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唐研究基金会丛书。 本书是研究唐代幕府制度的专著，共分八章。第一章阐述中国历史上幕府的起源和唐以前幕制变化；第二至五章研究唐代军事性幕府制度，从幕府体制、幕府僚佐辟署制度和僚佐职官迁转等方面深入探讨了唐代不同时期幕府制度的发展变化；第六至第八章研究唐代幕府制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作者以发展的眼光对唐代幕府作动态考察，研究唐代各个时期幕府之间的继承发展变化关系，如幕制与官制的关系、幕府制与使

唐代是一个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具有高度开放性的历史时期，同时唐代又是一个集汉魏以来历代制度之大成的时代，各种典章制度都达到了一个非常完善的程度，包括宫廷制度在内亦是如此，对后世各朝都具有很大的影响。

《府兵制度考释》内容简介：谷霁光(1907-1993)，湖南湘潭人。史学家。曾任江西大学校长，江西省政协副主席。长于中国古代兵制史、经济史的研究，代表作有《府兵制度考释》、《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等。《府兵制度考释》，196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78年重印。此次改由中华书局出版，即据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录排而成，并增补《四论西魏北周和隋唐的府兵——府兵初期资粮与军备问题再探讨》、《五论西魏北周和隋唐的府兵——府兵制的确立与兵户部曲的趋于消失》两文(据江西人民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谷霁光史学文集》第一卷录排)，以全面反映作者在府兵制度研究方面的成果，收入《现代史学家文丛》。

《道教学译丛（10）·唐代道教：中国历史上黄金时期的宗教与帝国》主要内容包括：历史背景以及初唐道教、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的道教与政治、中唐中兴与道教的复兴、开元中期的道教、天宝年间的道教、安史之乱到九世纪早期的道教与帝国、九世纪早期的道教与政治、九世纪中期的道教与政治、晚唐的道教与政治等。

贞观，这是一个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令人称羡的黄金时代。贞观之治几乎成为唐宋以后治国实践中理想境界的代名词。贞观之治的历史魅力到底是什么？其中一定有唐太宗的英明神武，有文武群臣的贤良忠直，在历史赋予那个时代特有的英雄气度，有让人所感悟却又难以说透的历史智慧。 本书描写的就是唐初君臣如何开创贞观之治的历史进程。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影视史学丛书”推出的第一部著作，本书与即将播映的三部分以唐代“贞观之治”为主题的电视连续剧相呼应。全书以作为中国历史上“圣君”典范的唐太宗的成长和贞观君臣的治国实践为主线，以随唐之际英雄群体的人生际遇以及他们如何汇聚到开创贞观之治的历史洪流为基本内容。本书定位为大众历史读物，以生动的故事，感人的场景，细腻的对话，相得益彰的插图，采取历史纪实文学的写法，力图把深厚的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喜闻乐见的通俗读物。

唐研究基金会资助项目。

本书是对20世纪唐研究的百年回顾，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卷，共32章，四卷并各有概论，作系统的学术史式总结。评介内容以中、日学者的论著为主，兼及亚洲其他国家和欧美的学术成果。本着全面、客观、公正的原则采择，谨慎地对学术环境和学术成果作学术批评，并努力提供前瞻性的意见。以期一册在手，能通览20世纪的唐研究情况，方便掌握国内外学术信息，引为借鉴，避免重复劳动的浪费，扼制拼合抄袭作业，有裨

本书系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该项目的根本目的在于以疾病、医疗为视角观察唐代历史。全书共分十二章，分别论述：唐代主要疾病考——以敦煌写本《新菩萨经》、《劝善经》为探索渠道；唐代官方医疗机构的局限性；民间医人水平评估——由“福医”、“时医”现象说起；中古医籍受众浅论；唐代药材产地与市场；医巫并行的时代——咒禁术的退缩与保留；高原疾病与战争；唐宋民间医疗活动中灸疗法的浮沉——一项技术抉择的时代背景分析；蓄蛊之地——一项文化歧视符号的迁转流移；疾病观与唐长安城的嬗变；疾病、卑湿与中古族群边界；割股奉亲缘起的社会背景考察，并附录一篇《被怀疑的华佗——中国古代外科手术的历史轨迹》。

