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近年来对清代学术思想史所作的研究的成果。该书通过对清代代表性学术人物的个案研究，深刻而清晰地揭示了有清一代学术思想发展的整体脉络和内在规律，对清代学术思想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作出了科学的判断和定位。 自序 引言 明末大儒王船山的人格与思想 庄子、重玄与相天——王船山宗教信仰述论 “两行”与治道——读王船山《庄子解》 “思主容”、“涣其群”、“序异端”——清人经解中宽容平恕思想举例 近代实用型儒家循吏之学——袁简斋论治发微 焦循“一贯忠恕”说与儒家多元主义 道光朝土风与学术转向——读沈垚《落帆楼文集》 嘉道以降汉学家思想转变一例——读丁晏《颐志斋文集》 经学、史学与经世——朱一新学术 从改善民生、改新行政到议员政府、普及教育——蒯光典政治思想述论 此意深微俟知者——吕诚之先生史识述论 今文学之转化——吕思勉经学述论 刘咸炘诸子学述论 察变观风，史有子意——读刘咸炘《治史绪论》 儒道二家思想与价值多元论 中国现代学术与文化自觉问题

《经学历史》是研究经学的重要入门书，对研究古代文学、历史、哲学等，也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中国经学起自西汉初年，绵延二千多年，各种著作，汗牛充栋，然而却缺乏严整、系统的经学通史。清末经今文学家皮锡瑞所著的《经学历史》因此显得格外珍贵。此书对经学及其历史作了简要、清楚的介绍与评价，内容涉及经学史中的重要典籍、各种流派和代表人物。现代经学史家周予同先生又为此书作了详细、精当的注释，举凡典籍、人物、典章制度、生词僻义，均一一引征文献、详加阐发，为原书增色不少。

有关本书编辑体例，简述如下： 　　（一）本集只收胡适本人的书信，共1644通，（包括信函、电报和明信片）最早的，起于1907年，最晚的是1962年。内中部分书信系首次刊出。 　　（二）所收书信均按年月日顺序编排。凡有年月而无日，或年月可考而无日可考的，编在各该月之末；凡年份可考而月日无可考的，编在各该年之末。对于年、月、日尚不明确的信函均在信后注明“暂系于此”，以待确证。有些署阴历月日的信函，则在括号内注明公历日期。有些信原无具体日期，经编者考证其日期后，则用（　　）注明。 　　（三）所选书信后面的附件或剪报，均系原信所有，故一并收入。 　　（四）书信内外文词汇的中译注于原文之后，以[　　]号标明；外文人名、地名、专有名词择要酌译。 　　（五）书信中原有错字、别字、衍文和佚文的校勘，以[　　]号标明，均加在正文之内。原稿无法辨识的字以口示之。

作者对竹简《五行》篇已有成熟的研究，本讲稿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对竹简《五行》篇作者和时代的考订，及对文本的逐章乃至逐字逐句的疏解；第二部分侧重于义理的阐发，从内在性、超越性和政治解读入手，在竹简《五行》篇作者确定为子思的前提下，将《五行》篇与子思的思想放到先秦的思想史领域予以审视，并与《孟子》、《中庸》进行比较，认为《五行》篇的内在性还未达到《孟子》“性善”的观念，超越性也还未达到《中庸》“天命”的观念，但《五行》篇对“德”的超越性面向已经有了明确的肯定，从而为《中庸》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基础。作者并对《五行》篇中的圣智说在子思思想中的意义和地位做了开拓性的探讨。 陈来，著名哲学史家，现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 关于“经典通识讲稿”：近年来，以甘阳为代表的一批学人着力推动中国大学通识教育，尤重“研读中外经典文本”，旨在重新树立认真读书、自由思考的风气，以抵抗整个社会以至大学校园的浮躁之气和急功近利心态。“经典通识讲稿”秉此理念，特邀各学科著名学者，以深入讲解中外经典文本的方式，引领读者进入对思想文化中根本问题的思考。

本课题选择中国的德语文学研究史作为治学对象，兼及学科史研究与学术史研究。全书追溯"德语文学"在现代中国作为一个学科的形成，考镜源流，既注重对机构的历史考察，也注重对人物的个案研究。尤其关注的是，作为一门相对边缘的学科，德语文学研究是如何在现代中国语境中生成，并由此生发出与此相关的学术史、文学史、教育史与思想史课题，进而探讨其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意义，努力呈现较为完整的现代中国语境内的德语文学学科史景观。

