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钱穆先生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力作，也是他一生中重要的学术代表作。书中共叙五十一个学术人物的思想，指出汉学家对不天下治乱之用心所在。该书引证广博，考证精深，与梁启超的同名著作各领风骚，并行于世，奠定了清代学术史研究的基本格局。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一部影响深远的学术史名著，它将近三百年的学术变化，数以十计的学科概貌，上百种学术专著，几百位儒士学者，纵横论列，条分缕析，深入浅出，实为梁氏学术论著的代表之作。在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上占有很高的学术地位。本书内容脉络清晰，文笔雄浑流畅，为学术思想史类著作中难得的佳作。出版后影响巨大，至今仍备受学者和广大读者所推崇。

本书正文共有六部分：第一章，《傅斯年的早年生活》，介绍傅斯年的成长历程，包括在北京大学的学习，及其与新潮社、五四运动的关系，这些为他日后学术思想的发展、人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第二章，《新历史学派的形成》，介绍傅斯年在伦敦和柏林的学习，实证主义、自然科学、心理分析及比较语言学都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回国后，傅斯年建立了史语所，集中了一批中国学术的精英，如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等，展开学术研究工作，史语所成为傅斯年们的舞台？？；第三章，《走向中国文明多元起源论：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作者向人们展示了上个世纪史学家们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探讨，傅斯年打破了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单一体系，形成新的多元文明起源论，代表著作是《夷夏东西说》（1935年），并重新描绘出古代历史的画卷。王先生检讨了傅斯年的理论的价值、影响及值得商榷之处；第四章，《反内省的道德哲学》，作者结合了当时的时代思潮，精辟地分析了知识分子群体的矛盾心态，指出傅斯年在反对传统的道德内省哲学时与清代考据派学者在精神上一脉相承，另一方面，他又以西方思想、方法为参照系和武器，对中国的内省的道德传统进行驳斥。傅斯年集中地对“性”、“命”、“令”、“心”这几个关键概念作了详细的辨证，写成《性命古训辨证》（1940年）；第五章《五四精神的重负》，在这一章中，作者认为中日战争爆发后民族主义兴起、专制政治下民主与独裁辩论的高涨、以及本位文化的鼓吹，都使五四的个人主义、反传统、倡导纯学术等成为一种负担，并阐述这种转变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傅及其同时代人所受的影响；第六章，《中央集权的统治与一个五四青年的晚年》，傅斯年曾将蒋介石看作最有能力的中国领导人，但是蒋介石的独裁使他感到失望、不满，因此他对蒋的态度是复杂的。作者指出傅斯年晚年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已经渐渐缓解了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之间的张力。此外，另有《引言：傅斯年与1895年后的知识思潮》、《结语：一个五四青年的失败》。书前附有傅斯年年表，书后附有两篇短文，一篇是傅斯年讽刺顾颉刚推翻中国古代史真实性的方法论的小说片段，另一篇是傅与当时的国民党参谋长陈布雷关于蒋介石的为人的谈话——这两篇短文再次为书的标题作下注释：历史与政治同傅斯年的一生化不开的干戈。

