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罗新教授专业代表作修订再版

通过皇位继承仪式考察政治传统的连续与变异

以内亚视角重新思考中国历史

「编辑推荐」

★ 罗新教授专业代表作修订再版，新增《拓跋祭天方坛上的木杆》一章。

★ 抽丝剥茧分析北魏“举毡立汗仪式”与西郊祭天仪式。

★ 讲述辽太祖阿保机之死，洞察 内亚传统与华夏文化在权力传承危机中的碰撞。

★ 从北魏延伸至辽、蒙古、元与清，探索北魏政制与内亚政治传统的联系。

★ 示范如何用内亚视角重新阅读历史，赋予孤立史料以新的意义和历史纵深感。

「内容简介」

北魏皇帝，不仅是华夏帝制国家的皇帝，也是内亚游牧征服集团的可汗，他们的历史活动，是多种文化传统的碰撞、融合与新生。北魏的所谓“代都旧制”，分明就是内亚传统的一部分。

本书从北魏皇帝即位仪式的代北因素入手，推及北魏的祭天仪式、辽初的权力传承危机、清代的堂子祭天等，一方面观察拓跋鲜卑政治传统与华夏传统的遭遇、碰撞及变异，另一方面考察鲜卑旧俗（代都旧制）与内亚政治传统间的联系。

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那些内徙内亚人群，一方面固然深受华夏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多多少少继承和坚持某些内亚的文化传统。这些内亚传统中的相当一部分在史书记录中或遗忘或变形，依稀仿佛，难以辨认，所以清理这些残存的线索就成为一个足以显示历史多样性和丰富性的工作。以内亚视角重读历史，无疑具有巨大的空间。

敦煌古来为多民族经济文化交融的大都会，敦煌文化是古代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既是他们共同智慧的结晶，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在敦煌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少数民族，尤其是月氏、鲜卑、吐蕃、粟特、回鹘、党项、蒙古等族曾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对敦煌诸族的历史文化进行研究，既是敦煌学发展本身的需要，也是中华文化研究的需要。本书是国内外首部敦煌民族通史，也是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述敦煌民族历史文化的学术专著，从某一角度说具有裨补阙漏的意义；以语言学、考古学与历史学相结合进行综合研究，以深入研究敦煌民族历史文化的本质，进而深入探讨不同民族间的历史文化关系，重点阐述敦煌古代民族的能动作用。

这本《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新论》，是根据《内蒙古历史文化丛书》的出版宗旨和要求而撰写的。既名“新论”，顾名思义，当以“论证”为主，而非以“叙事”为主。第二章之所以叙述古代北方民族变迁的事迹，为的是把北方各族的历史面貌先勾画出一个轮廓，作为论证各种问题的基础。 所谓“新论”，“新”在哪里？一方面是试图就当前国内外史学界对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的若干问题的看法，提出自己的见解，以便向国内的史学工作者请教。另一方面，因为我已撰写和出版了《匈奴通史》、《突厥史》和《东胡史》三本专著，把古代北方民族三大系统（族系）各族的历史面貌，大体上叙述清楚。故这本《新论》，试图采用另一种写作方法，即不用《匈奴通史》等三本书以叙事为主的体裁，而是用以论证为主的体裁去进行写作，以期在内容上和方法上尽量避免与《匈奴通史》等三本书重复。其实，“新论”之所以“新”，主要在于写作体裁有别于我的“旧作”，非敢侈言内容有什么特别的新意，一得之见间或有之，“创新”则不敢自诩。

本书作为中国民族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的专业基础课教材，同时也兼顾到广大读者，以数十万字的篇幅对中国民族史作了提纲挈领的叙述，把中国民族史的基本内容描述了出来。本书力图站在学科发展的前缘，反映中国民族史学的主要成果和已经达到的水平。

《中国民族史纲要》的编写是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与历史观的指导下，在借鉴有关教材的基础上，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博采众家之长，比较全面、系统、简要地阐述了自远古至民国时期中国各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全书第一章绪论部分，对民族史学科相关理论问题加以论述，以后依据中国历史发展的阶段分为九章，各章对该时段的民族及民族关系状况分别加以叙述。

