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由《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两部分组成，《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从商人和商业资本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的地位及其所起作用这一角度来说明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规律问题。《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则着重讨论明代的社会经济性质问题，特别是作为资本主义萌芽期的江南市民经济，傅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一八四二年中国开放沿海的五口岸通商，为中国近代港埠都市发展的先声，成为近代港埠都市形成的创例，对近代中国的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本书作者历经三十余年，深思深研了五大开放口岸的渊源、演变以及商贸体制，描绘出一幅五大口岸的真实历史图景，澄清了以往影响国人的一些错误定说。本书的出版可为国内学术研究提供良好的借鉴作用。

大卫·兰德斯所著的《解除束缚的普罗米修斯》一书问世三十余年来，一直是欧洲工业革命和经济发展史研究领域的权威著作。在现今这一新的版本中，作者从当前全球化和经济增长比较研究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了构建了原有的观念体系，做出了颇具新意的阐释。在本书的开始，作者对发生在英、法、德三国的工业革命的特征、进程及其政治、经济和社会意义做了经典性的描述，由此提出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为什么工业革命最早发生在欧洲？随后他又勾勒出一部20世纪的经济发展史，其中涉及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加速旧的世界经济秩序的瓦解所起到的关键作用，1929—1932年的经济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经济的恢复和随之而来的空前的高速发展等。最后是结论性的断言，未来的欧洲和全世界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工业革命进程，才能保证自身的长久发展。

佛教源于印度，而发扬光大却在中土。自东汉时输入，经诸多朝代之努力，将原为梵文（或巴利文）等古天竺文字的佛经译为汉语，并通过手工抄写到印刷技术之运用，终于使佛法深入人心，广大信众，同沾法益，此功德无量之善举前后持续了千年有余。特别是我国国民与天竺人民早有往来，其思想趋向也颇为接近，复经魏、晋、南北朝数百年与我国传统思想文化之相互激荡、磨合，乃至酝酿、吸收，至隋唐而大成，创宗立派，鼎盛繁荣，前所未有。影响所及，我国周遍朝鲜、日本、越南等邻邦亦多流行大乘佛法。以后，历经宋、元、明、清各代，我国始终为大乘佛教之重镇，有“佛教第二故乡”之誉。此殆与我国僧俗两界人士究心于佛法义理密切相关。 佛理探究，自古以来即有僧伽、居士之分，虽无“研究”之名，而出于信仰之诚，寻求佛教精义者，彪炳史册，所在多有。降及近世，因科技发展之刺激，佛法潮流，亦屡有扩张。自十九世纪德国学者马克斯·缪勒提出“宗教学”概念以来，欧美之宗教学研究方兴未艾。佛教，作为古老的宗教之一，海外研究也日见蓬勃，从东瀛至南亚，从德意志、法兰西至英吉利，于研究南传佛教圣典及历史文化方面卓有成效。尤其是在美利坚，自 C.R. 莱曼等创办《哈佛东方丛书》、奠定美国佛教研究基础以来，从地域上说，其研究范围已囊括南传佛教、印度佛教、中国佛教（包括藏传佛教）、东亚佛教，举凡教理、经典、仪式、经济、政治等无不涉及，成果斐然。目前已发展至巴利文、梵文及藏文，横跨文献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伦理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多门学科，在宗教学界已呈后来居上之势。就佛法源流而言，佛教从印度本土向南、北方向分别传播，菩萨高僧，筚路蓝缕，而成北传大乘、南传上座二极，于今因缘增上，不断发展，已趋于世界佛法之域，可谓千载一时也欤！ 因此之故，时有台湾蓝吉富氏主编出版《世界佛学名著译丛》一百册，绍介国际佛教学术界之研究成果、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等，内容广泛，对于国内学界拓展学术视野，提升佛学研究水准，甚有裨益，可喜可贺！惜其著作多属近代，且以日文为主，时过境迁，欧美近代以后之佛学研究日新月异，相关成果不断涌现，将此类新知卓见译为汉语，嘉惠学林，已成迫切之势。 藉此因缘， 敝寺故有觉群编译馆之设立，集思广益，斟酌权衡，适时推出系列《觉群佛学译丛》， 实欲借古人译梵为汉之经验，取信、达、雅之准则，推陈出新，俾在家出家，两俱得益。佛法虽重在行持实证，佛经所说理趣，亦无不为求证生死大事之门径，若依文解义，理事分途，则徒成慧业，殊失佛法之宗旨。然此乃针对僧伽悟道而言，非指俗世传教之事，况时际浊世，佛法传扬端赖因缘，适应时会，则日以广信，僧伽寄质尘寰，岂可遗世而独立者乎！ 倘能以此译丛为契机，重视我国古代传译之汉文圣典，探悉诸宗玄义，同时摄取世界各地区佛法之优长，融贯现代国际佛学界之研究成果，“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深信国内会有更好的研究成绩出现，佛教亦将进一步充实与光大，余之愿也，因序之而随喜赞叹云尔！

本书成书于2000年，一经出版就引起广泛重视，成为这一领域一本重要的书目。本书详细的探讨了江南的早期工业化，也就是在1850年以前的三百年间江南工业的发展历史。本书本书内容真实，通俗易懂，是研究江南经济发展史的一本必读书目。

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 修订版），ISBN：9787300117485，作者：李伯重 著

《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从近代中国的商人出身构成、官督商办企业及其商人管理者的官僚化、官商合办企业中的官商关系、私营企业中的商人与士绅关系、地方政府与商人之间的关系、中央政府与商人之间的关系、官商关系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系等角度，比较全面地探讨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生产发展过程中官员、政府与商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剖析了典型企业和政府的管理机构，如中央政府的商部和农工商部，地方政府的商务局、保商局、工艺局，沟通官商关系的商会。还将清末中国企业发展中的官商关系，与同期日本企业发展中的官商关系作了比较。因此，《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无论从研究角度上，还是在研究内容上，都对国内同类研究的深入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史学大师钱穆先生讲授 纵论五千年经济发展大势 ................... ※编辑推荐※ ★ 史学大师钱穆先生讲授，一部深入浅出、亲切易读的历史读物 ★ 经过精心整理与详尽补充，填补了钱穆先生较少涉及的经济史领域的空白 ★ 语言生动可读，讲解深入浅出，领略钱穆先生对于中国历史的独特理解与深入分析 ................... ※内容简介※ 1956年，钱穆先生曾于香港新亚书院开设“中国社会经济史”课程，扼要地讲述了自上古至明清时代的经济情况与财政政策，并涉及农业生产状况、土地赋税制度、工商业与城市发展、货币制度及社会阶级等多个方面。同时也分析论证了历代财政经济状况与政治、制度、社会、军事、文化乃至法律、宗教等方面因素的联系与互动，在长时段的视野下描绘出历史演进的宏观趋势。 钱穆先生是一代史学大家，造诣精深，涉猎广博，其中经济史是钱穆先生相对涉及较少的领域，本书则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遗憾。叶龙先生毕业于新亚书院，曾师从钱穆先生多年，对课程内容进行了详尽的笔录，并加以整理与补释，形成流畅易读的讲稿。全书语言生动可读，讲解深入浅出，使读者得以更加切近地领会钱穆先生对于中国历史的深刻理解。

本书致力于探讨贸易时代东南亚地理、物质和社会的结构性概况，探讨上述背景下所发生的、年鉴学派所说的中时段运动与短时段运动。在资料允许的范围内，笔者集中关注那些最能影响一般平民百姓的特征和变迁，而对那些被史家大书特书的王公贵族和外国显要则着墨不多。

