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开辟极少被开发主题的先驱作品。它的主题有很深的人情味……一部非常令人满意的作品。作品以宽阔的社会学的视野写就，并持续给读者带来各种观点。作品深受人性的启发，并表现出对谦卑的人们的深厚同情。” ——克里斯托弗•希尔，《今日历史》 “对一个广阔主题的学术性介绍。它将不仅仅引起深思，也会启发更多细致的调查研究。” ——阿萨•布里格斯，《听众》周刊 “霍布斯鲍姆先生写得非常客观，并且文字深富理解和同情，由此他让那些从根本上不同意他观点的人们会因为作者所述而改变自己的观点。” ——《旁观者》，英国政治周刊 “这本深思熟虑写就的书中所涵盖的内容远比一些被遗忘的起义的鲜活案例要多得多。读者会理解到：现在的中东地区首都的“暴民”是如何发展成现代政治运动的；原始的卫理公会派和宗教仪式在我们现代的劳工运动中如何起到了奠基作用；充满激情和渴望地了解，无名之士是如何成为伟人的。” ——《新政治家》，英国时事政治杂志 “如此内容丰富的一本书在展示问题的同时，也提供了值得所有读者认真关注的答案。它是有启发性、睿智且有理有据的。而且，它投射了很长的影子；今天的原始的叛乱并不在安达卢西亚，而是在非洲中部。” ——英国《观察家报》

以气为研究视角，是为了克服在抗争政治研究中理性与情感、权利与道义之间的对立。如前所述，理性论与情感论、权利论与道义论各有所偏，每一种视角都可以解释复杂的抗争政治的某一面向，但又难以将对方的视角排斥在外。究其实，人本身就是理性与情感兼备、时而为利益所驱时而为道义所激的复杂动物，更何况，群体行动更增加了事情的复杂性。因此，我们需要一种综合的视角。而在理性论、利益论独据中国当代农村抗争政治研究舞台的情况下，更亟待纠偏。气介乎两者之间，又偏情感和道义一维，是推进该领域研究的一个恰切的概念。

对于社会运动、政治运动以及革命的研究在国内一直未见专著。本书可以弥补这一空白。本书对社会运动与革命进行了界定并评述了其研究方法，综合论述了西方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的发展，阐述了集体行为以及情感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并提出了研究社会运动的宏观影响因素：变迁、结构以及话语。强调了国家在社会运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对社会运动研究领域内的几个重要理论作了一定的评述。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是美国著名学者、耶鲁大学教授詹姆斯·C. 斯科特于1976 年出版的有关农民问题的一部著作，它集中体现了斯科特理论阐释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实证主义研究特色。 作者在书中指出，在“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下，农民追求的不是收入的最大化，而是较低的风险分配与较高的生存保障。随后，作者从东南亚的缅甸和越南农业社会的历史发展轨迹，特别是农民的反叛和起义入手，探究了市场资本主义的兴起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巨大冲击。作者据此认为，贫困本身并不是农民反叛的原因，农业商品化和官僚国家的发展所催生的租佃和税收制度，侵犯了农民生存的伦理道德和社会公正感，才迫使农民奋起反抗。 这是一部真正从农民的角度出发，更为现实地考察农民生存和反叛问题的力作，它对研究亚洲乃至世界其它国家的农民问题，都有着极为现实的借鉴意义。

本书是美国著名社会科学学者查尔斯·蒂利的又一力作。在本书中，蒂利意图阐释的问题是在社会运动过程中，个人与更宽泛的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关系。作者探讨不平等与去民主化之间、身份与社会不平等之间，以及公民与身份之间的联系。本书将个体之间的互动视为更宽泛的社会过程的基本元素，以表现在个体的互动中是如何掺杂进身份元素的，社会边界是如何建立和转化的，以及持久的社会联系是如何累积起来的等等。本书从多个角度表述了个体间互动是如何影响个人和团体处理事物的方式的，他展示了社会过程中渐进性影响、间接影响、环境影响、反馈、错误、修复个意外结果的作用。社会生活是复杂的，但是本书要表明的是，一旦你懂得如何去观察社会生活，那么它也就不是那么难懂的了。作者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瑟夫·伯藤威泽讲座教授，曾在特拉华大学、多伦多大学和密歇根大学任教，并开展研究，在有关政治过程、社会运动以及欧洲史的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出版20多部学术著作，并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

