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铭铭 著 ISBN 978-7-108-04126-5 2012.09出版 定价：32.00 早在二十年前费孝通即已指出：“20世纪是世界范围的战国时代。”而在1940年代，费孝通的老师吴文藻，也已大胆指出“中国应与整个欧洲来比，才能明了中国文化悠久的意义”，他并试图以民族与国家关系的不对称性来解决“中国”与“民族”之间的矛盾。 在本书中，作者通过梳理吴文藻、费孝通的民族思想，强调中国是一个超民族、超社会的国家，中国走的路跟西方不一样，我们不应陷于“战国时代”的思维圈套，不应以“犬羊小国”的研究方法来研究这个偌大的“天下”；而应回归到吴文藻、费孝通时代的宽阔视野，重新思考“民族”、“国家”、“世界”之间的关系。作者并沿着吴文藻、费孝通的思想理路，试图寻找中国这个超民族的大体系得以运转的机制所在。作者认为，核心因素恰恰不是有效的军事和行政的统治机构，而是一种“面子制度”、一种交往的文明，其产生的前提是自我约束、自我贬低，以此为手段来保住自己的“面子”，以及超过他国的地位。

《想象的异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散论》是社会与文化丛书之一。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非中国”，一个群体，一个民族，若要成其社会，成其文化，则都必定有其超越自我且内在于自我的他者存在。 本书是一篇扩大式论文，虽带有人文色彩但系属社会科学反思之作，内容涉及中国古代的世界活动与他者观念，触古及今，去非考证或史学之作。 本书又可谓某种学术史，但又致力于呈现中国古代“西方学”的演变阶段。

《由此及彼由彼及此:人类学随笔》中具体包括了：《腹与蛇——“不同文化中的他者观念国际》、《中国学术的“语言时尚”问题》、《从教室空间的“小处”人手，改革大学教育》、《从“新生事物拜物教”看“破坏性建设”》等文章。 《由此及彼由彼及此》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在写作本书时，我的主要考虑是要对中外社会人类学者研究中国问题时提出的论点进行较为全面的评述。此外，我还想通过此书的写作对社会人类学视角及其在具体研究中的运用作出一个交代。第一章是对社会人类学和中国学关系的简要评论，其目的在于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引入“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路径”，提出社会人类学与汉学人类学之问关系存在即问题。第二章总结吴文藻、费孝通等开创的中国社区研究学派的理论，但是也试图把它们放在社会人类学民族志方法问题中讨论，其中涉及的“民族志方法是否足以代表中国社会”的问题也将与中国人类学未来面向的讨论联系起来。第三章是对被称为“汉学人类学导师”的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理论的评述，其焦点是中国宗族研究中社会与国家关系分析的内在困境j听要解决的是社会人类学从“简单社会”转入“复杂的文明社会”之后出现的方法论和理论独特性问题。第四章评述的是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的中国乡民社会之经济人类学理论，所提出的问题仍然与中国社会人类学理论方法的独特性有关，但是，其切入点是“理性经济人”（rational economic man）模式的弱点。第五章概括了社会人类学者对中国宗教和仪式的论述，并力图从这一概括中提出中国文化大、小传统的关系、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历史与人类学的关系问题，并主要涉及武雅士（Arthur Wolf）、马丁（Emily Martin [Ahern]）、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桑格瑞（Steven Sangren）、萧凤霞（Helen Siu）等人的理论。第六章从近年社会人类学的理论转变和“反思人类学”（reflexive anthropology）的出现观察西方汉学人类学的危机，重申“汉学”与人类学关系的复杂性及其社会理论背景。第七章是围绕“本土人类学”展开的，其前一部分是有关在西方出现的本土人类学潮流的概观，后一部分则是对中国本土人类学的评论。通过国内外本土人类学的比较以及对个人经历的回顾，我试图为中国学界未来的发展提出若干可供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最后，我把有关本人近年研究的介绍和一篇近作放在两个附录中，供了解本人近年力图实验的主要研究取向。 ――王铭铭

历史、世界想象与社会，都是经验和心态的融合体，它们都难以摆脱经验的纠缠，也难以不作为心态而具有某种“创造力”。基于这一思想，作者直面20世纪以来个体主义思潮的支配地位，试图基于中国历史经验，揭示社会科学“中国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并以更综合的方式呈现中国式的社会观，特别强调礼仪对我们重新思考“国族”与“天下”之间历史矛盾的意义。 作者将零散的讲课杂录与述评结为一集，使之带有“综合（或混杂）文本”的风格，并以这种文风和心态来克服人文学与社会科学、文明与知识之间的紧张关系。

本书作者王铭铭长期从事社会人类学和文化理论的研究。本书是他主要是针对他人的书为背景的多篇关于文明进程与人类学的学术随笔，颇有心得。

本书收录作者10篇学术讲座发言稿和会议发言录音整理稿，以随谈形式，展现人类学对于现代生活方式、文化、环境“全球化”等现实问题的解析，求索中国人类学学科重获文化特征、天下视野及世界地位的可能方式。

“无处非中”，出自艾儒略《职方外纪》。较完整的句子，已引在这册书正文的前面。它的意思，现已是一个地理常识，那就是，地球既是圆的，世界上便没有一个地方不能被定义为中心。在这样一个新时代，来引古代在华欧人的书，不免显得过时。可是，对今天的我们，这四个字却还没有失去其重要性。对我来说，“无处非中”隐约道出了社会人类学家长期以来致力于阐述的那一简朴的道理；如果我们自以为拥有天底下惟一“合情合理”的文化，那就可能失去理解我们自己的机会，甚至可能失去我们的邻人。承认他人的世界是中心，并苦读这一中心，才能善待自我。

将我们回归于物的世界之努力，落实到人的观念，历史的叙事及思考的方式上。 列维－斯特劳斯对于世界围绕“开化／智慧”与“蒙昧／愚蠢”形成的“天下二分面貌”表现出极度的优患，他看到文明如何踩踏地球，并将它所有的角落纳入自己的领地，毁之再毁，便陷入“忧郁的热带”丛林，想在蒙昧的“土著”那里发现神话，反思历史。

《王铭铭自选集》是作为新时期思想文化学术的一个总结性工程《跨世纪学人文存》问世后，受到美术界和读者们的重视和欢迎。接续前思，整理编辑近年学界新成果，感到大美纷然，目不暇给。初辑9种，科学与人文兼收，精思与沉潜并重，而主脉不变，在乎平实而富有建设性的研究。9种图书与新世纪同时来临，亦将与新世纪同行，故名之曰《新世纪学人文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