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场革命。 新中国高等教育生源开始多样化，以往为社会上层子女所垄断的状况被打破，工农等阶层的子女逐渐占据相当大的比重。基础教育的推广、统一高考招生制度的建立以及重点中学等制度安排共同推动了这一变革的出现。这场革命虽然不及社会政治革命那样引人瞩目，却同样意义深远。受教育者本人在实现命运转变的同时，也改变了国家和地方精英的身份构成，传统社会中封闭的阶层关系和结构被彻底改变了。 本书利用1949—2002年间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学生学籍卡片的翔实材料，力图将这一革命及其成就呈现出来，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借鉴。

20世纪西方政治学领军人物芬纳的传世巨著，芝加哥大学教授赵鼎新亲为中译本作序，甘阳、张维为、刘军宁、汪晖倾力推荐！ 甘阳：一部《资治通鉴》式的政治史。 张维为：本书揭示了代议制民主成为当代政治神话的偶然性，也指出中国传统政治文明对人类社会的 巨大贡献。 汪晖：鉴前世政体之兴衰，考当今统治之得失。 刘军宁：《统治史》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以来我首次读到如此详细研究古今中外政体的史书。 赵鼎新：《经济学家》杂志说如果政治学有诺贝尔奖的话，芬纳的三部曲就肯定会赢得此殊荣。我个人认为这一评价仍然低估了芬纳的卓越工作。 作为西方政治学领军人物塞缪尔•E•芬纳的三卷本《统治史》是20世纪西方政治学的传世巨著。《统治史》的主要关注点是世界历史中政府形态的发展，以各个国家的政府形态、统治方式和国家社会关系为核心，大致依照时间顺序，先把我们带入世界文明中最为古老的苏美尔城邦，述及萨尔贡、埃及、亚述、犹太、波斯、希腊、中国、罗马、印度、拜占庭、阿拉伯、中世纪欧洲、日本、奥斯曼帝国等地区和国家的政治史，然后把焦点转入文艺复兴和新教运动后的欧洲各国和美洲殖民地政治制度的突破性发展，最后，集中讨论影响当代世界的三大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及工业革命）以及这些革命给世界政治、政府形态和国家社会关系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变化。 《统治史》第二卷《中世纪的帝国统治和代议制的兴起——从拜占庭到威尼斯》讲述中世纪的历史，作者考察了拜占庭帝国、哈里发国家、唐朝与明朝的演变、封建制欧洲的特点，在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共和制之被选择，代议制的兴起以及最后整个欧洲典型的国家建制的诞生。

中国为什么能在春秋战国的历史发展中走向统一，并在以后两千多年的大多数时间内保持了统一，而欧洲却在罗马帝国垮台后始终处于分裂局面，并在16、17世纪之后催生出了现代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这些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内外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和热点。就此论题，本书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基 于作者提出的社会变迁理论框架，探讨了前现代中西历史发展模式差异的原因，以及历史社会学研究中的各种方法论问题。 ----精彩观点---- 以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为主轴的现代化是西方世界的产物。它们在西方的兴起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这背后有着西方社会的特殊性，同时也是前现代西方社会各个精英群体长期争斗而产生的非期然性结果。除了西欧，欧亚大陆的其他文明在近代完全没有自发产生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可能性。 现代化的到来并不象征着西方文明有着特殊的优秀，也不代表着什么历史“进步”。现代化并没有增强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在自然界的生存能力，历史也不会终结在任何一个意识形态及其相应的社会体系下。 我们要正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我们既不能像五四运动时期或者是“河殇”时代的知识分子，仅仅因为中国在军事冲突和经济竞争上处于一时的下风就把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贬低得一无是处；也不应该像今天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官员和文化保守主义者，因为中国经济有了一定发展就开始飘飘然。

