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四堡是闽西群山中一处偏僻的村落，但在17世纪晚期至19世纪初叶，它却是繁华的雕版印刷业之乡，通过流动书贩和四堡人经营的大小书店，为中国南方提供了大量价格低廉的教科书、家用指南、医疗手册及传统名著。《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的作者通过对四堡地区出版业的长期实地考察、文献分析，穷十五年之功完成本书，对于晚清民国四堡的出版-销售业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和深入的分析，进而使读者得以窥见南方基层社会的社会风俗、文化兴趣与精神状态，对于这一时期的文化史、社会史产生更为深刻的认识。

“理查德.谢尔对于爱丁堡启蒙书籍的研究是我近十年所见最有价值的作品，尽管我的研究专长并非18世纪的苏格兰……我发现此书引人入胜，结构宏大严整、论述充分详明……从心灵、事业和艺术上，这本巨著从根本上赞美了苏格兰人的爱国主义和启蒙运动。”——James E. May，《18世纪苏格兰》 “这是一部杰作，这本书中列举的细节惊人的翔实，并且多层次鲜活地描述了作者、书籍、出版商、印刷者及在书籍流通过程中其他各种对象的互动关系。这是本非常有用的参考书，附有大量图表和参考书目。它同样也是本令人兴味盎然和激动人心的读物。”——Antonia Forster，《英国研究评论》 平装本序言 《启蒙与出版》一书问世后，广受欢迎和好评，令人非常高兴。与此同时，也发现了书中存在的许多错误，促使我虚心反省。我十分感谢朋友、同事和读者的评论，让我注意到这些错误，也感谢编辑允许我在平装版前面添加一段序言。 威廉·波斯维克·约翰斯顿（William Borthwick Johnstone）绘制过一幅詹姆斯·希巴德（James Sibbald）流通租借图书馆内部的虚构图画（现在保存于爱丁堡作家博物馆），看上去仿佛再现了18世纪80年代的情景，以致我没有怀疑那些识别画中人物的标志就将它复制到了书中。可是伊恩·辛普森·罗斯（Ian Simpson Ross）提醒我，背景里左起第二个人物（就像书的封面上复制的那样）实际上是亚当·斯密（与詹姆斯·塔西[James Tassie]为他绘制的著名圆形肖像画一模一样），画面底部的小字却把他标注成了蒙博多（Monboddo）勋爵；其实画面最右边的人物才是蒙博多，而不是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伊安·戈登·布朗（Iain Gordon Brown）也证实了这个说法，参见他在《出版季刊》第25期（2008年9月，第333—335页）中对我的书的评论。经过查证之后，我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因此，应该用同为苏格兰启蒙运动人物的亚当（斯密）代替另一个亚当（弗格森）。 在作者说明的章节中，关于货币和汇率的内容我主要采用了约翰·麦考斯科（John McCusker）的数据，他是18世纪英国与美国的货币兑换方面的著名权威学者。这次为了出版平装本，他帮助修正了本书中出现的几个货币汇率数据。如第4页，1791年时的一个标准英镑在美国相当于4.44美元，而不是4.55美元。本书出版的2006年，一个标准英镑的购买力应该相当于1746—1770年间的105英镑或192美元，在18世纪七八十年代相当于85英镑或154美元。在作者说明的末尾，提到约翰·侯姆（John Home）的剧本《阿尔弗雷德： 一个悲剧》的例子时说，原价的一个半先令大约相当于2006年的6英镑，这个地方应该更正为6.4英镑。当然，尝试将18世纪的英镑转换成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货币等价物时，只是根据当代的购买力进行粗略估算，因而随着判断标准的不同会有相当大的变化；举例来说，在描写约翰·亨特（John Hunter）的作品《外科医生》（the Knife Man，2005年）中，温蒂·穆尔（Wendy Moore）使用了英格兰银行的零售价格指数作为转换标准，结果得出了明显更低的兑换比率。 推出了精装版本之后，我才注意到遗漏了表一中的作者的一些作品，本来应该把它们加入表二即苏格兰启蒙运动作品的数据库（两个表格都出现在索引中）。其中包括乔治·查尔默斯（George Chalmers）的两部关于美洲殖民地的未完成作品： 《当前联合殖民地的政治记录，从定居至1763年的和平时期》第一册（伦敦，1780年出版）和《殖民地解放史导论》第一卷（伦敦，1782年出版）。