本书体现了一种努力以试图以历史解释的方式展示匿名的、连续介质的序列史。具体的研究对象是历史粮价序列（17世纪中期至今）。对其数据质量的分析和以往解释的梳理，为本书的意图提供了资料上和学理上的基础。在解释过程中，本书从布罗代尔的历史时间观念出发，辅以时间序列分析以及经济学方面提供的工具，使粮价史的时间结构代替人口、货币、气候诸孤立的变量而成为叙述核心。最终，本书的方式导向了对该时间结构的门辨证理解。

岩井茂树的《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的第一部分，即“财政结构的集中与分散”，是以清代的财政制度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明确了正额财政的集权构造，另一方面也指出了正额财政之外又广泛存在着各种附加性或追加性征收项目。以此认识为基础，考察两者之间存在的互补性，并分析了18～19世纪的变化过程。 第一章，首先概述了清代财政的基本情况，论述岁入和岁出的结构以及它们的发展倾向；其次，从宏观角度考察了17世纪中叶开始的经济变动，分析了财政收支情况与经济变动的关系。通过这些分析，可以看出：在18世纪的100年间，尽管白银的购买力不断降低，导致了物价上升，但正额财政的实际规模却不断缩小。同时，由于州县财政开支的主要来源——“存留银”不断削减，而各种性质的“劝捐”﹑“摊捐”又层出不穷，导致地方官府财政日益窘迫。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地方政府扩大了附加性或追加性课征项目的范围和数量。基于这样的原因，笔者认为：在财政体系中实行“原额主义”，其结果必然导致各种附加性或追加性课征的增大，并会造成财政负担的不均衡。同时，作为当时政治制度的必然结果，“馈送”、“规礼”等官僚之间的私人赠送广泛存在。财政负担的不均衡和吏治的颓败使利害冲突更加激烈，社会不稳定因素逐渐扩大，最终导致了王朝的倾覆。 第二章及第三章剖析了京饷、协饷和酌拨制度的建立与演变过程。清朝中前期，一直实行严格的中央集权的正额财政制度。但在太平天国时期，随着酌拨制度的崩溃，开始摊派京饷与协饷，清朝财政呈现出分权化倾向。到19世纪后半叶，实际上确立了以各省总督、巡抚控制的省级财政为中心的地方财政体系。 在这种地方财政体系中，外销的经费占有核心地位。第四章重点讨论了外销不断扩大的过程，并说明了随着外销领域的扩大，中央政府和各省之间围绕着外销经费问题所产生的矛盾也不断扩大。光绪九年（1883），朝廷以支付京官津贴为名，要求各省将部分外销款项送交户部饭银处。中央政府与各省为此发生纠纷，山西巡抚张之洞力主保护各省权利。通过张之洞的议论，可以发现外销款项在当时还没有成为正式的财政制度，没有“名分”。而且，在省级财政的外销款项之外，基层政府机构的经费仍然依靠各种附加税和非法捐税，官员中饱私囊的状况也一直存在。 《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的第二部分“徭役与财政之间”，具体地考察附加性或追加性征收项目在不同时代财政体系中的形态与演变过程，从新的视角来透视各个时代财政的历史特点，并在研究方法上展开新的探索。 第五章以15世纪中叶赋役改革中创建的均徭法作为具体考察的对象。在实行均徭法之前，杂役是在有负担能力的人户之中进行点佥，而均徭法则规定杂役由轮年应役的里甲各户承担。以往的研究认为均徭法推行的目的是完善里甲组织的税、役征收体制。但是，笔者认为，均徭法的具体应役方式并非以“赋役黄册”为依据，而是另造“均徭文册”或“龙头鼠尾册”等簿册进行派役。由此可知，均徭法是利用里甲组织来实现十甲各户轮流当役，而不是将每个甲作为一个单位进行派役。明代的里甲组织虽然承担税粮征收责任，但是，在征收正常财政开支以外的地方性事务经费和徭役的过程中，里甲组织并不是作为一个团体去应付各种负担。 第六章探讨了里甲组织及里长的徭役负担问题。见（现）年里长承担很多职责，其核心是“催办钱粮”和“勾摄公事”。到现在为止，明代赋役制度的研究者把“勾摄公事”解释为承担里内及官府委托的公共事务，并解决由此产生的费用问题。然而，从元代到清代，“勾摄公事”实际上是一种官吏用语，专指诉讼过程中拘唤被告﹑原告和人证等事务。这里的“公事”并非指里长承担的各种事务和费用。里长作为乡村基层组织的头目，要遵行官府的命令，承担“钱粮”和“刑名”之役。按照明初确立的财政制度，明代的上供物料和地方政府的“公费”等额外负担本来不由见年里长或十户甲首承担。然而，永乐年间以后，随着财政支出的膨胀，上供物料和“公费”等成为中央和地方官府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这些额外的费用大大加重了里长的负担，超越了其支付能力。为了规避重役，有些人户采用诡寄和花分等手段，逃避里长之役，从而造成了“役困”问题。由此可知，明代所谓的徭役问题产生的根源实际上是由于正额之外的各种附加性或追加性征收项目也要由里长和没有优免特权的庶民承担而造成的。 第七章讨论一条鞭法在财政史上的意义。“一条鞭法”不仅统一了维持地方官府运作的各种徭役（四差），又在《赋役全书》等财政簿册中把这些费用作为定额列入地方存留。同时，原先的许多额外负担也被归入正额之内。一条鞭法推行的结果，削减并固定了地方政府的财政经费，目的是杜绝地方政府利用徭役征收所具有的弹性来获取额外收入。17世纪中后期，随着军事开支的增大，财政日渐窘迫，并且一条鞭法以外的各种徭役名目则再一次扩大。 通过上述历史现象的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家财政的“原额主义”造成了地方官府财政经费不足，导致了正额之外的附加性或追加性征收项目与数量日益膨胀，而不断增加的额外负担又不均衡地加之于社会各阶层之间。这样的结构贯穿于明代的财政。清代财政和明代的财政虽然在岁入与岁出方式上有所不同，明代实行的是现物财政，而清代实行的则是银钱财政，同时，在有无法定差役制度这一点上也有所区别。但是，如果着眼于财政结构和原则，就会发现明清两代存在着共同的特点，即僵化的正额部分与具有很强伸缩性的额外部分形成互补关系。 本书的附篇则概括地说明了近代中国财政的基本情况。近代中国经历了两次革命，内战与外侮频仍，其财政制度也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在中国近代财政史上，出现过“没有地方的中央财政”，也出现过以附加税作为原资的县财政，在附税征收过程中还出现过包税制。而厘金制度废除后，各种“苛捐杂税”又层出不穷。所有这些问题，可以看成是清代以来财政体系的延续。

本书对1876年至1937年间西方印刷技术取代中国雕版印刷术的过程进行了细致分析，揭示了中国传统的印刷文化和印刷商业向印刷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书中通过详细的文史资料介绍，将印刷文化与图书史、社会史、技术史与商业史结合在一起，从技术的发展、企业和企业家的成长经历以及出版业的变迁角度，揭示了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发展历程。中国人有选择地采纳西方印刷技术并充分发展了自己的传统价值观，在中西交流的过程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同样地，上海的资本主义印刷业之所以能在晚清民国年间脱颖而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工商业制度与行业组织的发展，尤其是那些与印刷和出版相关产业的发展。

米歇尔·波德编著的《资本主义的历史（从1500年至2010年）》以翔实的素材、全新的视角，叙述了资本主义500年的历程，从16世纪殖民掠夺、17世纪资产阶级崛起、18世纪三大革命，到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兴起，从大萧条到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苏联解体，从21世纪全球化到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模式确立…… 《资本主义的历史（从1500年至2010年）》第一版于1981年出版，已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发行，此次中文版系根据其最新的法文第六版翻译，作者以21世纪头十年的资本主义现状，对本书又作了新的扩充。