“静悄悄的存在变革”是作者近年来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此后，作者在不同场合反复呼吁、强调。全书围绕教育、学术、民间思想、农村变革、社会思潮和鲁迅研究等主题展开条分缕析的阐述。这其实也是作者对自己一直坚持的教育、学术和民间活动的一个认识上的提升。作者旁征博引，思想纵横捭阖，洋溢着思想的光芒，发人深省。作者所倡导的是一种人人都可以参与的变革模式，其背后的理念不仅深刻，而且具有现实的针对性。本书在沿袭了作者以往著作风格的基础上，更结合当下的热点进行了剖析，是思想性、现实性兼得的力作。

20世纪西方政治学领军人物芬纳的传世巨著，芝加哥大学教授赵鼎新亲为中译本作序，甘阳、张维为、刘军宁、汪晖倾力推荐！ 甘阳：一部《资治通鉴》式的政治史。 张维为：本书揭示了代议制民主成为当代政治神话的偶然性，也指出中国传统政治文明对人类社会的 巨大贡献。 汪晖：鉴前世政体之兴衰，考当今统治之得失。 刘军宁：《统治史》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以来我首次读到如此详细研究古今中外政体的史书。 赵鼎新：《经济学家》杂志说如果政治学有诺贝尔奖的话，芬纳的三部曲就肯定会赢得此殊荣。我个人认为这一评价仍然低估了芬纳的卓越工作。 作为西方政治学领军人物塞缪尔•E•芬纳的三卷本《统治史》是20世纪西方政治学的传世巨著。《统治史》的主要关注点是世界历史中政府形态的发展，以各个国家的政府形态、统治方式和国家社会关系为核心，大致依照时间顺序，先把我们带入世界文明中最为古老的苏美尔城邦，述及萨尔贡、埃及、亚述、犹太、波斯、希腊、中国、罗马、印度、拜占庭、阿拉伯、中世纪欧洲、日本、奥斯曼帝国等地区和国家的政治史，然后把焦点转入文艺复兴和新教运动后的欧洲各国和美洲殖民地政治制度的突破性发展，最后，集中讨论影响当代世界的三大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及工业革命）以及这些革命给世界政治、政府形态和国家社会关系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变化。 《统治史》第一卷《古代的王权和帝国——从苏美尔到罗马》思考了“宫廷式”政治类型，述及世界文明中最为古老的苏美尔城邦、埃及、亚述、波斯、中国的汉朝、罗马，也解释了其中的例外，即犹太人的王国和罗马共和国。

「文革」是一個事實和情緒的巨大總量，交織了數億人太多的紛爭和尷尬，沉浮和恩怨，遺忘和誇張，以至任何判斷都可能掛一漏萬。事情已過去三十多年，但三十多年後的有關爭議不是更少，而是更多；不是更緩，而是更烈……。」 本書作者韓少功，作為在場者之一，他說：我不可能接受一些嘻哈族的「文革」，比如他們覺得紅衛兵步行串聯特有趣，那不就是「驢友」探險嗎？他們覺得知青下鄉也特來勁兒，那不就是真人秀的「魔鬼訓練」嗎？他們甚至覺得子彈橫飛的武鬥夠爽，夠刺激，嘿，那時候「軍迷」玩一把真的耶。我也不可能接受一些洋左派的「文革」，他們曾認定革命樣板戲就是文化領域人民主權的神聖標誌，紅衛兵挎上駁殼槍就是最徹底的解放，工人趕走廠長就是共產主義的夢想成真。當然，我也完全不可接受某些中國官員的振振有詞：「你以為現在還是文革？你們還想踢開黨委鬧革命？」 問題是，這些人的「文革」印象錯在哪裏？憑什麼本書作者就認為自己的「文革」記憶比他們的更可靠？憑什麼他能相信自己的記憶不是另一種瞎子摸象，在這裏的饒舌不是以白詆青、以宮笑角，五十步看百步？

