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乌尔里希·贝克将后现代社会诠释为风险社会，其主要特征在于:人类面临着威胁其生存的由社会所制造的风险。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充斥着组织化不负责任的态度,尤其是,风险的制造者以风险牺牲品为代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作者认为西方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不仅卷入了风险制造,而且参与了对风险真相的掩盖。贝克力倡反思性现代化,其特点是既洞察到现代性中理性的困境,又试图以理性的精神来治疗这种困境。 序 言 陆月宏 译 本书的主题是不引人注意的前缀词“后”。它是我们时代的关键词。一切都“后”了。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变得习惯于后工业主义了,它对于我们或多或少还是具有意义的。伴随着后现代主义而来的,是事情开始变得暧昧不清。有关后启蒙运动的概念是如此含混,以至于一只猫都会逡巡不前而不敢冒险涉足其间。它暗示了一种它无法命名的“逾越”,在实质性的内容上,它暗示了它所命名的东西,同时否定了它与熟悉事物之间仍然存在的联系。“过去”加上“后”——这就是我们借以面对脱节了的现实的基本处方。 本书是一种追踪词语“后”的努力,这个词语“后”有时被命名为“晚期的”,有时被命名为“超越的”。它不断地做出一种努力,即努力去理解在过去二三十年间现代性的历史发展所赋予这个词语的含义。这种努力只有通过与陈旧的理论和习惯性的思想方式——只是经由词语“后”,它们的生命才得到了人为的延长——冲锋陷阵般的格斗才能获得成功。鉴于这些陈旧的理论和习惯性的思想方式不仅藏纳于其他人之中,而且残留于我自身之内,所以,与之作搏斗的噪音有时会回响于本书之中,这种噪音的响度部分地源自我也不得不与我本身所面对的对象进行格斗这个事实。因此,某些事情也许会显得刺耳,表现为极度的冷嘲热讽或鲁莽。通过习以为常的学术的平衡行为,人们是无法抵抗来自陈旧思想方式的强大牵引力的。 在根本上,下面所要展开的研究不是沿着社会研究的经验路线进行的。倒不如说,它孜孜以求的是另一种抱负:在仍旧占据优势的过去面前,改变正开始成形的未来。以下内容写作于一种19世纪早期的观察者的心态之中,这个观察者注视着从衰退中的封建土地改革的外表后面涌现出来的尚未得到认识的工业时代的轮廓。在结构变迁期间,代表性(representativity)与过去结盟,阻碍了我们对正从四面八方侵入地平线的未来山峰的观察。就此种意义而言,本书包含了一些立足于经验的、投射性的社会理论——而没有采取任何方法论上的防御措施。 此种做法基于这样一种评价之上,即我们是见证人——作为主体和客体——是发生于现代性内部的一种断裂的见证人。现代性正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脱颖而出,正在形成一种崭新的形式——(工业的)“风险社会”。这种情形需要对存在于现代性内部的连续性与断裂之间的矛盾做出一种细致的权衡,此种矛盾也反映在现代性和工业社会之间、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之间的对抗状态中。这些划时代的区别如今正在显现出来这个事实,正是我想要在本书中加以表明的。它们在细节上是如何分化的则源自对社会发展迹象的观察。在获得清晰的景象之前,无论如何,一种稍远一些的未来必须进入视野之中。 我将涉及的理论上的骑墙态度,在实践上也有其对应者。那些在“当代非理性”的袭击面前空前紧密地依附于带有19世纪前提的启蒙运动的人,在每一点上都与另一些人一样受到了决定性的挑战,这些人试图把现代性规划连同其所附带的畸形产物冲刷得一干二净。 在这里,不必给自陷危境的文明令人恐怖的全景画再添加任何东西,这种景象在舆论市场的各个部分都业已被充分描绘。这同样适用于一种“新窘困”的各种表现,这种“新窘困”已丧失了工业世界组织性的二分法,而工业世界甚至在它的各种对抗中仍然是“完整无缺的”。本书要处理的就是这相继而起的第二步。它所做的是将这一步骤上升为解释的主题。问题是,如何以在社会学上受到启发和得到训练的思想来把握和概念化这些当代精神中的不安全感。这些当代精神中的不安全感既在意识形态上愤世嫉俗地进行否定,又有屈服于非批判性的危险。为此目的而提出的引导性理论观念,能够再一次地以一种历史类比的方式来加以阐明。正如现代化消解了19世纪封建社会的结构并产生了工业社会一样,今天的现代化正在消解工业社会,而另一种现代性则正在形成之中。 无论如何,这种类比的局限有助于澄清论点。19世纪,现代化在其对手的背景之上发生了:一个传统的道德观念世界,和一个要被认知和掌握的自然。今天,在21世纪的门槛上,在发达的西方世界中,现代化业已耗尽了和丧失了它的他者,如今正在破坏它自身作为工业社会连同其功能原理的前提。处于前现代性经验视域之中的现代化,正在为反思性现代化所取代。在19世纪,等级制世界观和宗教世界观遭到了解神秘化;今天,同样的情形发生在对古典工业社会的科学和技术的理解之中,也发生在工作、闲暇、家庭和性的存在模式之中。处在工业社会道路上的现代化,正在为一种对工业社会原理进行的现代化所代替,这是时至今日仍在使用的任何理论方案和政治医书所没有提供的。正是这种展开于工业社会和现代性之间的对抗性,扭曲了我们进行“社会测绘”的努力,原因在于,我们是如此彻底地习惯于在工业社会的范畴中来构思现代性。本书的论点是:我们正在见证的不是现代性的终结,而是现代性的开端——这是一种超越了古典工业设计的现代性。 这种存在于对传统的现代化和对工业社会的现代化之间的区别,或者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就是,存在于古典的现代化和反思性的现代化之间的区别,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占据我们的思想。在接下来的篇幅里,我们将在对当代生活形形色色的领域的穿行中指向这一点。尚不清楚的是,工业社会精神的哪些支柱将在这种第二次理性化中崩坍。而这种第二次理性化在今天仅仅处于开端。但我们有良好的理由来对此加以猜度,即这种情形甚至将发生于一些最根本的支柱,例如,功能分化或与工厂相联系的大规模生产。 