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总四册，分1900～1949和1950～2000两部，按年份顺序撰稿，便于搜索与记忆。全套近200万字，将20世纪中国史学之重大事件与重要著述，堪称百年史学之“历史回顾”、“世纪盘点”。 《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1950~2000）》（上下册）以20世纪后50年中国史学重要事件和重要著作为主，凡与史学变化发展有关之文化、政治、社会等重大事件也酌予收入。该书按年系事，再由事系人，由人及学，力图全面、细致地反映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和概貌。该书取材力求广博，基本涵盖百年史学发展的方方面面，以展现其整体学术面目，同时也有所倾斜和侧重，凸显史学演进的趋势和主流。

本書集結林慶彰教授翻譯近代日本漢學家學術成就的系列之一。譯者長期關注日本漢學,書中介紹多位國內讀者耳熟能詳且具有代表性的近代日本漢學家,如:內藤湖南、狩野直喜、諸橋轍次等學者,文章深入淺出的描述,使讀者從中了解近代日本漢學家的研究成果,並凸顯日本漢學家在東亞地區的研究狀況與特色,以及如何影響日本學術的發展。本書是研究近代日本漢學的重要參考書籍。

战国秦汉时期的学派问题研究，ISBN：9787303137022，作者：李锐 著

《东亚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启超》以2012年日本著名中国近代史学者狭间直树在清华园为“梁启超纪念讲座”发表的系列讲演为基础整理而成。狭间直树教授在“东亚近代文明史”的宏阔视野下，以大量史料为基础，通过细致的文本比较分析，将梁启超逃亡日本期间的经历和转变，尤其是与康有为的关系，明治日本对于梁启超的政治活动和思想学术的影响，以及“二十一条”后梁启超对日态度的转变等议题，作以细致的呈现和剖析，力图揭示梁启超其人其思对于东亚近代文明形成和内部互动的意义。 依照“讲学社丛书”的体例，本书在讲稿之外增加了丛书总序、学者评议、印象记等内容，并收入作者讲演中涉及的曾发表过的三篇论文作为附录，另附有少量彩色插图。

中国儒学史，ISBN：9787301105702，作者：汤一介，李中华 著

《民国史学述论稿(1912-1949)》论述的是处于历史转折时期的近现代（1901-1949）中国史学，在这一时期，中国史学界出现了许多大师级人物，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郭沫若、顾颉刚等，这一时期的中国史学无论在史学观点、史学方法、史学流派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本書計收10篇論文，既有綜合性較強的，也有專題性明顯的。但所有文章都和中國思想史上的重要變化有關。 先秦的「軸心突破」，是古代中國思想起源的關鍵，可以稱作「思想」的這種東西，從古代的文化與心態中浮現成形。而經學在漢代的成立，儒教取得了正統的地位，則是中國思想史上關鍵性的發展。 漢晉之際的思潮以及玄學的興起，是中國自儒教取得正統地位後的第一次思想巨變。而來自印度的佛教在兩晉以後壯大以及道教的形成，是中古時期的另一變局，為中國的思想世界帶來結構性的改易。 理學在宋代的崛起是中國思想史上之一大事因緣，透過宋明理學尊崇的《大學》、《近思錄》和《傳習錄》，可以解析理學家道德觀的特質；而以王陽明為首要代表人物的心學在15、16世紀出現乃至於領時代風騷，則是理學傳統的一大波動。 清初禮治思想的崛起，是明清之際思想變化中的一個重要面向；盛清考據學的興起與理學的沒落，則是傳統中國最後一個重大的思想變動。而道光、咸豐年間(1821-1861)以下的禁書重出，則為晚清思想新局及近現代的大變局提供了一個本土來源。 讀畢本書，應該可以對19世紀中期以前中國思想史上大部分的重要變局有所認識。