《新版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中国北方诸族的迁徙能动力是无与伦比的；然而，许多它们的征伐活动都被移接到其他人种——民族的名下去了。《新版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作者从语言线索出发，探讨了若干与中国北方诸族相关的重要问题，即寻找它们的“源”和辨析它们的“流”，为这些甚至在史前期就远徙四方的人类集团找到了源头：他们是出自中原的北方诸族；不仅中华民族，世界上许多民族多融有他们的血缘基因。

本书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丛书》之一，是根据1998年出版的《通论》重新修订而成的。 本书采用深入浅出的写作方法，结合学术性、知识性、理论性和通俗性，介绍了匈奴、突厥、东胡三大族系的民族面貌；匈奴、突厥、东胡三大族系的社会面貌；匈奴、突厥、东胡三大族系的文化面貌；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族之间的关系；匈奴、突厥、东胡三大族系各族与西方的关系等内容。

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也是一个由多民族共同发展而形成的大国。现有的国内56个民族，都是古代民族直接或间接的继续和发展，正是这些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相互关系，即他们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相互影响，他们之间的和平交往或矛盾斗争，以及相互融合等关系，组成了中国历史一个重要的侧面，影响着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因此，研究中国民族关系的历史，不仅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历史有着重要的作用，对于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民族学等学科有极大的影响；而且对于加强现今的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的统一，均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于中国民族关系的历史，历史上各个时代的史学家、思想家们都给我们留下了无比丰富的史籍和文献；近现代以来，史学家的论著中，也有许多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的论述。然而，真正将民族关系史作为民族学或历史学分属的一门专门的学科，还是本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事。十余年来，这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有关这门学科研究的范围、内容、含义，它与民族史学科的关系，以及一系列相关的理论问题，均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注意和探讨，有一系列的论著出版。 这本《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系作者近十余年来研究中国西北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的一个小结。它应属于中国断代的、地域性的民族关系的历史著作。书名中的“中世”，并非严格的科学意义上的“中国中世纪”，而是为了标明本书只是研究中国古代史中“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西北民族的关系。所谓。西北”，本书则指现今陕、甘、宁、青、新五省（区）的地域。为什么要选择魏晋南北朝、隋唐这一历史时期和西北这一地域的民族关系作为研究的对象呢？这是因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和巩固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分裂割据时期向统一时期转变的典型，具有值得深入研究的学术价值。同时，这一时期民族关系最为错综复杂，特别是西北地区的民族关系，对当时历史的发展起着重大的影响。因此，研究这一时期西北的民族关系，对于加深认识这段中国历史和从中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其次，作者本人近十余年来：也主要从事这一时期的西北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工作，有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和心得，故而愿意在这一领域内，进一步做一些探索。 进行民族关系方面的研究，首先必须解决一系列有关的理论问题。建国以来，我国老一辈的史学家和近十余年来的史学工作者，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成绩，许多理论问题经过讨论，意见。已渐趋一致。然而，也有一些理论问题意见则比较分歧，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云南大学“211工程”教材建设项目

《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是国家第立个五年计划期间民族学科重点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同志集体编写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内容包括从远古到秦汉的统一、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的统一、五代宋辽金西夏到远元朝的统一等内容。

《突厥汗国与欧亚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由陈凌著。突厥是欧亚古代史上最重要的游牧民族之一，突厥学也一直是国际学术研究的重点。但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言和历史两方面，考古学研究则十分薄弱。《突厥汗国与欧亚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从欧亚文化交流的视角出发，从四个方面尝试对突厥考古学材料进行梳理：首先，文中将突厥墓葬分为贵族陵园和普通墓葬两类，分别研究它们各自的发展与演变过程，并讨论了其与中原、西域及波斯的关系。其次，本文结合新出土资料以及突厥石人形象，对突厥金银器皿进行整理，并区分出突厥民族、波斯一粟特、中原和罗马等四种不同的风格因素。再次，本文还以新发现的两件具有特殊礼制意义的重要文物金冠与银鹿为中心，讨论其流变过程及信仰的情况。最后，本文研究了突厥的骑兵装备，包括突厥刀具、马镳、马镫。