从这种陌生的视角中将出现两种后果。迄今为止,它仍保持为不可思议:在其纯粹的连续性中,按照完完全全的常态来说,工业社会退出了世界历史的舞台,它是经由副作用的后楼梯而退出的,而不是以社会理论的图画书所预测的方式退出的:通过某种政治爆炸(革命、民主选举)。进而言之,这种视角意味着,如今正在颠覆着世界的反现代主义剧本——新的社会运动,对科学、技术和进步的批判——并不是对于现代性的驳斥,倒不如说是对于超出了工业社会轮廓的反思性现代化的表达。 现代性的全球性影响与它的工业社会规划的局限和僵化形成了对立。通向这种观点的道路,为一种尚未破裂的、仍旧依稀可辨的神话所阻塞。19世纪的社会思想本质上就受限于这种神话,而且它还给20世纪的后三分之一时期投下了一道阴影。这种神话断言,发达的工业社会,连同它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它的生产部门,它的立足经济增长的思想范畴,它对科学和技术的理解与它的民主模式,是一个彻底现代的社会,是现代性的顶峰——甚至设想超越它的可能性也是没有意义的。 这种神话具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有关历史之终结的疯狂笑话。这个观点对于这个时代拥有特殊的迷惑力,在这个时代中,创新正从传统的重压之下稳步地解放出来。或者,换言之,我们无法想像另一种正在到来的现代性,因为就我们的范畴所及,不存在这样一种现代性。工业社会或工业资本主义的古典理论家们,业已将他们的历史经验转化为必然性,转化为隐蔽的先验性。为康德所激发的问题——什么使社会成为可能?——已经演变成一个一般而言有关资本主义的功能前提和现代性的必然性的问题。在社会研究领域中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断言,即工业社会中基本的东西一直在变化——家庭、职业、工厂、阶级、工薪劳动、科学、技术——但同时,这些东西在原则上又没有变化,这种断言的古怪方式就是对于这一事实的进一步明证。一般而言,工业社会是一个持续地革命的社会。但在每一场工业革命之后,留下来的却仍是一个工业社会,或许更工业化一点。这就是现代社会学向我们讲述的故事。 前所未有的紧迫之事是,我们需要这样的观念和理论,它们将允许我们构思以一种新方式贯穿着我们的新现代性,允许我们在它里面生活和行动。同时,我们必须与传统的财富保持良好关系,而不必以一种误解和悲伤的方式转向新现代性。无论如何,这种新现代性始终残存着陈旧之物。追踪早已伴随着陈旧事物的衰亡而开始出现的新范畴,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对一些人来说,这种追踪带有“改变体系”的味道,会使得到宪法保障的“自然权利”陷入危险。另一些人已经避难于某些核心信念之中——这些信念可以采取许多形式: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量化方法、专门化——根据违背他们的意愿强加给他们的忠诚观念,他们盲目地抨击任何散发出异端气味的东西。 然而,或许正由于这个原因,这个世界并没有走向终结,至少不是因为在今天19世纪的世界正在走向终结。甚至这样说也是一种夸大其辞。正如我们所知,19世纪的社会世界确实不是那么稳定的。它业已被摧毁过几次——在思想上。在这个领域,它在适时地诞生之前,就已经被埋葬了。今天,我们已经知道,19世纪晚期尼采的观点或“古典的”(这就意味着:陈旧的)现代主义文学有关婚姻和家庭戏剧的舞台作品,是如何在实际上发生于21世纪开端时我们的厨房和卧室之内的日常生活之中的。因此,在推迟了大约半个世纪或甚至整整一个世纪之后,很久以前发生于思想中的事情正在如今的生活中发生。 我们也经验到——超出从前只在文学中加以想像的东西——人们必须在故事讲完之后继续生活。因此可以这样说,我们在一部易卜生的戏剧中经验到帷幕落下之后发生的事情。我们经验到后资产阶级时代舞台之下的现实。或者说,关于文明的风险:我们是文化批判的子嗣,这种文化批判业已变得僵化,因而我们不再能够满意于文化批判的诊断,这种诊断总是更多地意味着某种告诫性的悲观主义。如果“超出”没有如实地得到认识并被摆脱,那么整个时代就不可能进入某个超出从前所定义的范畴的空间:人为地延长了过去对于权威性的要求,这个过去已经洞察到了逃出它手掌之外的现在和未来。 因此,这本书所探讨的就是有关工业社会的“反思性现代化”。主导性的观念从两个角度发展而来。首先,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相互掺杂将用财富生产和风险生产的例子来加以探讨。其中的论点是,在古典工业社会中,财富生产的“逻辑”统治着风险生产的“逻辑”,而在风险社会中,这种关系就颠倒了过来(第一篇)。在对现代化进程的反思之中,生产力丧失了其清白无辜。从技术—经济“进步”的力量中增加的财富,日益为风险生产的阴影所笼罩。在早期阶段,这些还能被合法化为“潜在的副作用”。当它们日益全球化,并成为公众批判和科学审查的主题时,可以说,它们就从默默无闻的小角落中走了出来,在社会和政治辩论中获得了核心的重要性。风险生产和分配的“逻辑”比照着财富分配的“逻辑”(它至今决定着社会—理论的思考)而发展起来。占据中心舞台的是现代化的风险和后果,它们表现为对于植物、动物和人类生命的不可抗拒的威胁。不像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期与工厂相联系的或职业性的危险,它们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地域或团体,而是呈现出一种全球化的趋势,这种全球化跨越了生产和再生产,跨越了国家界线。在这种意义上,危险成为超国界的存在,成为带有一种新型的社会和政治动力的非阶级化的全球性危险(第一章和第二章)。 然而,这些“社会危险”与它们所拥有的文化和政治潜力仅仅是风险社会的一个方面。当人们把工业社会之中存在着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之间的内在矛盾置于讨论的中心时,风险社会的另一面就显现出来(第二篇和第三篇)。一方面,在昨日、今日和整个未来永存的阶级或阶层化社会的意义上,工业社会被筹划为一个扩展的群体社会。另一方面,阶级依赖于社会阶级文化和传统的有效性,而在战后的发展中,这种社会阶级文化和传统正处于不断丧失传统特性的过程之中(第三章)。 