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通鉴》是继司马光《资治通鉴》和毕沅《续资治通鉴》所作的明代编年史。在本书以前，有明末谈迁的《国榷》，清季陈鹤的《明纪》，都用编年体记述明代的史事。《明纪》共六十卷，陈鹤本人只写成五十二卷，后八卷是他的孙子克家续成，一八七一年由江苏书局刊行。《国榷》的成书很早，因为在当时是禁书，无法刊布，只有几种传抄的稿本，日久颇多散失，一九五八年才由本局排印出版。这两书似乎本书著者都没有见到，体例和详略都不很相同。《国榷》有点近乎《通鉴长编》的性质，分量特别多，字数几达本书一倍有余。《明纪》又太简略，只占本书的十分之四。本书繁简较为适当，而且附有考异，便于参考。 本书除正编九十卷外，在明太祖未即位前，别为前编四卷，从元顺帝至正十二年郭子兴起兵濠州开始。又有附编六卷，纪崇祯十七年五月明福王在南京称帝以后的事，直到清兵攻下台湾为止。连正编共一百卷。书前有义例、目录和与朱莲洋明经论修明通鉴书。据义例说，他还著有考证十二卷，并且仿司马光的例另撰目录，都未见刊行。原书一八七三年（清同治十二年）初刻于江西宜黄官署，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又由湖北官书处重校刊行，现在依据湖北刻本标点排印。 著者用二十余年的精力着成此书，除依据《明实录》、《清实录》、《明史》、《御批通鉴纲目》、《御批通鉴辑览》等官书外，还参考各种“野史”、说部和各家文集，把他认为不敢深信的，仿照司马光《通鉴考异》撰成《考异》，并依胡三省注《通鉴》例分注正文之下。这种方法可说是比较完善的。但是著者只凭个人的力量写成这部二百万字的巨著，搜集的史料也不能十分完备，和司马光为撰《通鉴》奉政府命令设局置官固然不能相提并论，即和《续通鉴》相比，也不像毕沅那样有许多门客赞助。《续通鉴》已经远远不及《通鉴》，这书当然更免不了有许多缺点。某些地方著者的识见不免陈腐狭隘，而在许多根本观点上则又极其谬误。如通鉴竭力避免语怪，本书却杂有很多关于灾异和鬼神的迷信记载。所附的评论，多数采取清官书中的“御批” 之类，还对清帝竭力颂扬。记事也大部分以清朝的官书为标准，尤其是对农民起义，对国内少数民族和国外邻邦，都站在清政府的立场上叙事评论。至于明朝末年对满洲的交涉，更完全依据清人歪曲史实的记载，和《国榷》对照，就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在另一方面，著者在别一著作《中西纪事》中所表现的极为浓厚的爱国思想，也贯穿在本书中，却是值得重视的。如本书最后部分，著者对于明末反清的忠臣志士，极力加以表扬，并且采集了许多当时禁书的记载，甚至对明史不给张煌言立传和“太湖义旅但载云间，山寨殷顽不登只字”也提出大胆的批评。 本书一九五九年由我局排印出版，距今已久。此次再版，为全新排校，修改了一些不规范的异体字和旧笔形字。

《纲鉴易知录》是清朝康熙年间，浙江文人吴乘权和他的朋友周之炯、周之灿合作编纂的一部中国通史读物。吴乘权字楚材，浙江山阴人，他在文、史方面都有不小的成就。古文选本中流行最广的《古文观止》，就是他选注的。吴乘权等以为《资治通鉴》“卷帙太烦，岂能一概记诵”，因此起意编一部篇幅适中繁简适度的历史书，他们三人为此工作了六个寒暑。吴乘权在自序中说了此书的编辑方法和编辑思想：“苦简编之汗漫，为之摘要而删繁；虑大义之不明，为之提纲而挈领。”他们编辑的依据，从太古神话传说时代直到战国，主要依据北宋刘恕的《通鉴外纪》和元朝金履祥的《通鉴前编》；从战国到五代这一千三百多年，据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纲”和“目”分列的体例也仿照此书；宋元两朝据明代商辂的《续资治通鉴纲目》；明朝部分，也叫《明鉴易知录》，依据则是朱国标从清初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节抄的《明纪钞略》。这样时间跨度就足够长远，并且用纲目体分出层次，在特定正统观指导下形成连续一贯的编年时间线索，对后世读者来说，这就是一部上起太古，下迄明代的明晰易读的中国通史了。 《纲鉴易知录》沿袭了传统史书编纂的一般体例，即按照确定好的体例编排好史料大纲，在“纲”下直接叙述历代史实，而不过多地议论阐发，能以一种具有亲和力的方式为读者提供一个历史框架，线索分明。同时编者注意用生动的人物故事和历史事件串联整体，不会显得单调枯燥。而近代和现代人写的史书，多取概括论述的形式，重要史实常常只作举例性的说明，或仅见于附注中，这对于已有基本历史知识的读者困难还不大，至于一般初学者，常常只能得到一些空洞的概念，而缺乏真正的史实基础，难以形成整体的历史知识印象。《纲鉴易知录》等传统通史读物，在这方面的优势是很明显的。