《史学九章》收录有关史学文章九篇，名为"史学九章"，意在从九个不同的角度来观测史学的内涵与本质。书中叙论了中外古今多位史家及其著作：十八世纪英国史家爱德华·吉朋及其盛名历久不衰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从其精彩的宏观叙事手法，可见叙事乃史学的根本。近代史学之父兰克掌握原手资料，严格文献考订，首开档案研究之风；然英、美以及中国史学界对兰克多有误解，以为他要把史学建成一种科学，几乎完全忽略了兰克仍一本塔西陀和吉朋以来的叙事传统。二十世纪最负盛名的英国史家汤恩比的名著《历史研究》实与当代史学界主流派的风格背道而驰；汤恩比从事的其实是历史哲学，他自以为可以把历史规律化的尝试，虽盛极一时而终衰。作者从二十世纪后半叶法国安娜学派（即一般所说的年鉴学派）中坚人物布岱尔的著作与史学思想中，洞见此一流派对当代史学研究的贡献与局限，以及随时代而变的趋向。认为章太炎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中应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他以信史为追求的目标，以进步发展为史观，为国史从传统过渡到现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透过对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评估，指出钱穆虽为现代史家，风格却甚传统。除了这些中外史家外，作者尚讨论到如何将中央史与地方史重新整合，以及中国传统史学是否具备西方所谓的史学意识等问题。最后提出钱钟书对历史的看法，加以发挥，约为五则，这位文学家的邻壁之光，颇堪史家借照。作者透过这些主题的探究，强调历史学固然具有文学性，但文可言虚，史必征实，历史学追求真相的本质，绝不可轻易丢弃。

★余英时、王汎森、王明珂、罗志田 热诚推荐 ★许倬云 感慨作序：读了岱峻先生的大作，既感亲切，又多感慨。这本书中的故事，在我而言，犹如家乘。 ★百余幅珍稀照片再现学人风采，第一手资料讲述家常琐事、私情恩怨，真正做到“图文并茂” ★为山坳上的学术殿堂立碑 为凄风苦雨中的学人塑像 中央研究院是民国时期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可谓民国政府的美服桂冠。 本书以抗战开始后中央研究院撤至四川李庄时期的故事为重点，对胡适、李济、傅斯年、董作宾、夏鼐、梁思永、梁思成、林徽因、游寿、曾昭燏等学者作了深入细致的描摹，昔日生活宛然眼前，人物性情跃然纸上，如实展现了一辈学人在战乱年代扎根山坳的学术追求与家庭生活，反映了时代变迁中的个人遭际与家国命运。 作者治学勤谨，爬梳史籍、钩沉史事、探访史迹，还原史实。材料丰赡，视角独特，往往从平凡琐事切入历史肌理，把社会生活与学术思想巧妙地勾联起来，呈现历史事件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本书行文平易，故事生动，并配有大量罕见的历史照片，图文并茂，相得益彰。

这本书讨论“世界”“东亚”与“中国”、“学术”与“政治”、“认同”与“拒斥”、“国别史”与“区域史”这样一些大问题。

朱维铮史学史论集本书收入朱维铮先生有关中国史学史的论文共十一篇，作者生前在相关学术刊物上发表这些文章时，都曾引起同行的极大关注，因而有着重要的学术影响。现据其生前校订文本，汇为一集，以方便学界和学者参考使用。 

《列国汉学史书系·日本中国学史稿》最近已有经过校勘的新版，大家容易看到，尽管只是概述性的，却使读者能够看到各国汉学互相间的关系。由此可见，有组织有系统地考察各国汉学的演进和成果，将之放在国际汉学整体的背景中来考察，实在是更为理想的。

本书共十八讲，内容涉及敦煌的历史及其在中外交流史上的地位、藏金洞的发现及流散、各国敦煌学研究的回顾与发展，各类敦煌文献及其对政治史、社会史、宗教史、考古与艺术、语言文学、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影响及贡献，以及敦煌学研究的方法论。

《西方史学史(第3版)》系统阐述起自古希腊迄至现当代的西方史学，纵贯西方古典的、中世纪的、近代的和现当代史学的发展历程。古典部分，阐述古代希腊罗马史学及其对后世的深刻影响；中世纪部分，阐述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以前的史学，并对其作出历史评价；近代部分，阐述西方各国史学的发展演变，涉及各种史学流派与思潮；现当代部分，阐述20世纪的西方史学，主要是西方新史学的发展进程及其在当代的新趋势。《西方史学史(第3版)》留意考察西方各个时期的史家、史著、史学思潮和流派等，以揭示西方史学的新陈代谢，突出史学思想的发展变化。 《西方史学史(第3版)》结构严谨，脉络清晰，叙述畅达，深入浅出，便于广大读者阅读，可供高等院校历史学专业与相关系科教学使用，也可供历史研究者和历史爱好者参考。 《西方史学史(第3版)》先后被教育部列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荣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并被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定为“推荐教材”。