一方面,在工业社会中,核心家庭范围内的社会生活变成了常规的和标准化的。另一方面,可以说,核心家庭奠基于男人和女人被硬性划定的和(不妨说)“封建的”性角色,这种角色开始与持续进行的现代化过程(将女性投入于工作过程中,日益频繁的离婚,等等)进行搏斗。但随之而来的是,生产和再生产的关系开始改变,正如与工业社会“核心家庭的传统”联系在一起的一切其他事物一样:婚姻、亲子关系、性、爱和诸如此类的东西(第四章)。 一方面,工业社会是根据(工业)工作社会而设想出来的。另一方面,当前的理性化却直接将目标对准了工业社会的有序模式:工作时间和场所的弹性化模糊了工作和非工作之间的界线。微电子技术带来了一种跨越生产各部分的部门、工厂和消费者之间的新的网络化。但随之而来的是,早先的就业体系的法律前提和社会前提被“现代化掉了”:大规模失业被整合进以一种崭新的多元化不充分就业形式出现的职业体系,伴随而来的是所有与之相关的危险和机会(第六章)。 一方面,科学(因而也包括方法上的怀疑论)在工业社会中获得了制度化。另一方面,这种怀疑论(首先)局限于外在的研究对象,而科学工作的基础和后果却在内部风起云涌的怀疑论面前被保护得严严实实。怀疑论的区分对于专业化的目标是必要的,正如它在易错论的猜疑面前是不稳定的一样:科学—技术发展的连续性在它的内在和外在关系方面都经历了非连续性。在这里,反思性现代化意味着怀疑论延伸到了科学工作的基础和危险之中,因此,科学既被普遍化了,也被解神秘化了(第七章)。 一方面,议会民主制的要求和形式伴随着工业社会而建立了起来。另一方面,这些原则的有效性范围受到了削减。被制度化为“进步”的亚政治的创新依然处于商业、科学和技术的管辖范围之内,对它们而言,民主程序是虚弱无效的。在反思性现代化进程的连续性中,这种情形变得成问题了;在现代化进程中,面对着日益增长的或危险的生产力,亚政治从政治手中接过了塑造社会的领导性角色(第八章)。 换言之:一种内在于工业主义中的传统性的组成部分以形形色色的方式被铭刻在工业社会的建筑物上——铭刻在“阶级”、“核心家庭”、“专业工作”的模式之上,或铭刻在对“科学”、“进步”、“民主”的理解之中——同时,它们的基础开始在现代化的反思性中瓦解和粉碎。听起来也许令人奇怪,为这种情形所激发的时代愤怒,并非现代化危机的产物,而是现代化成功的产物。甚至针对工业社会自身的假设和限制而言,现代化也是成功的。反思性现代化不是意味着更少而是意味着更多的现代性,一种针对古典工业构架的道路和范畴而被激进化了的现代性。 我们正在经验一种变化之基础的变迁。不过,为了构想这些假设,工业社会的形象必须修正。就其蓝图来说,工业社会是一个半现代社会,它内在的反现代成分并非陈旧的或传统的东西,倒不如说是工业时代自身的结构和产物。工业社会的概念建立在一种矛盾之上,这种矛盾存在于现代性的普遍原则——公民权利、平等、功能分化、论证方法和怀疑论——和其制度的特殊结构之间,在其制度中,这些原理只能在一种部分的、部门的和有选择的基础之上得到实现。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工业社会通过其体制而使自身变得不稳定。连续性成为了非连续性的“原因”。人们从工业时代的确定性和生活模式中解放了出来——正如他们在宗教改革期间从教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进入社会一样。由此所产生的震动构成了风险社会的另一面。把生活和思考紧紧地系缚于工业现代性之上的坐标体系——性别之轴、家庭之轴和职业之轴,对科学和进步的信念——开始动摇,同时机会和危险的新的黎明正在形成之中——这就是风险社会的轮廓。这是机会吗?在风险社会中,现代性的原则从工业社会里的分离和限制状态之中被救赎了出来。 在许多方面,本书反映了作者的发现和学习的过程。在每一章的结束我都要比开始部分变得更聪明一些。存在着一种从结论出发重写和重新构思本书的巨大诱惑。我之所以没有这样做并不是因为缺乏时间。如果我这样做了,一个新的过渡阶段还会再次出现。这再一次强调了本书论点的过程性特征,而不应该被理解为对缺陷的空白检查。对读者来说,它提供了单独地或以不同的秩序阅读各章的好处,并促使他们通过有意识地运用、反对和增补这些论点而进行彻底的思考。 或许每个接近我的人都业已在某些地方遭遇了有关本书主题的卷帙浩繁的已有文献,以及我对于他们的评论的请求。他们中的一些人并不完全满意于不断浮现的变化。一切都渗透于其中了。这种在我的研究活动领域中主要与年轻学者的合作,在这个文本中或在此处的序言中都无法被充分地谈及。对我而言,它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激动人心的体验。这个文本中的许多部分,实际上是对于个人谈话和共享生活的“剽窃”。虽然只能挂一漏万,但我还想致以谢忱:感谢E.贝克格恩斯海姆,为了我们每天所度过的非凡生活,为了我们共同追求的思想,为了我们相互之间从不缺乏的尊重;感谢M.雷里希,为了诸多的思想、谈话和复杂的材料准备;感谢R.许茨,为了她的神圣而富有感染力的哲学好奇心和鼓舞人心的想像;感谢W.邦斯,为了几乎涉及本书所有部分的成功而富于探索性的谈话;感谢P.贝尔格,为了他向我提供的一份大有助益的反对意见;感谢C.劳,为了他的深思熟虑和对某些固执己见的论点的支持;感谢H.施托姆普夫和P.索普,为了他们的诸多启示,为了他们富于创造性地提供的文献和经验材料;感谢A.沙赫特和G.穆勒,为了他们在打印文本时的可靠与热情。 我也体会到了来自同事们的令人愉快的鼓励,它们分别源自K.M.博尔特、H.哈特曼和L.罗森迈尔。重复和错误的形象总会存在,因此我有意识地要保留瑕疵的痕迹。 任何在本书的字里行间仿佛看见了湖泊之闪光的人都没有出错。本书的主要部分写作于山顶空地,这座山位于施塔恩贝格湖畔。阳光、微风或波浪的评注直接被纳入书中。这个非同寻常的工作场所——受惠于阳光灿烂的天空——由热情好客的弗劳·鲁多尔菲女士和她的家庭所提供。他们甚至禁止他们的孩子在靠近我的地方玩耍,禁止他们的家畜在靠近我的地方吃草。 一份来自大众汽车公司基金会的学术津贴为这段闲暇时间创造了前提条件,没有它,也许这项学术事业就无法进行。为了我的方便,我在巴姆贝格大学的同事P.格罗斯和L.瓦斯科维奇同意推迟他们的休假学期。我真诚地感谢所有这些朋友——他们对我的错误和夸大其辞并不负有任何责任。也许还要感谢那些没有打扰我的安宁并忍耐了我的沉默的人。