有一部作品本来可能作为托马斯·布莱克洛克（Thomas Blacklock）的遗作入选： 《劝勉（paraclesis），或从自然及揭示出的宗教信仰演绎的安慰》。两篇专题论文： 其一的作者据推测是西塞罗，现已译成英文，其二是托马斯·布莱克洛克神学荣誉博士的原作（爱丁堡，1767年出版）。该书的题词是献给詹姆斯·比蒂（James Beattie）的，在讨论作者之间互相交换题词时（第141—142页），原本可以引用这段内容。另一部值得加入的作品是《慈善事业： 以期刊论文的方式》（伦敦，1797年出版），那是一部匿名作品，根据1798年6月2日威廉·理查德森（William Richardson）写给安德鲁·斯特拉恩（Andrew Strahan）的信件（保存于约翰·尼科尔斯（John Nichols）档案馆，感谢朱利安·普利（Julian Pooley）提醒我注意到它），现在可以确认其作者是理查德森。该书里面包含了进一步的证据，表明理查德森热衷于匿名出版（如本书153—154页讨论的），还有一个有趣的段落谈到了作者的“各种伪装”。相反，安德鲁·阿什菲尔德（Andrew Ashfield）告诉我，《自然和艺术作品中的基本美学原则探究》（表二中的no.347，在381页引用）一书不应该被加入作品数据库，因为版权页上显示的作者威廉·汤普森（William Thomson）不是表一中的那位苏格兰的多面手作家（英文短标题目录是这样记载的），而是同名同姓的都柏林艺术家，其生卒年份为1726—1798，而不是1746—1817。这个错误告诫研究出版历史的学者，必须去核查书籍的原文。由于数据库里的个别作品极其稀有，我未能做到全部查对，不过这个错误是找不到借口的，因为只要稍微看一下该书前面的传记性回忆录，就可以识别出作者的正确身份。 本书第12页评论说，1934年普瑟伍德·史密斯（Preserved Smith）的一部作品“可能是首先在题目中使用‘启蒙运动’这一术语的书”。但是詹姆斯·施密特（James Schmidt）向我指出，这个先驱的荣誉实际上属于约翰·格里尔·希本（John Grier Hibben）1910年的作品《启蒙运动的哲学》。我在167页叙述，根据我的数据库，在作品卷首使用作者肖像画的例子最早出现于1763年，那是托比亚斯·斯摩莱特（Tobias Smollett）的《续英格兰全史》（表二，no.67）推出第二版时，由方济各·阿利亚梅（Franois Aliamet）雕版制成的卷首插画肖像。在我能够查明的范围内，这个结论在作者、作品标题和画家方面都是正确的，但是根据詹姆斯·梅（James May）的记录，1760年斯摩莱特的《续英格兰全史》首次出版时，已经使用了这幅卷首插画肖像。类似地，罗伯特·弗格森的诗集在1799年出版时含有一幅卷首插画肖像（如191页的记述和171页的注释），但是罗伯特·莫里森（Robert Morison）和佩斯（Perth）的儿子在1788—1789年出版该书时已经使用过这幅肖像，而且质量要好得多。 关于《启蒙与出版》的印刷错误，我已经在网站上（http://long18th.wordpress.com/，2009年11月15日）揭载了更正的内容，用于回应大卫·玛泽拉（David Mazella）和埃莉诺·谢芙林（Eleanor Shevlin）在2009年10月整理的电子版“辅助读物”。各位读者如果发现其他错误，可以在我在网站上发布的文章后面以评论的形式提出，我将十分感谢。 读者们对《启蒙与出版》的热烈反响鼓励我相信，对于研究书籍出版、启蒙运动以及18世纪后半叶大西洋两岸英语国家历史的学生和学者，本书都是有价值的参考资料。我希望，平装版本可以让更多的读者接触到这部作品，让他们通过独特的表述方式，体会到苏格兰启蒙运动作品的创作和传播过程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最早和最好的人类历史”。本书强调在启蒙运动思想和价值观的产生和传播过程中，出版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并试图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作品理解为作者与出版业工作者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的产物，不仅在苏格兰，而且在英格兰、爱尔兰和美国同样如此。 R.B.S.，2010年1月