《宋集珍本丛刊》是一套旨在保存和流通宋代文集珍稀版本的大型断代文集丛书。 《丛刊》由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编纂，系依据该所20余年来在收集和整理宋代文献过程中，从海内外各大图书馆收集而得的960余种宋代珍本文献中，精选而成。全书共选录宋人别集、总集405种，其中多系明清以来相传故物，或系宫庭内府所藏，或为名家名楼所珍，或有著名学者批校，或系藏家手录孤本，不愧“沧海遗珠，国之重宝”！极具校勘价值和收藏价值。综其 特点，约有数端： 国学精华，宋学宝藏。 《丛刊》既是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继《全宋文》之后的又一大型成果，也是其正在进行的浩大工程《儒藏》编纂的重要尝试。川大古籍所系“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属所、“国际儒学联合会 ”团体会员，曾完成《全宋文》、《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电子版《宋会要》”、《三苏全书》、《朱熹集》等大型古籍整理课题，目前又启动了《儒藏》编纂工程。本《丛刊》作为宋代文集的珍本善本集成，通过保存古籍原版的形式，恰与新编本《全宋文》形成互补格局。同时，宋代又是中国儒学发展的高峰时期，《丛刊》十分流行宋代名儒文集的收集和整理，该丛书无异于目前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宋学”资料丛刊，将为《儒藏》的 编纂与研究提供非常重要的成果和经验。稀见难得，信息丰富。 《丛刊》所收各书皆为稀见难得之本，凡已见于常见丛书（如《四部丛刊》、《北京图书馆 套古籍珍本丛刊》）者，本次原则上皆不收录（个别另有名家批校者除外）。 《丛刊》每页按上下栏方式，将古书 四个页面合为一面，重新编辑组版，在有限的篇幅内蕴含了无限的信息。 整理研究，双管齐下。 《丛刊》系古籍的重版和影印，力求保存古刻旧观、原版面貌，避免重版错误，为读者提供 了安全可靠的资料信息。同时，又与古籍整理研究结合，对每种入选图书撰写了《提要》，介绍作者简历、著述情 况，并着重论述版本流传及其优劣。 体例科学，使用方便。 《丛刊》出自具有20余年古籍整理经验的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在编纂体例上十分科学得体 。共分108册。第一册有丛书《总目》，各册又有分册书名、著者及版本目录。每种书前冠以扉页和《提要》。其1 08册为丛书《书目提要》及书名、作者笔画索引，使用十分方便。

《悟真篇浅解》(外三种)是道家内丹功法的主要经典，总结了唐宋以前的内丹功法，并融进作者本人炼养内丹的实践经验。“浅解”融合自己炼功的心得体会，是气功爱好者的良师益友。

《永乐大典》收录古代重要典籍至七八千种之多，上至先秦，下达明初，这在当时真可以说是“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宋元以前的佚文秘典，多得藉以保存流传。收录的内容包括：经、史、子、集、释庄、道经、戏剧、平话、工技、农艺、医卜、文学等，无所不包。所辑录书籍，一字不易，悉照原著整部、整篇、或整段分别编入，这就更加提高了保存资料的文献价值。全书体例“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检索非常方便。

《黄元御医学全书》收录了《四库全书》著录的黄氏存世医书11种，即《素问悬解》《灵枢悬解》《难经悬解》《伤寒悬解》《金匮悬解》《伤说意》《四圣心源》《四圣悬枢》《素灵微蕴》《长沙药解》《玉楸药解》，凡101卷。 黄氏之作，是积20余年研习医学经典的心得体会写成。书中对《素》《灵》《难经》《伤寒》《金匮》诸书，进行了重新编次、厘定；对其原书文字，逐段诠释，阐发其经旨微义，确有独到之处，诸如对天人相应、阴阳五行、沉经络腧穴、病能脉法、气血营卫、泻南补北等经旨医理，多有创见、发挥。 《黄元御医学全书》，除收载黄氏医书11种外，还收录了本书主编写的“黄元御医学学术思想研究”一文，凡数万言，可供今人及来者对黄氏医学建树、学术思想、医术特色及治学态度的研究等有所参考。