本书是学术史丛书中的《文学史的权力》分册。全书共分五章，其内容包括新知识秩序中的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一个历史主义的神话、作为教学的“中国文学史”等。 本书内容全面、条理清晰、资料翔实、结构合理，具有较高的科学性、系统性、理论性及学术性，可供相关人士参阅。

北大中文系历来有传统：新生入学，分专业之前，各专业前辈学者都会与学生面对面交流，介绍专业情况、讲述治学心得、对青年学生给予鼓励和引导等等。本书汇集了北大中文系退休和部分在职教师在“静园讲座”中面向大学新生所做的演讲，共21篇，内容涉及精神追求、学术志业、治学方法乃至文本赏析，从“务虚”到“务实”，整体呈现了前辈学者的大家风范和求是精神，可以说既是引导青年学子走入学术殿堂的入门书，也是一部中文系掌故旧闻集。

顾颉刚先生的日记，除1913年及1919年的片断记载外，自1921年起历60年基本未中断，约有600万言，他自谓是“生命史中最宝贵之材料”（1939,10,25，日记语）。 顾先生将日记视为吐露心迹的场所，七情六欲，无所不谈。作为一位史学家，他搜集、积累、验证史料的职业习惯自然地体现在日记中。他认真地记录并从中寻觅个人的足迹，自我检讨，又自觉自愿地留给后人去翻览，检验。 这部日记是他60余年经历的写照，也是他所处社会和时代沧海桑田巨变的一个侧影。 这部日记经历了抗日战争的炮火和“文化革命”的劫难，能够保存下来，奉献给今日的读者，也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本书编选众多学者回忆昔日恩师的文章为集。所选文章不仅是单一的对师长的敬意，其实还包含了两代人之间的学术对话，学术道路的碰撞、汇流，读者藉此构建语境，将这些温情的怀念、平躺在纸上的宋体字还原成一个个立体的历史场景，一个个生动的历史过程。在历史性的师生关系的生成中，感受到那些回忆发自于内心的力量，从而寻找到属于我们时代的“自强”与“突破”的道路，并以此探求现代（广义的）学术师承的情况。全书立意有识，雅俗共赏。

此次整理點校《馬一浮全集》，在浙江古籍出版社與浙江教育出版社聯合出版的虞萬里、丁敬涵、馬鏡泉、樓達人等校點的《馬一浮集》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版基礎上重新編輯校點，在遺著分類、分卷方面作了較大的改進，收集的馬氏遺著較前集增加了約三十萬字，並增補了五十餘萬字的附録。參校有台灣廣文書局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版《馬一浮先生遺稿初編》、同社一九九八年二月版《馬一浮先生遺稿續編》、二〇〇二年二月版《馬一浮先生遺稿三編》、河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八月版劉夢溪主編、馬鏡泉編校的《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馬一浮卷》。 本書按馬一浮著作性質分為語録、文集、詩集、雜著、輯佚五大類，編為五册，並搜輯評論馬一浮生平、著述與思想成就的論著編為“附録”一册，合爲六册。其中第五册《輯佚》，收録有以往從未刊行的馬一浮手抄彙輯《越緯》《馬紀》《馬氏藝略》《馬氏遺文》《馬家詩傳》《馬藏》《馬氏稽靈淵》等遺文佚作十一卷以及佚文補遺一卷。

“文学”除了作为科系、作为专业、作为课程，还有作为修养、作为趣味、作为精神的一面。“文学史”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在表达民族意识、凝聚民族精神，以及吸取异文化、融入“世界文学”进程方面，曾发挥巨大作用。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学史是在西方学术观念的影响下，在19到20世纪之交的形成的，并在20世纪获得了全面发展，本书着力探讨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文学史及文学史写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 “文学”走进大学课堂，到底该如何“教育”？文学史并非“不证自明的知识体系”，从古已有之的“文章流别论”，转化为今日通行于学界的“文学史”，应归功于西学东渐的大潮。本书涉及晚清以降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五四文学革命提倡者的自我确证，以及百年中国知识体系的转化。在20世纪中国学界，“文学史”作为一种“知识”，其确立以及演进，始终与大学教育密不可分。本书不只将文学史作为学术观念来描述，更作为一种教育宗旨、管理体制、课堂建设、师生关系来把握，文笔生动，思虑深邃。

