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古典学术史（上卷）：自肇端诸源至希腊化时代末》为德国知名古典学者鲁道夫·普法伊费尔关于古典学研究的重要作品，详细论述了公元前8世纪到希腊化时代末期的希腊诗人与学者，在古典学术史领域所取得的显著成果，本书的翻译对国内古典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补充。 【内容简介】 古典学家鲁道夫·普法伊费尔的两卷本《古典学史》是一部西方古典学研究的学术通史，上卷时限为“从开端到希腊化时代”，下卷为“14－19世纪”。材料详尽，识见博洽。《古典学术史（上卷）：自肇端诸源至希腊化时代末》自1960年代出版以来，一直是20世纪最受赞誉的古典学学术史，其论断之准确性超过同题的其他著作。本书是所有古典学研究者、爱好者的必备参考书。

前言 人与外部世界发生关系，由于知识的存在，而得以超越单纯的感官体验。近代中国自“开眼看世界”后，西方新知大量涌入，深刻地改变了国人从时间和空间角度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对于当时习惯了传统“经、史、子、集”学问分类的中国读书人，面对按各门学科划分、蔚为体系的新知识，所要做的，绝不只是囫囵吞下、勉力消化，更需鼓起断臂切腕、从头来过的勇气。从本书的诸篇文章中，读者自可发现，这些新知识的出现，背后包含的是何等复杂而艰难的情势，而展现此中情势，正可谓是“知识生产”研究的初衷。 在此，有必要对本书所说的“知识生产”（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做些说明。“知识生产”不是近期流行的所谓“知识经济”“知识产业”意义上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在社会科学层面上研究知识如何成为“生产力”。本书主要讨论的是，近代以来，诸种知识如何在中西互动的格局下逐步形成，并通过报章杂志、著作、教科书、学刊、图册等各种形式传播，从而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公众知识——我们希望回到更为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讨论“知识如何被生产的”。 “知识如何被生产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对知识本身所内含的“真理性宣称”（truthclaim）的一种质疑和反思。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看，知识在社会传播的过程中，内含一种倾向，即自我宣称为“真理”，这使它以“真理”的面貌出现。而从历史学角度看，知识本身都是历史性的，其生成和传播，都须经历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基于各种“真理性宣称”，已被生产出来的知识不断地参与到新知识的生产过程中，从而形成一个知识体系。 “真理性宣称”当然是促成知识在社会中传播的关键因素，如果一种知识否定自身为“真”，则几无传播的可能与必要；同时，这种宣称也保证了在特定的论辩逻辑和社会环境下，某些知识脱颖而出，成为当时的“权威”，从而影响和掌控人们对世界的认知。然而，从另一面看，宣称为“真理”，可能会削弱对知识本身的反思。对大部分受众而言，知识本身的建构性和“暂时性”（temporality）并不是他们关心的重点，因此往往被忽视。当一个知识体系层累成型后，对其反思就变得愈发艰难。 此类情况在本书研究的重要对象——教科书中体现得最为明显。由于教科书这种载体的特殊功能、编写方式和读者对象，知识在其中以一种更具“权威性”的面目出现。如果我们从“知识∕权力”关系的角度去看，那么教科书编写中的诸多方面，都在实践一种权力的运作——对读者施加知识的“规训”。这其中既有较为明显的部分，比如价值观念、道德评判、文化认同，也包括相对隐性的，诸如知识的分科划界、次第排序、叙述模式等。对于成长中的少年和青年读者而言，这种“规训”甚至可能成为伴随终生的精神留存。历史、地理、国文等教科书，往往能影响人一生看待世界的眼光，学人甚至到老时方能自觉于此，这在近代中国不乏其例。 以上所说还只是基于知识内在特点的分析。当知识获得载体，进入社会领域流通，它与“权力”的关系就变得更加紧密。中国近代以来，由于社会环境变化和技术革新，出版事业蓬勃兴盛。尽管书籍是学问津梁，但印书贩书却是一桩“生意”，古今中外皆然。不过，进入20世纪，这桩生意的规模之大、影响之广、情状之复杂，自不可与古时同日而语。各类经济、社会、文化资本参与其间，官与民、精英与大众的角力不断。知识生产的社会面向，本身即构成一门独特的“文化政治学”。 所以，研究历史中的“知识生产”，正是希望把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某些知识的“绳结”打开，爬梳知识制造、流动、重组的线索，以抽丝剥茧之手法，揭示知识在特定文化和社会语境中成为“权威”的全过程。当然，在近代中国的特殊情境中，问题并不简单。大部分新知识的产生，不是来自传统知识的传承铺衍，而是或吸收西学或汲取“东学”的结果，其中经历了“西—中”或“西—东—中”的语境跨越。 由此我们想到，在观念和知识研究领域，近年来国际上出现了一种“空间转向”（spatial turn）。这种“转向”起初由科学史家在科学知识生产的研究中提出，即在质疑知识本身天然内含“普世真理”的同时，更强调知识的“空间性”，或说“本土性生成”。像自然科学这般看似足够抽象和“普世”的知识，都不免被置于特殊空间内偶发性的天平上重新考量，其他知识自不待言。 知识史的“空间转向”，与传统意义上的“西学东渐”研究，当然有呼应之处，但前者更能为后者打开新的视野，它要求研究者不把西学简单地看成“已知数”，不从“已知”的全能视角出发，对西学引介加以好与坏、深与浅、全面与片面之类的评判，而需要以尽可能微观的方式聚焦，对传播的各个环节加以同等的考量。西学的传播和新知识的出现，并不只是从文本到文本的纸面联系，而是知识在不同地域间“旅行”的结果。无论是知识本身，还是它的载体，都经历了生产、交易、消费的曲折过程；知识的运送者、贩卖者、消费者、附带品，都是这趟旅行中不容忽视的部分。 本书所收的论文，大部分曾在2013年7月6日至7日提交于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近代中国的知识生产与文化政治——以教科书为中心”学术工作坊。此次工作坊为高哲一（Robert Culp）先生在中心访学期间，与张仲民共同发起。工作坊最初希望集中讨论“教科书”这一特别的知识生产形式，但后来发现，如果将关注范围扩大到近代知识史的更多方面，则能相互参见，深化对相关主题的认知。故此，本书按文章论题，大致分为“教科书研究”和“新知识的生产”上下两部分。 现在看来，无论是工作坊期间热烈而富于启发性的讨论，还是结集过程中新作者的信任和加入，都体现出学者们对于“知识生产”这一课题的认同。这让我们感到，近代中国“知识生产”的研究，早已不再是那个紧闭双眼、蜷缩于学术子宫中的待产婴孩，而是在众人扶持之下茁壮成长的少年。尽管前路漫长，歧道丛生，但我们坚信，这项研究的不断深入，必能为将来重新清理19世纪以来的汉语学术，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本书前言由章可撰写，徐佳贵、金菊园两位帮助校订了全部文稿。在此我们谨向所有帮助工作坊举办和论文集出版的同仁们，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编者 2014年10月