自序 海洋史論集導言：近代初期亞洲的海洋貿易網絡 本書收錄個人過去一、二十年間有關海洋史研究的一些作品。個人研究的重點原本放在明 、清社會經濟史，但因為碩、博士論文都與國際貿易有關，不知不覺走進了海洋史的領域 。海洋無限廣大，海洋史涉及的問題也茫然無際。因為我長期不在歷史學界就業，與本地 的主流學者往來不夠頻繁，經常獨立摸索，也就難免異想天開，東衝西撞。不過，老天待 我不薄，一路上還是得到國內、外很多朋友的啟發；而我也有機會接觸到許多珍貴的資料 與資訊；有時候竟然也有機會親身到海上漂泊。由於海上的珍奇太多，常叫我流連徘徊， 以致於多年來想完成的一本通論東亞海洋史的專書，一直無法殺青。現在借著出版論文集 的機會，把一篇講稿改寫如下，請讀者指正。因為是講稿，因此有時東拉西扯，內容不算 均衡，也不夠周延。附註原本只供自己參考，因此有些出處並未註出。不過，我的目的只 是陳述部分個的想法，作為一個引子。稍微深入的研究，還是有勞讀者翻閱後面的文章吧 。 我研究的時代，大致上以十七、八世紀為中心，往前後再推衍一些。往前，可以推到154 0年代，往後則推到1840年代，實際上以1540-1840這三百年間為重點。這段期間相當於明 代後期至清代中葉。選取這段期間的原因如下：（1）就中國來說，1567年以前實施海禁 ，法律上片板不許下海；（2）十六世紀中葉以前，琉球（沖繩）經營東南亞貿易，其所 買賣之商品透過朝貢貿易，轉銷中國，使中國人民可以取得合法的南洋胡椒、蘇木等商品 ；（3）日本在十六世紀中葉以前未曾與南洋直接貿易，主要透過與中國的「勘合貿易」 取得南洋商品，或者藉由鹿兒島薩摩地方與琉球之交易取得少量同樣的東西。但因1549年 以後，「勘合貿易」永遠停止，同時琉球又中止其南洋貿易。這兩件事合起來使日本無法 獲得南洋產品供應，於是日本船開始南下，發展成為所謂的「朱印船貿易」；（4）葡萄 牙人在1514年首度出現在中國沿海，其後在廣東到舟山之間流竄，1548年被朱紈擊敗，逐 出寧波雙嶼地區；1554年佔領澳門，並在三年之後永久佔領該地，將它發展成為一個貿易 中心；（5）西班牙人在1567年佔領菲律賓群島南部的宿霧（Cebu），1571年建立馬尼拉 成為其東亞之交易中心。……（6）1840年代，中國因為鴉片戰爭而開放通商口岸；日本 則在1852-53年間，因培理（Commodore Perry）來航而打開門戶；1858年英國取消東印度 公司，將印度等東方殖民地移交給王室，也就是由英國政府接手管理。英國工業革命在1 760年代發軔，但其在亞洲取得經濟上的優勢，也要等到十九世紀中葉才具體化。另一方 面，英國在工業化開始之後，「自由貿易帝國主義」（free-trade imperialism）當道， 主張藉由廉價商品打開市場，不以建立有形殖民地為目標。然而到了十九世紀中葉左右， 因為法國、日耳曼及美國等國家也工業化成功，其產品加入競爭，英國被迫放棄「自由貿 易帝國主義」而走回有形帝國的老路。 在這三百年間，活躍於東亞地區海域的海洋貿易家，主要為西歐、北歐來的商人與華人貿 易家，其次則為其他的亞洲在地商人。這些人和他們所經營的貿易，也就是我個人的研究 興趣所在。 不過，因為種種不擬細說的因緣，收在本集子裡的文章，也有幾篇超出我平常研究的年代 。這包括了〈談熙寧十年注輦與三佛齊入貢中國事──關於地華伽羅（Deva Kulottunga ）〉、〈宋、元史籍中的登流眉與單馬令──以出口沉香到中國聞名的一個馬來半島城邦 〉與〈鄭和船隊下西洋的動機：蘇木、胡椒與長頸鹿〉等文。雖然逸出我的主要研究時代 ，倒也因為要寫這幾篇文章而讓自己有機會熟悉較早時代的海洋史，接觸更多的中、外文 獻。此外的其他文章，大抵為有關近代初期東亞海洋史的作品。 * * * * * * * * * 亞洲是世界最大的洲，除了以烏拉山系與歐洲分隔的部分外，都被海洋包絡。不過，鄂霍 次克海及北極海通常不被利用來從事海上貿易，其他廣大的亞洲海域則都加入了近代初期 的海上貿易。倫敦大學的教授喬都立（K. N. Chaudhuri）在其大作《印度洋的貿易與文 明》（Trade and Civilis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一書中，稱呼這一部分的亞洲海 域為廣義的印度洋。在近代初期，歐洲人，特別是荷蘭東印度公司（Verenigde Oostind ische Compagnie, the VOC）及英國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 the EIC），就 把這個區域稱作"de Indie"或"the Indies"。所以喬都立也不算錯，但是聽在東亞人士的 耳中，可能不甚入耳吧。一般人還是認為馬來半島以西到非洲東岸的海域，才是真正的印 度洋。 海洋四通八達，不易分界。對海洋史感興趣的人，更不想畫地自限。以下的敘事會提到涉 及海洋貿易的全部亞洲臨海地區，不過重點會擺在東亞，也就是東北亞與東南亞。然而， 在近代初期的亞洲海洋貿易史上，印度其實扮演過相當重要的角色，它一方面提供棉花、 棉布、藍靛及鴉片等重要商品在亞洲範圍內行銷，另一方面也吸收了大量的亞洲金、銀， 因此有關印度的問題不免也經常會被提到。印度以西的西部印度洋地區，包括紅海與非洲 東部在內的海洋貿易也很發達，但是在近代初期對東亞貿易的影響較小，原則上也就暫且 略過了。 「海洋貿易網絡」包含著豐富的內容。以下主要只講三個問題，分別是：（一）港口與航 道；（二）商品與人員的流動；（三）貿易導致的文化交流。 十五世紀末年歐洲人開始由海路前來亞洲，十六世紀以後轉趨積極。直到十九世紀中葉蒸 氣輪船發達以前，帆船為主要的運輸工具。這三百年間的亞洲貿易，因為有歐洲人的介入 ，因此在航道的部分，我們還可以細分成以下三個範疇來認識：（1）跨洲貿易，由歐洲 船舶主導；（2）亞洲內部的國際貿易，英文稱作"intra-Asiatic trade"，但在近代初期 的通行用法則稱作"country trade"，當時的中文譯作「港腳貿易」，歐洲船舶與亞洲船 舶共同經營此一範疇的貿易；（3）各國的沿海貿易或島際貿易（nusantara trade），由 亞洲船舶來承載貿易商品。 就近代初期海洋貿易所涉及的國際貿易（包含跨洲貿易及亞洲境內的國際貿易在內）商品 而言，名目繁多，不過絲綢、棉貨、香料及茶葉被當成是最大宗的商品。此外，蔗糖、食 品和其他文化性的商品也同時在沿海貿易及島際貿易中佔有重要地位。人員伴隨著商品一 起移動，暫時性的也吧、永久性的也吧，人口移動往往帶來文化上的相互學習與容受。這 種學習與容受事實上是交互作用的，而非有所謂文化程度較高者向文化程度較低者灌輸的 單邊現象。 以下將先行討論港口與航道，談一下航道的經營者，再談一下貿易商品的內容，最後則要 講離散社群以及文化交流。因為重點在貿易，所以花在處理商品的篇幅會多一點。 一、航道與靠泊港 航行是海洋貿易的先決條件。我們說過，在近代初期，航海的交通工具是帆船，而貿易商 所使用的航道則受到以下三個因素來規範。第一、航行條件。諸如季風、海洋地形（沙洲 、礁石之類），以及洋流（如黑潮）；第二、靠泊港（ports of call）的位置。一個港 口會被航海貿易家選定前往停靠，那是因為該港口可提供集中商品、分銷商品的服務，或 者是可以避風以便等待季風的轉換，或是該地可提供新鮮飲水乃至於新鮮食物的補給；第 三、在地政權的態度。 在近代初期，舟船是聯繫為水面所隔開之陸地的唯一工具，因為那時候還沒有飛機。各種 形式的舟船，不管把它們被叫作ships、junks、perahus，或是其他的名稱，絕大多數的 亞洲航海家都得想辦法利用季風以加快航速、都得留意規避淺灘、珊瑚礁以及其他的海洋 地形條件。如果行程不算短，這些航海家還得找地方補充生水，要是可能的話，也要找尋 新鮮食物。最後，因為航行的根本目的不就是貿易嗎，所以決定靠泊港的最重要因素還是 那個特定的港口有沒有可供出口的適當商品，或是那個港口是否有良好的腹地或具有不錯 的行銷系統，能讓進口的商品銷售得出去。但是這也不能由航海貿易家單方面的一廂情願 來決定，因為每個港口都屬於某種政權，要不要讓外來者到某個港口貿易，就要看該港口 政權的享有者怎麼想、願不願意。 基於以上的考量，近代初期東亞的貿易航道多少就已經被劃出來了。如果讀者有興趣，不 妨去看一看1619年張燮所編輯的《東西洋考》這本小書，該書的卷九〈舟師考〉的一大部 分，就記錄了十七世紀初中國貿易商船的航道，分成「西洋針路」與「東洋針路」。當然 ，向達從英國牛津大學抄到的《兩種海道針經》也是不可錯過的。 張燮在敘述針路，也就是航道時，為每一個定點指出下一步航程所應選用的羅盤針指向。 此外，他更提到了幾個關鍵性地點，所有的航海家都必須在那裡為其續航的進程作一抉擇 。我們把《嶺外代答》、《諸蕃志》、《島夷志略》、《東西洋考》、《海國聞見錄》、 《海島逸志》、《海錄》……等等航海文獻合起來看，就很容易發現這些關鍵點，舉例來 說，至少包括了中南半島南端外的崑崙山（Pulo Condor）、馬來半島東南端的地盤山（ Pulau Tioman。今譯作潮滿島，古代文獻亦作地盆或茶盤）及竺嶼（Pulau Aur）、爪哇 島東部雅加達港北邊的十二子石山（Kepulauan Seribu，意為「千島群島」） ……等地 點，都是航海上的重要地標，帆船必須鎖定這些地標才不致於迷航。 不只是中國航海家這樣做，就是歐洲船舶也不能例外。這在他們的文獻中也常有記載。在 此不妨舉《巴達維亞城日誌》的一條記錄作例子：在該書1653年1月12日條就提到Kepula uan Seribu（千島群島）為一航行地標，書中用荷蘭文稱為"Duysent Eilanden"。中村孝 志在註中就說Duysent Eilanden「意指千島嶼，位於Djakarta灣外北北西五十公里，爪哇 海上（南緯五度四十五分，東經一百六度三十五分）之小島嶼群。」其他如潮滿島、崑崙 山等也經常被提到。 中國清代的著作者有時更明確地指出地點的關鍵性。這些我們現在直接拿兩件十八世紀的 中文文獻來給讀者參考。其一為1730年陳倫炯著的《海國聞見錄》，該書云： 茶盤（Pulau Tioman）一島，居崑崙（Pulo Condor）之南，毗於萬古屢山（Pulau Beng kalis）之東，皆南洋總路、水程分途處。 十八世紀末旅居爪哇的王大海在其《海島逸志》中也說： 噶喇吧（Kelapa）在中國西南洋中，從廈島揚帆，西過廣東外七洲洋4，至安南港口轉南 ，經崑崙（Pulo Condor）、茶盤（Pulau Tioman），至萬古屢山（Pulau Bengkalis）， 又轉西經麻六甲、三笠，南過嶼城，而至其地。 