《唐代吐蕃史与西北民族史研究》内容简介：中国是藏学的故乡。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这些正是藏学研究产生、发展的最根本条件，也是藏学研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在中华大地上成长发展起来的这门人文社会科学，现在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显学。为了展示中国藏学研究的成果，加强同世界同行的学术交流，促进藏学研究的繁荣发展，为西藏和其他藏区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领导下，我们编辑出版的这套《现代中国藏学文库》丛书，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中国藏学家（包括港、澳、台学者）的学术专著；具有重要价值的藏学文献（包括现代学者辑录的历史文献）；译成汉文的藏文学术名著；获得博士学位的藏学论文（对于优秀的硕士研究生论文也酌情予以收录）。所有收入的论著，均以学术价值为唯一衡量标准，文学作品、游记、通俗读物等暂不收录。作为中国藏学研究的一项基本建设工程，我们将把这项工作长期坚持下去。我们期望得到海内外藏学家的大力支持。

《清华元史》是除《中国学术》外，由恢复后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办的另一个重要学术园地。经过一年多的周折和艰辛，现在终于可以将这一册创刊号呈现在读者诸君眼前了！ 蒙元史研究与老清华国学院、老清华历史系的因缘，不可不谓至久且至深矣。王国维甫入清华，其治学重心即转向蒙元史而成就斐然；国学院期间的陈寅恪，写作授业多流连于“塞表殊族之史文”。二老相与继唱迭和，曾分别萌蘖续写“元史考异”或创制“新蒙古史”的心愿。邵循正译注的拉施都丁《史集·部族志》等名篇，虽因手稿焚毁于抗日战火而未得面世，但他在归国最初十多年内克勤致力于元史研究与教学，仍足为老清华历史系平添一道闪亮耀眼的学术特色。中国目下健在的最高龄一代元史名家，或出其门下，或有亲灸其教之幸。 可能也正为了有这样一份因缘在，我们从王国维遗墨中选用他的行楷拼合而成的刊名题签，竟显得那么笔势劲媚、骨气洞澈，简直好像是他专门为本刊写就的！ 必须指出，《清华元史》虽以“元史”命名，惟全然不为蒙元史的对象范围所拘限。盖举“元史”之名，实乃用以指代中国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及边疆史地之全部领域也；换言之，本刊殊以多民族视角下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为初旨。这样做，正可反映出中国民族史学科之现代转型过程里的一个显著特点。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在道咸以降的“西北舆地之学”向从事边疆民族史的现代研究范型的转变中，洪钧和他的《元史译文证补》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是无与伦比的。经过他的译介与阐扬，中国学者见识到欧美东方学以中国民族语文及域外资料与汉语文献比勘互证的新路径、新成绩，纷纷争而效仿。蒙元史研究因此成为代表着中国边疆史地学术新潮的首开风气的显学。 举蒙元史以概指“边陲中国”的历史文化，还有另外一层强有力的理由。在中国各民族历史文化多样性的光谱上，汉文化与蒙古文化恰好分别位置在它的两端。当拉铁摩尔把中国内陆亚洲各边疆民族的生态环境简约为蒙古草原-新疆北部的草原绿洲-南疆的沙漠绿洲-西藏的高寒山地绿洲这样一种“变形”序列的时候，他力图解答的，就是蒙古文化为何更容易与上述各族文化具有不同程度互融性的问题。因此他断言，“东自满洲的混合型地理环境，西至中国突厥斯坦的沙漠和绿洲，乃至西藏寒冷的高原，起源于上述各地区的那些社会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完全可以说是基于蒙古草原历史的一系列变形。”以此言之，设若中国民族史确然存在着某种典型性，其惟蒙元史足以当之欤？ 清华国学院曾经的辉煌，是让后世永远心往神追的一段奇迹和佳话。而老清华研究“边陲中国”的学术遗训，尤其应当是由我们毫不犹豫地拿来继承发扬的宝贵家当。其中至少有两点，最值得我们再三再四地回味和重温。 在探讨中国民族史和边疆史地的本国学者中，老清华诸大师无疑都属于那个不但最早具备了国际学术眼光，而且能摆脱完全依赖西文绍介而直接利用相关民族语文及域外语言资料的前沿学者小群体。正是由于这一进步，本专业的叙事才得以从边裔志、藩部要略之类传统历史编撰学的体裁之中，逐渐转换出真正名副其实的边陲地域史、边陲族群史或族群关系史新模式。这里所关涉的，不仅是从何种语文的文献史料出发去形成叙事的问题；它背后隐含的，实际还有一个应不应当突破单向度的中心视角，更多地留意于从多民族中国的视角去考察边缘人群、边陲社会历史与文化的问题。日本学者羽田亨在1917年就提出了被后人概括为“当地语文之史料第一主义”（“現地語史料第一主義”，gentigo shiryō daiiti shugi）的见解。从那时起，日本的内陆亚洲史研究花了五六十年时间，到1960年代末才基本实现上述主张。就整体而言，中国学术界要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尚待时日。在今天，追随老清华的精神表率，不仅意味着我们必须奋力抉破相关民族及域外语文技能的难关，而且也应当重视和掌握民族史和边疆史地研究中其他那些不可或缺的“钥匙”，诸如解读多语种古文献时的审音与勘同知识，分子人类学和民族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概念与方法等等。 老清华时期治边疆史地之学的前辈们，多以考据功夫受人推崇。但从他们身上可以学到的，不止是那种“客观”、“科学”与“价值中立”的治学原则而已。在他们从中国文化内部所从事的对自身传统的反省、清理与扬弃背后，饱含着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前途运命、对根植于中国文化之基本价值的深切关爱与持守。由是，他们使自己的学问俨然区别于洋人的“汉学”或“中国研究”，后者往往倾向于把中国文化当作纯然客体性的解剖对象来处理。这一点在当今形势下显得尤其要紧。因为“边陲中国”的重要性，在今后中国的发展问题上，只会变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紧迫、越来越需要以一种更带全局性的新思维予以考量。传统中国的国家治理目标，追求的往往是“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理想，即以汉文化去覆盖国家的全部疆域。这种历史意识的残余影响，与误以为现代化终将促成一国文化全盘均质化的不切实际的空想夹缠在一起，正在并且将会更进一步地损害我们这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根本利益。我们当然不应该奢望，边疆史地之学可能直接回答未来的中国民族关系将会提出在我们面前的任何现实问题，但它理应使我们对现实的关怀臻于某种更平衡、更理性，也更加智慧的思想境界！ 以上就是我们寄托于这份杂志的美好的愿景。它最多不过是一脉涓涓的细水。殷切期望它会汇入即将到来的重建中国文化的巨流之中。我们正走在前人以筚路蓝缕的心血为我们开出的路上。为了不辜负前行者，从现在起，我们就应当紧接着他们往日的业绩，用力去铺就通往将来的更踏实的路。