本书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一书的修订本，所收主要是作者在2000年前所写几年文字中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相关的文化与学术评论。此次修订，删去了全部正论式的长文，补入了《东风与西风》以及《近代中国史学十论》修订版中删落的几篇评论文字，体裁更一致。第一部分试图揭示一些在我们近代史言说中被误解甚或被遮蔽的内容，以及一些历史现象怎样在有意无意之间就被误读。第二部分以书评为主，所评书籍未必是精心挑选，却也希望从所评之书提示史学研究的发展趋向，故评论中适当偏重学术典范、发展趋势和时代潮流等方面的问题。第三部分从广角撷取近年学术的片断。大致有些类似以广角镜头摄像，看得宽也拉得近，撷取的是二十世纪学术中与我们同在的一些具体片断，希望能以小见大。同时针对新时势影响下学界一些自觉或无意识的表现，提出个人的反思。

本书是作者历经十年研究所完成的成果，从新的角度认识近代中国的历史，提出了富于启发性的问题，可说是一部研究近代中国“思想界”的力作。本书将“思想界”作为问题的切入点，以审视中国社会的变迁，主要关注出版媒介尤其是报章在此期间的发展，以及走出科举时代的读书人依托于新型出版媒介所确立的新的角色。

近年来后现代史学在中国颇受重视，西方相关作品之译作也受到知识分子欢迎，不过以后现代史学的问题意识来研究当代中国史学的建立、发展、特色与局限，本书应属首创之作。传统中国的思维模式与思想架构如何能与近代西方学术接轨，一直是20世纪以来中国学术思想史的重大课题，过去虽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却乏人从制度（尤其是大学）建构的角度来探讨这一课题，本书深入地分析了西式大学引进中国后，在打破国学框架、重组知识结构乃至训练一批专业史家，进而建立一套专业学术规范等方面所扮演的重要功能。 本书不仅是一部史学史的作品，更具有学术史、思想史、制度史乃至教育史等多重面向，也可为其他学科找寻自身知识建构历程的借鉴与参考。