《新媒体事件研究》的研究包括了传播内容、话语权、媒体系统内部互动等一些反映出社会变迁新趋势的各种问题。作者希望通过这些研究，了解传播过程与社会变迁的深层次特征，揭示新现象背后的新趋势、新议题。

本书选取了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发生在世界各地的18例斗争事件，试图通过比较性的分析，为研究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各类政治斗争事件提出一个较具一般性的方案。几位作者详细说明了他们在解释革命、民族主义及民主化问题时所使用方法的含义，力图辨明一再引发广泛的斗争政治活动的各种机制及其作用过程，如居间联络、范畴形成和精英背叛等等，由此对目前斗争政治研究领域盛行的静态的单一行动者模式提出批判，并将分析的重心转移到斗争中的动态互动上。

《民主》一书描述了全世界在过去几百年里在国家层面上引起民主化和去民主化的总进程。它挑选出把信任网络融入公共政治、使公共政治和种类不平等隔离、压制自治的权力中心作为关键的过程。本书通过对众多（主要是二战以来的）政权进行分析描述和比较，为当代重塑民主、民主化和去民主化的理论提供了明确的证据。

當希望和夢想在街頭洶湧澎湃的時候 愈做不好一般事情的人，就愈膽大妄為──賀佛爾 要說本書是探討群眾之書，不如說它是一本探討人性之書。例如：「無私者的虛榮心是無邊無際的」「愈做不好一般事情的人，就愈膽大妄為」。本書於1951年出版即被譽為是社會科學領域經典之作，書中充滿冷雋機智一針見血的譬喻，風格猶如16世紀散文家蒙田。至今，其名言佳句仍不斷被引用、輯錄。在初版的短期內即行銷50萬冊以上，被譯成十餘種語言，是當時許多大學政治系必讀之書，艾森豪總統還大量買來送人（不過作者賀佛爾對此舉卻說：「這表示每個小孩都唸得懂這本書」）。 賀佛爾的一生也十分傳奇，他終身從事碼頭工人搬運工作，直至退休。7歲失明，15歲復明，父母早逝，靠自學成就學問，1964年成為加州柏克萊大學政治科學高級研究員。但他仍喜歡碼頭搬運工作，他的許多思維，都是在那個環境中獲得啟發。 賀佛爾對群眾運動的思考，大都是從生活中觀察而來，他與柏克萊那些大學生們的接觸，使他了解「今天願意創造歷史的只有那些年輕人」。1964年柏克萊校園學生爭取言論自由，學生喊出：「我們不要研究歷史，我們要創造歷史」。 賀佛爾的創見在本書中比比皆是，再舉一例證之，他說：每一個群眾運動在某一種意義下都是一場移民，追隨者會覺得他們正向一片應許之地邁進。那些在某一個群眾運動初起時會急急投入的人，往往也是樂於得到移民機會的人。

恰恰出于这样的恐惧：害怕肆无忌惮的统治者分离他们、掠夺他们、以危险的方式干预他们，历史上一些强大的信任网络——如宗族集团、秘密教派、贸易离散社群——便借助各种方式力图免遭政治控制。《信任与统治》一书通过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广泛比较，对信任网络的成员如何躲避政权、向政权妥协或寻求与政权建立联系进行了考察，并对其行为的过程和后果进行了阐释。统治者对不同信任网络采用的不同整合形式，亦分别衍生了极权体制、神权体制和民主体制；就此而言，本书为阐明民主化和去民主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阐释背景。

个体缘何参与集体行动？群体间暴力冲突的根源何在？本书扼守理性选择理论之立场，揆诸历史上及当代的各种重大的群体冲突现象，解析认同动员与群体冲突的形成机制。与那些把群体冲突视为非理性的，将其归咎于原生文化的观点不同，作者深入地考究了塑造冲突行为的互动结构、权力格式与社会规范，揭示出自我利益在群体行动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作者从规范上反思了当代的社群主义政治理论，启发社会与政治制度设计的选择取向。