本书尝试着提出一个“儒学地域化”的解释体系，通过研究儒学从官方的意识形态转化为民间的思想资源这一复杂的过程，展示了不同的儒学形态对近代知识分子言行的影响，这项研究不是对个别思想家脉络的追踪，也不是一般传统意义上的思想史著作，而是突破了以往近代史解释的日有框架，试图借用新的方法把思想史与社会史加以沟通，从而对一些旧有命题提出新解。“儒学地域化”体系的提出可能会引起讨论和争议，但本书在运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历史问题方面无疑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歷史研究的重心是搜尋人類社會變遷的形形色色。八、九十年前，日本漢學家內藤湖南替國人代言近代的形成可追溯到宋代。這是日後史學社群家喻戶曉的「唐宋變革」說所自來。此說的學術資源來自唯物史觀。這是此說的西方源頭。就在內藤仗恃唯物史觀炮製出征服人心的近代源於宋代說時，西方學界即已揚棄唯物史觀了。此後西方史界歷經社會史、文化史等兩波的大變故。這些史學三變都不為作為西方學術文化尾閭的日本、中國所察覺，猶自堅信照說早應淘汰的內藤假說。對中文讀者而言，尚有一事不得不知；內藤氏不純然是一位學者，他對鼓動之後「大東亞共榮圈」思想與有力焉。可惜欠缺歷史記憶的國人早就忘了內藤有這一段不堪的過去，還對他學說頂禮謨拜有加。這已超出本刊範圍，且回到學術基本面。 學術是－日新月異的文化工程，但內藤說一直風靡到今，這說明了中國史學界對學術情報掌握失靈得可以。思潮變動不已、治史裝備不斷更新，以及新學術資源的供給源源不斷，都不足改變學界的沈沈暮氣。這是何等可怕的事！本誌深覺，萬事莫如將唐宋變革說掃入歷史灰燼為急，是以有此專號。期盼學術新生代不再受過時說法荼毒。 本專輯由五篇論著組成。最先一篇針對造成人們不思不想、且習慣性接受的禍源：一本來自京都大學的上課筆記，予以全面性撻伐。在此，讀者會看到，表面上看來有系統將戰前內藤說移植到中文世界的文本、其本身製作的品質管制有多粗糙。首先，文本作者昧於內藤遵循馬克思唯物史觀思維軌轍，早已被後馬克思諸學派予以修正、或被擱置。其次，對於自家學派、或對手學派的後繼健者提出稍微修正的說法，奈何文本作者因孤陋寡聞形同置之不理，第三，中文世界兩岸有非常多史家提出內藤說的反論、或為文揭示有不利於內藤說的證據，這位文本作者全都置之不理。第四，國際史壇對於歷史變遷原理的掌握益加精緻和精進，早已揚棄直線史觀的單向度思維不說，還指出歷史在前進中含有倒退、以及迴環往復的現象，這些都改變不了一顆深閉固拒的心靈。其實可能更糟的是抓取情報的嚴重失能。文本作者不具英文外語能力，故爾向世界敞開的那一扇窗早就關閉緊緊的。更可悲的是，台灣史界中不乏有英文能力高強之士，但這些人卻習於擔任文本作者的共犯，他們也同樣昧於國際史壇的動向。（按：真不知他們辛苦學習英文，所為何來了）第五，該文本文脈所呈現的千瘡百孔，在探照燈式論文照射之下無所遁形。倘就文談文，這本上課筆記文本也是不及格，遑論還有以上四點涉及文本作者的精神狀態是不健全的，是在恍神狀態中的。 本專輯第二篇是唐代醫療史。它是史學界頭一遭由病患的觀點來切實檢測那時代的醫療設施其效益之高，並不如政府和醫者所說之甚。因此從而得證過去對唐代醫療的圖景無疑是被誇大了。來自醫者或政府的材料鋪天蓋地只在宣傳技術如何高超，體制設施如何完備。後代讀者從來未聞唐代病患的看法，他們理論上是醫療設施及其文化的受益者，但他們卻是現場缺席者，故爾聽不到病患的聲息，何來供研究者正確評估一時代的科技水準呢？這是中國醫療史上的方法革命、和觀念革命！把杜正勝醫療史團隊長期忽略病患觀點的寫法給一筆勾消了。在此，新文化史的新裝備其先進性格可說一覽無遺。 有許多跡象指出，唐代醫療設施效益是不彰的。這就可讓我們推知，宋代的情況也好不到那裡去。既是如此，何唐宋變遷之有？ 接下來一篇談的是宋代救災文化。該文作者想方設法要由災民觀來檢測救災行動及其所依據的防災體制其真正效益。此文有三點值得重視。首先，所有救災手段源自前代經驗。其次，有證據顯示，許多官員從嚴核發被災救濟金，只為了防範假申請案。第三，有一官員不依制從權救災，此一方式固可比法定辦法救更多人，但不是多數官員敢如此便宜行事。