全书内容共六个部分，开篇的“引论”之后是分为四编的专题研究，最后以“２０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编年”为结束。近代史学的几次重要变过其实皆与当时某种社会政治言说有密切关联，“引论”即首先致意于晚清的政一治概念与史学论述的关系。第二编接着“引论”考察民国史学中的新派及其批评者，从治学取向、研究风格、史料观、历史解释、史学与时代的关系等层面剖析新旧史学的异同。这一编的时间下限和内容大体止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故第三编即分阶段系统论述２０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并兼及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新思考。第四编转换视角。从历史教育与史学发展的关系探讨２０世纪前３０年史学学科的确立及分科专门化的走向。带综述性的第五编全面考察了整个世纪中国史学的科学化进程，特别侧重于专科化与跨学科的倾向。最后的“史学编年”尽量网罗 ２０世纪主要的史家及其史学论著，读者同时也可从重要学术机构和刊物的始末及历次学术论争中大致看到整个世纪史学发展演化的趋势和轨迹。

《清代学术概论》收录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清代学术概论》、《新史学》和《学与术》四篇文章，比较全面地阐述了梁启超的学术思想。《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以学术思潮和演变为依据，将中国数千年学术思想史分为七个时期，简要论述了各时期学术发展状况。《清代学术概论》将清代学术史分为四个时期，分别加以论述，观点颇为精当。《新史学》和《学与术》则从理论角度论述了梁启超的学术思想。

本書的發行雖然已將近十年，但書中所說的日本學界研究具參考價值。九十年代的日本學界，似仍繼續八十年代以來的沈潛學風，表面上看來不再有熱烈的時代區分論戰，其實正在醞釀新階段的來臨。這一段時間，顯然努力於消化日本在戰後以來所提出的諸多學說。更重要的是致力於吸收大陸在文革以後因為開放而提供的龐大新資料與研究成果。或許基於此故，十多年來，日本學界除陸續發行其成套的論文集以外，多埋首於基礎研究，如文獻的註釋、考釋、金石文的蒐集與研究，乃至於研究指南等，都有重要成果展現，對於後進學子提供良好的指引，這也是我們警愓與借鏡的地方。

《国学的历史》编者在历时5年全面网罗各类资料以备编辑近代国学系年的基础上，挑选近代国学出现以来，各种各样主张和反对国学的代表性文献100余篇，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编辑，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寻绎国学发生、发展、演化的进程，从各个视角层面观察国学是什么，进而正确理解和把握什么是国学的有效途径。

《中国史学史》初成于1953年，该书共计10多万字，分20章对中国史学的演变作了概述，叙述了上古至清代各史书修纂的经过，列举其著者、卷秩，明示其体例方法，而间或加以考证。内容也不出历史编纂学和文献学范围，在介绍史书情况时偏重于就史料的考证分析，对于史学方法的评论则有专章细论，几乎是各个大学《中国史学史》、《史学概论》等课程都会开列的参考书目。

在蒙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巴蜀书社特邀请蒙先生的哲嗣蒙默教授重编《全集》。全集不仅在文集的基础上增加了以前未收录的手稿、诗词杂著、佚文、学术年谱等近百万字，使本书成为目前最全的蒙氏著作汇编；而且按照蒙氏著作的学术内容重新编排，分为儒学甄微、诸子甄微、道教甄微、史学甄微、古史甄微、古礼甄微、古族甄微、古地甄微、甄微别集等九卷（仍为六册），使其学术脉络更加清晰，另外，还对全书的体例进行了统一规范，对明显的错误进行了修正，是目前最完善的蒙文通著作集。

《中国史学史讲义稿》重视社会存在和史学变化的相关度，尤其注重从经学史角度切入，探讨意识形态对史学编撰形式和历史观念的影响，在人们轻轻掠过甚至想当然的地方，平地一声惊雷，揭出更为复杂、更贴近历史实相的因果逻辑，为学界奉献出有思想史底蕴的史学史研究。 朱维铮先生生前虽然未能完成《中国史学史》著作，但他留下的上课讲义，吉光片羽，鲜明地反映了他的史学史研究特点：从社会存在的各个方面，尤其是从经学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角度来观照中国史学史，着重揭示意识形态对史学编撰形式和历史观念的影响。

“北大考古90年、考古专业60年”院庆之际，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制定了一份北大考古口述史编写计划，对北大历年的考古师生进行大规模、不设题目、不限时间的访谈，请他们把自己记忆中的北大考古描述出来，把他们人生与北大考古千丝万缕的关系梳理出来，把他们对北大考古的评价与期望贡献出来。这将是研究北大考古历史的最为生动和直接的宝贵资料。本书首先采纳了49级至52级17位先生的访谈笔录，分别请他们审阅定稿后，汇成《记忆——北大考古口述史》的第一集编辑出版。