关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问题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所讨论的最核心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虽然是现代西方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由西方学者针对他们自己的社会所提出来的一个讨论课题，但其所所以揭示的问题以及西方学者们就这些问题所提出来的种种观点和看法，对于像中国这样正在努力“与世界接轨”，力图通过引进、吸收西方现代文明成果来尽快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本书系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乔治·瑞泽尔撰写的一部系统介绍西方后现代社会理论的出色教材。全书共12章，分别对法国、德国、美国等欧美国中与后现代社会理论相关的著名理论家如福柯、布希亚、德里达、德勒兹、拉康、利奥塔德、维里利奥、吉登斯、贝克、哈贝马斯、鲍曼、哈维、詹明信等人的思想进行了简明扼要但却全面系统的介绍，并对西方后现代社会理论的起源和发展、社会理论与社会学理论的关系、后现代社会理论对社会学理论的启示以及后现代社会理论的未来发展趋势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探讨，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的见解。本书介绍了后现代社会理论虽然是西方学者们针对他们自己当前的社会情境和社会问题所提出来的种种观点和看法，但对像中国这样正在努力“与世界接轨”，力图通过引进、吸收西方现代文明成果来尽快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全书内容丰富，行文流畅，适合于对后现代社会理论感兴趣的各类具有人学程度以上教育水平的读者阅读。