在此事被神話化為美談背後，暴露的是救災站設在縣城的辦法，只會讓偏遠鄉鎮災民享受不到官方的照護。這是既有救災體制失靈的所在，卻只有等待勇於任事官員才有得解救。但這類官員在官僚體系中乃極少數。此外，該文對於官府在救災業務上層層弊端一一予以指陳，等如間接暴露災民的感受。這點極值注意。 從救災手段的依舊，以及救災體制有失靈、不周到之處，我們看不出宋代在救災文化上有何異乎唐代之處？ 第四篇在講傳統史官對於一般平庸帝王傳記的拙於寫作。來自中國帝王臉譜系譜偏重創業帝王和末代皇帝這兩種案例。對於這兩類帝王之外的其他帝王，他們就陷入寫作窘境。唐中宗李顯不好女色、不殘害大臣，也沒有重大事功。是一種乏善、亦乏惡可寫的一位帝王。史官既無力從事一位真實人生的書寫，策略上不免傾向負面形象的營造。因此，唐中宗傳記文本充斥的是負面形象，反而在真實人生作為方面，只會被人挑對他不利的事件來記載。 其次，打造李顯形象的材料早在唐代一些小說文本中就已具足，方便後於唐代的史家來取用。這表示這些史家都閱讀過這些小說文本。亦即，唐亡之後，那批寫李顯傳記文本的史家全是閱讀過小說中敘及李顯生平的讀者。按說，這些史家的讀後感未必見得與那些小說作者的想法一致。那何以小說作者對李顯的印象會如何高度一致地出現在史著文本上面呢？那是因為小說的作者群與史著文本的作者群是同一批人，以致在論世看人、以及價值觀上，顯得是同一文化圈中人。這多少顛覆了法國閱讀史大師羅歇．恰提埃（Roger Cartier）對人類閱讀行為的一種重要看法，即「閱讀是一種創作。」、「閱讀是讀者對文本的挪用。」這類說法。至少，本案例的讀者群－即史著文本作者－是不挪用讀本意涵的。 在此，我們看到由唐入宋，史家的帝王書寫文化是同一套東西。 本專輯的第五篇也在處理唐宋歷史書寫文化，所不同地，這次唐宋史家的書寫對象是唐代法律史。該文作者發現，法律現實面不免有黑暗的地方，可作者舉證的兩位史家都對唐代法律只著眼於光明面的書寫。亦即，兩個史著文本都在建構光明的唐代法律史，文本作者有意引領讀者在認知唐代法律運作上是用刑唯輕、以及司法獨立的文化。作者雖未處理到宋代，但有幾處舉證宋代史著文本作比較，結果宋人所認知的唐代法律文化也是用刑唯輕、司法獨立這類理想性格濃烈的文化。宋代部分雖然作者只是順筆為之，但不無預示宋代情況類同唐代情況。 這一篇文章從法律文化的視角，又揭示唐宋有沿續的一面，儘管這只是其中一個側面。 如此一來，從醫療設施條件及其背後的文化、救災文化、歷史書寫文化、一直到法律文化，在在指明唐宋是相因襲的。而邱姓留學生七○年代的留日筆記所販售的唐宋變革貨色，從思維、蒐集情報、史學更新設備講來，無不流露粗糙和固步自封的行為傾向，就文談文也是失敗之作，遑論能撐起他所欲傳播的唐宋變革之說了。 本刊不是在說唐宋之間沒有變革，而是在說史家要是採用多維向度思維、以及正視歷史的複雜性格，就不會對唐宋的歷史流變，說只有變革、而且大大變革這一種現象而已。再強調一次，唐宋是否有變，本刊並無預設立場，只是在呼籲，歷史研究要回歸學術基本面：要創新，不要人云亦云。但要創新，就要更新裝備，要切實掌握情資，以及思維要周延。二○年代的內藤氏在極其簡陋、貧乏的思想資源情況下大膽提出唐宋變革說，情有可原。在歷經社會史、文化史的兩波新史學革命之後，還有人滿心歡喜地贊成內藤氏，那學術的日新又新、以及精益求精的旨趣安在？悲夫！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目共睹。这三十年也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学术发展变化最大的时期之一。三十年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既面临本身的发展、传承乃至世代更替的问题，同时也是一百多年来中国学术构建的一个部分。本书从思想塑造的维度，细致深入地总结、反思、批评包括学者自我在内的三十年中国思想学术，在学术世代更替的历史感中，凝聚当代中国的学术共识，增强对学术共同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促成当代中国学术具有创造性的坚实发展。