都指出崑崙島與潮滿島皆是重要的轉折點。專就中國船而言，不但在十七、八世紀時如此 ，其實打從宋、元以來也都以崑崙島、地盤山和鄰近地盤山的竺嶼為轉折點。 其次，我們得考慮靠泊港的問題。在近代初期，也就是歐洲人東來之前，許多的亞洲貿易 港早已存在。歐洲人介入亞洲貿易之後，有一些新的港口冒出來，也有一些舊有的港口被 取而代之。我們翻一下地圖，可以發現以下的港口，在近代初期的國際貿易（包括跨洲貿 易及亞洲內部貿易）中，都扮演過一定的角色。 對馬 Tsushima 長崎 Nagasaki （廣義而言，包括平戶 Hirado與出島 Deshima） 沖繩 Okinawa （即那霸 Naha） 上海 Shanghai 乍浦 Zhapu 廈門 Xiamen （Amoy） 廣州 Guangzhou （Canton） 臺灣府 （安平；鹿耳門；臺南） 馬尼拉 Manila 噶剌吧 Kelapa （Batavia；Jakarta） 泗水 （Surabaya） 三寶壟 （Semarang） 馬辰 （Banjarmasin） 錫江 （網加薩；Makassar；Ujung Pandang） 下港 （萬丹Banten；Bantam） 會安 （Hoi-an；Faifo） 大城 （Ayutthaya） 北大年 （大泥 Patani；Pattani） 巴鄰龐 （舊港 Palempang） 亞齊 （Aceh） 馬六甲 （Melaka；Malacca） 吉打 （Kedah；Alor Star） 丹老 （Mergui，在緬甸Myanmar的Tenasserim） 繼續往西而去，接下來就是印度沿海各口岸。 我們拿十八世紀初年，清廷對南洋地區實施海禁時（1717-1727），學者藍鼎元的觀察來 看，他提到當時中國船靠泊的國家與港口的情形如下： 南洋番族最多：呂宋、噶喇吧為大；文萊、蘇祿、麻六甲、丁機宜、啞齊、柔佛、馬承、 吉里門等數十國皆渺小。……安南、占城勢與兩粵相接；此外有東（柬）埔寨、六坤、斜 仔、大泥諸國，而暹羅為西南之最。 引文提到的國度或港口，包括了呂宋（馬尼拉）、噶喇吧（巴達維亞、雅加達）、汶萊、 蘇祿、馬六甲、丁機宜（Indragiri，在蘇門答臘）、亞齊（Aceh）、柔佛（Johor）、邦 加馬辰（Banjarmasin）、吉里問（Cirebon）、安南（舖憲，Pho Hien）、占城（惠安） 、柬埔寨、六坤（Ligor；Nakhon Si Thammarat）、斜仔（Chaiya，一稱赤野，今稱猜耶 ）、北大年（大泥，泰文Pattani、馬來文Patani）、暹羅（大城，阿猶地亞Ayutthaya） 。 不是每一座港口都向有意前來的貿易家開放。當地的統治者往往有一定的決定權。如果這 個統治者實力堅強，則可逕行決定是否要開放貿易、對誰開放。舉個例來說，十七世紀上 半期，由於荷蘭東印度公司與越南中圻的阮（Ngyuen）氏政權不甚相得，因而無法在會安 順利地展開貿易；相反地，他們倒能取悅北圻的鄭（Chin）氏，因此也成功地在舖憲建立 起一座商館，並且維持到該世紀末年。另一個例子是西屬菲律賓群島及其主要港口馬尼拉 。西班牙人只許澳門葡萄牙人、中國人及亞美尼亞人（the Armenians）的船舶進港。英 國船因此經常僱用亞美尼亞人當名義上的船長（nakhoda）、掛亞美尼亞旗幟，以便順利 進港貿易。一直要等到1780年代以後，馬尼拉港才陸續對各國開放。 二、商品與人員的流動 商人開發並且利用航運網絡來從事海洋貿易。如前所述，我們可以將船運及貿易的網絡區 分成三個層次。跨洲貿易由歐洲人經營。在近代初期，那就是荷蘭東印度公司、英國東印 度公司、瑞典東印度公司、丹麥亞細亞公司、法國之印度公司（Compagnie des Indes） ……等等。 來到東方以後，歐洲人也經營亞洲境內的跨國貿易。英國人把這種亞洲境內的跨國貿易稱 作「港腳貿易」（the Country Trade）。亞洲境內的跨國貿易佔居歐洲人貿易的一大成 分，特別是在十七世紀前半。不過，早在歐洲人到臨之前，亞洲境內的跨國貿易就已經長 久存在了。因此，即使是在歐洲人現身東亞之後，也仍然有相當高的比率的亞洲境內跨國 貿易還是由亞洲人自己來操作，由不同國家的人在不同的單一或多條的航道上從事貿易。 我們把這種亞洲人自己經營的亞洲境內的跨國貿易簡單概括如下： （1）東亞 1.東北亞（主要由華人經營，有一小段時間日本人也南下從事南洋貿易） 2.東南亞（由華人及在地土著經營；後者特別指馬來人及武吉士人，the Bugis） （2）南亞（主要經營者為印度人，印度教徒及伊斯蘭教徒都有，民族種類複雜） （3）西南亞洲及東非（主要經營者為印度人及出身阿曼的阿拉伯人） 此外，還有一些沒有強大祖國可以歸屬的亞洲國際商人，例如亞美尼亞人、祆教徒（the Parsees，Parsi），甚至於猶太人。他們都在亞洲的海洋貿易上擁有獨樹一格的地位。 當歐洲人來到亞洲時，他們得調適自己以加入這種亞洲境內國際貿易的架構。以下為了節 省篇幅，稍後的論述將只舉荷蘭及英國兩家東印度公司為例。 若就亞洲海域各國的沿海貿易及島際貿易而言，它們幾乎全由該國的商人來經營。這裡也 舉幾個事例說一下。例如日本就有所謂的「北前船」（kitamae-nune），從事以北方海產 交易南方農產品的買賣；中國沿海及大陸與臺灣之間，也有名目繁多的各種帆船從事農產 品、手工業品的買賣；至於印度尼西亞各島之間，則有當地船舶perahu運載糧食、香料、 日用品（包括吃檳榔用的荖葉sirih）……等等。隨著時間下移，華人也加入了印尼的島 際貿易，這多少也是因為喜歡「分而治之」（apartheid）的荷蘭人在背後支撐所致。 接著是有關商品的問題。以下將分成兩個部分來討論東亞海洋貿易的商品。第一部分針對 歐洲人所交易的跨洲貿易及港腳貿易商品；第二部分處理亞洲人所經營的亞洲內部貿易、 沿岸貿易及島際貿易的商品。請隨時記得：亞洲人所主導的貿易網絡同時也是歐洲人貿易 的補給線。換言之，亞洲人利用境內貿易、沿海貿易及島際貿易，一方面也為歐洲集中貨 物，另一方面也行銷歐洲人進口到港的商品。 （1）歐洲人所交易的跨洲貿易及港腳貿易 對歐洲人而言，其來到亞洲的最初目的，本是為了取得特定的亞洲產品運回歐洲以銷售牟 利，因此在乎的是可在歐洲找到市場的亞洲商品，一如達伽瑪（Vasco da Gama）回答到 古里貿易的突尼西亞商人的話，說葡萄牙人前來亞洲，為的是「尋找香辛料（spices）及 基督的信徒」。以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十七世紀時的情況為例，其買賣的內容可以簡單摘要 如下： 主要出口商品：香辛料（胡椒、荳蔻、丁香及肉桂） 次要出口商品：藍靛、蔗糖、赤銅及瓷器。 交易媒介或支付手段：白銀、黃金、赤銅、絲綢及棉布。 再重複一次，荷蘭東印度公司或者其他的亞洲商人，在十七世紀上半時，最主要的目的是 在取得亞洲所產的香辛料，並且將之運回歐洲銷售。四大香辛料當中，胡椒的主產地為印 度西南海岸（馬拉巴兒海岸，the Malabar Coast）、蘇門答臘及爪哇，不過，東南亞其 他地方亦有少量產出；荳蔻主要產於班達群島（the Banda Islands），安汶（Ambon）為 集結地。此外，附近的西蘭島（Pulau Seram）亦有所產；丁香產於大部分的香料群島（ the Spice Islands；亦稱摩鹿加群島，the Moluccas，Maluku）地區，千子智（Ternat e）及直羅里（Tidore）為集結中心；肉桂有兩種，cassia及cinnamon，中國及錫蘭皆有 所產，蘇門答臘西部以及爪哇島亦有產出。荷蘭人很快就發現：要取得主產於東南亞的胡 椒、丁香與荳蔻，尤其是只在印尼群島東部才有的丁香與荳蔻，首先就得弄到印度棉布。 因為在香料群島一帶，貨幣經濟並不發達，丁香、荳蔻的生產者只在乎獲得稻米與棉布。 棉布的主要產地為印度，印度的許多地方都生產棉布。在十七世紀初，主要的供應點為西 北部的固加拉特（Gujerat）地區以及東南部的科羅曼德爾海岸（the Coromandel Coast ）。前者以白銀為幣材，後者使用金幣。無疑地，在現代信用體系建立起來以前，金、銀 本來就是國際支付上，清償債務的主要工具。因此，荷蘭東印度公司若要取得印度棉布， 少不了就得先設法籌措金、銀。方法之一是由歐洲運來，但當時有困難。一則是那是重商 主義（mercantilism）的年代，歐洲各國都把金、銀視為國富的保障，不願輸出；再則是 長程運送，風險也大，船難及海盜都是可怕的因素。十七世紀前半，世界上的白銀主要生 產於中南美洲以及亞洲的日本。中南美洲為西班牙人的殖民地，而荷蘭正在從事獨立戰爭 ，與其領主西班牙對抗，不可能由西班牙或其殖民地獲得白銀。所以，日本成為荷蘭人就 近在亞洲取得白銀的主要地點。產銀的日本在十六世紀末以來，經過戰國時代，諸侯兼併 ，只剩下一些霸主當權。霸主與其屬下競相奢侈，對生絲及絲綢織品有著廣大的需求，而 中國恰巧又是生絲與絲綢的盛產地。早在十六世紀後半期，葡萄牙人對此已有深切體認， 他們建立起澳門與長崎之間的貿易航道，將中國生絲與絲綢運入日本，換出大量的白銀。 步武其後的荷蘭人想得更多，他們建立起一整套介入亞洲境內國際貿易的辦法，輾轉從日 本輸出白銀，最後達成取得東南亞香辛料運回歐洲的目標。在介入亞洲境內的國際貿易之 後，這一部分的貿易因為利潤可觀，因此也不勞從歐洲運出金銀到亞洲，也不用費心費力 去另外籌措資金。 葡萄牙人展開的亞洲內部貿易，在荷蘭人東來以後更長足發展。1619年，荷蘭東印度公司 的東印度總督昆恩（Jan Pietersz. Coen，1587-1629）寫信給阿姆斯特丹的理事會，描 繪出利用亞洲內部貿易來活絡其資金運用的構想如下： 1.