《图解后现代主义》是一本图文并茂的、从哲学视角解读后现代主义的通俗读物。本书从界定后现代主义入手，逐次介绍了后现代各流派以及伊哈布•哈桑、利奥塔、鲍德里亚、福柯、德里达、拉康、大卫•哈维等重要的后现代理论家，还结合建筑、工艺品、媒体技术、影视作品等贴切地展现了后现代艺术与后现代主义者的生态观。本书内容生动丰富，解读深入浅出，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介绍后现代主义的通俗佳作。

南京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的译著《沙滩上的房子——后现代思想家的科学神话曝光》，是继《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一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后，西方科学卫士反击后现代反科学思潮的又一本力作。 反科学思潮 当代科学保卫战的出现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20世纪70年代后，在西方学术界中，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一词逐渐被后“科学研究”(Science　Studies)所取代，表明了科学的内史研究正在逐渐转向外史研究。“科学研究”是一个涉及面非常广泛的词，其基本的内容是指从不同的社会维度去研究科学，它包括科学知识社会学(SSK)、STS、女性主义科学观、后殖民主义科学观等。然而，其中许多主流研究已经走向极端，表现(1)极端的相对主义；(2)科学的意识形态化。因此，科学家称这类研究为“后现代科学研究”或后现代反科学思潮。其特征是：对科学研究的逻辑标准，客观真理与实验证据等认识论价值进行挑战，这种敌意并不是表现在滥用科学与技术的社会与政治外部环境上，而是表现为对科学内容和和方法，对科学理性，科学真理和科学精神的肆意攻击中，最后导致对科学、理性与人类文明的全面攻击，把科学看作是一种脱离经验检验的诡辩，强调科学归属于不同的生活形式、不同的语言游戏。这种批判并被提高到了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层次上：把科学看作是一种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建构，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误导；把科学看作是男权至上主义的统治，控制与权威化自己权力的工具；把科学看为是导致一切全球性生态灾难的意识形态；把科学看作是帝国主义入侵与殖民统治的先锋队。总之，科学变成一种权力，一种靠金钱运转的游戏，一种服务于其赞助者的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反科学思潮打着“学界左派”(“The Academic Left”)面貌来出现，其目的是要制造一种政治上正确(Political Correct)的科学。从文艺复兴以来，左翼思潮一直是和科学结盟，反对蒙昧主义，信仰理性思想和客观实在的分析(在自然和社会两方面)，相信这两者是反对由强权所提倡钓神秘主义和蒙昧主义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然而在过去20年中，大量“进步的”和“左派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家，由于受法国思想家的后现代主义和美国的女性主义的影响，已经抛弃了文艺复兴的思想遗产，投入各种相对主义的怀抱，走向了反科学阵营。 科学保卫战 1994年，美国维吉利亚大学著名的生物学家格罗斯与罗格斯大学的数学家莱维特发表了《高级迷信——学界左派及其与科学之争》，拉开了科学家的科学的保卫战序幕，开始反击所谓的学界左派。学界左派从内涵上来看，“是专门设计来指坚持对科学，科学的方法与科学的概念基础的误解，并把这种误解已经扩展到对科学的政治进步批判的学派。 　学界左派仿佛表达出一种对文艺复兴的最有力的遗产的敌意，他们谴责科学为反动的蒙昧主义，斥科学为当前社会秩序的维持机器，所有这一切正是他们想要推翻的和蔑视的。”从外延上来看，在格罗斯与莱维特的《高级迷信：学界左派及其与科学之争》中，把学界左派看成主要是由人文学者与社会科学家组成。这些是从来没有从事过科学研究的学者，现在却企图涉猎科学领域。它们包括：(1)“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SSK)；(2)法国后现代主义者；(3)女性主义对科学的批评；(4)激进生态主义对科学与技术的强烈排斥立场；(5)新世纪的创世论；(6)后殖民主义的科学观。 　随后，格罗斯、莱维特与马丁·刘易斯(Martin Lewis)主编的《飞离科学与理性》(1996)，这是1995年美国纽约世界科学家大会的论文集。此次全球科学家大会不是讨论科学问题，而是一场专门组织的批判后现代反科学思潮的声讨大会，为此，这次会议被名命为“飞离科学与理性”。与会的科学家表明他们对当前的建构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泛滥而感到愤怒，文化左派对科学的“敌意”的真实危险并不仅在科学自身，而是作为整体的人类文化。他们认为反科学现象基本上是都是非理性，放弃科学与理性将具有社会性的灾难。 学界懒汉 后现代“科学研究”的另一特征是对科学的论述常常带有相当含糊性(甚至于误解)，对科学工作的具体结论，采用隐喻和修饰的手法，引入各种稀奇古怪的术语、玩弄语言游戏、其中充满着对科学知识的误解。这种失误表现在许多著名学者，如后现代大师德里达、拉康、利奥塔、“科学研究”的重量级人物，如拉脱尔、柯林斯等身上。这种做法很容易引起科学家的正当愤怒，由此引发了格罗斯、如1996年，美国著名的文化左派杂志《社会文本》的副主编安德鲁·罗斯组织了一期名为《科学大战》的专刊，以反击《高级迷信》一书给后现代主义者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其中，美国纽约大学的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一篇名为《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的诈文，引发了一场持续至今的科学家与后现代思想家之间的“科学大战”(Science Wars)。值得注意的是，索卡尔读了《高级迷信》后，为后现代反科学思潮的泛滥而感到震惊和不安，于是决定写下这篇诈文，其目的是检验那些科学的文化批评者的编辑们是否真正地懂得他们所批评的对象，结果是，编辑们没有经受住检验，使“后现代科学研究”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 揭露与批判 在《沙滩上的房子》一书中，除了科学家揭露后现代主义的“时髦的胡说”(如后现代大师的科学“名言”：数学常量п与光速c变成了变量、集合论中的选择与等价公理具有支持“堕胎运动”的女权主义的政治意义，等等)外，具有不同背景的作者对“后现代科学研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与更为深入的批判。这反映出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上升到较为严肃的理论分析层次。 　物理学家弗兰克林分析韦伯的引力波探测工作与弱电相互作用的温伯格—萨拉姆模型，表明科学家放弃或接受某种科学模型，是基于客观实验等认识论证据，而不是像后现代主义所认为的那样：科学成果是科学家的政治利益，或谈判技巧的修饰学的产物。皮林克分析了社会建构主义的最著名的代表作，夏平与谢佛的《利维坦与空气泵：霍布斯、波义耳与实验生活》，从历史的事实出发，表明霍布斯与波义耳无论在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或政治观点上，并没有像这两位作者所表明的那样极端对立。社会学家雅各布分析了夏平与谢佛，还有拉脱尔对17世纪英国历史进行的认识相对主义的歪曲。 　本书还包含着数篇反击女性主义的论文，美国著名的生物学和性别研究小组进行了“被动的卵子和勇猛的精子”的生物学“案例”分析，这种分析现在已经在《新闻周刊》上被作为性别意识形态是如何影响着科学内容的范例来发表。而生物学家格罗斯指出，这是一种“神话”，与生物学的基本常识根本不符。历史学家纽曼分析了女性主义所崇拜的炼金术式的自然观，指出这种自然观在对待自然的态度问题上，比机械论更为残忍。在对后殖民主义的批判中，克瑞杰指出了多元文化“教育改革”的许多荒诞后果。 　最值得注意的是兰达对后殖民主义的分析。她指出：在后现代主义对科学与现代性的诋毁中，伴随着对“地域性知识”的毫无批判性的鼓吹，已经在某些发展中国家创造出了一个各式各样的非理性与反科学思潮泛滥的温床。否认迷信与科学、意识形态与知识的界线，必然会导致迷信、神话与意识形态披上科学的外衣。所有这些对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将具有灾难性威胁。 作者简介：诺里塔·克瑞杰，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科学哲学与历史教授。她的研究领域包括科学史、科学哲学与科学文化。在科学文化研究方面，她主编了Nature and Causes of Homosexuality:A Philosophy and Scientific Inquiry与Daphne Patai合著了Professing Feminism:Cau-tionary Tales from the Strange World of Women's Studies。