《傅斯年遗札》收录了傅斯年致亲友及各类机关的私人、公务书札，收信人有蔡元培、罗家伦、胡适、李济、顾维钧、李四光等各界著名人物。书中提供的大量珍贵的原始文献，以中研院史语所所藏“傅斯年档案”、“史语所档案”、“史语所考古组档案”为主，兼取中研院近代史所“朱家骅档案”、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及《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罗家伦先生文存补遗》等公开出版物。

严耕望先生系现代卓越的历史学家。本书依严氏一生几个重要转捩分作六卷：1916至1936年为其早年生活及学习阶段；1937至1944年为大学学习至入史语所前之阶段；1945至1964年为在史语所专职会话；1965至1981年为在港执教阶段；1982至1996年为退休至 去世的最后岁月 ； 1997年后以述其“身后文章事”为主；附录严氏生平著作编年。俾治「归田史学」者以一砖一瓦之用，也为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一个鲜活的个案。

《陈寅恪的学说》从陈氏学说的多重面向加以梳证，分九章：第一章，学问人生和心路历程；第二章，工具·材料·观念·方法；第三章，打通文史和追求通解通识；第四章，“中西体用”的文化态度；第五章，种族与文化的学说；第六章，陈氏阐释学；第七章，佛典翻译和文体革新；第八章，陈寅恪学说的精神维度。十余万字，言辞成章，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备。 作者结合义宁之学的渊源和时代环境，从文本出发，忠实原典，并勾索陈著各种文本的内在逻辑，三复其义，“以陈解陈”，循此路向解读和释证陈氏学说，自成把握陈氏学术创获与方法的简明通透之进路。 陈寅恪先生寄望于后人对他的著作的理解，几次在诗中说：“后世相知傥破颜”、“后世相知或有缘”。今天在座的，很多都是与义宁之学结缘的朋友，也有的是我个人的朋友。汪荣祖教授，是我多年的朋友。还有郑翔先生，陈寅恪先生归安庐山，他一手经办，可以说是陈先生的真正后世“有缘”人。我有幸再次见到陈小从先生，他是我尊敬的人。她的诗写得很好，她的诗、文继承了义宁一门的整个学风和文风。我还再次见到了陈寅恪先生的三位女公子。流求和美延，过去见过，小彭是第一次。刚才小彭讲曾经写信给我，非常抱歉，信我大概没有收到。她看到我在凤凰卫视讲《大师与传统》，里面很大程度讲陈寅恪先生。要是看到你的信有多好。我还非常高兴，昨天见到了陈先生的隔代人，看到他的几位孙辈：流求的两位女儿，美延的一位女儿。昨天晚餐，她们一起过来跟我说话的时候，我流了泪，我想这是陈先生的隔代人啊！都长这么大了，一个个亭亭玉立、风度不凡。流求的一个女儿，长得跟唐晓莹先生非常相像，我还从美延的女儿身上看到陈寅恪先生的一些相貌特点。 陈寅恪先生是我最我敬仰现代学术大师。自从我差不多三十年前开始读陈寅恪先生的著作，直到现在，我读陈著没有停止过。陈先生的书是我的案边书，无日不翻。开始读的时候，没有想写文章。我在公共汽车上也读他的书。我读得非常仔细，像《柳如是别传》，我也是逐字逐句细读的。当我熟悉了他的著作、他的人格精神之后，陈先生就始终伴随着我，陈先生的精神和学问影响了我整个的身心，他再也不会离开我。 大家了解，我们做人文学术研究的人，无论文学、史学还是哲学，我们常常有一种无力感——这些学问有用吗？人文学术有什么用呢？其实，我们常常感到人文学术是没有什么力量的，人文学术工作者、从业人员充满了无奈。但念了陈寅恪先生的书之后，对他的学问和学说有一定了解之后，会发现史学、诗学、哲思等人文学术是可以有力量的。 陈寅恪先生的学问著作所以有力量，一个是由于他是大学问家，不是小学问家。能成其大，见得大体，所以有力量。就像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一样，王国维称他们的学问是能成其大者。