來自固佳拉特的布疋，我們可以拿來在蘇門答臘的海岸交換胡椒與黃金；2.來自（印度 西部）海岸的銀幣（rials）與棉貨，（我們可以拿來）在萬丹（Banten）交換胡椒；3. 我們可以（用印度南部的）檀香木、胡椒與銀幣來交換中國商品與中國的黃金；4.我們可 以藉由中國的商品把白銀從日本弄出來；5.用來自科羅曼德爾海岸的布疋以交易香辛料、 其他商品與來自中國的黃金；6.以來自蘇拉特（Surat）的布疋交易香辛料、其他商品及 銀幣；7.以來自阿拉伯的銀幣交換香辛料及其他形形色色的小東西。──環環相扣！所有 這一切都不用從荷蘭送錢出來即可辦到，只要有船。 我們看到，在昆恩的構想中，黃金、白銀（銀塊與銀幣）、香辛料、棉貨（主要為棉布） 與中國商品（主要為絲綢）是印度以及印度以東的東亞貿易的主要商品。印度以及印度以 東的這個廣大的海域，是當時亞洲境內貿易的關鍵性區域。藉著掌握此一區域內這幾樣商 品的供需狀況，荷蘭東印度公司可以藉由進行亞洲內部的貿易而獲利。如此不但獲得了購 買香辛料回歐洲的資金，同時也擴大了公司的利潤。 我們以昆恩的構想為基礎，加上我們對當時亞洲各地貿易狀況的理解，可以把十七世紀上 半期亞洲境內貿易的情況進一步說明如下： 1.胡椒盛產於馬拉巴兒海岸、蘇門答臘、爪哇，馬來半島也有所生產。丁香及荳蔻只產於 摩鹿加群島。歐洲人所取得的胡椒及香辛料，主要運銷回歐洲。雖然我們也知道胡椒在中 國也有很好的市場，不過中國人也自行進口胡椒，因此荷蘭人要平行輸入就不見得有利， 所以雖然《巴達維亞城日記》與《熱蘭遮城日記》都記載了一些荷蘭人賣胡椒給華商的事 情，但規模畢竟不太大。 2.黃金來自中國及蘇門答臘。荷人把黃金拿來賣給日本、科羅曼德爾海岸及阿拉伯世界。 有一些黃金也被運回歐洲。 3.布疋，也就是棉織品，出自印度次大陸的兩個地區，即西北角的固加拉特和東南角的科 羅曼德海岸。不過，接近十七世紀中葉時，東北角孟加拉地區也開始供應歐洲人棉貨。在 蘇門答臘北部也可獲得印度棉布，主要是因為在十七世紀初期，固加拉特商人也自行將棉 布運到該地求售。棉織品是荷蘭人交換東南亞胡椒和香辛料的媒介，不過他們也拿印度棉 布到阿曼及亞丁交換阿拉伯人的銀幣。其實，印度棉布在中國也有一定的市場。 4.除了東南亞之外，在亞洲許多地方，白銀都是主要的支付工具。獲得白銀的途徑有二。 其一是從阿拉伯地區，甚至於蘇門答臘北部，以阿拉伯銀幣的方式取得。不過，在十七世 紀初期，最主要的途徑還是來自日本。中國及固加拉特分別吸收了荷蘭人到手的大多數白 銀。 5.雖然在昆恩的構想當中，生絲及絲綢的字樣並沒有具體出現，可是我們明白生絲及絲綢 正構成昆恩所謂的「中國商品」的主要內容。就換取日本白銀這件事來說，中國絲綢扮演 了至為重要的角色。中國航海貿易家從國內運出可觀數量的絲綢到東南亞，荷蘭人也是買 主之一。不過，華人及澳門葡萄牙人也運出一些絲綢到菲律賓的馬尼拉以換取由西班牙大 帆船從美洲運到的白銀。 6.昆恩提到拿來交換中國商品的小東西當中有一項是檀香木。當時檀香木的主要產地為東 印尼的帝汶島、東南諸小島以及印度南部。 再把以上的分析精簡一下。我們發現除去黃金及次要商品不管（白銀則當成是一種商品） ，我們可以把所有相關的商品分成四大類，亦即胡椒與香辛料、棉貨、白銀與絲綢。這四 大類商品是亞洲商品當中被捲入歐洲人交易的絕大部分。也就是在這四類商品的交易上， 歐洲商人的貿易和亞洲在地人的貿易互有重疊。千萬記得：雖然荷蘭人也買賣胡椒與香辛 料、棉貨、白銀與絲綢這四大類商品，但在同一時間，亞洲人經手這四大類商品的交易也 很多。更重要的是，還有很多種類的商品依舊只有亞洲商人交易，荷蘭人或其他歐洲人根 本無從染指。 以上所談幾乎針對十七世紀上半期，大約1600-1650年之間的情形。在該世紀的後半，荷 蘭人不再那麼倚重中國絲綢或印度棉布來從事亞洲境內貿易的操作，他們也開始把這兩類 商品大量地運回歐洲，並且在歐洲賣得很好，獲利不貲。也差不多就在這個時候，日本的 銀礦產出迅速減少，以中國或其他亞洲絲綢交換日本白銀的作法變得行不通。湊巧，歐洲 經過「三十年戰爭」（1618-1648），結束了舊教與新教的對抗，荷蘭與西班牙握手言和 ，並且在「西發里亞條約」中獲得獨立的承認。此後，荷蘭人可以在歐洲取得西班牙人進 口到歐洲的美洲白銀，運到亞洲，供其貿易週轉。 一般說來，就歐洲勢力在亞洲的活動而言，十七世紀是荷蘭人當令的時代，十八世紀則是 英國東印度公司高居上風。不過，兩家公司，乃至其他歐洲公司，大都買賣以下商品： 主要出口商品：棉布、茶葉、瓷器。 次要出口商品：香辛料、絲綢、孟加拉硝石、暹羅、馬六甲及邦加島的錫。 交易媒介或支付手段：白銀、匯兌工具、棉花及鴉片。 如同以上所指出的那樣，十七世紀中葉以後日本不再出口大量白銀。有一段時間，赤銅被 用為國際支付的工具。不過，當十八世紀降臨時，我們發現在日本貿易的最主要的外國商 人，也就是華商，已經不得不以出口越來越多的乾海產（日本人稱為「裱物，tawara-mo no，裝在袋子裡的東西」，包括海參、鮑魚和魚翅等乾料）以平衡其貿易。此時赤銅的生 產也已經減少，幕府不太願意中國人運出太多的日本銅。 就荷蘭東印度公司而言，亞洲不再提供資金及交易媒介給他們，因此只好在歐洲想辦法。 他們在阿姆斯特丹購買西班牙人的墨西哥銀幣，熔鑄成銀錠，然後運到亞洲應用。此事意 味深長。它表示：雖然荷蘭東印度公司還是繼續經營一部分亞洲境內的國際貿易，可是亞 洲境內的國際貿易已經不再是公司事業不可或缺的一環。荷蘭東印度公司到亞洲貿易的重 點，已經轉到跨洲貿易，以將亞洲商品直接賣到歐洲為目標。 我們可以把十七、八世紀時荷蘭東印度公司經營的概要摘述如下，以見其轉變： 十七世紀時，荷蘭東印度公司從萬丹及巴鄰龐購得蘇門答臘產的胡椒，他們也在馬拉巴兒 取得胡椒。兩者加起來，每一年他們運回歐洲的胡椒就高達6,000,000荷蘭磅，約當2,70 0,000公斤；換成中國單位，差不多是4,500,000斤，或45,000擔。進口胡椒及其他香辛料 到歐洲為公司帶來約60%的利潤。 這樣大的數量和這麼高的獲利率，到十八世紀時，全都不見了。在十八世紀時，荷蘭人運 回歐洲的亞洲產品，由茶葉、咖啡及印度棉布構成其主要部分。荷蘭公司不再那麼積極介 入亞洲境內的區間貿易。除了加強與歐洲地區的貿易外，其亞洲總部轉向致力於東印度殖 民地，也就是印尼及錫蘭的農業發展。 對英國東印度公司來說，故事有些不同。十七世紀時，英國東印度公司介入亞洲境內貿易 的情形並不嚴重，因為他們在整個東亞地區，包括東南亞和東北亞都沒有強大的據點。不 過，英國東印度公司在1699年進入廣州貿易以後，快速立足，並且很快地就讓中國茶葉成 為主要的出口品。當然，這並不完全是英國東印度公司努力的成果，時代環境有以致之。 英國東印度公司其實也要等到十八世紀末才完全支配歐洲的茶葉進口事業。 現在多說一點茶葉。早在十七世紀中葉，茶葉就已經少量出口到歐洲，並且可能是由荷蘭 人引進的。同一世紀後期，英國東印度公司與臺灣鄭經磋商貿易時，鄭經也拿茶葉當禮物 送給英國國王。令人好奇的是：葡萄牙人早在1557年就長期定居在澳門，可是為什麼把茶 葉運銷到歐洲的卻不是他們？ 當十八世紀揭開序幕時，曾經在東南亞香辛料貿易中扮演關鍵角色的印度棉布開始大量輸 入歐洲。同時，比較粗糙，但更為厚實的中國松江棉布（歐洲人稱作"nankeen"），也有 相當數量被歐洲公司出口，供其殖民地駐軍製作制服。曾經用來交換日本白銀、赤銅的中 國生絲、絲綢、孟加拉生絲、絲綢，在十八世紀也運銷歐洲。胡椒及香辛料繼續銷往歐洲 ，但其獲利率已大幅度下降。茶葉在一時之間，成為歐洲人從亞洲進口最多、獲利率最高 的商品。其實蔗糖、咖啡及巧克力也是十八世紀歐洲人從其海外殖民地進口的大宗商品， 但不完全生產於亞洲，我們權且不進一步說明。 歐洲人為什麼在十八世紀時興起喝茶的風氣呢？部分的原因與「中國風尚」（chinoiser i）的流行有關。「中國風尚」的流行是明末以來，中國與西方長期交流下，透過傳教士 及歐洲知識分子對中國文明的闡釋，以及中國文物在歐洲的大量出現，而使得歐洲人產生 對中國人生活方式的想望。喝茶是體現這種想望的方式之一。而當時世界上只有中國產茶 、出口茶葉。因為喝茶，使用茶具，因此中國瓷器也普遍流行。到十八世紀中葉時，不只 是上流社會飲茶，下至庶民也都喝茶。不但有專門的茶店（teahouses），而且也有人沿 街叫賣泡好的茶。歐洲原來的無酒精飲料只有白水，蔗糖、咖啡、茶葉及巧克力的輸入， 大大豐富了他們的生活情趣。但是茶價最為低廉，因此也就最容易普及。 英國人從1699年開始就已經在廣州立足，直接出口絲、茶和瓷器。1715年起，他們更在當 地設立商館（factory）。可是荷蘭人因為早期與中國交涉，被列為朝貢國家之一，清朝 體諒他們的國家遙遠，只要求他們「八年一貢」，也只有八年才能以朝貢的名義到中國朝 貢一次，順便作生意。荷蘭人不能常到中國，因此就放棄與中國直接貿易。他們的亞洲總 部就在中國貿易商稱之為噶喇吧的巴達維亞，中國帆船經常造訪。他們就在那裡等中國帆 船從廈門或廣州把茶葉運來。巴達維亞相對靠近胡椒、丁香、荳蔻的產地。當香料貿易有 利可圖時，真是個理想的地點。可是，在巴達維亞被動地等待中國商人供應茶葉，就遠不 如英國人直接在中國採購所享有的優越條件了。 於是從1729年開始，荷蘭東印度公司也到廣州建立商館。清朝政府默許他們的貿易，不提 朝貢那檔子事。他們也不算來得太晚，因為其他歐洲公司，如法國印度公司、丹麥亞細亞 公司、瑞典東印度公司……等等，也都在1730年代初才到廣州設立商館。英國人在茶葉貿 易上捷足先登了，但是沒有獨佔市場。