该著作考察了中国社会上和政治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类型，而这些类型在此之前还没有得到过足够的研究。它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来观察在民国时期上海的历史境遇下的中国现代社会。这是一部基于严格研究方法的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著作，对我们理解民国时期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关系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Christian Henriot 该书研究了一个被忽视了的课题，为中国历史学者和有兴趣的一般读者提供了很多阅读享受。本书所描述的故事，其实是关于在1920和1930年代的中国，一个现代资产阶级自由职业精英的形成。 ——Linda Cooke Johnson 该书作者应该得到祝贺，他富有洞见地把他的研究结果与关于民国时期中国是否存在公民社会这一仍在进行而有时甚为尖锐的争论联系起来。徐有力地证明，如果公民社会的概念被定义为社会对于国家的自治，它就过于狭窄，不能涵盖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他主张，“共生动态”的理念最好地概括了国家和社会团体的关系中固有的微妙性，那些团体既不是社会自治，又不是政府机构的一部分。……这本著作对一个在此之前被完全忽略了的社会群体进行了敏锐和审慎的分析，而这个群体对上海的现代化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他们相对来说很少的人数。

本书在广泛吸收有关论争政治的各种理论和经验资源的基础上，主要做了三件事：1、建立了思考集体暴力的方法，并说明集体暴力的种类和变化；2、辨别促使集体暴力发生和变化的机制与过程；3、披露各国有代表性的集体暴力事件来详细说明作者的观点。集体暴力行为是危险的，但是又是难于避免的，本书可供研究集体暴力的学者借鉴，也给非暴力政治斗争倡导者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身份认同的困境》内容简介：我是何人？我们又是谁？谁来定义“我们”呢？我们认定“他们”是什么人？界定“他们”的基础是什么？每个人都有多重身份，无论是在社会、机构和组织中、还是在跨国空间内。在此意义上，“欧洲”这个不明确的概念构成了一个绝好的身份认同之因素相互交织的例子。 经历部分由个人记忆决定，但更主要的是由家庭、学校和媒体传递所谓的“集体记忆”所决定，这些传递的影响铸就了各种身份。身份概念影响到人类群体构思和组织其未来的方式，即对政治事务的组织。在当前身份问题日渐凸显之际，对此进行思考显得尤为可贵。 随着全球化、欧洲一体化和移民潮的发展，身份认同问题越来越困扰社会、国家、民族、社群和个人，并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身份认同的困境》基于欧洲对这个问题的辩论而出现的种种疑惑，从政治身份、个人身份、集体身份、欧洲身份及价值观身份等方面来探讨身份的多样性和认同的变迁，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某些趋势，加深对欧美社会和舆情的了解。

《社会运动(1768-2004)》展现了当前世界范围内的社会运动正在如何变化——涵盖了新技术和全球化的影响，磨砺了人们对于上述影响是否为“新”以及怎样为“新”的认识；追溯了社会运动的创建与演进历程，伴之以对社会运动何以丧失活力的检讨；探索了诸如“民主化何以真正发生？”等根本性的问题；考察了社会运动与身份、公民权及资本的关系，并对社会运动能否生存于威杈主义国家进行了思考。

《政治人》一书的特色在于打开了当代政治学研究一种新的视野，或者说把政治学研究的一种传统的方法继往开来，现代化了。这种方法就是政治社会学的方法。所以书的副标题叫“政治的社会基础”。

《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从讨个说法到摆平理顺)》作者以讲故事的方式把大河电站移民集体上访所引发的冲突事件纳入农村社区生活世界的权利关系中去分析，通过对起伏跌宕的移民上访——政府摆平这件官民正面遭遇的详尽描述，揭示出双方所共享的政治文化及其运作机制。

中国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在三十年的时间里，超过两亿中国农民离开家乡，进入城市寻求务工、经商的机遇。这一现象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结构以及文化再生产。本书所展示的，是人口流动所引发的空间、社会关系重构，以及跨区域联系网络的建立。通过展现一个典型的外地人口社区——北京丰台“浙江村”的发展、繁荣、拆除、重建，作者展现了后毛时代（post-Mao era）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以及私人社会空间对传统管理制度的挑战。本书挑战了“市场胜利、国家撤退”的简化论，强调要从更为复杂的日常实践和持续的变迁当中去理解当代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