《清人注疏十三经(全5册)》据中华书局1936年版《四部备要》本缩印而成。收录惠栋《周易述》(附江藩、李林松《周易述补》)、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孙诒让《周礼正义》、胡培翚《仪礼正义》、朱彬《礼记训纂》、洪亮吉《春秋左传诂》、陈立《公羊义疏》、钟文烝《穀梁补注》、刘宝楠《论语正义》、焦循《孟子正义》、皮锡瑞《孝经郑注疏》、郝懿行《尔雅义疏》。所附王引之《经义述闻》、是研究经学极为重要的参考书。

《新唐书(套装共20册)》的编撰，约开始于北宋庆历四年（公元一〇四四年），到嘉佑五年（公元一〇六〇年）完成，前后历时约十七年，参加编撰的有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人。《新唐书(套装共20册)》包括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共二百二十五卷。完成后，由欧阳修、宋祁分别署名。

近年来，随着文化事业的复兴，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也愈发其众了。道教文献以其五彩缤纷的奇姿，赢得了中外人士的瞩目，确为有待于深掘的宝藏。　　这部素享“小道藏”、“道教小百科”美誉的名著编于北宋。张君房在辑成了宋藏《大宋天宫宝藏》之后，为方便省览，撷取其中精华，后成此举。在宋藏久佚的今天，这部书愈为珍贵，一部分险些失传的古代文献，据此得以硕果仅存。此书不仅仅是一部道书，由于其内容相当丰富，对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诸方面，如哲学、医药、化学、天文、地理、民俗、气功、以及人体科学的人来说，都会是一本部有用的书。　　本书原拟编写的各种索引，如书名、人名、神名、地名、药名、功法名等。

《十三经译注》：中国传统文化中，“十三经”地位之尊崇，影响之深广，是其他任何典籍所无法比拟的。但“十三经”大多文辞深奥，为帮助读者读通和理解原著，上海古籍出版社邀请程俊英、黄寿祺等名家分别对各经进行注释、讲解和今译，历经十数年精心打造，汇为这套《十三经译注》，自上市以来，屡获嘉评。现推出最新版《十三经译注》优惠套装，回馈广大读者的厚爱。 十三经的历史：十三经是由汉朝的五经逐渐发展而来的，最终形成于南宋。 汉朝：五经。汉朝时，以《易》、《诗》、《书》、《礼》、《春秋》为“五经”，立于学官。唐朝：九经。唐朝时，《春秋》分为“三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礼经》分为“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这六部书再加上《易》、《书》、《诗》，并称为“九经”，也立于学官，用于开科取士。 晚唐：十二经。唐文宗开成年间，在国子学刻石，内容除了“九经”之外，还加上了《论语》、《尔雅》、《孝经》。 五代：十一经（收入《孟子》）五代十国时后蜀国主孟昶刻“十一经”，收入《孟子》，而排除《孝经》、《尔雅》。 南宋：十三经正式形成。南宋时《孟子》正式成为“经”，和《论语》、《尔雅》、《孝经》一起，加上原来的“九经”，构成“十三经”。 《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这十三种文献，当以“经”的地位最高，“传”、“记”次之，《尔雅》又次之。十三种儒家文献取得“经”的地位，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在汉代，以《易》、《诗》、《书》、《礼》、《春秋》为“五经”，官方颇为重视，立于学官。唐代有“九经”，也立于学官，并用以取士。所谓“九经”包括《易》、《诗》、《书》、《周礼》、《仪礼》、《礼记》和《春秋》三传。唐文宗开成年间于国子学刻石，所镌内容除“九经”外，又益以《论语》、《尔雅》、《孝经》。五代时蜀主孟昶刻“十一经”，排除《孝经》、《尔雅》，收入《孟子》，《孟子》首次跻入诸经之列。南宋硕儒朱熹以《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形成了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四书》，并为官方所认可，《孟子》正式成为“经”。至此，儒家的十三部文献确立了它的经典地位。清乾隆时期，镌刻《十三经》经文于石，阮元又合刻《十三经注疏》，从此，“十三经”之称及其在儒学典籍中的尊崇地位更加深入人心。《十三经》的内容极为宽博，《周易》是占卜之书，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尚书》是上古历史文件汇编，主要内容为君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记录。《诗经》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集，内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周礼》主要汇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期各国制度。《仪礼》主要记载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制。《礼记》是秦汉以前有关各种礼仪的论著汇编。《春秋》三传是围绕《春秋》经形成的著作，《左传》重在史事的陈述，《公羊传》、《谷梁传》重在论议。论语》是孔子及其门徒的言行录。《孝经》为论述封建孝道的专著。《孟子》专载孟子的言论、思想和行迹。《尔雅》训解词义，诠释名物，经学家多据以解经。儒家文化在封建时代居于主导地位，《十三经》作为儒家文化的经典，其地位之尊崇，影响之深广，是其他任何典籍所无法比拟的。最高统治者不但从中寻找治国平天下的方针大计，而且对臣民思想的规范、伦理道德的确立、民风民俗的导向，无一不依从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施于社会的影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了解和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不能不阅读《十三经》。