博學鴻儒科是康熙十八年清政府為了籠絡山林隱逸和名儒碩彥而增開的一個特殊的制科，用以消弭士人與清廷的對抗情緒，達到穩定統治的目的。該書從三個大的方面來探討康熙時期的博學鴻儒及其與清初學術轉變的關系等問題。首先，通過考察博學鴻儒群體審視士人與清廷的關系，探尋促成學術轉變的外在因素。其次，通過對鴻儒代表的個案研究，論述其學術轉換的軌跡和所起作用。最後，綜論博學鴻儒在清初學術中承上啟下的轉換作用。

中国近代史研究，是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六十年的探索和创新，建立了完整学科体系，发展迅速、成就显著的一个历史分支学科。本书以概述与专题相结合的形式，对六十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历程和进展做了系统梳理，重点介绍了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成就、有代表性的不同学术观点及其所持的主要根据，实事求是地评介了以往研究中的成败得失，酌情展望了未来前景。本书对于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前言 十多年前的1999年，我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近代史研究》杂志主编期间，为纪念新中国诞生50周年，也为中国近代史研究者能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的研究工作中有所遵循和鉴戒，曾与黄春生、徐秀丽两位副主编商议以“50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为主题，于这年的第5期推出一期专刊。随即拟定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晚清政治史，以及中国近代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社会史、城市史、妇女史、青年运动史、工人运动史、中外关系史、中华民国史、中共党史等24个专题，约请内地一批研究有素的专家撰写学术回顾文章，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以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健康发展，并得到众多知名专家的支持。后因每期刊物的篇幅有限，无法一次容纳全部来稿，原定第5期的《近代史研究》仅刊发了其中16篇，其他8篇便与这16篇一起结集成《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一书，交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 这期《近代史研究》和《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一书出版后，引起历史学界特别是青年学子的广泛关注。《近代史研究》出版后，不少读者致函编辑部要求邮购，有的高校历史系学生甚至人手一册地购买，使这期刊物成了多年来发行量最大的一期。《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一书初版于2000年4月，2002年7月出了第2版。2003年8月，或许因为这是新中国第一本较为系统介绍新中国的近代史研究概况的著作，又被国务院批准的高等教育211工程“十五”建设重点项目之一的“高校经典教材数字图书馆工程”列为入选书目，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制成电子图书，供100所“211工程”高校、400所有研究生培养任务的高校和1000所普通高校的师生网上阅读。2008年10、11月，我在台北访查史料期间，也听到多位台湾同行朋友谈起此书，说“这边也卖得很好”，问我“有无兴趣继续做下去”。看来，这书对人们学习、研究中国近代史还是有所帮助的。这是我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乐于重操旧业，编辑这本《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1949-2009）》的主要原因。 