「愈作不好一般事情的人，就愈膽大妄為」－－賀佛爾要說本書是探討群眾之書，還不如說它是一本探討人性之書。例如:「無私者的虛榮心是無邊無際的」「愈作不好一般事情的人，就愈膽大妄為」。 本書於1951年出版即被譽為是社會科學領域的經典之作，書中充滿冷雋機智一針見血的譬喻，風格猶如16世紀散文家蒙田。至今，其名言佳句仍不斷被引用、輯錄。在初版的短期內即行銷50萬冊以上，被譯成十餘種語言，是當時許多大學政治系必讀之書，艾森豪總統還大量買來送人（不過作者賀佛爾對此舉卻說:「這表示每個小孩都念得懂這本書」）。 賀佛爾的一生也十分傳奇，他終身從事碼頭工人搬運工作，直至退休。7歲失明，15歲復明，父母早逝，靠自學成就學問，1964年成為加州柏克萊大學政治科學高級研究員。但他仍喜歡碼頭搬運工作，他的許多思惟，都是在那個環境中獲得啟發。 賀佛爾發現美國一般的勞動群眾是相當優秀的，他認為美國是由佔總人口數60%的勞動民眾所創造的，但是他從未看過有哪一本書談過他們。他對於當時自命清高的知識份子，反而不信任。 賀佛爾對群眾運動的思考，大都是從生活中觀察而來，他與柏克萊那些大學生們的接觸，使他了解「今天願意創造歷史的只有那些年輕人」1964年柏克萊校園學生爭取言論自由，學生喊出：「我們不要研究歷史，我們要創造歷史」。 賀佛爾發現，在某種程度上，成人在面對環境的大轉變時，其心態猶如少年人，都是一種無著落的人，前途茫茫，為了生存，都必須在某種意義上死亡然後再生，其與群眾運動中的狂熱份子心態同質。人不癲狂枉少年，其實都是一種冀望毀滅之後的再生。 賀佛爾的創見在本書中比比皆是，再舉一例證之，他說： 「每一個群眾運動在某一種意義下都是一場移民，追隨者會覺得他們正向一片應許之地邁進。那些在一個群眾運動初起時會急急投入的人，往往也是樂於得到移民機會的人。」以下是他對本書的說明： 「在這個時代，我們大部份人都必須對『The True Believer」（忠實信徒）』的動機和心理有一些認識。因為我們的時代雖是無神的時代，卻不是無信仰的時代。這些『忠實信徒』無處不在，他們昂首闊步、列隊前進，要透過勸說和激烈手段，按他們的形象捏塑世界。不管我們是打算加入他們還是反對他們，都應該盡所能多了解他們的特質與潛勢。」

The origin of political modernity has long been tied to the Western history of protest and revolution, the currents of which many believe sparked popular dissent worldwide. Reviewing nearly one thousand instances of protest in China from the eighteenth to the early-nineteenth centuries, Ho-fung Hung charts an evolution of Chinese dissent that stands apart from Western trends. Hung samples from mid-Qing petitions and humble plaints to the emperor. He revisits rallies, riots, market strikes, and other forms of contention rarely considered in previous studies. Drawing on new world history, which accommodates parallels and divergences between political-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s East and West, Hung shows how the centralization of political power and an expanding market, coupled with a persistent Confucianist orthodoxy, shaped protesters' strategies and appeals in Qing China. This unique form of mid-Qing protest combined a quest for justice and autonomy with a filial-loyal respect for the imperial center, and Hung's careful research ties thi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 to popular protest in China today. As Hung makes clear, the nature of these protests prove late imperial China was anything but a stagnant and tranquil empire before the West cracked it open. In fact, the origins of modern popular politics in China predate the 1911 Revolution. Hung's work ultimately establishes a framework others can use to compare popular protest among different cultural fabrics. His book fundamentally recasts the evolution of such acts worldwide.

In this sociological work, Doug McAdam presents a political-process model that explains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black protest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Moving from theoretical concerns to empirical analysis, he focuses on the crucial role of three institutions that foster protest: black churches, black colleges and Southern chapters of the NAACP. He concludes that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a heightened sense of political efficac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three institutions played a central role in shaping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In his introduction, McAdam revisits the civil rights struggle in light of recent scholarship on social movement origins and collective action.