还有，陈寅恪先生是思想家，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有独辟创发的系统思想。简单以史学家目之，未免把他的学问看小了。他更不是一个单一的材料考据家。当然，他一生治学对中国的文、史二学做了大量考证，所涉材料的广博，鲜有人能及，但他在甄别考证这些材料的过程中常常放出思想的光辉。 大家知道他研究隋唐史的两部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这两部书并不厚，你注意到他的材料的使用，一遍一遍的引证新、旧两《唐书》。如果不懂学问的人或者不耐烦的人，很容易略开他的大面积的引证。可是，只要略开他的这些引证，你就不能懂得陈先生的学问。他的每一条引证都不是无谓而引，材料举证本身就是思想的发现。然后再看他引证之后或三言两语、或千数百字的疏通引论，所引证材料的生命力便粲然释放出来。因此可以讲，他的关于隋唐史的两部著作，既是史学的著作，也是文化史的著作，同时也是思想史的著作。姑且先不说其它的著述，单是这两部书，就可以认定它们是了不起的思想文化史的大著述。包括《元白诗笺证稿》，虽然是对以元稹和白居易的诗文为中心的文史考证，以元、白两诗人作为研究对象，但是里面的内容，实际上是研究唐代的思想文化史和社会风俗史，研究中晚唐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以及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知识人士和文化人士的心理、个性、面貌所呈现的变化。 所以我说，陈寅恪先生的学问与学说所以有力量，与他是一位思想家有很大关系。除此之外，还由于他的学问里面有一种顶天立地、独立不倚的精神。他的学行经历，体现了一般知识人士所不具备的节操和气节。这就是他晚年在给蒋秉南先生赠序中所讲的“贬斥势利，尊崇气节”，以及绝不“侮食自矜，曲学阿世”。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盖亦指此义。还有他在给杨树达先生的序言里讲的，“始终未尝一藉时会毫末之助，自致於立言不朽之域”。为学从来不“藉时会毫末之助”，“贬斥势利，尊崇气节”，这是陈学最富光彩的精神层面。他的学问充满了恒定的精神信仰力量。 他的学问之所以有力量，也还由于他的著作里面蕴涵有深沉的家国之情。我很喜欢他1965年写的《读清史后妃传有感于珍妃事》那首诗，其中有两句写的是：“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这两句诗是陈先生整个诗歌创作的主题曲，也是打开他著作宝库的一把钥匙。因为他的精神力量跟他的家国之情紧密联系在一起。他的很多诗里都有类似的情结的流露。“频年家国损朱颜，镜里愁心锁叠山”、“衰泪已因家国尽，人亡学废更如何”。他的眼泪都哭干了。所以哭干，是由于深沉的家国之情，这是他一生精神脉络的之所从出。 而他的学问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优美的家风门风使然。“优美之门风”这句话，是陈先生在他的著作里面，讲到汉以后的学术发展，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刚才提到《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部著作，其实此两部著作非常强调地域和家世信仰的熏习作用。陈寅恪先生对中国学术思想史有一个重要假设，即认为汉以后的学校制度废弛，学术中心逐渐由官学转移到家族。但“家族复限于地域”，所以他提出：“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三联版，页20）。