以單一的國家來說，他們的出口價值及數量雖然最 大，但是在1780年代以前，其他歐洲公司所出口的中國茶葉的全部數量加總起來，也還是 大於英國公司。而在這些其他公司當中，出口中國茶最多的，也還是荷蘭東印度公司。 十八世紀時，包括英、荷在內的所有歐洲公司前來亞洲，雖然也出口絲綢、瓷器和其他次 要商品，不過他們最主要的目的還是出口中國的茶葉。茶葉使得十八世紀歐洲人的亞洲貿 易基本上成為一個以「中國貿易」（the China Trade）為重心的貿易。在十八世紀大部 分的期間，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出口總量都不及歐陸各公司的總和。如表一所示，在1770年 代，英國公司的總出口量還不及其他公司合計的一半。不過，1784年發生的兩件事情卻迅 速地改變了這種態勢。 第一件事是荷蘭東印度公司在第四次英荷戰爭（the 4th Anglo-Dutch war，1780-1784） 中陷入財政危機，當戰爭結束時，該公司債務纏身，一蹶不振，終致在1799年宣告破產（ 1800/01/01起生效）。所謂「第四次」英荷戰爭指的是荷蘭獨立運動開始以後，英國與荷 蘭的戰爭，前三次都發生在十七世紀，而這回則發生在十八世紀。在戰爭期間，荷蘭母國 與東亞殖民地之間的聯絡，完全被英國海軍給切斷了，荷蘭人無法執行歐、亞之間的貿易 ，財務當然深受打擊。更嚴重的是當戰爭結束、荷蘭人想回中國市場時，他們發現所有的 有利條件都已消失了。 第二件事則與英國的立法有關。英國在十八世紀後半，發展成為歐洲飲茶最多的國家。進 口到歐洲的茶葉，不管經由那一國商人之手，最終都在英國被消費掉。15可是在英國，茶 葉的進口稅及內地通過稅都很高，加起來超過茶價本身，因此歐陸各國就把從中國進口來 的茶葉，透過沿海走私活動，轉售到英國。英國曾透過加強查緝走私與輕度減稅的方式來 對付這個現象，收效不大。 幾經思慮，年輕的首相庇特（William Pitt）在1784年向國會提出新的立法，並且獲得兩 院通過，是為「折抵法案」（the Commutation Act）。依據此一法案，茶葉稅總共約減 收90%，因此大大降低了市場上的茶價。然而當時英國政府歲入的三分之一原本來自茶葉 稅，這也意味著財政收入的減少。政府當然無法承受這種損失。因此在減收茶葉稅的同時 ，開徵一種名為「窗戶稅」（Window tax）的新稅。其論點如下：喝茶不是維持生命所非 做不可的事，一個人有能力喝茶，表示他至少擁有些微財產，或者說擁有房舍。既有房舍 ，必有窗戶。減收茶葉稅的目的是在避免走私，結果將使國庫遭受損失。因此，應該由有 能力喝茶的人來分攤這筆損失。作法是把全部政府減收的數目除以全國的窗戶總數，得到 一個基數；此一基數乘以家戶所擁有的窗戶數目就得出該戶人家應該分攤繳納的窗戶稅。 聰明的臺灣人一定說，那我就把窗戶封死好了！的確有人這麼做，但不多，因此英國政府 能以窗戶稅的收入彌補減收茶葉稅所造成的損失，「折抵法案」也就獲得原先設計時所想 要的效果。 於是，當歐陸的公司從中國把茶葉運回歐洲時，他們發現不再能夠賣給英國的走私者。出 口中國茶葉不再有利可圖，對歐洲大陸的公司當然是嚴重的打擊，出口茶葉量快速下跌， 他們只好淡出中國貿易。 荷蘭東印度公司失去此一獲利管道，財務窘況也就雪上加霜。另一方面，茶價在英國下跌 ，英國人民普遍有能力買茶來喝，英國進口中國茶葉的數量也就水漲船高，使得英國東印 度公司成為中國貿易中睥睨群雄的外國商務機構。英國購買很多中國茶葉，其資金來源也 就嚴重不足，於是英國便透過「港腳貿易」來籌措現金，彌補這個缺口。然而，英國東印 度公司並不自己經營港腳貿易，他們讓印度當地居民及不屬於公司的英國公民來操作這個 貿易。方法是將棉花及鴉片由印度運到中國，售予中國商人，所取得的現金或債權移轉給 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廣州商館，由公司商館開立支付憑證或匯票給當事人，讓他們在印度或 在倫敦兌現。從印度來的港腳商人，從中國出口極少的東西，至多也不過是一些糖果之類 的東西而已。所以移轉給公司的債權相當高。這一來，英國東印度公司就不用自備現金。 （2）亞洲人所經營的亞洲內部跨國貿易、沿岸貿易及島際貿易 綜上所述，在十八世紀末以前，歐洲人直接介入亞洲內部貿易的情況尚屬有限。可是講述 十七、八世紀亞洲海上貿易史的人都太強調歐洲人的角色了，以致於我們往往有一個印象 ，好像說歐洲人來了以後，亞洲人自己經營的貿易就衰落了。其實不是這樣，而是我們對 這一部分的歷史研究不多、認識不多。造成這樣的誤解，有一個原因是因為學者太過於倚 重歐洲人所建立、所留下來的文獻。我們在此引用一段非洲史學者，同時也是「跨文化貿 易史」研究的提倡者柯丁（Philip D. Curtin）的看法如下： 1.亞洲以及歐洲的歷史學家們，一直都得利用歐洲文獻來做研究，因為在我們所擁有的描 述亞洲商業的材料當中，這些材料最好；甚至連歐洲人沒有直接參與的那部分貿易亦復如 是。 2.有關這幾百年中海洋亞洲的歷史文獻傳達了一個印象，那就是歐洲人就是指導、支配貿 易的動態因素，並且可能也從事當中大部分的交易。即便說在十七世紀初年，英國人及荷 蘭人確實有辦法有效地支配銷往歐洲的香辛料貿易，到了致使前往地中海地區的香辛料商 隊實質消失那樣的程度，在十八世紀以前，其實不是那樣，某種（將亞洲貿易）轉成「歐 洲人的時代」的那種過渡世紀尚未來臨。 這也就是說，在十七、十八世紀期間，存在著一個在地的亞洲人貿易網絡，甚至好幾個這 樣的網絡，與歐洲來的闖入者所建立的網絡並駕齊驅。然而，如同柯丁所指出的，只有歐 洲人留下來有系統的資料，所以所有的歷史故事都用這些資料來建構。不用說，這樣重建 的歷史是不完整的。一方面，作為亞洲的歷史學家，我們不能忽略英國、荷蘭、瑞典、丹 麥、法國……所藏的資料；另一方面，我們如果無設法開發亞洲自己的文獻的話，很多疑 問還是無從獲得解答，而完整的真相無從建立。我們現在就開始花一些時間來描述亞洲人 所經營的亞洲內部跨國貿易、沿岸貿易及島際貿易，並且順便舉幾個例子以供參考。 首先，我還是要藉用他人的研究來開始。以下的引文是位在吉隆坡馬來亞大學（Univers iti Malaya）的Mohammad Raduan bin Mohd Ariff教授研究蘇祿海地區的一些發現，他說 ： 1750-1850年間，（以和樂Jolo為中心的蘇祿地區）銷往中國的主要項目就是真珠、玳瑁 、海參、珠母貝、魚翅、燕窩、蠟、樟腦、肉桂、胡椒、藤以及黑檀。這些東西體積、重 量並不大，可是價值高，而且商人的獲利空間很大。中國帆船出口到此一地區的則有中國 所製造的物品，諸如瓷器、磚瓦、絲綢衣物、黑白棉布、薄細棉布、印花棉布、銅器、熟 鐵、武器彈藥、米、糖、植物油及豬油。 「製造的物品」除外，亞洲人（中國人）所交易的商品可以分成四個範疇，意即海洋產品 、森林產品、農產品及文化性商品。 海洋產品放到後面再說，先來看看另外三個範疇的東西。 森林產品包括了蘇枋木（蘇木，英文有sapanwood、Brazilwood、logwood 等種種叫法） 、沉香（名目很多。英文叫作aloeswood或eaglewood）……等等。主要為薰香料（incen ses）、香辛料（spices）、藥材（material medica）及染料（dyes）。 農產品當中，稻米最屬重要。緬甸的亞拉干（Arakan）、暹羅、越南、菲律賓群島、臺灣 以及印尼群島的畢馬（Bima）都是主要供應者；至於中國大陸和摩鹿加群島則是主要輸入 者。其他農產品如兒茶（catechu、gambier）……等等，因時因地而異，但很容易辨認。 至於說到文化性商品，那是指在特定文化薰陶下，擁有那種文化的人才消費的東西。我們 在此舉兩個例子：一是線香和紙錢。當華人移居海外時，也帶著他們原鄉的信仰，敬佛拜 祖需要線香、金冥紙。若當地沒有生產，則由祖國進口。以臺灣為例，臺灣一直到日據初 年都不自行製造金、銀紙，因此由福建石碼進口。日據之初，日本人禁止這種東西進口， 南臺灣才開始製造。所謂「臺南幫」的創始人之一的吳修齊夫婦，年輕時即以販售金、銀 紙為生。不過，線香倒是很早就在臺灣生產，臺南有一家很有名的線香店叫作「曾振明」 ，從康熙年間就已經開業，道光時還在。當時臺南府城有一條街，還叫作「曾振明街」呢 ！另一個例子則是兒茶。兒茶的主要用途有二，一是用來當韖革劑，也就是軟化皮革並且 為皮革染色；另一用途則用來包到檳榔裡咀嚼。我們注意看人家吐檳榔渣，不是每一個人 吐出來都是紅色、赭色的汁渣，只有吃加料檳榔的人才會吐出那樣的東西。吃檳榔所加的 料，多時可包含荖葉、蜃灰（石灰）、兒茶及冰片（龍腦），連檳榔本身總共有五種成分 。臺灣人賣檳榔，通常不加冰片，太奢侈了。包檳榔時，石灰與兒茶事先混合好，將檳榔 切開，用刀子塗上石灰及兒茶的混合物。也就是這種混合物產生赭紅色的效果。清代中國 大陸的人也吃檳榔，不加兒茶。東南亞居民則都加兒茶，所以兒茶又叫作「檳榔膏」。這 只有東南亞文化有，所以也可以算是一種文化性商品，在馬來、印尼世界曾經有過廣大的 市場。 現在我們回頭花多一些篇幅講海洋產品。本文開頭提到過喬都立和他的「印度洋」概念。 他還在其名著一開始，就提到燕窩與海參兩項海洋產品。其實，這兩樣東西也可以當成是 「文化性商品」。喬都立說： 從新幾內亞、還有從西蘭海域（the Ceram Sea）的阿盧群島（the Aru Islands）運過來 的燕窩與海參，是很多人垂涎的佳餚，卻也是華人以外的人群所不能欣賞的東西。 海參這種東西，英文有兩種叫法：一是「海蛞蝓」（sea slug），聽起來很噁心；另一是 「海黃瓜」（sea cucumber），聽起來口感差得很多。