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中國的文化危機不斷地隨著時序的流遷而日益加深，至今還看不到脫出危機的跡象。因為在這個混亂的年代裡，世界各地，尤其是西方，都出現了極其嚴重的文化危機，而這些外面的危機現在又都與中國原有的危機合流了。作者以遒勁的筆觸、深刻的體驗，從中國歷代人物及社會背景等方面，探討中國近代以來所遭受的種種文化危機，期望能喚起民族的文化認同，尋回遺落在歷史裡的中國，並為中國的民主化貢獻一己之力。

本书选收了余时英近年来讨论文化和思想问题的一部分文字。这些文字先后发表在台北和香港的报刊上，特别是《中国时报》、《联合报》、《当代》和《明报月刊》。 本书定名为《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是有原由的。1985年6月，董桥先生为《明报月刊》计划了一个“中国的情怀”专页，坚邀我参加一份，因此我便写了那篇《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此文现收入本书之中。但是全书涉及“中国情怀”的仅此一篇，为什么这四个字竟成为书名的一部分呢？这是因为本书所收的文化评论的文字都是在“中国情怀”之下写成的。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如果不是由于我的“中国情怀”在暗中作祟，这部书是不可能产生的。从前人都说，陶渊明的诗中，篇篇有酒，我这部集子中则篇篇都有“中国情怀”。 本书由沈志佳费力选编的余时英近年来讨论文化和思想问题的一部分文字。这些文字先后发表在台北和香港的报刊上，特别是《中国时报》、《联合报》、《当代》和《明报月刊》。 所谓“中国情怀”其实便是一种中国文化的情结。此情古人早已有之。李陵《答苏武书》所谓“远托异国，昔人所悲；望风怀想，能不依依”便已道出此中症结。李书虽伪，其情则绝不能伪。像我这样早年受中国文化陶冶的人，是不可能完全忘情于中国的。但是这只是文化上不能忘情，与现实政治之间并无必然的关系。本书所收文字中虽间有关涉政治的部分，然而其基本立场仍是文化的。文化包含了政治，同时也超越现实政治，这是本书的一个中心论点。

余英时先生身处海外，对中华文明、中国社会怀抱真诚的关切，访谈录中袒露出他对学术与人生的追求。他对思想史的梳理切中中华文化研究的肯綮，于变动中发现思想的联系，既洞察入微，又通达宏观。也反映了余英时先生的学术养成脉络，包括他对钱锺书、钱穆、陈垣、陈独秀等人的评价都涵括在他对中华文化的整体观察中。 精彩深入的访谈需要与受访人的精神世界直接面对，让受访人的思想轮廓显现、精神之光闪耀。香港浸会大学陈致教授先后三次访问余英时先生，洞彻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对谈有致，精彩纷呈。《余英时访谈录》以余先生的《我走过的路》为序、刘梦溪先生为余先生做的访谈《为了中国文化与社会的重建》为附录，丰富读者对余英时先生的认识。《余英时访谈录》是由陈致应《明报月刊》《国学新视野》和中华书局徐俊先生之约对余英时先生的采访整理而成，首次在大陆整体出版。

余英时教授纪念乃师钱穆钱宾四先生的集子，其中有“犹记风吹水上鳞”、“一生为故国招魂”等篇，洋洋洒洒，真切动人；亦有“钱穆与新儒家”、“论文化超越”等篇更是研究和思考了一个大问题——中西文化问题；《寿钱宾四师九十》一篇还附录有钱先生书信两札，从中可见钱先生谈及论学之文、评述他人语言风格者，颇多令人遐思。

断裂的时代，如何重建我们的文化， 碎片化时代，如何看清中国的未来 史学大家英时先生为今天的中国找灵魂

本书是继《士与中国文化》之后，经著名华裔学者余英时教授同意，编选而成的他的又一部学术论文集。这些论文，不仅反映出著者作为一位对中西方文化都有广泛深入了解研究的深刻的社会思想史专家，力图通过对若干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的问题的分析，来把握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从而达到对于中国文化性质的一种整体了解的学术风格，而且也反映出著者对于中国社会现代化问题的深层关注和严肃冷静的思考。

《余英时文集》第十二卷《国学与中国人文》，收录了余英时近年来有关中国人文研究的发展的文章，包括对近年来中国大陆出现的“国学热”社会化的复杂现象的探讨，对中国自有的源远流长的人文研究传统的梳理，对“国学”和中国人文研究的关系及其发展演变过程和前景的论述。更收录了长文《天人之际》，通过中西文明“轴心突破”之比较研究，探讨中国古代思想的起源问题。这些文章无不体现作者一贯的文化关怀，以探求中国文化特色为旨归，思考中国文化的自我调整、自我转化以及中西文化会通之道。

