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集钱穆先生几十年来阅读《论语》心得之大成。所选文章既有根据钱穆先生20世纪50-60年代在新亚书院讲课记录而成的文章，也有钱穆先生发表在港台学术杂志上的文章。这些文章集中阐述了阅读《论语》之意义、朱子如何阅读《论语》、今人应如何阅读《论语》，如何看待古人对《论语》的不同理解及其出发点，以及钱穆先生对古人阅读《论语》之评点和他本人对《论语》的认识过程。

“思想的历史”系列《天纵圣贤》《彀中英雄》《绝地生灵》三种，结集了鲍鹏山用情最深也最好的文章，2006年出版后在读者中赢得了非常好的口碑。本书是作者重新修订后的合集。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从圣贤到文臣、从君子到小人、从英雄到隐士，作者为我们一层层打开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或高贵或痛苦的灵魂。 和那些肤浅的“心得”“感悟”完全不同，决非当今流行的一个故事加一段大而无当的虚夸议论的套路，鲍鹏山受人关注之处在于，他的文章“不敢虚构一言，不敢浪语一句”，不仅深深切入历史，更深深切入人性；不仅充满逻辑的力量、诗性的力量，更充满思想的力量。 他做的，不是枯燥的无聊的无趣的无用的所谓的“学问”。他的每一篇文章都化合古今，干净纯粹，尖锐犀利，幽默温情，包容了可供不同层面解读的诸多内涵，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从中照见自己的生活，窥见自己的影子，惊悚自己的命运。是的，风流去了，但是，风流们的命运，在我们的身上延续，咒语尚未解除，我们仍需忍耐，或者，奋斗。

《治史三书》作者严耕望享誉国际史坛，是钱穆最欣赏的学生，胡适、杨联陞一致称许的史学大家，余英时誉之为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本书汇集了严耕望先生的三本小书《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和《钱穆宾四先生与我》，系著者总结数十年从师问学的历程与研治国史的实际经验，现身说法，指示后人以治史门径。著者不矜其能，不放言高论，举凡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具体规律、论题选择、论著标准、论文体式、引用材料与注释方式、论文撰写及改订，以及努力途径与生活修养等诸多问题，皆以质朴流畅的语言娓娓道来，原原本本，条分缕析，诚挚亲切，务求实用，可谓金针度人，功在学林。 对初学治史者而言，有一本非常实用的参考书，那就是严耕望的《治史三书》，特别是其中的《治史经验谈》。严先生文如其人，甚少“惊人之语”，亦不弄玄虚，所论处处针对学子所需，实在而具体。 ——罗志田（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这是一本值得向所有有志于中国文史研究的学者推荐的书。谈论治学经验的书并不少见，但切实周到如本书者则不易多得。 ——傅 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严耕望的特长，在于同所有具备朴实品格的历史学家一样，能够把这个议题通过自身的治学经历以及深厚经验讲述得惟妙惟肖……可让读者感受到“充实而有光辉”的魅力，金针度人、沾丐后学自然不在浅显。这些措施和办法也极为切实，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勤奋读书而已。 ——李洪岩（《历史研究》副主编）

林文月编著的《谢灵运》选取了中国古典文学璀璨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谢灵运为其作传，系统论述谢灵运显赫的家世及生长过程，不羁和矛盾性格的形成，充满漩涡的仕宦生涯。谢灵运的作品见于坊间者有：《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及《黄节注谢康乐诗注》等。