英文也用法文的叫法，把海參稱作 beche-de-mer，法文聽起來很美，好像很有學問，不過的beche意思卻是英文的"grub"， 因此beche-de-mer翻成中文就成了「海蛆」，更噁心了吧。再說日本人怎麼說吧。日本人 把處理過、薰乾的海參稱作「煎海鼠」（iriko），把海參看作海鼠，聽起來都沒有海參 高貴。馬來人把海參叫作trepang。 新幾內亞是座大島。西半部是一個獨立國家，東邊比較小的一半稱作Irian Jaya，屬於印 度尼西亞共和國。Irian Jaya以及位在它西海岸外的阿盧群島（印尼文寫作Kepulauan A ru），都距離印尼世界的行政中心與商業大城巴達維亞十分遙遠。然而早在十八世紀，以 爪哇島為主要活動地區的印尼華人，早就來到阿盧群島，為的是搜集海參。華勒斯（Alf red Russell Wallace），他是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同時代人，可能是演化論的 首創者，曾經花了六年的時光在印尼諸島獵取動物的標本。他在1857年時也來到了阿盧群 島。他很驚訝地發現：當適合貿易的季節開始時，華人就來到該地，暫時住在那裡。他們 穿著白色的襯衫和藍色的褲子，乾淨整潔。他們是頭家、他們是商人。他們來從阿盧土著 的手上購買海參！華勒斯也發現當地有華人的墳墓，墓碑是從新加坡運過來的。於是他詢 問土著：華人何時開始來到阿盧購買海參？不用說，沒有任何土著說得出來確切的時間。 他們回答說，早在他們的父親、他們的祖父在世時，華人就已經來到阿盧了！換言之，早 在十八世紀末以前，為了追逐海參，華人已經光臨這遙遠的阿盧群島。 華人會跑到那麼遠的地方購買海參，無疑是因為在中國方面有著強大的需求，而從事此業 有著很不錯的利益可得。那麼，究竟打從什麼時候開始，中國人開始食用海參呢？這很難 說吧。我們或許可以推斷，中國人食用海參的時間，大約在十六世紀中才開始，同時也可 能是中、日之間貿易接觸的結果。就法律層面來說，十五世紀及十六世紀前面三分之二的 期間，明朝實施海禁，中國人不許下海營生。不過，鋌而走險，違禁下海的人顯然也不會 徹底消失。走私者的目的地之一為日本，特別是九州的離島。在1567年海禁解除之前，前 往東南亞的中國帆船比較少。雖然說東南亞地區已經有一些華人移民定居在該地，但是除 了權充東南亞國家的朝貢使節團成員的場合外，他們也不會前往中國。再者，日本人早就 食用海參，而東南亞人並沒有食用海參的傳統。既然如此，華人從日本人學會食用海參的 可能性應該比較大吧！前面提過，十八世紀初以後，日本因為銀、銅不足以應付出口，要 求華商以出口「裱物」（tawara-mono）作為替代物，其中包含了乾海參，可見得日本人 亦早早就開始大量食用海參。日本人擅長處理海味，海參又多產於鄂霍次克海、日本海， 應該也是「北前船」的重要商品吧。 張燮的《東西洋考》前面已經提到過，在該書卷一至卷六記錄了當時中國貿易商船所造訪 的個個邦國，記錄其形勝、貿易及物產，然而不管是物產還是貿易商品當中，都還沒有海 參這項東西。相反地，不到兩百年之後，有一位名叫謝清高的人卻記錄了許多亞洲生產海 參的地點。謝清高花了十四年的時間（1782-1795），搭乘歐洲人的船舶，造訪過世界上 許多地方，包括亞洲臨海的許多港市，他也去過歐洲。他所指出的海參產地很多，舉幾個 來說吧，至少包括了暹羅、宋卡、丁加奴、錫蘭、打冷莽柯（Travancore）、馬英（Mah e）、唧肚國（Kathiawar）……等等。後面兩個地方都在西部印度洋。他既然觀察到亞洲 海域有這麼多地方產海參，於是就下了一個結論說，亞洲海域的任何地方都出產海參了。 事實上，他也發現在蘇辣（即蘇拉特）及孟買（Bombay，今稱Mumbai）都有人在交易海參 。更令人驚奇的是，他發現在呢咕吧拉 （尼克巴爾群島，the Nicobar Islands）也有華 人從吉德（吉打，Kedah，在馬來半島西岸）到那裡採集海參！尼克巴爾群島位在東部印 度洋的主要群島安達曼群島（the Andaman Islands）稍南，中國古代文獻稱為翠藍嶼， 安達曼群島古代稱為裸人國。兩處群島雖然位在航道上，但位置偏僻，文化落後，可是華 人為了採集海參，竟然也到了這樣的地方。所以，當我們看到華勒斯記載十九世紀時阿盧 群島有中國商人前去蒐集海參時，也就不用感到意外了。 喬都立說華人是唯一消費海參的人群，或許還應該加上日本人。不過，即便是華人，在十 六世紀初歐洲人出現於東亞海域之前，可能還不太認識海參這種東西吧。然而，就在往後 兩百年之內，海參產業已經讓華人的足跡踏遍大部分亞洲海域，甚至於到達人跡罕到的地 方。同時，他們也把薰製海參的技術教會了不同地方的土著，所以阿盧群島的人在非貿易 季節就採集、薰製這種東西，靜待季風帶來華人貿易商。採集海參，讓華人延展了他們的 航道、擴大了他們的貿易網絡。採購海參的華人所到之處，經常也是歐洲人的活動空間， 但是後者並不參與這項產業，至多只是為了財政的目的，而將他們的觸手伸進來罷了。 許多著作都常提到海參，可是很少有學術性的專著來探討，特別是其貿易以及因為這項貿 易而出現的貿易網絡。就個人所知，前面提到過的馬來亞大學倒是有一本博士論文研究馬 來西亞的海參產業，可是重點放在當代的生產，而非歷史上的行銷。這本論文用馬來文書 寫，對非馬來世界的人而言，也用不上。既然中國人食用大量海參，則近代初期由海參產 業所造成的貿易網絡便是一個重要而有趣的議題。它涉及了亞洲人在歐洲勢力介入後，自 行開發出來的新商品、新貿易網絡，與南亞及東南亞的亞洲內部貿易、沿岸貿易以及島際 貿易都有所關聯，應該加以重視。 海洋產品當中，燕窩也是一個值得重視的東西，同時也應進一步再加以研究。我看過兩篇 很有趣的文章。一篇是包樂史寫的，題目叫作〈讚美商品：論跨文化貿易當中的燕窩〉； 另一篇是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的蔣斌寫的，題目叫作〈岩燕之涎與筵宴之鮮──砂勞 越的燕窩生產與社會關係〉。兩篇文章的重點都擺在生產關係，對因為燕窩交易而形成的 貿易網絡，包樂史的文章談得多些，指出燕窩產地與華人貿易網絡的聯結，但未多加申論 ；蔣斌的文章則不大談貿易網絡。因為燕窩的故事和海參差不了太多，在此便不贅言。我 只是要指出，在類似海參與燕窩這類的議題上，如果能下工夫研究，或許能進一步深入探 討近代初期亞洲人貿易網絡的發展吧。 只要一個地方生產海參或燕窩，那裡就會有華人活動。他們經常以商人的身分出現，更勝 於以生產者的方式。他買下當地生產者所能供應的所有產品，好像在中國市場的需求永遠 無法飽和一樣。他們提供給南亞、東南亞的居民新的工作機會，也為統治當地的政權帶來 新的租稅收入。而對我們來說，要平衡近代初期亞洲貿易由歐洲人主導的這種觀點，海參 及燕窩所構成的貿易網絡實在是很值得切入探討的題材！ 在結束有關貿易商品的敘述之前，且稍稍提一提前面略過的亞洲的製造品吧。如同前面的 引文提到過的那樣，中國出口瓷器、絲綢之類到亞洲其他地方；可是另一項大量的製造品 ──印度棉布──通常都認為只銷到東南亞和西亞。其實日本也輾轉進口一些，同時中國 也有相當數量進口。徐光啟就曾經觀察到印度棉布要比中國自身所產的棉布來得細緻！另 一方面，學術界都只注意到印度棉布在亞洲具有廣大的市場，甚至於有一位印度史的專家 還說，從好望角到日本，整個亞洲，所有的人都穿戴著由印度織機拿下來的布疋。這當然 不對。在十四世紀的時候，也就是元、明之交，中國棉布已經長足發展，絕大多數的中國 人如果穿著棉衣，一定是本國的產品。更應該注意的是，中國也出口棉布到亞洲其他地方 。 中國棉布最早賣到韓國及日本，十八世紀初恰克圖條約以後也賣到俄國。然而，在東南亞 世界，中國棉布也有一定的市場。稍早我們已經提及松江棉布。松江棉布在西方文獻中稱 為"nankeen"，也就是南京棉布，經常出現在十八世紀以後的西方文獻，因為歐洲貿易公 司或殖民統治者往往從中國出口松江棉布，運到他們的各處據點，供作製造軍服之用。中 國棉布質地比較厚，既保暖又耐穿，適合縫製軍服。 不過，另外一種更加粗糙的中國棉布也早在十六、七世紀時，甚至於更早之前，就已經出 口到東南亞地區。由於研究亞洲貿易網絡當中之棉布市場的人，大多數是歐美學者，一向 認定亞洲貿易中的棉布都是印度棉布，因此歐洲東印度公司早期文獻當中的"cangan"這種 商品，就被當成全都是印度的織物。幾乎所有的詮釋者都說"cangan"是印度科羅曼德爾海 岸的粗製棉布。多年前我在仔細閱讀中譯本的《巴達維亞城日記》時，發現至少在東亞所 交易的"cangan"其實大多直接來自於中國。 傳統說法指出"cangan"這個字來自於原產地科羅曼德爾海岸的土語。由玉爾（Henry Yul e）等人所編輯的Hobson-Jobson這本英文外來語辭典，專門提供來自印度、東南亞及中國 等語源的辭彙，可是在該書中卻找不到"cangan"這個辭條或相關的說法。我個人認為，" cangan"一詞不是源出於假定的原產地科羅曼德海岸，而是源出於消費它的東南亞，特別 是印尼、馬來世界。馬來語稱單疋的布匹為"kain"，這個字重複一次，變成"kain-kain" ，就成了布疋的集合名詞。而"kain-kain"應當就是"cangan"的字源。印尼、馬來世界對 布疋十分講究，品質高、花色俏麗的布疋經常用於宗教性、政治性或社會性的儀式當中， 並且也作為傳家之寶（heirloom），因此這類布疋都有特殊的專有名稱。但是粗糙的、日 常服用的、普通人家使用的布疋就是布疋，因此只用集合名詞來叫，那也就是"kain-kai n"了。 "cangan"的品質粗糙，價格也相當低廉，東南亞的一般居民也有能力消費。