本卷选取了两位20世纪国学大师——钱穆、陈寅恪为主题。钱穆对余英时的学术理路有着重要影响，两人既有师生之谊，又具友人之情。余英时以饱蘸感情的笔墨追思钱穆的治学与为人，读来感人至深。陈寅恪是20世纪极富传奇色彩的学人，其经历奇特，人格生命复杂深邃，学养极深。余英时主要以陈寅恪晚年诗文来论其人其学，探究其晚年心境以及陈寅恪如何以生命来护卫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颇能发皇心曲。

「知識人」（intellectual）是十八世紀之後才在西方出現的概念，中國則自先秦時代便有「士」的階層，並形成一個延續不斷的傳統。從士轉變為知識人，代表「士」文化的斷裂，也象徵華人價值體系的巨大轉變。 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得主余英時，以本書薈萃近三十年的研究見地，耙梳中國知識人與價值體系之間交相形塑、影響的綿密關係。* * * 本書收錄余英時在一九八○年代之後研究的菁華，論述知識人在中國的歷史淵源、意義等面向，及其流變對價值意識的影響。但本書意旨並不侷限在「過去」與「中國」；作者觀照中、西知識人在追尋真理上的差異，探討中國文化價值體系為何有其獨特性（中國知識人求「內向超越」，西方則是「外在超越」）。在西方人文研究重新檢視「現代以後」（post-modern）價值轉向的今日，本書對於瞭解華人安身立命的價值觀亦有偌大助益。 書中旁徵博引，釐清許多過去讀者可能不甚了了的見解。拿科舉制度來說，漢朝的按地區人口多寡設定各郡縣舉薦名額，因而有幾分「代議制度」的味道；宋人歐陽修、司馬光在「選賢唯才」（近似「全國聯招」）或是「逐路取人」（各地方有基本名額的保障）上，立場相左，是因為出身地域不同（歐陽為文化薈萃、中舉人數較多的江南，司馬則為風華不再的江北）。而漢朝董仲舒建請武帝「罷黜百家」，其實儒家也在罷黜之列，因為他要獨尊的是諸子百家均奉為聖典的「五經」（詩、書、禮、易、春秋），而非以「五經」為不二規臬的「儒術」。（見第八篇，〈試說科舉在中國史上的功能與意義〉） 又如，共產黨深知「士可殺，不可辱」的價值觀深植於讀書人心中，因此文革期間對於文人「只辱不殺」，目的就是要讓他們生不如死（而且自殺會禍延家人，行不得）。而幾十年來極力摧毀傳統知識人價值體系的後果，就是今日中國大陸學術剽竊、「黑心」商業屢見不鮮，被舉發時只嘆運氣好而不覺羞愧。（參見第五篇，〈價值荒原上的儒家幽靈〉） 作者更精闢指出，價值意識一方面淵源於傳統，一方面植根於生活的實踐，不是少數人可以憑空創造而強加於整個社會的。只要社會本身有其相對的獨立性－－相對於國家（state）的權力而言，價值觀念的變遷也自然會找到自己的軌跡。此一見解，著實為百年未定的中西文化論辯闢出一條中道。* * * 〔編輯說明〕 余英時先生的大作《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1984年），將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予以精微的闡發和透澈的疏通，超然於全面西化和極端保守的傳統爭執之外，既不左偏右袒，也不作調人，而是提出具體、平正而圓融的看法。有識之士咸認，這篇文章即使不是百年來中西文化論辯最後的斷案，至少也是五四以降所有討論文字中見解最圓熟、立論最透闢的一篇。在台灣歷經二十餘年的淘洗，始終歷久而彌新。 時報文化出版公司本計畫推出《從》書的第三版，因而請作者評估是否增補文字。但作者重新思考該書的主旨，繼而就其經營數十年的研究領域——中國的「士」文化，選出另外十篇文字，將「知識人」與「文化價值」列於同等重要的位置。原因何在？因為就中國傳統而言，價值系統的整理、提煉、闡明等任務，一直是由「士」來擔任。這一增補，全書篇幅增加三倍，成就了一本新作，便是《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ISBN：9789570804669，作者：余英时著

《余英时文集第3卷: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诸文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易被忽视的方面，阐发了汉代循吏在文化传播中所起的作用以及魏晋士风的演变同传统儒、道思想的复杂关系，并在此背景之下，重点论述了明清以来商人阶层兴起的渐变过程。

本卷选文16篇，一方面论及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递变，重点是清代学术史观念的形成以及戴东原、章学诚等人在此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另一方面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士的兴起、发展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作了系统的梳理和检讨。见解独到，文意贯通，虽着眼于古代，投射的意义却是现代的。

如果说，陶渊明的诗中，篇篇都有酒，那么余英时先生的文字中，可谓篇篇都饱含“中国情怀”。余英时常把自己比作曾侨居陀山的鹦鹉，时时想为中国的文化生命之赓续光大尽一点心意。余英时先生除了义理和考据的专业学术著作之外，不乏饱含史思而笔端常带情感的辞章之作。本书几乎囊括了其代表性的散文，分为“价值篇”、“文化篇”、“历史篇”、“士人篇”、“儒学篇”、“读书篇”等。从中，读者能感受到其发自深厚学养和真诚良知的对于中国文化的眷眷情怀。