东胡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与匈奴同时兴起于战国末期（公元前三世纪），至汉初（公元前206年）被匈奴冒顿单于击破，部众逃散，其中主要的两支分别逃至乌桓山和鲜卑山，从此便以乌桓族和鲜卑族出现于史册，而东胡之名遂湮没无闻。由于现时留存下来的东胡文献资料奇缺，故历来治东胡者多从乌桓鲜卑开始，对开东胡早期的历史，即被匈奴击破以前的历史，均难于详述。本书根据近三十年来国内考古发现的东胡遗迹，对它进行初步探索，试图把东胡的历史向前追溯到它的起点。 在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中，根据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根据各族的语言和活动地区，及根据各族的风俗习惯，大体上可以把它们分为三个系统（族系）：一是匈奴系统；二是突厥系统；三是东胡系统。这是指狭义的北方民族，即指主要活动在大漠南北（清初以来称为内外蒙古的草原地带）的各族而言；若从广义，还应包括活动在今东北三省的肃慎系统和活动在今新疆的西域各族。 东胡族系，源远流长。除两汉时的乌桓和鲜卑外，魏晋以后有由鲜卑分化出的段部（徒何）、慕容（吐谷浑在内）、宇文、拓跋、秃发、乞伏等部；北魏时又有柔然；唐末五代十国时继起的还有契丹、库莫奚、室韦，及辽、金时兴起的蒙古，都是属于东胡一系。本书断限，即上起早期东胡，下讫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蒙古，内容遍及东胡各族的经济生活、社会结构、政权组织、文化习俗、部落兴衰、政治演变，及与他族、特别是汉族的关系，均拟作一比较全面而系统的叙述，因贯通上下左右，实际上是一部“东胡通史”。 国内学者对于东胡系统中的各族，曾经分别进行过研究，其中以马长寿的《乌桓与鲜卑》一书，最为史学界所瞩目。随后出版的周伟洲的《敕勒与秉然》、《吐谷浑史》、《南凉与西秦》；陈述的《契丹社会经济史稿》、《契丹政治史稿》，孙秀仁、孙进己等的《室韦史研究》，及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的《蒙古族简史》等，也都是探讨东胡各族的重要著作。但贯通东胡各族历史为一书的专著则尚未见，仅国外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早年(本世纪初)所著的《东胡民族考》曾被译成中文。此书虽包罗甚广，但内容并非叙述东胡各族的史事，而是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以考订东胡各族中的族名、地名、人名、称谓及其它术语等，实际上是一本“东胡民族语言考”。此书虽在学术上有一定的价值，但我们今天要求的却是一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详细叙述东胡各族的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史实的系统之作。 本书是继《匈奴史》（1979年再版）和《突厥史》1988年出版）之后，第三本关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的专著，故撰写体例基本上与上述二书同，即为了兼顾学术性、知识性和通俗性，并考虑专业人员与一般读者的不同要求，内容力求简明扼要，深入浅出，以正面介绍知识为主，不作繁琐考证；对国内外学术界争论的问题虽亦注意辨明，但避免纠缠。 本书由内蒙古大学蒙古学专家林干所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