《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是一本对中国痛之切、爱之深的书，是一个上海学者在黄河边上的社会调查报告。全书分成上下二篇，详细记录了作者1996年5月至11月期间的日记式调查报告。《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内容全面，通过作者的切实体验对当今中国乡村社会的现状提出了思考，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及探索性，颇值得一读。本书是重新修订版。

《使民主运转起来》通过对意大利各地区的研究探讨了有关公民生活的一些基本问题。作者运用社会资本、治理和善治等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对意大利进行个案考察，经历长达20年的实证研究，论述了意大利如何在法西斯专制崩溃后，成功地利用意大利深厚的公民传统，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民主机制，逐渐使意大利社会走向善治和繁荣。

《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内容包括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分层分析、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体系的变化——对农村的分析、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体系的变化——对城市的分析、理论争辩与尚待研究的问题。

本书在批判地介绍和分析西方经典社会学理论流派对社会运动（集体运动、社会运动、革命）的解释与解读之后，提炼出了影响和决定社会运动之产生和发展的三要素：变迁（各种社会变化）、结构（国家与社会）、话语（被社会运动所认可的）。作者认为，一些发达国家都有对社会运动比较强的制度化能力，而对于中国来说，亟待提升的正是这种制度化的能力。

简介： 作者通过对马来西亚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的探究,揭示出农民与榨取他们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者之间的持续不断的斗争的社会学根源。作者认为,农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以低姿态的反抗技术进行自卫性的消耗战,用坚定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以避免公开反抗的集体风险。 导读： 一部可能成为经典的令人难忘之作。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任何想要了解东南亚农民社会的人都不能错过此书。 ——《亚洲研究杂志》 一部卓越的著作……斯科特以其出色的工作展示了人种学报告不能也无法呈现的农民反抗外来侵犯的“全貌”……是对反抗霸权的日常形式的精彩理论和经验阐释。 ——爱德华·W.萨义德 前言： 前 言 任何研究领域的局限性在与其相关研究的共有定义中最能突显出来。大量的关于农民的近期研究——包括我本人的和其他人的——都关注反抗与革命的问题。平心而论,除了关于亲属关系、仪式、耕作和语言方面一贯的标准民族志描述之外,更多的关注集中于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因为它们尽管只是昙花一现,却显然对国家造成了威胁。我可以想到对此类运动重要性的共有理解得以盛行的原因在于一系列相互强化的因素。对左派而言,对农民起义的过度关注显然受到越战和现在已经开始消退的左翼学术界对民族解放战争的迷恋的刺激。绝对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历史记录和档案鼓励了这种迷恋,它们从不提及农民,除非农民的行动对国家构成威胁。另一方面,农民只是作为征召、粮食生产、税收等方面的匿名“贡献者”出现在统计数字中。这种视角下的每项研究强调了不同的侧面。一些研究只能是强调外来者——预言家、激进知识分子、政党——在动员通常懒散、无组织的农民的过程中的角色。另一些研究关注的只是西方社会科学家最为熟悉那些运动——那些拥有名称、旗帜、组织机构和正式领导阶层的运动。还有一些研究,只是在精确考察那些可能在国家层面推动大规模的、结构性变迁的运动方面有所贡献。 