菲律賓群島地 區進口相當多，特別是呂宋島的北部。華商經常造訪這些地方，拿"cangan"與土著交易。 這些"cangan"的產地極可能是中國，而且不是產於長江三角洲的松江棉布，大概是福建、 廣東沿海地區所生產的土布。福建及廣東在明朝時，從長江三角洲一帶進口很多棉花，在 十八世紀以後又從印度的孟買及孟加拉大量進口，用來織作土布，當地使用之外也用於再 出口。所謂的"cangan"應該就是這種東西。 十分有趣的是，一直到十九世紀初期，在一本英國人編寫的貿易指南當中，我們還發現了 以下的事實：菲律賓居民慣用中國粗棉布的歷史持續得非常地久。現在屬於菲律賓的蘇祿 群島（the Sulu Islands）在當時尚無鑄幣；通貨使用sanampoory、cangan與cowsoong。 Sanampoory只是一個虛擬的名稱，四個單位的sanampoories換取一疋六噚（fathoms）長 的cangan；Cowsoong又名nankeen，也就是松江棉布，每四單位的sanampoories可換一疋 四噚長的cowsoong。該商業指南還說：cangan「是一種粗糙的中國棉布，用於支付商品的 對價，認定為相當於西班牙銀元一圓。」相對之下，松江棉布應該是指品質較為細緻的中 國棉布了。這項記載顯示在蘇祿群島一帶，中國棉布是當地人的交易媒介，但也當成實物 使用。Cangan這種東西，在部分菲律賓群島，一用就達四、五百年！在亞洲內部貿易、沿 海貿易與島際貿易之中，cangan的確扮演過少許角色，這是我們在重建亞洲貿易網絡的歷 史時不可忽視的一項訊息！ （3）離散社群（diaspora）與貿易網絡 貿易網絡經常還涉及所謂「離散社群」的問題。這個所謂的海外華人或華僑，乃至於他國 的僑民有很大的關係。他們的存在，對貿易網絡的構成有不小的貢獻。 「離散社群」的英文"diaspora"這個字，源自於希臘文，本來是用來講紀元前猶太人被擄 掠到巴比倫的「巴比倫大監禁」（the Babylonian Captivity）。研究非洲土著的人類學 家首先使用這個字中所隱含的「脫離故國」的涵意來建構一種概念，用來說明跨文化、跨 部族的貿易網絡的形成方式。研究非洲的歷史學家柯丁借來建構他的跨文化貿易理論，帶 進了「文明世界」的歷史。對柯丁而言，隨著農業的發明，「離散社群」就已出現，而隨 著工業時代的開始，「離散社群」也就逐步消失。他認為「離散社群」的概念與貿易網絡 的概念沒有什麼差別。那麼，請問：什麼是「離散社群」呢？ 「離散社群」是一種嵌入寄居地社會的暫時性或永久性的聚落，對寄居地而言，「離散社 群」的成員都是外地人或外國人，皆是他族而非我族。離散社群之內的居民，擁有自我認 同的文化，獨立於寄居社會之外。來自同一原鄉或者同一國度的人，可能在不同的異鄉建 立起一個個的「離散社群」。「離散社群」的成員，一方面保存了原鄉的文化，另一方面 也學習寄居地的部分文化，特別是當地語言，因此他們能充當在地人與新從原鄉來的人之 間的溝通橋樑和貿易媒介。同一原鄉的人，在不同的異鄉分別建立「離散社群」。這些分 散開來的「離散社」因為分享相同的原鄉文化，所以不難串成一條條跨越空間的人際網絡 ；用於貿易，就組成了人際關係的貿易網絡。單一的「離散社群」提供服務給新從原鄉來 的人，也提供同樣的服務給來自其他由同鄉所建立的另一個「離散社群」的成員。原鄉有 時與「離散社群」失去聯繫，或者根本消失不見，都不會影響由「離散社群」所構成的網 絡的運作。 舉例來說，多年前王賡武先生寫了一篇文章，叫作〈沒有帝國的商人〉，實際上講海外華 人的貿易網絡。在近代初期，中國人若出國而不隨原船返航、居留他鄉異地，則永遠不能 回國。另一方面，明、清政府也不支持華人在海外建立殖民地，原則上不會向海外華人伸 出援手。因此，對照於歐洲人所建立的亞洲貿易網絡，背後總有強大的帝國在支持、居留 地的成員擁有返國的權利，住在「離散社群」的華人雖然可以接待自祖國來訪的商人，自 己卻回不了國，得不到祖國的關愛，所以他們是一群「沒有帝國的商人」，他們的貿易網 絡是一種自然形成的網絡，不是一種有計劃、有組織的貿易網絡。 事實上，就近代初期的亞洲人貿易家而言，不只華商是「沒有帝國的商人」，其他民族亦 復如是。不同的亞洲貿易家都在亞洲境內建立「離散社群」，形成貿易網絡。例如，前面 很早就提過的亞美尼亞人、祆教徒以及猶太人，他們在很多港口都建立起「離散社群」； 又如印度的坦米爾人就在蘇門答臘的亞齊、馬來半島的馬六甲……等地擁有「離散社群」 聚落；十七世紀上半，日本人在越南會安、菲律賓馬尼拉、暹羅大城（阿猶地亞，Ayutt haya）……等地擁有其「離散社群」日本町（Nihomachi）；華人在爪哇有「八芝蘭」（ pecinan）、在馬來世界有「中國村」（kampung cina）、在馬尼拉有「澗內」（parian ），這些都是他們的「離散社群」。同樣的，馬來人與武吉士人也在島嶼東南亞各地擁有 「離散社群」聚落。馬六甲是一個極為有趣的地方，因為它根本就是一個由數個「離散社 群」聯合組成的港市，周邊住的才是在地的馬來人。 「離散社群」不只是商人的居所，它也吸引來自原鄉的其他職業的人，或者招致他們前來 。王大海（《海島逸志》的作者）便是一例。他被招聘到爪哇教書，後來入贅於爪哇三寶 壟（Semarang）的富商家中，最後跑回中國，一去不復返。另一方面，久居「離散社群」 的人也可能與在地女子成親，哺育後代，因此「離散社群」中也充滿了混血的一群。例如 馬尼拉的mestizo、爪哇的peranakan和馬來世界的峇峇（baba）和娘惹（nyonya）。事實 上，清代初期的臺灣也可以被視作是一些華人所構成的「離散社群」。華人與原住民也誕 育了一些混血後代，稱作「土生仔」或「土生囝」。混血者及其父親們往往是在地跨文化 貿易的最佳媒介人物。 三、文化交流 不論是因為暴露在異邦文化的人群環繞中，還是因為與土生仔母親的一方作文化上的抗衡 ，住在「離散社群」裡的人，都必須靠著原鄉的文化來強化社群的自我認同。即便祖國的 政權不關愛他們，他們還是可以從祖國或其他的同民族「離散社群」獲得文化商品的補充 ，藉以維持或豐富其所執著的文化要素。十九世紀海峽殖民地（馬來半島附近一帶的檳城 、馬六甲與新加坡）的華人，不斷地向廣東訂製所謂的「娘惹窯器」（Nyonya wares）， 可說是一件有名的個案。 然而貿易「離散社群」的存在就是要與別的民族進行貿易，為了溝通上的需要，或多或少 都得學習一些對方的語言與文化，因此文化的交流終究不可避免。峇峇與娘惹就是一個顯 著的例子。所謂的峇峇與娘惹，就是父親的一方為華人、母親的一方為馬來人，雙方結合 所生下來的子女。這樣的家庭，其家庭語言係以馬來文為基礎，攙入一些華文語彙，構成 其「母語」（mother tongue）；飲食也以馬來食物為主，因為主持中饋的畢竟是馬來人 媽媽。然而在其他方面，則以華人文化為主，表現在物質文化上的，就是向中國訂購各種 家具及擺設。造訪一位十九世紀的峇峇家庭，往往看到屋內吊掛著漢字對聯，書寫工整、 辭義典雅，而家屋的主人卻一個字也不識得。這是因為文化認同還是華人文化，行禮如儀 的緣故。當然，峇峇家庭內部也有互相調適、相互涵容的地方，從而產生出折衷的文化。 例如，前述的「娘惹窯器」，基本形制都是廣東瓷器，但其設色和圖案卻專屬於峇峇、娘 惹的一群人所有。 進一步來說，彼此並不互相通婚，只是相互貿易往來的人群間，也會發生文化的交流，並 且還將交流的結果傳回原鄉，再被原鄉文化吸收，成為原鄉文化的一部分。舉一個例子來 說。當葡萄牙人到日本、澳門等地貿易的時候，往往因資金不足，因此以葡萄牙人慣有的 「海事保險借貸」（respondencia）的作法向當地人借貸。所謂「海事保險借貸」是指一 種借貸方式，貸入款項的一方拿這筆錢來租船、辦貨，出海貿易。借出錢的一方，以一個 航行來回向貸款者收取本利，其利率水準通常高於一般

《被监押的帝国主义(英法在华企业的命运)》以1949至1954年为跨度，在英、法“后帝国的”衰退的背景之下，以中英、中法关系中的经济与商务因素为着眼点，介绍新成立初期政府当局对在华大企业的政策与处置。

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看日本，它也曾处于发展中国家的经历，也曾与欧美列强有过“震撼式”的接触。日本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历程到底是怎样的呢？在这个过程中它遇到了什么样的挑战、获得了什么样的机遇、克服了什么样的困难，才步入发达工业化国家之列呢？本书对日本从江户时代开始的“旅程”进行研究和探讨，实有助于当今世界正在探索谋求经济增长与图强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借鉴与比较。 本书阐述日本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跃升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独特发展历程。将日本的发展旅程再现为一个鲜活的信息，传递给那些为本国富强而苦苦求索的各国精英们。若想深入了解自己的国家，就必须具有国际比较的视野。本书所描述的日本经济史，论说了一个国家并非由外来压力主宰而是主动参与全球化进程的“转化式适应”概念，这是发现和认识本国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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