本书主旨在重访影响东亚世界深远的明代思想家王阳明“良知说”的形成过程。由于“良知说”形成于正德时期（1506-1521），故针对阳明在此期间种种作为进行考证，厘清其思想与现实环境之间的关联，重建其提出此说的转折过程。“附录”所载，则是要提醒与说明，阳明的历史形象是经过其门人透过文献的增削与书写的策略所描绘出来的。

《天理教事件与清中叶的政治学术与社会》由张瑞龙著，全书以嘉庆十八年（1813）发生的天理教事件为中心，探讨在遭遇西方列强侵略前的半个多世纪，清帝国朝野上下如何因天理教事件意识到统治危机的降临和为此采取的变革举措，以及其与清中叶的政治、学术和社会的关联、因应与互动。天理教事件引发清廷对统治秩序和统治政策的调整，其内容和幅度堪称乾隆末年至鸦片战争前最大的一次变革；与此同时，这些措施与事件本身还引起知识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刻思考，涉及吏治民生、文化政策、社会控制、法律教育、士习风俗、学术思想乃至清廷立国的祖宗之法等各个领域，其思想内容和学术精神已构成中国学术思想从传统向近代转变的开始。 《天理教事件与清中叶的政治学术与社会》适合清朝政治、社会相关研究者阅读。

《到民间去：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1918-1937（新译本）/海外中国研究文库》从文化思想史的角度，使用民间文学和民俗学资料，探讨20世纪初五四运动至抗战前的民间文学运动及其影响。这场运动由北京大学的几位青年民俗学者发起，他们批评封建儒家传统及贵族文化，认为它们是中国现代化的绊脚石。他们主张“到民间去”，找寻中国文学的真正宝藏。他们认为民歌、传说、儿童文学和谚语等是平民的“真声”，也是中国文学的精粹部分。他们还认为，这些平民文学种类长期受到上层儒家精英文化的轻视和压制，正在迅速消失，故应该抓紧抢救，努力搜集，恢复它们原有的光彩。民俗学者把中国文化划分为泾渭分明的两个阶层：平民文化与贵族文化。他们大部分人认同平民文化，主张要向老百姓学习。这不仅代表了他们要重新评估中国文化的决心，也标志着他们反思自己的社会角色的转向，以及希望参与改革社会的抱负。这场民间文学运动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文化下乡”运动开启了先河。

桑兵教授执教至今，一直开设中国近代学术史或学术思想史课程。近几年来，又在香港、台湾的多所大学，继续讲授此课程。讲授此课面临的难题，就是没有好的相应的参考书，为此，感到有必要编选一本前贤相关文章的汇集，作为教科书使用，以解决学生找书难和不会找的问题，同时可以提供一个如何看待学问和历史的范例，去除成见，探求本意。 《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即为适应当今高校研究生教学而选编的教材或资料书。编者旨在选录一些近代有代表性的著名学者关于学术发展渊源脉络的重要论文，为后进指点治学门径，以便学习揣摩。选入本书有关近代学术思想史文章共34篇，如章太炎《今古文辨义》、梁启超《新史学》、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冯友兰《哲学在当代中国》，等等。

《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除附录外，共收论文15篇，主要由2005年在复旦大学举办的“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论文组成。其中，既有关于外语、历史、政治、物理等专门学科史的研究，又有清末教科书问题的探讨和综述，更有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深入剖析，以及对清末民初若干重要概念如权利、权力、爱国等的梳理和考辩，可以说内容丰富、包罗广泛，反映中国现代学科建立这一课题的最新成果。近代中国以变著称，其中极为显著和影响至今的，无疑即是中西交融下的中国现代学科的建立。相信本专辑的问世，将推动这一领域的进一步研究。

作者的“内在理路”说曾经引起很大的争议，读过此书后，不但可以了解这一说法的具体含义并为理解清代学术史提供一个别样的视角，而且还可以启发我们思考近十多年来围绕儒学现代价值问题的诸多争论。

先生为文著述，从不空泛议论，人不发无根据的意见，本书述先生史学之源以及史学思想、治史方法，必依据史实，并尽量广搜群籍，尽量避免单文孤证，从师教也。 本书述先生三部专著三篇文章之主旨，着眼于先生著书之用心所在及论述的特点，间或涉及书文的内容，但非重复其内容也。先生读两《唐书》札记千余条，实学习寅恪先生史学指示门径之著作也，为了便于初学者，谨略加疏证其中一小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