我认为,这种视角所忽视的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贯穿于大部分历史过程的大多数从属阶级极少能从事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那对他们来说过于奢侈。换言之,这类运动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即使当选择存在时,同一目标能否用不同的策略来实现也是不清楚的。毕竟,大多数从属阶级对改变宏大的国家结构和法律缺乏兴趣,他们更关注的是霍布斯鲍姆所称的“使制度的不利……降至最低”。正式的、组织化的政治活动,即使是秘密的和革命性的,也是典型地为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所拥有;在这一领域寻找农民政治大半会徒劳无功。并非偶然,这也是走向结论的第一步:农民阶级在政治上是无效的,除非他们被外来者组织和领导。 就其真正发生时的重要性而言,农民叛乱是相当稀少的——更不用说农民革命了。它们大多被轻而易举地粉碎,即使非常罕见地成功了,令人悲哀的是其达到的结果也很少是农民真正想要的。无论是哪种革命的成功——我并不想否认这些成果——通常都会导致一个更大的更具强制力的国家机器,它比其前任更有效地压榨农民以养肥自己。 鉴于上述原因,对我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去理解可以称为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的斗争——农民与试图从他们身上榨取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平淡无奇却持续不断的斗争。此类斗争的大多数形式避免了公开的集体反抗的风险。在此我能想到的这些相对的弱势群体的日常武器有: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等。这些布莱希特式——或帅克式——的阶级斗争形式有其共同特点。它们几乎不需要协调或计划,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它们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与权威对抗。了解这些平凡的反抗形式就是理解农民长期以来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对抗或保守或进步的秩序所作的大多数努力。我猜想长期以来正是这类反抗最有意义和最有成效。因而,研究封建主义的历史学家布洛赫指出,相对于“农村社区顽强进行的坚韧的、沉默的斗争”而言,伟大的千年运动也只是“昙花一现”;这类斗争旨在避免对他们的生产剩余的索要和维护他们对生产资料——如耕地、林场、牧场等的所有权。这一观点肯定也适用于对新大陆奴隶制的研究。对奴隶与其主人关系的分析不能仅仅去寻找纳特·特纳或约翰·布朗式罕见的、英雄主义的、注定失败的举动,而必须着眼于围绕工作、食物、自主权、仪式的持续不断的琐碎的冲突——即反抗的日常形式。在第三世界,农民很少会在税收、耕作模式、发展政策或繁琐的新法律等问题上去冒险与当局直接对抗;他们更可能通过不合作、偷懒和欺骗去蚕食这些政策。他们宁愿一点一点地挤占土地而不是直接侵占土地;他们选择开小差而不是公开发动兵变,他们宁可小偷小摸也不去抢公共的或私人的粮仓。而一旦农民不再使用这些策略而是采取堂吉诃德式的行动,这通常是大规模铤而走险的信号。 这种低姿态的反抗技术与农民的社会结构非常适合——农民阶级分散在农村中,缺乏正式的组织,最适合于大范围的游击式的自卫性的消耗战。他们的行动拖沓和逃跑等个体行动被古老的民众反抗文化所强化,成千上万地累积起来,最终会使得在首都的那些自以为是的官员所构想的政策完全无法推行。反抗的日常形式不需要名目。但是,就像成百上千万的珊瑚虫形成的珊瑚礁一样,大量的农民反抗与不合作行动造就了他们特有的政治和经济的暗礁。在很大程度上,农民以这种方式表明了其政治参与感。打个比方说,当国家的航船搁浅于这些暗礁时,人们通常只注意船只失事本身,而没有看到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行动的大量聚集才使失事成为可能。仅此而言,理解这些无声的匿名的农民行动的颠覆性就是十分重要的。 为了这样一个目标,我在马来西亚的一个村庄里度过了两年(1978—1980)时间。这个村庄被我称为塞达卡,这并不是它的真名。它是吉打州水稻主产区一个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小村落(有70户人家),该村在1972年开始引入双耕。与其他许多“绿色革命”一样,它使得富人更为富有,而穷人仍然贫穷甚至变得更穷。1976年大型联合收割机的引进或许更是致命的一击,它使得小土地所有者和无地劳动者失去了三分之二挣工资的机会。