《陈寅恪的学说》从陈氏学说的多重面向加以梳证，分九章：第一章，学问人生和心路历程；第二章，工具·材料·观念·方法；第三章，打通文史和追求通解通识；第四章，“中西体用”的文化态度；第五章，种族与文化的学说；第六章，陈氏阐释学；第七章，佛典翻译和文体革新；第八章，陈寅恪学说的精神维度。十余万字，言辞成章，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备。 作者结合义宁之学的渊源和时代环境，从文本出发，忠实原典，并勾索陈著各种文本的内在逻辑，三复其义，“以陈解陈”，循此路向解读和释证陈氏学说，自成把握陈氏学术创获与方法的简明通透之进路。 陈寅恪先生寄望于后人对他的著作的理解，几次在诗中说：“后世相知傥破颜”、“后世相知或有缘”。今天在座的，很多都是与义宁之学结缘的朋友，也有的是我个人的朋友。汪荣祖教授，是我多年的朋友。还有郑翔先生，陈寅恪先生归安庐山，他一手经办，可以说是陈先生的真正后世“有缘”人。我有幸再次见到陈小从先生，他是我尊敬的人。她的诗写得很好，她的诗、文继承了义宁一门的整个学风和文风。我还再次见到了陈寅恪先生的三位女公子。流求和美延，过去见过，小彭是第一次。刚才小彭讲曾经写信给我，非常抱歉，信我大概没有收到。她看到我在凤凰卫视讲《大师与传统》，里面很大程度讲陈寅恪先生。要是看到你的信有多好。我还非常高兴，昨天见到了陈先生的隔代人，看到他的几位孙辈：流求的两位女儿，美延的一位女儿。昨天晚餐，她们一起过来跟我说话的时候，我流了泪，我想这是陈先生的隔代人啊！都长这么大了，一个个亭亭玉立、风度不凡。流求的一个女儿，长得跟唐晓莹先生非常相像，我还从美延的女儿身上看到陈寅恪先生的一些相貌特点。 陈寅恪先生是我最我敬仰现代学术大师。自从我差不多三十年前开始读陈寅恪先生的著作，直到现在，我读陈著没有停止过。陈先生的书是我的案边书，无日不翻。开始读的时候，没有想写文章。我在公共汽车上也读他的书。我读得非常仔细，像《柳如是别传》，我也是逐字逐句细读的。当我熟悉了他的著作、他的人格精神之后，陈先生就始终伴随着我，陈先生的精神和学问影响了我整个的身心，他再也不会离开我。 大家了解，我们做人文学术研究的人，无论文学、史学还是哲学，我们常常有一种无力感——这些学问有用吗？人文学术有什么用呢？其实，我们常常感到人文学术是没有什么力量的，人文学术工作者、从业人员充满了无奈。但念了陈寅恪先生的书之后，对他的学问和学说有一定了解之后，会发现史学、诗学、哲思等人文学术是可以有力量的。 陈寅恪先生的学问著作所以有力量，一个是由于他是大学问家，不是小学问家。能成其大，见得大体，所以有力量。就像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一样，王国维称他们的学问是能成其大者。还有，陈寅恪先生是思想家，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有独辟创发的系统思想。简单以史学家目之，未免把他的学问看小了。他更不是一个单一的材料考据家。当然，他一生治学对中国的文、史二学做了大量考证，所涉材料的广博，鲜有人能及，但他在甄别考证这些材料的过程中常常放出思想的光辉。 大家知道他研究隋唐史的两部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这两部书并不厚，你注意到他的材料的使用，一遍一遍的引证新、旧两《唐书》。如果不懂学问的人或者不耐烦的人，很容易略开他的大面积的引证。可是，只要略开他的这些引证，你就不能懂得陈先生的学问。他的每一条引证都不是无谓而引，材料举证本身就是思想的发现。然后再看他引证之后或三言两语、或千数百字的疏通引论，所引证材料的生命力便粲然释放出来。因此可以讲，他的关于隋唐史的两部著作，既是史学的著作，也是文化史的著作，同时也是思想史的著作。姑且先不说其它的著述，单是这两部书，就可以认定它们是了不起的思想文化史的大著述。包括《元白诗笺证稿》，虽然是对以元稹和白居易的诗文为中心的文史考证，以元、白两诗人作为研究对象，但是里面的内容，实际上是研究唐代的思想文化史和社会风俗史，研究中晚唐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以及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知识人士和文化人士的心理、个性、面貌所呈现的变化。 所以我说，陈寅恪先生的学问与学说所以有力量，与他是一位思想家有很大关系。除此之外，还由于他的学问里面有一种顶天立地、独立不倚的精神。他的学行经历，体现了一般知识人士所不具备的节操和气节。这就是他晚年在给蒋秉南先生赠序中所讲的“贬斥势利，尊崇气节”，以及绝不“侮食自矜，曲学阿世”。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盖亦指此义。还有他在给杨树达先生的序言里讲的，“始终未尝一藉时会毫末之助，自致於立言不朽之域”。