《唐朝那些事儿(贰):太宗当政卷》内容简介：这是中国历史的巅峰王朝，以其前所未有的辉煌与繁荣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唐朝三百年，其间交织着政治的博弈、灿烂的文化、铁血的浪漫，虽然昔日的繁华早已不在，边关的笛声也已消沉，但唐朝的荣光依然照耀着我们。《唐朝那些事儿(贰):太宗当政卷》将带领我们穿越千年的时光，去细细品味三百年的大唐历史。 《唐朝那些事儿(贰):太宗当政卷》为《唐朝那些事儿》系列第二卷，从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后即位开始写起．详细叙述了贞观之治的盛世传奇故事。一班文臣治世，武将建功，贞观之风，至今不绝。北征突厥、西征高昌、吐谷浑、龟兹，天可汗威名远播。有玄奘西行求法的伟大壮举，有王玄策一人灭一国的惊险历程，也有东征高句丽的无功而返，更有贞观十七年的储位之争和李世民晚年因猜忌而引发的朝廷党争。冬雪历史，精彩纷呈！

在各種各樣的唐朝歷史的舞台中，西北固然重要，但與于闐、敦煌相比，都城長安無疑是出唐朝歷史故事的最大舞台。本書特別強調了四個方面的研究有待推進： 一．打破從北到南的長安文獻記載體系，注意地理、人文的空間聯繫 二．從政治人物的主宅和宮室的變遷，重新審視政治史和政治制度史 三．走向社會史，對於長安進行不同社區的區分並分析研究 四．找回【兩京新記】的故事，追索唐朝長安居民的宗教、信仰以及神靈世界

本书正是“世纪回眸”热潮中涌动而出的一股暖流象征。笔者不揣浅薄，毛遂自荐，自告奋勇撰一导读，旨存简明扼要地回顾一下黄氏两书的成书时代背景，爬罗剔抉黄氏之书精义，同时旁及作者的治学渊源及其对新史学的贡献，以揭示出作者早年问学释疑求道的特征及其黄氏之书的学术与历史价值，尝试为读者更好理解原著和认识黄现蟠的学问个性略尽绵力。

本书主要研究会昌六年（846）三月唐宣宗即位至大中十三年（859）八月宣宗驾崩这十四年间唐代政治局势的演变及其相关问题。并力图在此基础上，上溯宪宗、武宗，下延懿宗、僖宗等朝，进而探讨中晚唐历史演进之轨迹。 全书由上篇、下篇、后论及附录四部分组成：上篇运用新出墓志材料，揭示出会昌末宣宗借助宦官势力登基之宫廷内幕，以及宣宗为谋取“正统性”，将穆宗一房四帝打成“元和逆党”等宫廷政治问题；下篇对宣宗朝的宰相、宦官、翰林学士以及地方政治等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后论对宣宗大中朝的经济形势、科举与士族、牛李党争等问题进行综合性概括；附录由六篇附文及五个附表组成，从不同侧面对宣宗遁迹为僧等问题做出补充考证。