在这两年当中,我设法收集了大量的相关资料。我在关注反抗实践本身的同时也关注村庄内的意识形态斗争——它为反抗写就了脚本。在本书中,我试图讨论反抗和阶级斗争的重大主题,以及赋予这些主题以实践和理论意义的意识形态支配问题。 在塞达卡,贫富之间的斗争不仅是关于工作、财产权、粮食和金钱的斗争,它也是关于占有象征符号的斗争,是有关过去和现在如何被理解和被分类的斗争,是确认理由、评价过失的斗争,也是赋予地方历史党派意义的斗争性努力。这一斗争的细节并不光彩,通常包括背后诽谤、流言蜚语、人身攻击、给人起绰号、肢体语言和无声的蔑视等,这些大部分都局限在村庄生活的“后台”。而在公共生活中——亦即在负载权力的情境中——经过精心算计的遵从是普遍和经常的状态。阶级冲突的这一方面的显著特征是它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一个共享的世界观。例如,如果没有关于什么是越轨、什么是可耻和无礼的共同标准,那么任何流言蜚语和人身攻击就是毫无意义的。在一定意义上,争论的强烈程度基于这样的事实:人们所主张的共享价值观遭到背离。人们争论的不是价值观本身,而是这些价值观适用的事实:谁富、谁穷、何以致富、何以贫穷、谁吝啬、谁逃避工作等。这些斗争除了可以视做动员社会舆论的约束性力量以外,还可视为这一小共同体中穷人为抗拒他们所遭受的经济和仪式上的边缘化并坚持最低限度的公民的文化尊严而进行的努力。这种视角含蓄地肯定了“以意义为中心”的阶级关系分析的价值。在本书最后一章,我将就更广泛的意识形态支配和霸权问题进行说明和探讨。 在塞达卡度过的14个月中,我有时兴高采烈,有时万分沮丧,有时手足无措,有时辛苦乏味,这些是每个人类学家都能够体会到的。由于我并非正式的人类学家,因而所有这些经验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如果没有贝利给予我的实用的田野研究讲座,我将不知如何去做。即使是在这些明智的建议的指引下,我仍然对人类学家从早上起床到晚上入睡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的基本事实缺乏准备。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去室外活动大半没有目的而是为了自己独处。我发现需要保持一种审慎的中立——亦即保持缄默,这是明智的,但同时也是巨大的心理负担。随着我自己的“隐藏的文本”(参见第七章)的增多,我首次认识到琼·杜韦格纳德的评论的正确性:“在多数情况下,村庄会向外来研究者做出让步,而研究者通常求助于隐藏。”我同样发现邻居们总是原谅我难免犯的错误,在每一点上容忍我的好奇心,他们对我的不适当行为并不在意,并允许我在他们身边工作。他们有着既嘲笑我同时又与我友好相处的非凡能力,他们具备划分界限的尊严和勇气,他们善于社交,经常在非收获季节就感兴趣的话题与我彻夜长谈。他们的友善表明,相对于我适应他们来说,他们更好地适应了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对我的生活和工作的意义是言辞的感谢不足以表达的。 尽管我努力删减原稿,但它依然很长。主要原因在于许多特定故事的讲述对于揭示阶级关系的结构和实践是绝对重要的。既然每个故事都至少有两面,因而有必要考虑社会冲突所产生的“罗生门效应”的存在。努力讲述这些故事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要将一种贴近底层的阶级关系的研究提升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我认为这些更为宏观的思考需要有血有肉的详细实例来呈现本质。因而,一个实例不仅是将一般概括具体化的最成功途径,而且它具有比归纳出的原则更为丰富和复杂的优势。 在马来语很难直译的地方,或马来语表达本身很有意思的地方,我都将其加在正文或脚注里。除了对那些外来者所做的正式演讲,我从不使用磁带录音机进行记录。我的工作是依靠谈话时片断的笔记或事后马上进行追记来完成的。由于许多句子中只有一些更容易记住的片断可以忆起,结果使得我所记录的马来语有某种类似电报的性质。刚到时,我听不懂吉打州农村的方言,相当多的村民用他们在市场上所用的更简单的马来语对我说话。 我觉得,本书的写作还有一个特殊缘由。与其他乡村研究相比,它更多是研究对象的产物。在我开始研究时,我的想法是展开我的分析,将研究写出来,并准备一个关于我的发现的简短的口头版本,然后回到村民中去收集他们对此的反应、意见和批评。这些反应将收集在最后一章——作为“村民的回应”的部分,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将其视为那些应该知晓本书内容的人所做的“书评”。事实上,在塞达卡的最后两个月中,我的确花了更多的时间用于从大多数村民中收集这些意见。