为学从来不“藉时会毫末之助”，“贬斥势利，尊崇气节”，这是陈学最富光彩的精神层面。他的学问充满了恒定的精神信仰力量。 他的学问之所以有力量，也还由于他的著作里面蕴涵有深沉的家国之情。我很喜欢他1965年写的《读清史后妃传有感于珍妃事》那首诗，其中有两句写的是：“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这两句诗是陈先生整个诗歌创作的主题曲，也是打开他著作宝库的一把钥匙。因为他的精神力量跟他的家国之情紧密联系在一起。他的很多诗里都有类似的情结的流露。“频年家国损朱颜，镜里愁心锁叠山”、“衰泪已因家国尽，人亡学废更如何”。他的眼泪都哭干了。所以哭干，是由于深沉的家国之情，这是他一生精神脉络的之所从出。 而他的学问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优美的家风门风使然。“优美之门风”这句话，是陈先生在他的著作里面，讲到汉以后的学术发展，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刚才提到《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部著作，其实此两部著作非常强调地域和家世信仰的熏习作用。陈寅恪先生对中国学术思想史有一个重要假设，即认为汉以后的学校制度废弛，学术中心逐渐由官学转移到家族。但“家族复限于地域”，所以他提出：“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三联版，页20）。而家族所起的作用在于：“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因此可以说，魏晋南北朝以后，如果没有家学传统，就没有学术思想的建立。 当然很遗憾，晚清到民国这一百年以来，五十年代以后不必讲，最大的问题就是家庭与家族的解体。家庭与家族的解体，便谈不上学术的传承了。所以我们特别珍惜义宁之学的传承没有断绝。文化传承有三个渠道，一个是家族，一个是学校，还有一个是宗教系统。宗教系统在中国不是那么发达，这是另外的问题，这里暂且不讲。学校系统，现代的学校制度基本上是知识教育，遗漏了“传道”的内容，致使问题重重。所以中国文化的传承，家族的传承特殊重要。但在今天讲此一渠道的文化传承，无异于缘木求鱼。相反文化衰落的迹象不时出现，这跟家族的解体、士族文化之不传直接相关。但是我们庆幸，义宁之学有陈先生这样的当代了不起的思想家和学者，陈氏家族的精神传统和文脉完全承继下来并有所光大。义宁之学不是陈寅恪先生一代之学，从陈伟琳先生读阳明书而发为感叹开始，到陈宝箴再到陈三立在晚清以至民国的思想人格建树，最后到陈三立后面的大家常讲的一些杰出的人物，包括陈师曾、陈隆恪以及庐山植物园的创建者陈封怀先生，都是如此。 我最近出版一本书，叫《陈宝箴和湖南新政》，探讨从1895年到1898年，陈宝箴在陈三立的襄助之下如何推动湖南的变革维新。三年之功，改革走在全国最前列。但是到1898年戊戌之年的八月初六，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维新变法的浪潮被打下去了，“六君子”被杀，康、梁被通缉，陈宝箴和陈三立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当时跟随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参与改革的诸多人物，梁启超、谭嗣同不必说，包括黄遵宪、熊希龄、皮锡瑞，也都受到了处分。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也是陈氏家族的悲剧。陈寅恪先生一生，他的内心常常充满苦痛，他的苦痛不是个人的苦痛，而是家国兴亡的苦痛。按照心理学的分析，任何苦痛都跟他的记忆有关，而陈寅恪先生内心的苦痛，据我的研究，跟他的家族在戊戌之年的悲剧有深切的关联。所以他的诗里经常把湘江、湖南跟他的苦痛连在一起。所谓“儿郎涑水空文藻，家国沅湘总泪流”、“死生家国休回首，泪与湘江一样流”等等，就是指此。 寅老何以有此种深层情绪的不可遏止的流露？仅仅是由于祖父和父亲受到了处分吗？不是的。他这个苦痛，是因为对家国有更大的关切。因为在陈先生看来，陈宝箴和陈三立在戊戌变法时期的变革主张，属于“渐变”，是稳健的改革派。如果按他们的主张行事，最后推荐张之洞到朝廷主持变法，由于慈禧太后喜欢张之洞，就不致使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之间的矛盾，发展到完全对立冲突的地步。