1500年第一本印刷的工具书诞生，它继承了古典与中世纪的传统，同时也开启了一个关于信息管理的全新时代。 本书展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另一历史场景——一个印刷术改变信息生态的时代。作者试图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找寻工具书诞生、发展的肌理与脉络，探索工具书诞生过程中学者、作者、出版者、使用者的交互作用，并讨论工具书的编撰与出版对那个时代的阅读史、学术研究、信息处理方式等文化实践方面的影响。

本书从作者、文本、书籍、读者四个方面入手，介绍了14到18世纪之间书写文字如何分门别类、编目归档，以及所有与之相关的人员和机构对文字和印刷品的领会和感受。本书无论是在文化史上还是在文化史相关的理论上都堪称力作。

本书为一综合性的著述，注重纸和印刷在中国和世界文化史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范围包括历史上的每一个时代，上自二者最早出现，下迄19世纪末期，即手工业时代结束为止。全书分十章：首章绪论为全书的提要；纸和印刷（包括制墨和装订）各占三章；传播和影响也占三章，其中最后一章以纸和印刷对中国和世界文明的功能和影响作为结论。全书结构简明而有系统，内容分配平均，数据包括实物和文献，另有插图174幅，附录《中国印刷史书目》千余条，可供研究者作进一步的参考。

纸草文献的出土，为西方图书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实物和第一手资料。在本书中，凯尼恩主要对这些资料进行了概括和分析，并结合古典文献中关于图书和阅读的零星记述，向读者生动而又详细地介绍古希腊和古罗马社会生活中图书的材质、形制、内容以及阅读习惯的发生、发展和演变的情况。 本书是西方图书史研究的经典之作，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以广阔的视野全景式地展现了从宋代到清中叶中国书籍的生产、发行、阅读、流传，而重在探究书籍与士人文化之间的关系，是近年来西方学者研究中国书籍史和书文化的一部力作。书中对印本与手抄本的兴替、中国古代藏书文化与“知识共同体”，以及中西书史比较的论述，尤为精彩。《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反映了近年来西方中国史学界兴起的书籍史研究热的最新成果，是读者了解西方学者以社会史、文化史方法研治中国书籍史的理论、方法、动态的一个极佳窗口。《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是一部体例严谨、取材广泛、创见迭出的学术著作，同时笔触生动、细腻，深入浅出，娓娓道来，雅俗共赏，引人入胜。

该书全面介绍了一个世纪以来西方书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变化趋势、学术理论方法，是一本从多个层面、多个角度全面回顾西方书史研究的精彩之作。在西方学术界、知识界，它既是初涉书史的入门读物，也是读者掌握书史理论发展脉络和趋势的案头必备。

《消遣时代的阅读乐趣》内容简介：这是一个大众传媒的时代，伴随电子出版物的兴起，许多人特别是青少年越来越热衷于快餐式阅读，这种以追求快速、简单甚至愉悦为目的的阅读方式所带来的弊病也是显而易见的：许多人为了追求纯粹“悦读”而弃华章名著于不顾，在迅疾的流变中只愿选择图文并茂，抑或只有图片、视频的电子读物以单纯满足视觉的享受。长此以往，痴迷于此的这一群体的文字表达能力必将退化，乃至逐渐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变成没有思想的“空心人”。 欣慰的是，仍然有众多的读者在线上线下体验着阅读的真正乐趣。但是，在外界干扰和诱惑愈演愈烈的情形下，我们怎样才能培养并保持深度注意力，在这吵闹的环境中安心读书呢？

本书是20世纪图书馆学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克拉克在这一研究中，吸收了档案、建筑和考古的研究方法。 书里有多幅精心收集的展现图书馆内部宏伟景象的老照片（有156幅插图）。大部分照片是反映18世纪后期欧洲的大学图书馆的馆舍、与藏书的照片。

Despite the importance of books and the written word in Chinese society,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China is a topic that has been little explored. This pioneering volume of essays, written by historians, art historians, and literary scholars, introduces the major issues in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book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nformed by many insights from the rich literature on the history of the Western book, these essays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nuscript and print culture; the emergence of urban and rural publishing centers; the expanding audience for books; the development of niche markets and specialized publishing of fiction, drama, non-Han texts, and genealogies; an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