后现代这个名词红得发紫，但是真正弄得懂、说得出那是甚麽的人却寥寥无几。 　　本书从哲学的角度出发，进入生活世界中，厘清后现代的文化逻辑，并由此反思当代哲学，成就出一种“另类哲学”，重新阐述哲学的固有议题：逻辑到解构，真理到游戏，存有到拟像，伦理到慾望，艺术到意识型态。因而，本书不仅是一本探讨后现代文化的书，更是一本全新观点的哲学概论。

《视读后现代主义》对这一概念追根溯源，涉猎到一些在过去一百年中最极端最振奋人心的事件、人物和思想：在艺术方面，构成派、概念艺术、马塞尔·杜尚、杰克逊·帕洛克和安迪·沃霍尔；在政治和历史方面，麦卡锡的政治迫害、女权主义、弗朗西斯·福山和大屠杀；在哲学方面，德里达，鲍德里亚、福柯和海德格尔等人的作品。 《视读后现代主义》还探索了后现代主义的发展现状，和伴随21世纪的曙光而来的关于全球化的焦虑、不可预知的恐怖主义和无法预料的战争。 虽然有着频繁的争议性，又相当婉曲晦涩和艰深费解，后现代主义仍是一场激动人心的知识探险，而《视读后现代主义》则是一位理想的导游。 是什么将玛丽莲·梦露、迪斯尼世界、撒旦诗篇和赛博空间联系到了一起？ 答曰：后现代主义。 但究竟什么才是后现代主义呢？这本图片指南书清楚地解释了这个费解到令人发狂的概念，而这一概念已经被用来定义过去三十年间整个世界的文化状况。