《陳奐交遊研究》之寫作目標，旨在運用文獻學研究方法，通過對陳奐生平及交遊之描述，勾勒其學術發展之歷程，凸現其於清代學術史中之地位及影響，以此作爲豐富文獻學、清代學術史研究之嘗試。 本文第一章《陳奐生平及家世》，通過陳奐生平之考察，揭櫫其與師長、友朋、弟子之交遊脈絡，反映陳奐學術生涯之全貌。 第二章《陳奐交遊史料》，主要介紹現存陳奐交遊研究之史料來源。其中，《三百堂文集》為民國間王欣夫先生所輯，已非陳集原貌，所錄之文以陳奐晚年所作爲主，未能反映陳奐衆多友朋之面貌，故僅能作爲交遊研究之材料補充。陳奐《師友淵源記》乃其生前為記錄交遊而作，入錄之人多為親身接觸，所記錄描寫者，多為與各人往還之具體狀況，其中所涉史實，或偶有遺誤，然大都切實可靠，為研究陳奐本人及其交遊之最佳資料來源。《流翰仰瞻小傳》原附《流翰仰瞻集》而行，並未單獨成帙。幸賴陳奐弟子從原冊中錄出，得以流傳至今。現存《流翰仰瞻小傳》係王欣夫先生從陳奐弟子家中鈔得，共錄有一百九十八人之小傳，傳主皆與陳奐有直接之書函往來，故能反映陳奐交遊之實況。今以《小傳》為主要研究依據，再增補以《師友淵源記》所載人物事跡，陳奐之友朋已得十之八九。以此為基礎研究陳奐之交遊，當能接近事實之真相。又《流翰仰瞻集》所輯乃陳奐友朋來函之原稿，直接反映當日交遊之事實與細節，為論文寫作提供第一手之材料與證據。可惜現存者僅為原稿（十四冊）之三分之一。 第三章《陳奐〈詩〉學研究與其交遊》，探究陳奐研究《毛詩》之起因，並反映陳奐對於師門學術傳統之繼承與發揚。第四章《陳奐〈詩毛氏傳疏〉之刊行與其交遊》，為考察《詩毛氏傳疏》成書刊印過程。《詩毛氏傳疏》為陳奐一生最重要著作，其撰著及刊印，多賴諸友人之支持與協助，此為陳奐交遊促進其學術事業之明證。 第五章至第十一章，皆為陳奐交遊研究之個案分析。 第五章《陳奐與高郵王氏》，係以王念孫、引之父子為中心，考察王氏四世與陳奐交遊之具體情節。高郵王氏對於陳奐之影響，僅次於陳奐之本師江沅、段玉裁，陳奐學術不僅繼承王氏父子，身體力行之餘，又由其弟子傳承發揚。 第六章《陳奐與胡培翬》、第七章《陳奐與汪喜孫》，利用《流翰仰瞻集》所載胡、汪兩人與陳奐往來函稿，反映陳奐與同輩友人之交往。胡、汪兩人之函件，曾經由江標（1860--1899）輯為《汪胡尺牘》刊行，現利用《汪胡尺牘》及《流翰仰瞻集》稿本中所載函稿，最大限度復原陳奐與兩人交遊之細節。 第八章《陳奐與張文虎》。張文虎為陳奐之諍友，一生極其看重與陳奐之友誼，又未因此而放棄獨立之學術立場，於陳奐之學，多有匡正。兩人生活境遇及學術傾向，頗有相似之處，實爲彼此交往之基礎。現據文虎詩文日記等，勾勒兩人交遊往來之細節。 第九章《陳奐與許瀚》。許瀚與陳奐俱為清代著名學者，然以文獻難徵，二氏之交遊情況向乏探研。今則結合二氏與雙方共同之友朋往來狀況及第一手之文獻材料，深入分析二氏交好及矛盾原因所在，藉以揭明二氏交遊之真實狀態。 第十章、第十一章《陳奐與諸弟子》，反映陳奐與門下諸弟子之交往活動。陳奐一生，坐館任塾師時間最久，故弟子亦爲數衆多。現存史料發掘，尚不足一一還原當日師弟子交往實情，文中所述，僅為陳奐與部分弟子往還狀況。 現有陳奐年譜兩種，皆内容翔實，文字簡潔，偶有小誤，瑕不掩瑜。現據新挖掘之各種史料，對舊有年譜再行加工，編為《陳奐交遊年譜》，以爲“附錄”之一。此外，陳奐一生著述豐富，除“毛詩五種”以外，其餘著作，或隱或顯。今將陳奐著述一一羅列，並著錄參與編訂、校勘者，用以反映陳奐之學術成果，故作《陳奐著述概述》以爲“附錄”之二。

