒙”思潮终结和新自由主义滥觞，一边是市场经济促成“新左派”与西方左翼学者全面结盟。围绕着“现代中国学术风向”问题的探讨，折射了当代中国学人在新旧交替时期内外夹击中的尴尬境遇。汪晖是一个代表也是一种示范。本书在“对话批评”的基础上专注于“名/理”之辨，力求将20多年来弥漫在学界的“理念中国”思维路径还原到“大地中国”的历史地缘环境中。

汪晖先生并非专业的藏学研究者，却写出了专业藏学家难以企及的专业之作，从中我不仅读出了作者的学养和学识，也读出了作者的理性和良知。——沈卫荣 特别值得肯定的是，汪晖先生将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置于中国近代被西方列强殖民化的过程中详加分析，指出今天东西方之间有关“西藏问题”的观点、立场差异实际上很大程度是根植与那一特定时期的利益纠葛与历史情结。在这方面，本书所收另两篇论文《琉球与区域秩序的两次巨变》、《跨体系社会与区域作为方法》为此提供了有利的佐证和更深刻的历史背景。——石硕

本書收錄了6篇由作者汪暉於近10年間寫成的論文。各論文圍繞著「如何詮釋中國及其現代」展開，有着很強的連貫性。其中重頭文章《東西之間的「西藏問題」》初稿於2008年5月完成，後幾經修改，至本書付印前幾天才定稿。作者的觀點也許被視為激進，但卻是甚具參考價值的分析西藏問題論文。 在1990年代後期，中國知識界的分化和論辯正在展開。作者對「西藏問題」的思考事也是對發展主義、市場擴張和社會分化及其後果的分析，與許多人在「3.14」西藏騷亂事件後將批判的矛頭指向社會主義歷史不同。作者更多地是在社會主義的歷史性退潮、新的市場擴張及發展主義邏輯中來分析「西藏問題」。對作者來說，「西藏問題」是獨特的，但也是與整個中國與世界正在經歷的巨變密切相關的。 西方社會到底怎麽看待中國的興起，中國人到底怎麽自我理解這個興起，成了新的衝突的焦點﹖無可否認，在過去這些年到未來，不論有沒有西藏、新疆問題，在其他任何一個問題上都可能爆發另一個衝突。到底我們怎麽看待這個衝突？如何重新建立相互理解？ 此書將會為您帶來啟示。

本书主要收录了汪晖在近十年来发表在各重要媒体上的访谈记录，领域涉及当下思想论争，文学潮流演变，学术体制状况等热点。特别是其在《读书》杂志担任主编的十年间，他对中国学术界诸重要问题都做出的自己独到与精辟的见解，都能在本书中看到比较全面的表述。本书也看成是对世纪之交诸多嬗变问题的个人记录与回顾，这本口述含量较重的书相当于是一本全新的《重访九十年代》。

《死火重温》收入了作者关于现代性问题的思索、思想史阐释、文化批评、当代中国思想状况的评析、鲁迅研究等引起学界和读者关注的系列文章，显示了深刻的理论观察、思考与历史感，锐利的文化批判立场，严谨的学术风格和广阔的思想视野。

本书收入了汪晖近年来关于现代性问题的思考、思想史研究、文化批评、当代中国思想状况的评析等重要的学术成果，显示出人文知识分子深刻、犀利的文化批判立场，严谨的学术风格和广阔的学术视野。猫头鹰学术文丛之一。

全书以“中国”及其“现代”为核心关怀，讨论的多是90年代以来社会急遽转型中经济全面市场化、消费主义盛行、社会阶层结构性重组和知识群体明显分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知识思想的状况与问题；同时对60年代末期以来，东西方均逐渐强化的“去政治化”过程所导致的政党政治的危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论述。

本书主要收录了汪晖在近十年来发表在各重要媒体上的访谈记录，领域涉及到当下思想论争，文学潮流演变，学术体制状况等热点。特别是其在《读书》杂志担任主编的十年间，他对中国学术界诸重要问题都做出的自己独到与精辟的见解，都能在本书中看到比较全面的表述。本书也看成是对世纪之交诸多嬗变问题的个人记录与回顾，这本口述含量较重的书相当于是一本全新的《重访九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