本書彙集了余英時先生為海內外學者所作序文五十一篇，所論涵蓋從先秦至當代三千年中國歷史，貫通歷史、文學、哲學、宗教、政治、社會、經濟、法律等諸多學科，精闢分析學術和時代的課題，篇篇由其深厚的學養和真誠的良知所發。「內篇」二十三篇論學術，「外篇」二十八篇議時政，「內聖外王」連續一貫，學術研究與價值操守、文化關懷相互支援、有機結合，將所序著作的論題置入一個更為深廣的脈絡之中，引領讀者進入一個更為「廣大精微」的意義世界。

余英時教授著作等身，2006 年11 月16 日，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詹姆士·畢靈頓博士宣布余英時獲得美國國會圖書館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 (Kluge Prize rewards lifetime achievement )，實在實至名歸。 本書是余教授最新的著述。余教授的文化史通釋，不但研究上層的經典 (如儒選) 而且也注重下層的民間思想，尤其關懷上、下層之間的互動。不但探索中國思想史的連續性 (continuities) ，而且也分析它的斷裂狀態 (discontinuities)。余教授過去的研究工作，重點主要放在中國思想史的幾個重大的變動時代，如春秋戰國之際、漢晋之際、唐宋之際、明清之際，這是四個最有突破性的轉型期。今天研究中國思想史不能不具備一種比較的眼光 (comparative perspective)，但不能流入一種牽強的比附 (forced analogy)。

本書是作者四十年來研究陳寅恪史學觀念和文化精神的總集結。一九四九年以後， 陳寅恪已成為中國大陸上唯一未滅的文化燈塔，繼續闡發「獨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但在文字獄空前猖獗的時代，他的史著不得不儘量曲折幽深，詩文也不得不用重重「古典」包裹「今情」，因此形成了一環套一環的暗碼系統。 本書作者在八十年代破解了他的暗碼系統，使他的晚年生活與思想的真相重顯於世 。十餘年以來本書所激發的爭議不斷擴大，最後演成所謂的「陳寅恪熱」，引出了大批有關他晚年的檔案史料。作者充分利用新史料增寫了〈陳寅恪與儒學實踐〉和〈試述陳寅恪的史學三變〉兩篇長文，更全面地闡明他的價值系統和史學思想。而這也是本書最後決定出版的主要原因。

《人文·民主·思想》代序为余英时先生获克鲁格奖时所做演说的中文译稿，正文选了三篇文章：《“国学”与中国人文研究》、《人文与民主-在“余纪忠讲座”上的演讲》、《中国思想史研究综述-中国思想史上四次突破》，比较有代表性地体现了余英时先生对于人文、民主和思想方面的观点和研究成果。

此书为《余英时英文论著汉译集》之一种，由19篇论文组成，涉及先秦到当代中国，体裁有专论、书评、条目和序跋，讨论的主题集中在中国思想史，具体内容如下：中国古代的轴心期突破、魏晋时期的个人主义和新道家运动、唐宋转型中的思想突破、清代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初论、对十七世纪中国思想转变的阐释、戴震与朱熹传统、戴震的选择、章学诚对抗戴震、、孙逸仙的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商业文化与中国传统、民主、人权与儒家文化、二十世纪中国的激进、二十世纪中国国史概念的变迁、民主观念和现代中国精英文化的式微、中国史学思想反思等。

本书是作者四十年来研究陈寅恪史学观念和文化精神的总集结。1949年以后，陈寅恪已成为中国大陆唯一未灭的文化灯塔，继续阐发【独立之境神】和【自由之思想】。但在文字狱空前猖獗的时代，他的史著不得不尽量曲折幽深，诗文也不得不用重重【古典】包裹【今情】，因此形成了一环套一环的暗码系统。 本书作者在八十年代破译了他的暗码系统，使他晚年生活与思想的真相重显于世。十余年以来本书所激发的争议不断扩大，最后演成所谓的【陈寅恪热】，引出了大批有关他晚年的档案史料。 本书作者充分利用新史料增写了【陈寅恪与儒学实践】和【试述陈寅恪的史学三变】两篇长文，更全面的阐明他的价值思想与史学思想。而这也是本书最后决定出版的主要原因。

本书共集结了12篇论文，全是关于中国文化史的探讨和论断。每篇都以概括的方式呈现出中国文化史的一个方面，从宏观角度提出一种长程的贯通解释，描绘一个大轮廓。思想、政治、商业、宗教、民间文化、文学、科学、医学、艺术、科举、侠等尽在其中，涉及范围相当广阔。从这些特殊面相深入浅出探讨中国文化的常中之变和变中之常，而重点仍在于彰显中国文化史的一般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