本书引导读者进入了一种正在显现的后现代的世界秩序。利用电视节目、政治脱口秀、电话参与节目、大众电影等作为参照点，论述了在我们如何看待世界这个问题上所发生的最广泛最富争议的变革的后现代性。

符号与象征：波德里亚消费社会批判理论研究，ISBN：9787010062716，作者：高亚春 著

本书作者史蒂文·塞德曼教授是美国著名社会理论学家。在本书中，作者构建了一个关于社会学理论的后现代解释框架，也是对社会学理论史重新梳理和诠释。从孔德开始的社会学，到现代社会学的奠基者马克思、杜尔凯姆和韦伯，一直到当代的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当代流行的各种社会学理论，如吉登斯、布尔迪厄、沃勒斯坦，以及英国的文化研究，后殖民理论，美国的当代的各种社会运动，等等，作者试图放在一个统一解释框架中予以理解。 作者的解释框架有两条主线，其一是社会分析，其二是道德立场。作者认为，任何社会学的抽象理论，都必然有一定的历史社会起源，并且一定植根于相应的道德信仰之中。以历史社会起源和道德信仰来解释社会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是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方法论的体现。用这种可以称之为“后现代”的方法批判和梳理传统的社会学理论史和思想史，就会发现，我们以往的社会学知识，作为既定的、大一统的、无可置疑的科学知识，都是有“争议”的。因为，对社会现象有多少不同的互相抵牾的解释，就有多少不同的互相抵牾的含义，但没有任何一种解释可以在理论范围内证实自己或证伪其他。 后现代方法论注重社会理论产生的历史条件，强调分析该理论所预设的前提和所预设的解释范围。更重要的是，后现代方法论认为，任何社会理论的建构，都与社会权力(包括社会运动)相关。所以，社会理论也无非是为某种特定的社会构造(social construction)设定规则和规范而已，正因为社会理论是如此地产生和建构的，就要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评价其核心概念和方法论的含义，以及该理论在政治实践中的效果。后现代方法论还注意到，对某种特定的社会理论，有些社会要素被“神圣化”了，而有些要素被故意忽略了；有些社会要素被“放大”了，而有些要素被“扼杀”了。社会理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是因为任何社会理论，一方面不可避免地来源于某种社会权力，成为这种权力的系统话语，并为之服务；正因为具有这样的社会性，另一方面，任何社会理论都不可避免地采取某种特定的道德立场，肯定或否定某种政治实践，维护这种社会权力或抵制其他的社会权力。即便是所谓的“科学”社会理论，也同“科学”的社会势力相关，也起源于与“现代．性”相关的历史条件。当“科学”的社会理论成为理论世界的霸权话语，也就意味着“科学”的社会势力成为了统治性的社会权力。 从后现代方法论角度，社会理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所谓“真理”，不可能通过积累而形成真理体系，从而达到人类认识的极限。社会理论属于知识的范畴，要应用这种知识，就要分析社会理论与实践的相关性，以及在实践中的局限性。当社会学知识被应用在利益冲突的环境中或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就会变得“有争议”了，社会学知识所标榜的“真理性”就会受到质疑。当我们进入了“后现代”时代，社会结构不断分化，大一统的政治权力被极大地消解，社会被各种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教育的、种族的、宗教的、文化的势力多元化，原来传统的经典性的社会学知识遭遇到颠覆性的挑战，无法继续维持其垄断性的话语霸权，在实践中无法坚持其统一的道德立场。这种社会学理论的现状，使得传统的社会学理论史处在危机之中。如何理解社会学理论的起源、发展和演变，如何看待社会学理论的价值和意义，如何沟通“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就成为社会学理论本身的重大课题。作者的这本著作可以看做是解决这些课题的重大努力。 作者史蒂文·塞德曼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他长期研究后现代社会学理论和倡导后现代方法论。也许是因为他公开提倡社会学的道德立场，使得他特别注意社会变化的趋向和新社会运动的社会学理论的阐释，并取得了丰厚的学术研究成果。他发表了大量论文，著作等身，其中有多种被翻译成法文、西班牙文、日文和中文。这本《有争议的知识》是他对后现代方法论的系统的和理论的总结，特别是对福柯“权力一知识”关系的阐发和实际应用。这本著作自1994年出版，1998年再版，成为美国许多学校的社会学理论的教科书和参考书，其中的某些章节，成为研究生研究和讨论的主题或辅导材料。我在美国攻读社会学博士期间，选修了史蒂文·塞德曼教授全部社会学理论课程，在担任他的助教期间，为他的研究工作搜集和查阅资料，使得后来我的博士论文极多地得益于后现代方法论。值此机会，谨向塞德曼教授表达我诚挚的感谢。