本书由《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一书修订、增补而成。除了由我将各专题统一改成章节体外，主要是在内容上增加了“概述”一章和各章1999年以后的研究概况，有的还写到了2012年。对于1999年之前的研究概况，有些章节也作了较大的修正和补充。而对研究概况的介绍则主要坚持了以下原则：一是由于本书篇幅有限，不能事无巨细，一一介绍研究者涉及的所有问题，因而只能重点介绍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和在某一领域研究得相对集中、相对充分，而且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叙事详尽的研究成果。二是客观介绍研究者提出的有代表性的观点。对有分歧的问题，同时介绍各种不同的观点，力求避免只介绍，或多介绍自己赞同的观点和支持自己意见的观点，不介绍，或少介绍自己不赞同的和不支持自己意见的观点。三是对于某些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影响较为广泛的有代表性的观点，酌情介绍研究者所持的主要理由和关键性的事实根据。四是对以往研究中的成败得失和未来前景适当作些实事求是的评述和切实可行的展望。当然，凡事说来容易做来难，虽然尽可能如此做了，但在读者看来，很可能觉得实际并不尽如人意，那就只好恳祈多加曲谅了。 至于其他方面则一仍《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旧例，未作统一要求和改动。如在内容方面，保留了该书的23个专题，仅“教育史”一章，由于原作者王炳照先生已经故去，其他学者又不便续貂，只好忍痛割爱。在作者方面，绝大部分还是该书的原作者，唯“社会史”“北洋军阀史”“史学史”等少数几章，因多种原因或更换了作者，或增加了新的作者。在体例方面，本着尊重作者多元选择的原则，除了将每个专题改为一章外，各章的具体写作体例均未作统一处理：有的按问题性质分节，有的依时间为序分节；有的侧重于观点介绍，不加评论，有的观点介绍与评论并举；有的以介绍专著为主，有的以介绍论文为主，有的二者兼而不废，相对全面。在文字表述方面，有的以自我叙述为主，不多加引用，有的引用多于自我叙述；等等。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为统一各章体例，我为一些没有拟定分节标题，仅以“一、二、三”之类的数字划分段落的篇章代拟了分节标题，并酌情调整了一些篇章的分节标题。为平衡章节间的字数，还对个别篇章作过一些删节，有的删节得较大；有的推倒重来，进行了整体改写；其他大多数则主要是对个别史实作修订和增补。这方面如有什么不妥，均与原作者无关，当由本人负责。不过，我也保留了个别篇章中就一部专书的整体要求来说，似不宜保留的部分稍显重复的内容，没有将其一并删去。这是因为：（1）当初设计篇章时，忽略了有些篇章存在部分史事重叠的现象，已难以绝对避免；（2）本书虽由24章组成一个整体，但各章又事实上单独成篇，须适当兼顾各章的独立性、完整性和内在逻辑性；（3）它们虽稍有重复，但各自重点不同，详略不一，可互为补充。此外，本书所介绍的研究概况，大多均直接来源于相关原始论著，且详细标明了出处，读者可径直查考。而涉及的人物又有限，记载也相对集中，因此，为节约篇幅，不再另列人名索引。 本书得以顺利出版，首先要感谢各位专家的热情赐稿，其次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慨允纳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大型丛书系列出版，第三还要感谢该社张小颐、刘志兵两位先生的指导，特别是刘志兵先生在文字简洁、注释规范、规制把握和编纂主要参考文献等方面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无奈我学识浅薄，能力有限，挂一漏万，甚至错落真知灼见之处，在所难免，竭诚欢迎专家学者和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曾业英 2013年10月于中国社会科学近代史研究所