第八、九世紀的大唐帝國，內外有藩鎮跋扈和吐蕃、南詔邊患。為解決邊患，調動三千名徐州軍至安南服役三年。但三年的約期沒有兌現，歸鄉之路遙遙無期。其中八百位戍守桂林的家眷獲知消息後，發動請人代寫家書，讓前線的丈夫不要傻等。這八百封信遂促成了士兵殺掉隊長、敵前逃亡、私自返鄉的大規模行動。他們回到徐州後與城內軍眷裡應外合，最後攻陷徐州並叛亂年餘，帝國幾乎束手無策。 這僅是近因，往前追溯，徐州和唐廷過去百餘年來都有深層的不穩定關係，包括政治、社會、經濟、財稅四大問題，在這百餘年中有四十年成功奪取自治權，七十年不斷抗爭而驅逐和殺害朝廷節度史七次。最後唐帝國要耗費二十幾萬的大軍才能平服這次叛亂，本書即為敘述並剖析這個故事的始末。共分內外兩篇，內篇主要在講不同的政治體制所予准北居民優劣不同的感受，是激起抗爭集體行動淵源所自。外篇著重在講抗爭集體行動背後其經濟的、以及社會的結構因素為何，以及如何匯聚而產生作用。 本書是作者寫唐史前五部曲的第二部，是一部地方史。地方之於中央，只是邊緣，地位不高。但新史學的知識論、歷史操作理念迥然有異於舊史學軌轍甚巨。新、舊史學最大的區別就在於，舊史學作手永遠向權力靠攏；新史學作手則不然，執意要還活著之時屬弱勢者、屬失敗者以公道，要替這些被消音、抑且面目模糊之輩爭取應有的歷史地位。政治史主要在處理支配與順從的權力關係，但這個關係不只存在大內宮禁、或朝堂之上，也存在在地方，更存在日常生活領域的各種人際關係之中。權力的關係可以說無所不在。這些地方是政治史的不毛之地，值得開發。

编辑推荐：唐研究基金会丛书。 本书并非全面系统论述唐代景教，而是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针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或误区，提出自己的见解。作者认为，对景教士在唐代中国努力传教的精神及其所取得的业绩，应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对其最后的失败，应以理解和同情的态度进行分析，作者把景教在唐代中国传播失败的根本原因，归咎于唐朝宗教政策的变化。 本书作者对学界经常使用的传统景教资料，重新考察，重新解读，特别加以辩伪求真。

唐朝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时代。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他们都认为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黄金时期。《中国的黄金时代：唐朝的日常生活》的作者是一位独立学者，并兼任夏威夷大学的教授，他广泛收集历史资料，以外国人的视角还原中国唐朝时期人们的日常生活。