黄侃研究是一项光荣而严肃的学术工作，需要方方面面的专家进行全方位、多学科的研究。而本谱广泛利用谱主的著述、信札、日记、批注、题跋等第一手材料以及相关报导，谱主的老师、学生和朋友的笔记、回忆文章等，真实而全面地再现一代大师的风采。

这是一部回顾近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史研究领域的特殊传记。曾在文史领域中历经辉煌的开拓者、登峰者已经远去，如今他们的学生、亲友、承衣钵者，通过对他们生平故事的追述，书写出这一代大师的风采；每篇传记所配的背景资料、相关材料，则通过对他们治学成果的梳理，勾勒出中国现当代学术史的脉络。 本书是《文史知识》主题精华本“学林漫话”书系的第一册，精选1998年至2010年间于“学林漫话”栏目刊登的学人追思文章41篇，追思41位学林大师。本书将确立“学林漫话”书系的风格及出版体例。

张政烺先生（1912—2005），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学家、古典小说专家和版本目录学家。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同年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6年之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史学系，并在清华大学兼课。张政烺先生一生以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为己任，学术成就主要集中在商周历史、考古、古文字、汉简到碑刻和版本目录等，其他如书法、篆刻、摄影等方面的作品也是技艺非凡。本书收入朋友、弟子所写回忆及学习研究文章四十二篇，反映了不同侧面的张政烺先生。

本书为香港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作，把现存于该所图书馆的胡适私人照片选辑成册，其中大多是未发表的珍贵照片，补充胡适日记及手稿的不足。本书以文字及大量胡适先生与朋友的照片，记录了胡适先生从青年开始的经历，同时也展示了当年的社会变迁和文化气息。

李济、凌纯声、高去寻、夏鼐、张光直这五位先生，是中国考古人类学界的代表人物，在世界学术界享有盛名。本书收入前四人与张光直之间的通信近二百件。通信时间自20世纪50至80年代，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书中的内容涉及许多鲜为人知的学界史事，可以说是这一重要阶段的写照。 　　通信真实地反映了生活在祖国大陆和海外的第一、第二代考古人类学家的思想情感、研究取向和生存状态，而张光直从负笈美国留学到成为最优秀的华裔学者活跃在世界学术舞台上的成长之路，也可以从与这些师长的通信中显现出来。夏鼐与张光直自文革后期开始通信，两人从生疏、隔阂到熟悉、友好的交往过程，同时也是中国考古学一步步地走向世界，世界逐步深入地认识中国文明的过程。书信集见证了这一段至今仍在进行中的历史。

本书内容以学术为主，辅以时政。书中不仅系统记录了积微翁数十年的学思历程，其中也保存了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的许多珍贵资料。作者学术成就斐然，与并世著名学者多有交游往还，而且是根据日记编订而成，记事翔实，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这部回忆录撰写于1950－1953年，是杨树达先生根据平生日记亲手编录的，生前未刊。经杨伯峻（杨树达之侄）等组成的“杨树达文集编辑委员会”整理，于1986年正式出版，与《积微居诗文钞》合刊（上海古籍出版社）。 此次再版，改为繁体横排，由杨德豫、杨坚、杨逢彬等先生对旧版原文重加修订，并据中科院图书馆所存回忆录原稿略有增补。（杨树达日记、回忆录原文均收藏于中科院图书馆） 杨逢彬（杨树达之孙）先生认为，本书是杨树达为撰写回忆录而整理的资料长编，长编未完而作者身故。所以，本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