在各种各样的评论中——这些评论通常反映了评论者的阶级立场——充满着一系列针对我所忽视问题的富于洞见的批评、修正和建议。所有这些在改变原有分析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我是否应该将我较早的愚钝的分析交给读者而只在最后才呈现村民提出的见解呢?这是我最初的想法,而当我动笔时,我发现把我现在已经知道的当做不知道来写是不可能的,于是我逐步把这些洞见融入到我自己的分析中。其结果就是去理解在何种程度上塞达卡的村民既是形成分析的原因,也是研究的原始素材,并因此使得那些复杂的谈话更像是一种独白。 最后,我要强调这是一个非常自觉的地方阶级关系的研究。这意味着农民—国家关系显然存在大量反抗,会明显缺席,除非它们影响了地方的阶级关系。这也意味着那些在任何政治危机中都相当重要的族群冲突、宗教运动或抗议也基本上没有被涉及。本书也不去分析这里所考察的细微阶级关系的经济起源,这些源头不难一直追溯到纽约和东京的董事会议上。这还意味着处于省或国家层面的正式的政党政治也将被忽略。从一个角度看,所有这些省略都很可惜。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里的努力是要表明地方阶级关系是多么重要、多么丰富和复杂,还表明不以国家、正式组织、公开抗议、民族问题为中心的分析视角将给我们带来的潜在发现。 下面这些过于冗长的谢辞意在表明为了进行研究我必须学习的许多东西,同时也表明那些教导我的人的耐心和大度。对于塞达卡的那些家庭——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他们的名字被隐去——我所欠甚多,这笔债之所以沉重,原因在于我所写的内容让不只一个人感到他们的友好被滥用了。当然,对一个专业的外来者而言,那是一种人性的困境,而我只能期待他们将会发现我是以诚实的努力和自己有限的学识来公正地对待我的所见所闻的。 我的接待单位是位于槟榔屿州的马来西亚理科大学(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比较社会科学院。作为客人或学者,我是非常幸运的。我要特别感谢学院的Mansor Marican,Chandra Muzaffar,Mohd Shadli Abdullah,Cheah Boon Kheng,Khoo Kay Jin,Colin Abraham及副校长兼院长Kamal Salih和院长助理Amir Hussin Baharuddin,感谢他们的建议和友善。Nafisah bte. Mohamed作为吉打州方言的特别辅导老师,帮助我为田野工作进行准备。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政策研究中心对吉打州的穆达工程和与之相关的农业政策进行了许多出色的研究。该中心的Lim Teck Ghee 和David Gibbons不仅帮助我制订研究计划,而且还成为我弥足珍贵的朋友和批评者,他们的功劳在书中随处可见——即使在我决定自行其是的时候。我还要感谢Sukur Kasim,Harun Din,Ikmal Said,George Elliston,当然还有中心主任K. J. Ratnam。位于亚罗士打附近Teluk Chengai的穆达地区农业发展局总部的官员们总是非常慷慨地贡献他们的时间、他们的统计数据,尤其是他们的丰富经验。任何发展项目中要找到这样一些有知识、严格而坦率的官员都不是件容易的事。Affifuddin Haji Omar和S. Jegatheesan,以及时任穆达地区农业发展局总经理的Datuk Tamin Yeop,都给予了很多帮助。 与我的研究路径互有交叉、对马来西亚乡村社会进行研究并著述的“无形学院”的成员们,对于我的理解和分析贡献良多。由于他们人数众多,我无疑会有所遗漏。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许宁愿不被提及,而我还是必须提到这样一些名字,他们是Syed Husin Ali,Wan Zawawi Ibrahim,Shaharil Talib,Jomo Sundaram,Wan Hashim,Rosemary Barnard,Aihwa Ong,Shamsul Amri Baharuddin,Diana Wong,Donald Nonini,William Roff,Judith 以及 Shuichi Nagata,Lim Mah Hui,Marie*9鄄André Couillard,Rodelfe de Koninck,Lorraine Corner和Akira Takahashi。