《周易》是中国最早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在中华文化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儒家尊之为“群经之首”，道家崇之为“三玄之一”。此书产生的历史，充满美妙的神话传说，向来令人神往。其探赜索隐、玄思宇宙的深奥哲学和象数图式，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令古今中外不少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术数家为之倾倒。

《贞观政要》中所总结的以民生为本、以德治国等治国理念,诚心纳谏、仁心仁政等领导方法和决策艺术,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等人才选拔艺术,天下为家、戒奢戒贪、善始善终等修养艺术等等,至今都值得各级领导者、管理者借鉴。它能够增强民族责任感和忧患意识,能够开启富国强民、经邦济世、缔造和谐的具体方略,有助于领导者廉洁从政、丰富领导艺术、提高管理水平,有利于净化社会风气、纯洁人的心灵。在阅读此书时,我们仿佛穿越了史的时空,回到了威严壮阔的唐朝皇宫,亲眼目睹了太宗凝神沉思的表情,亲耳聆听着房玄龄、杜如晦、魏徵、李靖等贤臣的肝胆谏言,肃然产生出一种由衷的敬意。“为政之要,唯在得人”,字里行间透露着一股“人才可贵”的无声信息。在今天读来,这些观点仍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华思想经典:春秋繁露》主要内容简介：在两千多年的中国思想史上，产生过无数的著作，其中有些甫一面世，即引起激烈争鸣，在些经过历史的检验，成为对整个中国思想史产生重大影响的经典……

《学而书馆•呻吟语(全注全译)》是作者三十年中对于人生修养、为人处世、持家育人、治理政事、自然与社会、自然与人生等方面进行深刻思考的记录，充满了哲理性，也是一部自古至今都十分罕见的关于如何修身、持家、治国平天下的指导性的鸿篇巨制。

《黄帝内经(套装共2册)》简称《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文献典籍，它全面地阐述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反映了中医学的理论原则和学术思想。这一理论体系的建立为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医学史上的著名医家和医学流派，都是在《内经》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内经》为医学之祖。