《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是关于唐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准确地说，是关于唐代政治体制变革的研究。从所针对的问题来说，表面上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但提出问题的角度却与一般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有所不同，更不同于传统的职官制度史。政治体制是一个现代政治学的概念，从政治体制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国家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进而取代传统的职官制度史，已经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中的重要学术取向。仅就唐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来说，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进展。在陈寅恪、岑仲勉、严耕望、唐长孺、谷霁光、陈仲安等前辈学人以及内藤乾吉、砺波护等日本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在职官、军事、法律等制度方面，近年都有一些高水平的论著发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是在广泛吸收学术界相关实证研究和理论探索成果的基础上，对唐代政治体制的整体运作机制及其变迁进行初步的探讨。 由于隋唐时期国家法令（律令）规定的官僚系统基本制度框架中，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处于首要地位，而且三省之间基本处于平等制衡的关系中，所以就有了“三省制”的概念。又由于三省之下的行政系统以尚书省所属六部为主体，尚书六部是国家最高行政部门，所有其它的省（如秘书省、殿中省、内侍省）及寺监、诸卫、东宫、王府和地方官，都是掌管具体事务的部门，甚至御史台的监察职权也是围绕六部所掌行政而行使的（而且不同历史时期监察系统相对稳定），所以“三省六部制”就成为概括这种体制的一个普遍采用的提法。然而，“三省制”和“三省六部制”，从制度演进及其时代特征的角度，主要有利于解决唐代政治体制与此前政治体制的区别，以及魏晋南北朝以来政治体制发展的落脚点问题。但是，这两个概念并不能解决唐代政治体制向宋朝制度演进的问题。北宋的政治体制是唐代中后期政治体制发展变化的结果。北宋政治体制也不仅仅是“使职差遣制”能够概括的，“使职差遣制”与“三省六部制”并不在一个层次上相对应。“中书门下体制”的提出，试图回答的就是唐代政治体制向宋朝制度演进的整体轨迹问题，以及唐代中后期政治体制的实际运作问题。 政治体制的演进、官僚系统的运作、国家政务的运行，是《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关注的唐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三个基本层面。以“中书门下体制”作为《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的标题，就是试图在这三个层面上加以展开。首先，“中书门下体制”是唐代政治体制（同时也是整个中国古代政治体制）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是在“三省制”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代表了唐代中后期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并奠定了北宋制度的基础。其次，“中书门下体制”以中书门下宰相机构（而不是三省）为中心，以使职（而不是尚书六部）为行政主体，整个官僚系统形成了新的运作机制。再次，“中书门下体制”下主要国家政务的申奏和裁决，形成了新的运行机制，体现为不同于三省制的文书形态和运作程式。 在不断积累的学术实践中，新的制度史研究范式也在酝酿之中。吴宗国先生在谈到唐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思考和体会时，指出“我们着重研究各个时期实际运行的制度，而不是停留在有关制度记载的条文上，以便真实地掌握唐朝前期政治制度的实际情况和政治体制发展变化的脉络。”对于制度发展变化的研究视角，除了以往研究中关注的皇权和相权的矛盾、内廷和外朝的矛盾、决策和行政的矛盾等，吴宗国先生更多地强调体制变化，“从政治体制如何适应统治形势变化的需要，分析探讨政治权力的分化与重组等问题”。《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即是沿着这样的思路，试图对唐代政治体制的运作机制及其发展变化进行一个总体的描述和分析。 为了描述唐代近三百年间政治体制的变化，就需要首先建立起一个叙述框架。因为无论是记载唐代制度的《唐六典》、《通典》、《唐会要》、《旧唐书?职官志》和《新唐书?百官志》等历史文献，还是自宋朝以来人们对唐代制度的理解，都没有提供这样一个框架。尤其重要的是，“不论是宋人还是今人，在没有充分把握唐朝政治制度不断发展变化的前提下，企图以一种模式来概括唐朝政治制度。这种做法的后果是严重的，因为它给人们描述的是一个不存在于唐朝任何一个时期的制度”。所以，要建立描述唐代政治体制总体变化的框架，前提就是要认识到，“各种制度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是唐朝政治制度的显著特点。而这种变动不仅是一些具体制度的变动，而且牵涉到从三省体制到中书门下体制这样重大的政治体制的变动”。在此前提下，需要进一步寻求新的叙述框架和研究范式。 为此，《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在研究方法或分析角度上进行了探索，力图建立一个有利于描述唐代政治体制总体变化的叙述框架。 首先，根据国家政务运行中最高层机构（如果我们不把皇帝看成是一个机构的话）及其运行机制的变化，把唐代政治体制分为前后期两种不同的形态，前期称为三省制（或三省六部制），后期称为中书门下体制（或中书门下使职差遣制），变化的关节点为开元十一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 其次，重视把握制度变化的时间性，将严格的时间定位引入制度史（严格地说是制度运行机制的变迁史）的研究。也可以说，这是对人类学所注重的历时性研究的借鉴。对政治体制发展变化轨迹的探寻，前提就是一些制度法令出台时间的确定。只有对各项制度确立和变革时间以及有关制度变革法令出台的时间进行详尽周密的考释，并通过对这些时间点的串通分析，整个政治制度变化的轨迹才能详细而立体地呈现出来。这方面，在吴宗国先生的指导下，我们在《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一书中已经进行了摸索。《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在结构上并不以时间点的划分为主线，但制度变化的时间坐标，仍是贯穿《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的一条暗线。 再次，为了探索政治生活中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就不能停留在有关制度记载的条文上，而必须回到日常政治活动本身。在史料上，最能反映日常政治活动及其中制度体现的记载，就是作为实物史料留存下来的当时实际行用的公文，以及保存在以文集为主的各类文献中的上下行文书。所以，通过对公文书具体形态和应用场合的分析，将文书形态与制度结构和制度运作结合起来，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复原特定时期制度运作的基本程式。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受到西方史学中“结构-功能”分析方法的启发。通过对文书的结构和运作程式的分析，最大可能地定位相关官职在官僚体系复杂网络中的位置，以及定位相关官职所承担的政务环节在上下贯通的政务运行程序中的位置，是《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所追求但目前还没有完全达到的目标。 最后，由于史料并没有留下足以拼合和藉以解释整个政治体制变化轨迹的详尽记载，而留存下来的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为主的一部分唐代公文书实物史料和保留在碑志和文集中的一些经过转写的文书资料，因为体现出不同时期的体制特征，恰恰成为分析体制变化的依据。从体制变化大局方面说，公文形态的变化是分析政治体制变迁的有效视角。尤其是对于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悄然发生着的制度变迁，从公文书形态及其运作机制的变迁入手，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总之，《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在对公文形态变迁与政治体制演进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把唐代中后期的政治体制定义为“中书门下体制”，这是在总结学界长期以来关于唐代政治制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唐代政治制度研究不断深入的结果。在相关研究的学术积累中作出过贡献的学者，连同他们的学术观点，书中将具体引用和介绍。由于《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是在博士学位论文《公文运作与唐代中书门下体制》（北京大学历史系1999年）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我的导师吴宗国教授自然是这项研究的宏观设计者和具体指导者。我深知《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许多方面的研究都是初步的，书中的错误自然应由我个人负责。但我相信，它却是探索政治制度史研究新角度努力的体现。 《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对唐代政治制度的具体研究，许多地方是基于对典籍文献的重新解读，故在引证时多有与通行本（包括中华书局点校本）之标点断句不同者。对此，书中未能悉数标出，故在前言中加以说明。