80年代，香港前途問題提上政治議程，香港人心浮動。80年代，也是香港社會眾多思潮互相衝擊的年代，各路人馬論說香港前途往何處去。80年代，港英政府推動代議政制改革，中國政府開展《基本法》草擬工作，是造就香港民主政制的重要時期。 香港的民主運動歷時起碼二十多年，跌跌碰碰一路走來，不能算是有很大成功；但今天這「半桶水」的部分民主體制，中間其實有不少人付出過相當的努力。然而，當年很多民間團體和人士所做的工作、參與者的精神面貌、不同政治力量的互動等，都沒有比較完整的紀錄。 本書收錄了十個80年代民主運動參與者的訪問；被訪人士包括李植悅、馮檢基、羅永生、葉建源、黃碧雲、梁麗清、李柱銘、司徒華、朱耀明及夏其龍，當年都在不同崗位上為香港民主發展做過不同事情；透過他們的口述，重整了80年代民主運動的發展，看到當年社會和政界的不同面相，也反映了民主派人士不同的觀點及香港民主進展的過程。 今天的政治其實滿是80年代政治的痕跡。縱觀歷史，當可對今天的政治實況有不同角度的解讀。對香港民主運動發展有興趣的人士，本書是必不可少的參考讀物。

政治动员是近代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中国共产党革命政权兴起的过程中，政治动员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书引入建构“共意”这样一个具有独特性的概念，从社会文化结构和社会心理方面分析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机制，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在农民中间的传播展开了结构性动态分析。本书为从新理论、新视角解读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乃至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近现代革命史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本。

Raised to be "flowers of the nation," the first generation born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united in its political outlook and ambitions. Its members embrace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f 1966 but soon split into warring factions. Guobin Yang investigates the causes of this fracture and argues that Chinese youth engaged in an imaginary revolution from 1966 to 1968, enacting a political mythology that encouraged violence as a way to prove one's revolutionary credentials. This same competitive dynamic would later turn the Red Guard against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Throughout the 1970s, the majority of Red Guard youth were sent to work in rural villages. These relocated revolutionaries developed an appreciation for the values of ordinary life, and an underground cultural movement was born. Rejecting idolatry, their new form of resistance marked a distinct reversal of Red Guard radicalism and signaled a new era of enlightenment, culminating in the Democracy Wall movement of the late 1970s and, finally, the Tiananmen protest of 1989. Yang completes his significant recasting of Red Guard activism with a chapter on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and memory, arguing that contemporary memorie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re factionalized along the lines of political division that formed fifty years before.

往昔的那些重大危机对于我们理解当代革命有何裨益？通过对国家、精英以及社会焦虑的集中分析，戈德斯通认为，那些重大革命都是“多元危机”的产物，当僵化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难以应对人口增长施于有限资源的沉重压力时，这些危机就会产生。戈德斯通进一步指出，究其原因而言，欧洲的那些重大革命——英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与亚洲发生的那些大起义是相似的，亚洲的这些大起义使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中华帝国和日本这些王朝摇摇欲坠。

This is a history of student protests in Shanghai from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to 1949, showing how these students experienced and help shape the cours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2010年是個特別有意義的年度。二十年前，由於一場國民大會選舉總統的紛爭而點燃了野百合學運。這場表面上是萬年國會「老賊」需索無度的鬧劇，卻無意之中激發了二十年來民主化的契機。1990年代這整整十年，不僅各個領域蓬勃發展，也是社會運動的黃金十年，台灣社會可說充滿自信。然而，進入二十一世紀的開始，台灣面臨國內外多重危機，內有藍綠對立，外有中國崛起。在此巨大變動的時刻，我們有必要對過去二十年進行一場批判性的回顧。除了給未曾經歷這段快速變遷的更年輕世代做一個歷史導讀外，也讓曾經歷過的世代更能看清未來的挑戰與方向。 本書書名《秩序繽紛的年代》是為了紀念二○一○年離世的詩人羅葉。曾經參與「野百合學運」的羅葉，在他的詩作〈遺書〉當中寫著： 若有音樂，哼我愛聽的那曲／若有醇酒，斟我嗜飲的一杯／也許為我出薄薄的詩集／但不必寫長長的序／追求的我已空無所有／這秩序繽紛的世界／就留給你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