凡 例 一．《春秋公羊傳譯注》以1980年中華書局影印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之《春秋公羊傳》爲工作底本。錄取《公羊傳》原文一概據守底本，但編輯體例略有變化：《譯注》以春秋十二公先後次第爲各篇章標題。各公後括注其在位公元紀年的起訖，附注该公在《十三經注疏》底本中的卷次起訖。各公之下，一年作爲一個單元。每一年中又據內容的多少分为一、二、三、四節不等。每一節都包括原文、譯文、注釋三方面內容。因爲讀《公羊傳》須臾離不開何休《解詁》，故每一節原文之後括注中華書局縮印本《十三經注疏》的頁碼及上中下欄，以方便讀者查閱原文、參考《解詁》。 二．解經是本書的側重點。《公羊傳》爲今文經學，兩漢以後一直遭受冷落，處于沉淪境地。因此，無論是學術界還是社會上，都覺得今文經的經意晦澀難懂，甚至怪誕。《公羊傳》几成絕學。鑒于這種情況，《譯注》除了在古漢語字詞的注釋上下功夫外，更着力于其經意的闡發和詮釋。 1.原文謹遵底本。誤字、衍文加圓括弧標記，奪字、校正的誤字加方角括弧標記。 2.譯文，以忠實原文的直譯爲原則，盡力兼顧疏通文意及傳達經意的二元目的。譯文當中加圓括弧的文字是超出原文字面直譯的文字，或是隱含於原文之內的內容，或是輔助理解的注釋性文字。 3.注釋，根據掃清文字障礙及解經的雙重需要選擇條目，或字、或詞、或詞組，或句子。在古漢語字詞的音義的注釋方面，從專書語言研究的角度出發，以實詞、虛詞並重爲原則。對于包涵經意的詞、詞組、句子則根據公羊家的觀點給予比較詳細的疏解，必要時摘引古文經及其他典籍的說法，其見解相同者可以相互印證或補充，意見相左者以資對照思考、研討，時或略陳自己的淺見。《春秋》的宗旨是以史實說法、借事明義，但其史實交待過于簡略，不利于理解經意，故此在注釋中會補充交待一些歷史事實，其主要依據是《左傳》。 《春秋公羊傳譯注》是在本人《春秋公羊傳辭典》的基礎上完成的。緣于體例所繫，《譯注》在經意方面的注釋往往比《辭典》詞條的注釋更詳備一些。同樣是體例所繫，《譯注》在專書語言研究方面提供的資料及詮釋則顯得不周到、不系統，那只能見于《春秋公羊傳辭典》了。 三．關于注釋中互見的幾種類型。 有一些被注釋的條目雖然反覆出現，但沒必要一一互見，如各篇章中的魯公，在本篇之內，只于第一次出現時出注，以下不出注也不互見，出現在其他篇章中時則出互見條。還有一種情況，如古代盟誓有其特殊的儀式，但“盟”是個常用詞，則在其首次出現處設主條，其餘只在諸公第一次結盟活動時出互見注，此亦是對該公第一次國際聯盟活動所作的提示，其餘不出互見注。 互見中的“見某”： 1.同一個人，無論稱謂是否相同，詞條互見。《春秋》對于諸侯是否記卒記葬，用什麽稱謂記卒是有其書例的。有的記卒又記葬，有的只記卒不記葬，有的既不記卒也不記葬，其中多有微言在。故其主條，首選記葬的稱謂，此類多爲諡號，屬于正常死亡一類；不書葬者選記卒的稱謂爲主條，此類則或名、或爵、或爵加名，情况不同。凡此，主條皆在後面的篇章，即均見於後。爲了便于讀者查檢，互見詞條有時作一些小提示性的簡單注釋，使互見條之間關係明顯、繫連醒目，如“晉厲公”的主條是“州蒲”，那麽其互見條中提示“晉厲公，名州蒲”。又如主條爲“鄭伯睔”，其互見條提示“鄭成公，名睔”。凡此類以名或爵加名爲主條者，多爲被弒國君，或只記卒未記葬的國君。 2.對于未記卒也未記葬的諸侯，於其首次出現設主條，互見者則見于前面的篇章，此類多爲爵稱。 3.卿大夫，均在首次出現處設主條。卿大夫有大夫的書例，有時會隨褒貶不同，其稱謂有所變化，但都比較好辨識，故於互見處不作特別標志。 互見中的所謂“參見”條，是內容相關，有互補作用的條目。 四.關于異體字的處置。原文以基本上忠實底本字形爲原則，底本中屬於刻工誤筆、避諱字則徑直改正。翻譯、注釋大致採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1964年聯合發佈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範字爲准。 傳世先秦古籍中，“于”“於”在意義與語法作用相同的情況下，多混用無別，但《譯注》之《公羊傳》原文中之“于”“於”完全忠實於底本，所引用之《左傳》及其他經書也忠實於《十三經注疏》原文。其餘譯注行文中則無所拘泥。

全面吸收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和孙诒让《十三经注疏校记》的校勘成果。对阮元《校勘记》中已有明确是非判断者，据之对底本正文进行改正对其无明确是非判断者，出校记两存。孙诒让《十三经注疏校记》系专门针对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而作的一种补充和再校勘。对孙著中有明确是非判断者，据之对底本正文进行改正，或对阮校进行纠谬；对其无明确是非判断者，出校记两存。在尽量保存底本原貌的基础上，择善而成，并力求全面反映各种版本的差异。对底本与各校本有歧异，但文意两通的，只出校记说明；对于因文字出入而可能导致所证事实完全不相符合或性质形成较大差异的，原则上略作考证以决定取舍。另外，还择要吸收了古今学术界有关十三经及其注疏的校勘、辩证、考异、正误等方面的成果，并摘要以按语的形式录入页下。 十三经的经文有过多种整理本，但其注疏却从未进行过系统、全面的整理，本次整理旨在填补学术界这一空白。

本书收入了明代洪应明所著的《菜根谭》全文，并配以详细的今译，注释及相应的插图和英文翻译，使读者尤其是外国读者从中可对这部古典名著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进而从中禅悟佛学的奥秘，领会其中的深奥的哲理，从而受到启迪，获益匪浅

《孝经译注》：《孝经》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它全文不过一千九百余字，但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却是巨大的，是古代以“忠孝“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和社会规范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