而家族所起的作用在于：“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因此可以说，魏晋南北朝以后，如果没有家学传统，就没有学术思想的建立。 当然很遗憾，晚清到民国这一百年以来，五十年代以后不必讲，最大的问题就是家庭与家族的解体。家庭与家族的解体，便谈不上学术的传承了。所以我们特别珍惜义宁之学的传承没有断绝。文化传承有三个渠道，一个是家族，一个是学校，还有一个是宗教系统。宗教系统在中国不是那么发达，这是另外的问题，这里暂且不讲。学校系统，现代的学校制度基本上是知识教育，遗漏了“传道”的内容，致使问题重重。所以中国文化的传承，家族的传承特殊重要。但在今天讲此一渠道的文化传承，无异于缘木求鱼。相反文化衰落的迹象不时出现，这跟家族的解体、士族文化之不传直接相关。但是我们庆幸，义宁之学有陈先生这样的当代了不起的思想家和学者，陈氏家族的精神传统和文脉完全承继下来并有所光大。义宁之学不是陈寅恪先生一代之学，从陈伟琳先生读阳明书而发为感叹开始，到陈宝箴再到陈三立在晚清以至民国的思想人格建树，最后到陈三立后面的大家常讲的一些杰出的人物，包括陈师曾、陈隆恪以及庐山植物园的创建者陈封怀先生，都是如此。 我最近出版一本书，叫《陈宝箴和湖南新政》，探讨从1895年到1898年，陈宝箴在陈三立的襄助之下如何推动湖南的变革维新。三年之功，改革走在全国最前列。但是到1898年戊戌之年的八月初六，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维新变法的浪潮被打下去了，“六君子”被杀，康、梁被通缉，陈宝箴和陈三立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当时跟随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参与改革的诸多人物，梁启超、谭嗣同不必说，包括黄遵宪、熊希龄、皮锡瑞，也都受到了处分。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也是陈氏家族的悲剧。陈寅恪先生一生，他的内心常常充满苦痛，他的苦痛不是个人的苦痛，而是家国兴亡的苦痛。按照心理学的分析，任何苦痛都跟他的记忆有关，而陈寅恪先生内心的苦痛，据我的研究，跟他的家族在戊戌之年的悲剧有深切的关联。所以他的诗里经常把湘江、湖南跟他的苦痛连在一起。所谓“儿郎涑水空文藻，家国沅湘总泪流”、“死生家国休回首，泪与湘江一样流”等等，就是指此。 寅老何以有此种深层情绪的不可遏止的流露？仅仅是由于祖父和父亲受到了处分吗？不是的。他这个苦痛，是因为对家国有更大的关切。因为在陈先生看来，陈宝箴和陈三立在戊戌变法时期的变革主张，属于“渐变”，是稳健的改革派。如果按他们的主张行事，最后推荐张之洞到朝廷主持变法，由于慈禧太后喜欢张之洞，就不致使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之间的矛盾，发展到完全对立冲突的地步。如果1898年的变法得以善终的话，后来的中国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变乱。这就是陈先生的苦痛之所从出。1898年底，受处分的陈氏父子由湖南回到江西，住在南昌的磨子巷，后来陈宝箴筑庐西山，陈氏父子回忆湖南变革的不幸遭遇，孤灯对坐，仰天长嘘，这种情境下的心理情绪绝对不是个人的处境问题，而是对整个国家前途的忧思。陈宝箴、陈三立以及陈寅恪先生的深情，其实就是家国之情。 陈先生学问的了不起，他的学说的力量，还有一点，陈先生对古人——我们可以引申为对己身之外的他人的学说——持有一种“了解之同情”的态度。这一思想是三十年代他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写审查报告时讲的，我们可以看出陈先生内心世界的恕道。