两位来耶鲁做毕业论文的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的教师Mansor Haji Othman和S. Ahmad Hussein给我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和批评。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东京发展经济学研究所的健三掘井的慷慨,他在1968年对塞达卡的土地所有制进行了研究并得出可以利用的结果,如此我才能确定十年间的变化究竟意味着什么。 最后的手稿在同事们细致的批评指正下有了很大改观。我忍痛割爱,不再争论那些他们认为荒谬或无关紧要——或两者兼有——的论题,同时增加了他们认为必要的历史性和分析性的内容。即使我拒绝他们的看法,我也总是尽量通过加强或改变我的立场来减少直接的攻击。然而,到此为止吧。如果他们一直完全坚持他们的看法,我还愿意继续修改,并努力调整他们无意造成的混乱。我迫不及待地要回报他们的厚爱。感谢Ben Anderson,Michael Adas,Clive Kessler,Sam Popkin(对,就是他),Mansor Haji Othman,Lim Teck Ghee,David Gibbons,Georg Elwert,Edward Friedman,Frances Fox Piven,Jan Gross,Jonathan Rieder,Diana Wong,Ben Kerkvliet,Bill Kelly,Vivienne Shue,Gerald Jaynes和Bob Harms。还有一些未留下姓名的人,他们同意甚至请求阅读原稿,或许他们看过其中的一些篇章,却给予了重新的思考。他们知道他们是谁。不好意思! 自1978年以来,许多机构的资助使得我和这项研究事业得以持续。我要特别感谢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国家科学基金(批准号SOC 7802756)和耶鲁大学对我在马来西亚研究的支持。最近,由麻省理工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项目”授予的埃克森基金(Exxon Fellowship)使本书的最终草稿和大多数修订工作得以完成。Carl Kaysen容忍了我对书稿倾注过多的精力,并且与Martin Kreiger,Kenneth Kenniston, Charles Weiner, Peter Buck, Loren Graham, Carla Kirmani, Leo Marx和Emma Rothschild一起,帮助我保持智识上的收获。由日本大阪的国家民族学博物馆主办、Shigeharu Tanabe和Andrew Turton安排的“东南亚的历史与农民意识”研讨会,有助于使我的观点更加明晰。由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帮助组织的在海牙社会研究所举行的另一个有着更多争论的工作讨论会,对本书第七章有关反抗的分析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我不清楚这两次会议的参与者是否完全认同我所提出的论点,但他们至少应该知道他们的著述和批评对本书具有何等重要的价值。 应当感谢的还有下列对本书早期的部分内容给予发表的出版物:《国际政治科学评论》(1973年10月);《东南亚的历史与农民意识》(Andrew Turton和Shigeharo Tanabe编,“山崎民族学研究”第13期;大阪:国家民族学博物馆,1984);《政治人类学》(1982);《马来西亚研究》1:1(1983年6月,马来文)。 本书的出版倾注了许多打字员、排版员和编辑的心血,他们高兴地看到这一出自他们之手的书稿。其中我特别要感谢的是Beverly Apothaker,Kay Mansfield和Ruth Muessig出色的工作。 本书与我的家庭生活的相互交融已经足以免除任何通常在此要说的常规套话。在此我可以说,尽管我努力了,但从未能够哪怕稍微让路易丝和孩子们相信,他们也在为我写作本书出力。

帝制中国的官僚政治由拥有人文教养的儒生文士承担，“文人”和“官僚”一身二任，由此塑造出了一种“士大夫政治”。这是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独特性的一个重要体现。《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探讨“士大夫政治”的演生过程和这种政治文化模式的特点、机制。作者采用结构性视角，把士大夫的最初形态追溯到周代的“士”与“大夫”，战国以来他们分化为“学士”和“文吏”两个群体，汉代又发生了儒生与文吏的合流、儒家与法家的合流，由此初步奠定了帝制中国“士大夫政治”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