湖南人民出版社独具慧眼，另辟蹊径，采用了一种新办法，达到供一般读者历史知识，特别是历代社会情况的目的。他们的办法是以每个朝代的首都和一些大城市为中心，描述城市中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情、风俗等等各方面的情况，由小见大，由近及远，藉以达到了解当时社会前进、历史发展情况的目的。这部《长卷》把学术性和趣味性结合或者融合起来，不讲干巴巴的历史事实，而能使读者在轻松愉快的美的享受中，把握住历史的脉搏，获得历史知识。《长卷》的作者们不是写小说，而是完全根据历史事实来进行叙述的。 阅读本书，我们不知不觉已将唐代城市生活作了匆匆一瞥，虽然无法穷其全貌，却也多少领略到了许多与我们今天的时代并非格格不入的气息。而且在讨论中国文化传统价值时，我们也时常要引证这些我们取得过的成功的经验。虽然唐代中国城市星罗棋布于辽阔的国土上，几乎令人目不暇接，虽然一千多年的岁月风尘并不那么容易拂去，虽然我们并没有找准切入历史门槛的角度，仍然迫不及待地拉开了这幅历史画卷，去寻觅那一轮消逝千年的太阳。

本书所收入人物，上起自隋入唐而主要事迹在唐代者，下至五代十国入宋而主要事迹在入宋以前者。全书收入近二千七百人。 　　本书人物编排次序，首列唐代诸帝及后妃、宗室、五子、公主，次列唐代各朝人物，再列五代诸帝及家人、五代人物、十国人物，均以动时代先后为序；末列不易确定具体时代者，则以所出资料之年代为序。 　　本书以人为目，每一条目均加以人编号，主要事迹依时间先后为序排列，年代不详者则大体按类编排。 　　本书所收资料，一事而涉及数人者，悉列于主要人物名下，其它人物处则酌情以参见法提示。 　　本书不录正史，搜采范围以唐宋人撰杂史、传记、故事、小说为主。与正史记载类同之资料，其成书在正史之前者则录入，以见正史来源；其成书在正史之后而显系采自正史者则不收。明清以来资料，除真实可信、未见更早记载者外，一般不再收入。类书从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