“恕”是孔子思想，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后生轻薄古人，陈先生不持这种态度。这个非常之难啊！对历史上的一些人物，陈先生总是有一种“了解之同情”。所以你看三卷本的《柳如是别传》，很多人奇怪，包括一些老辈，很纳闷陈先生为什么写《柳如是别传》。我认为这是陈先生一生当中最大的著述，绝对不是简单地为一位古代的特殊女子立传，而是“借传修史”，以“惊天地泣鬼神的精神”撰写的一部明清文化痛史。 很多朋友遗憾陈先生没有写出一部通史来，其实《柳如是别传》这部书的学术价值，远远超过一部所谓通史的价值。这部书对明清时期众多历史人物那种恰当的评价，那种深切的“了解之同情”，令我们读后非常感动。女主人公后来婚配给晚明的文坛领袖，有“当代李杜”之称的钱谦益，一个很有资格做宰相的人，由于天时人际相杆隔，宰相没有当成，告老还乡。他是江苏常熟人，后来他一个关键表现是1644年清兵入关，明朝垮台，南京建立了弘光政权，是为南明。钱谦益在南明小朝廷入阁了，成为礼部尚书。柳如是跟钱谦益一道从常熟来到南京。但1645年清兵南下，打到南京城下，扬州守不住了，史可法自尽而死，结果南明朝廷垮台。而率先投降的是两位文化名人，一个是诗文名气特别大的钱谦益，另一位是大书法家王铎。但是，柳如是并没有投降，钱谦益“循例北迁”，去了北京，柳如是没有跟去，独自留在南京，后来又回到常熟。陈先生讲她是一个奇女子，是一个民族英雄，这样讲看来不为过。钱谦益在北京也没有恋栈，很快告老南归，回到常熟。在他晚年的整个生活当中，跟柳如是直到死都是在从事反清复明的活动。虽然他投降了清朝，但是他后期的反清复明举动对他的投降行为在精神上有所弥补。陈先生对钱谦益这种前后两重人格的表现，作了很多具体分析，指出其降清固然是一生污点，但后来的悔过，其情可悯，应给予“了解之同情”。而且即使对于王铎，也承认他的书法很好，堪称“绝艺”。陈先生对于古人、对于古人的学说，持有“了解之同情”的态度，陈先生的这一学说，可以说千古不磨，反映出义宁之学的渊雅博大。 我很高兴，近年有一些年轻的学人在研究义宁之学方面取得很好的成绩。像我熟悉的年轻的朋友张求会先生、胡迎建先生、刘经富先生、刘克敌先生，他们近年的研究很有成绩。还有一位广东的胡文辉先生，他注释陈寅恪的诗作，对陈诗的出典，一词一句，一一稽查清楚。他是继余英时先生之后，释证陈诗成就最高的一位。还有山东大学的李开军先生，对陈三立诗文的整理很见功底，他正在写陈三立的年谱。如果需要我说一句什么话与这些年轻的朋友共勉，那就是——对陈先生学问的梳理，对史料的搜集整理，固然是研究陈学必不可少的功夫，但如何体认领悟陈学的精神脉理，如何让陈学的精神变成自己身心的一部分，某种程度上比研究陈寅恪的学问本身还重要。

本书是著名学者吴宓与陈寅恪的学术活动及友谊，为二十世纪学术史上最重要的篇章之一。本书以吴宓的日记、遗稿为依据，忠实记述了二人哈佛同窗、清华共事、燕京授业、直到劳燕分飞、远山隔越、粤蜀相望、鸿雁往还，一对旷世知交长达半个世纪的深情厚谊。书中细致入微地叙述了吴宓与陈寅恪的学术思想和社会活动，核心是对中华文化终身抱持极其坚定的信念，并作出了特殊的历史贡献。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系统地论述古典历史研究发展史的专著。作者广泛搜集大量第一手资料，对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世界尤其是英、法、德、意、美等国对古代希腊、罗马的历史进行研究的情况及相关著述作了系统的梳理、阐述，具有拓荒价值。本次在初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的基础上有较大篇幅的修订，调整了结构，修订和完善具体的论证，补写新章节来尽可能追踪学术前沿。 本卷介绍了从文艺复兴至20世纪前期的古典历史研究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