作者酝酿《近代中国域外汉学评论萃编》已近10年，绝非应时之作，该书文献收录完备，大部分为最新发现，在相关学者的传记或文集或年谱，均未收录或提及。有些文章直接出自海外汉学家的中国留学生之手，如陆侃如、郭子雄、姚从吾、王静如、雷海宗、李璜、杨堃等，当事人写当时事，对国外汉学的理解自然比今人更为透彻，更为准确，评价亦可能较为客观，对现今海外汉学史研究仍具积极的参考价值；最后，这些文献不仅对研究汉学史有用，而且也是研究近代中国学术史一份不应忽视的宝贵资料。

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不弃，2010年初，责任编辑同志致电寒舍，嘱祖武选编近若干年所撰学术论文，以《清代学术源流》为题结集，奉请该社出版。谬蒙盛谊，喜愧交并。祖武深知，虽已届望七之龄，然在学史、治史的道路上，无非起步伊始。所知不过沧海一粟，要认真去学习的功课还太多太多，又遑论东施效颦，忝然出版文集！好在近二三十年间，祖武关于讨论清代学术史的习作，皆在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发表，业已接受过方家大雅的指教。因而此番结集，或可作为学史历程的一个阶段性记录。其间的偶然所得及诸多失误，对今日及往后的年轻朋友，抑或不无些微助益。秉持此一宗旨，于是便有了奉献给各位的这一册不成片段的集子。如果幸能再获四方高贤拨冗赐教，祖武不胜感激，谨预致深切谢忱。 以上，算是本书的编选缘起。2004年8月，应《人民日报》理论部之约，祖武曾就清代学术史研究写过一篇短文，题为《清代学术研究的三个问题》。六年过去，重读箧中旧文，似乎所言尚无大谬，谨冠诸卷首，权充本书前言。 近一二十年间，关注清代学术的学者日益增多，并不断有研究成果问世，显示了良好的发展前景。关于清代学术研究，笔者以为，划分清代学术演进的阶段、清理《清史稿.儒林传》之讹误和发掘《清儒学案》的文献价值，是值得关注的三个问题。

《近代学术导论》是朱维铮先生生前最后一本授权出版的个人著作，也是作者治中国学术文化史多年来的总结。《近代学术导论》既探讨了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多位里程碑式的人物，同时也涉及以往学界关注较少的某些学术著作和学术思潮、学术流派，勾勒出近代学术文化变迁的发展脉络，深刻剖析近代学术嬗变背后的种种动力。作者视野宏阔，分析细腻，不仅能于他人习见之处发前人所未发，且在突破旧说的同时，以其犀利的分析引导读者对近代学术思想的变化进行反思，体现出一位知识分子对历史的关怀和责任感。

汉宋分争是清代学术的结穴，也制约着民国学术的流变。本书以重新梳理清代汉宋关系为主旨，在尽量占据文献的基础上转变研究思路，将清季以来尤其是民国学人名著中广为流传的观点作为前贤见识，而非清学的本事；进而在整体的观照下，选取汉宋叙述形成的关键环节，即阮元——学海堂——陈澧的大事因缘，抛开成见，使条理人事关系与解读文献本意相辅相成，揭示史事、观念发生演化的历史进程，重现清中叶所谓汉宋分争的本相，寓解构于重构之中。

作者主要研究范围为近现代及当代史学史，本书是作者近年对二十世纪史学界一些节点和人物的研究文字结集，分为“回眸八十年代”“那些逝去的背影”“重写学术史”“情系当代”四个部分。

所著《崔东壁遗书》包括《考信录》在内的崔氏著述十九种，以《考信录》最著名，敢于疑古，时出新解，运用司马迁“考信于六艺”的方法，以经书里的记载来驳斥诸子百家里的神话和传说，但因笃信儒家经典，常不免于主观武断。顾颉刚为近代中国著名史学家，古史辨派代表人物，对崔述学问评价很高，为之编订遗著，并撰写长序，回顾从两汉至清代中国辨伪学史，总结唐代以后中国辨伪学的发展趋势，从辨伪学史的角度对崔述的学术成就中加以考量。顾颉刚先生编订本1983年在我社出版，此次重版增加王煦华先生《重印琐记》及其所辑录的顾颉刚先生对初版长序和细目所作的增订。

陈洪波所著的《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1928-194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史》是关于中国现代考古学形成时期学术史的专门性著作，研究对象是1928—1949年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该所的考古活动及其成就宣告了科学考古学在中国的诞生。《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1928-194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史》主要内容包括对1928年前中国考古发展状况的评述，对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思想起源以及组织准备的探讨，并将历史语言研究所在祖国大陆21年的考古活动划分为探索期、发展期、鼎盛期和延续期四个阶段加以叙述，全面总结了科学考古学理论、方法和技术的诞生历程，深入分析了这一学术流派的特征、影响与局限性，进而揭示出潜藏在历史深处的思想、学术与社会政治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