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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学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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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学经子
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日：“《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日： “天下同归而殊涂， 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汉书·艺文志》 -
论戴震与章学诚
戴震与章学诚是清代学术史与思想史上两大高峰，他们的出现，在作者看来代表了清代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是儒家学术思想由“尊德性”向“道问学”这一学术转向的表征与逻辑结果。作者认为，清代考据学的兴起，仅仅从外在原因诸如满清入主中原等方面来考察，并不能完全把握到其真正原因。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还应有其自身的“内在理路”。作者从戴震与章学诚的学术关系入手，细致地分析了清代儒学从理学转入考证并进而出现戴、章二大家的内因。其中最引人注意之处除了曾招致争议的“学术理路”之说外，作者对戴、章二人的心理分析，也非常精彩。事实上毋宁说，“学术理路”一说的得出正有赖于从心理状态的切入。本书写作及印行时间是七十年代中期，而此次印行的则是增订本。增订之处，一是根据新发现的章学诚遗文，补论书中所论章学诚的文史理论；其二是补论宋明儒学及清代思想史，加强了本书所论的历史根据。 -
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
《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以重要的古文献学家及其著作为纲，以古文献学的成果，方法和理论为目，经纬分明、史论兼备。论及重要专题三十余个，有代表性的古文献学家上百人。占有资料宏富，立论公允，难易合度，分量适中，宜作教材。 -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梁启超在论述中国学术思想变迁时，刻意突出了反对思想一统而主张学术自由的主线……与批判学术专制相同，对文化交融的礼赞也成为贯穿全书的另一条主线。中国传统学术，经历清后期的低迷徘徊之后，从清末民初起，涌现出了一批大师级的学者，梁启超即为其一。 -
国榷（全六册）
《国榷》不分卷，谈迁撰，编年体明史。谈迁是明末清初史学家，他鉴于明朝历代实录颇多曲笔聚讼、忌讳失实之处，各家编年体明史又多讹陋肤冗，遂以明代实录为主，并参阅其它有关明代史书一百多种，编成此书。这部书记载从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九月明太祖朱元璋诞生，至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军入南京、南明弘光政权灭亡为止的三百一十七年间的历史。《国榷》对于《明实录》避而不谈的一些明朝重要史实均能秉笔直书。对一些重要事件，常以个人和诸家的评论并列于后。《国榷》史实考订精审，材料较为可靠，对明史研究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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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
本书选择以清末民初三十年间的社会与文化为背景，通过对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代表的"晚清"与"五四"两代学人的文化理想、学术思路、治学方法以及文化心态的描述，展现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的复杂性，揭示、发掘各种被压抑、被埋没的声音，挑战以"西学东渐"为代表的"现代化叙事"。 -
日本汉学史
《日本汉学史(套装共5册)》分为《日本汉学史第1部·起源和确立(1868-1918)》、《日本汉学史第2部·成熟和迷途(1919-1945)》、《日本汉学史第3部·转折和发展(1945-1971)》、《日本汉学史第4部·新的繁盛(1972-1988)》、《日本汉学史第5部·变迁和展望(1989-)》共5册。 《日本汉学史(套装共5册)》内容简介：李庆教授所撰《日本汉学史》的第一至第三卷前些年曾由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并获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好评。现在，该书全帙五卷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一次推出，这对中国的文史研究者实在是一项福音。因为，至迟从20世纪初期开始，中国的文史研究就受到日本汉学研究的日益深刻的影响。直至抗日战争开始，从表面上看起来这种影响已几乎消歇，但实际上仍在不同程度上保留着。到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影响又大为增长。所以，要真正明白中国文史研究的来龙去脉，就非对日本的汉学研究有所了解不可；当然，在今后的研究中为了进一步提高中国文史研究的质量，也得吸收国外的同类研究的成果，而日本的汉学研究正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可惜的是，日本国内迄今为止尚无日本汉学史一类的著作。所以，李庆教授的这部大著在当前——也许还包括以后的一段较长时期——都是我们在这方面的唯一一部翔实的书籍。而且，他在日本任教二十余年，《日本汉学史》是长时期研究的积累，具有相当强的可信性，绝无疏漏之失和无根之言。 日本汉学在当时之产生上述重大影响，首先是由于从乾隆皇帝开始，清朝统治者的唯“天朝”独尊的思想就已浃肌沦髓，对外部世界的发展不屑一顾，一味致力于对内的钳制，而对中国的程朱理学等传统则尊奉得无以复加，直到鸦片战争失败，才有思想较为开明的土大夫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但其所谓“夷之长技”不过是船坚炮利之类，根本没有考虑到需要学习西方先进的人文研究成果和政治制度。 -
從文士到經生：考據學風潮下的常州學派
此書透過經學史與學術史之結合，考察清中葉常州學派興起，及其流衍，以及與考據之互動。書中認為，常州學派之成立，與具有經世之思的常州文人，在面對考據學的挑戰時，對傳統經學內容進行思考，有密切關聯。在爭奪儒家經典解釋話語權的同時，基於對話之需求，其學術形式不免受到考據學之影響，然儒家政治話語的內在精神，始終貫串其間。 -
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