《中国民族史概要》分东北诸民族、北方诸民族、西北诸民族、西藏、西南诸民族、中东南诸民族六编。各编以单一民族史成章，各章以各民族的形成和演化为脉络，清楚地叙述了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历程。《中国民族史概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立法高远，史料丰富，线索清晰，行文流畅。一册在手，各少数民族之史迹一目了然，可极大地方便广大历史爱好者对于各少数民族历史的了解和研究。《中国民族史概要》是我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的新成果，同时为我国民族院校的史学研究的新成果，同时为我国民族院校相关专业开设相关课程提供了一本全面系统的教材。

《唐朝的北方边地与民族》讲述了：隋朝的北部防务与长城问题，唐代社会的转型与民族互动，抑或少数民族，唐朝朔方军治所灵州凸显的战略地位及其变化唐-躺东突厥复兴反映的族属意识与认同问题，郭子仪忠君的再解释文化的选项与祖源的记忆。唐朝后期北方的边地与民族，安菩墓志铭再考，如何阅读边疆，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书后。

《苗族史》是从一个外国基督传教士同时也是一个早期人类学学者的角度来观察中国苗族社会历史的，他从苗族的语言，文化，风俗，社会环境等概述了苗族的另一面历史，或说其历史现象。从而更能全面地了解，认识我们这个古老悠久的民族。本书据1924年法文版译出，包括有苗族语言的比较研究、历史上的苗族、苗族的家园和苗族的信仰等四章。

《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中心的宗旨是：以基础研究为主，应用研究为辅，坚持百家争鸣，鼓励学术创新。注重选题的前沿性，在充分利用汉文史料基础上，鼓励发掘少数民族语文文献史料和域外史料，注重田野调查，在获取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取得原创性成果。努力推出新人新作，培养中青年学者，建设一支高水平的学术队伍。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整理出版汉文及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史料，并进行研究，是本中心的一项重要工作。《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文献资料丛书》将收入本中心整理研究的有关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的文献资料成果，通过出版这些文献资料，我们希望能给学术界带来一些新鲜的资料和使用的便利，促进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