如果1898年的变法得以善终的话，后来的中国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变乱。这就是陈先生的苦痛之所从出。1898年底，受处分的陈氏父子由湖南回到江西，住在南昌的磨子巷，后来陈宝箴筑庐西山，陈氏父子回忆湖南变革的不幸遭遇，孤灯对坐，仰天长嘘，这种情境下的心理情绪绝对不是个人的处境问题，而是对整个国家前途的忧思。陈宝箴、陈三立以及陈寅恪先生的深情，其实就是家国之情。 陈先生学问的了不起，他的学说的力量，还有一点，陈先生对古人——我们可以引申为对己身之外的他人的学说——持有一种“了解之同情”的态度。这一思想是三十年代他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写审查报告时讲的，我们可以看出陈先生内心世界的恕道。“恕”是孔子思想，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后生轻薄古人，陈先生不持这种态度。这个非常之难啊！对历史上的一些人物，陈先生总是有一种“了解之同情”。所以你看三卷本的《柳如是别传》，很多人奇怪，包括一些老辈，很纳闷陈先生为什么写《柳如是别传》。我认为这是陈先生一生当中最大的著述，绝对不是简单地为一位古代的特殊女子立传，而是“借传修史”，以“惊天地泣鬼神的精神”撰写的一部明清文化痛史。 很多朋友遗憾陈先生没有写出一部通史来，其实《柳如是别传》这部书的学术价值，远远超过一部所谓通史的价值。这部书对明清时期众多历史人物那种恰当的评价，那种深切的“了解之同情”，令我们读后非常感动。女主人公后来婚配给晚明的文坛领袖，有“当代李杜”之称的钱谦益，一个很有资格做宰相的人，由于天时人际相杆隔，宰相没有当成，告老还乡。他是江苏常熟人，后来他一个关键表现是1644年清兵入关，明朝垮台，南京建立了弘光政权，是为南明。钱谦益在南明小朝廷入阁了，成为礼部尚书。柳如是跟钱谦益一道从常熟来到南京。但1645年清兵南下，打到南京城下，扬州守不住了，史可法自尽而死，结果南明朝廷垮台。而率先投降的是两位文化名人，一个是诗文名气特别大的钱谦益，另一位是大书法家王铎。但是，柳如是并没有投降，钱谦益“循例北迁”，去了北京，柳如是没有跟去，独自留在南京，后来又回到常熟。陈先生讲她是一个奇女子，是一个民族英雄，这样讲看来不为过。钱谦益在北京也没有恋栈，很快告老南归，回到常熟。在他晚年的整个生活当中，跟柳如是直到死都是在从事反清复明的活动。虽然他投降了清朝，但是他后期的反清复明举动对他的投降行为在精神上有所弥补。陈先生对钱谦益这种前后两重人格的表现，作了很多具体分析，指出其降清固然是一生污点，但后来的悔过，其情可悯，应给予“了解之同情”。而且即使对于王铎，也承认他的书法很好，堪称“绝艺”。陈先生对于古人、对于古人的学说，持有“了解之同情”的态度，陈先生的这一学说，可以说千古不磨，反映出义宁之学的渊雅博大。 我很高兴，近年有一些年轻的学人在研究义宁之学方面取得很好的成绩。像我熟悉的年轻的朋友张求会先生、胡迎建先生、刘经富先生、刘克敌先生，他们近年的研究很有成绩。还有一位广东的胡文辉先生，他注释陈寅恪的诗作，对陈诗的出典，一词一句，一一稽查清楚。他是继余英时先生之后，释证陈诗成就最高的一位。还有山东大学的李开军先生，对陈三立诗文的整理很见功底，他正在写陈三立的年谱。如果需要我说一句什么话与这些年轻的朋友共勉，那就是——对陈先生学问的梳理，对史料的搜集整理，固然是研究陈学必不可少的功夫，但如何体认领悟陈学的精神脉理，如何让陈学的精神变成自己身心的一部分，某种程度上比研究陈寅恪的学问本身还重要。

大众媒介在建构“国民意识”、制造“时尚”与“潮流”的同时，也在创造“现代文学”。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现代文学”之不同于“古典文学”，除了众所周知的思想意识、审美趣味、语言工具等，还与其生产过程以及发表形式密切相关。报章等大众传媒不仅仅是工具，而是已深深嵌入写作者的思维与表达。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大众传媒，不仅仅是新闻史家或媒体工作者的责任，更吸引了无数思想史家、文化史家以及文学史家的目光。《“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从“报刊”及“"出版”的角度，讨论了中国现代文学及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