《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是民国学者刘汝霖继《汉晋学术编年》后完成的又一部学术编年体著作。该书时间年限从东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年）至南陈后主祯明二年（即隋文帝开皇八年，588年），共六卷。书中将各项学术事件，分志于各年之内，后附出处、考证，注明史料出处，考证学者身世：又有附录一项，载各种图表，说明学者传授次第、著述、各派学术系统、优劣异同、各派学说内容和特点；并在书末后附有人名索引和分类索引。 《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征引庞博，考证严谨，对研究东晋及南北朝时期的学术思想有不可忽视的参考价值。 -
汉晋学术编年
《汉晋学术编年(套装上下卷)》内容简介：在现代之后的学术语境中重新收拾华夏传统经典，乃中国学术新气象的根底所在。我们志在承接清代学人的学术统绪，推进百年学人的积累——如今我们能否取得世纪性的学术成就，端赖于我们是否能够在现代之后的学术语境中重新拥有自己古传的历代经典。中国古代学术以研习经典为核心，历代硕儒“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的学术抱负和“皓首穷经”的敬业精神，在今天需要我们从自身的语境出发重新发扬光大。 -
冰茧庵论学书札（上）
本书收录著名学者缪钺与百馀位学者亲友的论学书札，经过精心整理，绝大部分为首次出版，极为珍贵。论学友朋中多为文史学界名家，如吴宓、刘永济、陈槃、劳榦、杨联陞等先生，内容广涉史籍考订、诗词品评及学界之书人书事，深具价值。其中与郑天挺、唐长孺、叶嘉莹诸先生学术合作期间的通函，尤见前辈学人治学的谨严风范。 -
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
《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的进路与上述的研究有同有异。分别的地方是，《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主要以个别的“文学史”书写文本为对象。简言之，也就是朱星元所提的“写法”和“读法”的进路。《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各章略依时序讨论：由晚清京师大学堂《章程》与现代“文学”学科观念的建立，以至与“文学史”草创期书写的关系开始，到“五四”前后胡适以“白话文学运动”建构影响深远的文学史观，再到40年代林庚以“诗心”唤起“惊异”的《中国文学史》，转到由中原南迁的柳存仁和司马长风在50年代及70年代香港进行的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文学史书写，最后以两种“进行中”的书写活动为对象，看“中国文学史”要添加“香港文学”部分时，或者“香港文学”要进入“文学史”的过程中，所要应付的各种书写问题。 -
黄侃日记（全三册）
黄侃曾对弟子陆宗达说：“记日记是很好的方法，既可留下心得，又能锻炼手笔。”黄侃作为一位经学大师、现代语言学大师，他的日记是非常具有特色的。访书、购书、借书、还书、理书、翻书、点书、钞书、订书、评书、讲书、写书，日记中在在皆是，构成了《黄侃日记》的主要内容。 -
走在历史的路上
《走在历史的路上》收录了顾颉刚为《古史辨》第一册所写的序，历述他求学的经过和生活的感受，以及他和古史考证、辨伪及民俗学的因缘，从中不仅可以看出他踏入学术界的心路历程，而且他的治学方法也值得有志于从事历史研究的人来借鉴。《孟姜女故事研究》是这篇序言初稿中的一部分，现附其后，以呈现给读者该序言的全貌。书中还收录了《顾颉刚先生主要学术活动年表》，以使读者了解顾先生一生的学术活动。 -
十批判书
郭沫若,是我国文化界的名人,也是学术上的大家，尤其他对古史分期问题的认识与判断值得我们思考。《十批判书》是郭沫若著的经典学术，主要从各个方面分别对秦以前的文化思想界的大家,进行有理、有据、有论点的自我批判。 -
傅斯年遺札（全三冊）
本書收錄傅斯年1919-50年間寫給親屬、師友及政治、外交、教育、學術各界人士的書信。由於傅斯年身份多樣（北大、台大校長，中研院史語所所長、中研院總幹事，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立法委員等要職），並參與或主持中英款庚會、中基會文史科學術審查工作。這批書信是觀察中國近代政治、外交、教育、學術研究的發展，以及研究「傅斯年」的重要史料。 -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本书详细研究十七、十八、十九三个世纪的中国学术史，阐释了学术发展的不同阶段及其相互转化的原因，从哲学和思想层面分析清代的学派、代表人物和典型作品，提出了诸多新见解，是公认的空前佳作。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大概创作于1923年至1925年春之间，原为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等校任教时的讲义。在这部共计十六讲、二十余万字的讲义中，作者将近三百年的学术变化，数以十计的学科概貌，上百种的专门论著，几百位儒士学者，纵横论列，巨细兼顾，条分缕析，深入浅出，洵梁氏学术论著之代表。 -
汤用彤学记
在汤用彤先生身上，镕铸今古、会通中西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他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研读造诣很高，对汉译佛典以及僧传又都进行过深刻彻底的探讨，使用起来，得心应手，如数家珍。又远涉重洋，赴美国哈佛大学研习梵文，攻读西方和印度哲学。再济之以个人天资与勤奋，他之所以成为国学大师，岂偶然哉！ 汤先生的人品也是他的弟子们学习的榜样。他淳直、朴素、不为物累；待人宽厚、处事公正。蔼然仁者，即之也温。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他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他是一个真正的大师。 ——季羡林 汤先生的治学，既广博又精专，细心的读者从中可以得到文章以外的收获。汤先生的学术著作，受到同行的尊重，有人惊叹其渊博，有人心折其谨严，有人欣赏其考订精审，不论从哪一方面接触汤先生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印象，认为他的著作使人信得过，好像和一个纯朴忠厚的长者交朋友，使人对他信赖。 ——任继愈 -
陈垣来往书信集
《陈垣来往书信集》曾于1990年出版，深受研究援庵先生以及关注相关史料的人士的重视。当时收入援庵先生致他人书信375封，他人来信892封。此次增订版，新增援庵先生书信467封，他人来信180封，另有援庵先生批复家书125封，总计收入来往书信2164封。如此规模的书信集，在同类图书中是少见的，为研究援庵先生及其友人和相关历史，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同时，编者对原书中的一些地方进行了补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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