1.本辞典共收辞条480余条，包人物、术语、著作和流派四大类。 2.辞典中的辞条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3.相关的辞条注有“参见XXX”。如“知识无政府主义”参见“多元主义方法论”。 4.辞条内容完全机同者注有见XXX“。如“本文”见“文本”。 5.译名采用一般通行的译法，原文非英文者按英文在前、原文在后的顺序排列。 6.为便于查阅，本辞典附有辞条外文索引、有关后现代问题的中文文献题录。

《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是默克罗比的文集，1994年出版。作者从大众文化入手，用大量篇幅论证后现代主义并不否定社会性和道德性，而是为政治参与和社会变革提供了一个新的、充满活力的空间。

内容简介 本书是美国著名后现代理论家詹姆逊的新作。詹姆逊在本书中集中论述了后现代问题的最严谨复杂的思路历程，从他早期的观点到近期的评价，经过了两年十年认真的富有成效的思考。同时，这本书作为引论和概说，也是至今詹姆逊在研究后现代的著作中的最好一本。总之，本书为我们绘制了这个时代一种主导的文化运动的轨迹

后现代主义思潮已经风靡了三十年左右，至今后现代主义这个术语仍弥漫在各种思想和生活的言说之中。后现代主义的思想主旨究竟是什么?它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本书对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根源与结果作出了清晰透彻的分析。书中阐发了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现代主义的弊端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同时揭示了后现代主义的思想矛盾与危害。书中还提出了“后后现代主义”的观念，试图从基督教元叙事的角度对受到后现代主义冲击的世界观进行重新构建。

本书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戴维·哈维新近的力作。全书力图从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转变，即从大规模的流水线生产向小规模、灵活的生产方式转变，来探讨资本主义文化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转变的根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转变所导致的文化上的表现，就是人们体验时间和空间方式的改变，是新一轮的“时空压缩”，造成了一个在文化特征上的“拼贴社会”。作者认为，这种变化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文化的一种转移，而不是一个全新的社会的岀现。

《游牧思想:吉尔·德勒兹 费利克斯·瓜塔里读本》是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和弗利克斯·瓜塔里的代表性文选。德勒兹是法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法国20世纪60年代复兴尼采的关键人物，在对尼采的创造性重读中，将其运用到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来，由此而同瓜塔里合作写成的《反俄狄浦斯》和《千座高原》获得了世界性声誉。德勒兹在哲学、政治学、精神分析学、电影、文学等方面的研究都具有无与伦比的创造性和开拓性，是名副其实的实验哲学家，尼采式的未来哲学家，博识多学的概念大师。在他这里，哲学脱离了原有的范式神话，成了思想无拘无束的游牧高地。

本书系近年来国内学界有关后现代主义争论问题的一部专门评述。鉴于课题涉及西方人文学术的改造与发展前景，又具有较强的跨学科性，它的范围广、难度大，不易作出定论。但作者知难而进，把握重点，切实而中肯地加以评述与分析，对于国内读者确有引导解惑之功，也是一项填补空白之举。

本书是由当代德国著名法学家阿图尔·考夫曼教授撰写的法哲学著作。 法哲学，或称法理学，是当代德国法学的重要理论基础。而当代德国法学如同德国法系在世界的卓著地位那样，代表了西方法学的前沿。 　　本书是阿图尔·考夫曼教授告别近50年教学生涯的学术演讲，是对其几十年思想实践经验和法哲学领域一些关键问题所做的阐释和总结。由于考夫曼是德国著名学者拉德布鲁赫的弟子，而拉德布鲁赫又师承德国19世纪著名法学家李斯特。因此，考夫曼的学术生涯反映了德国法学思想历史演变的一个重要脉络，这为了解和研究德国法学提供了必要的参考。 　　本书共分7章，包括：起点状况：时代转折；唯理的法哲学；真理或正义的程序理论；以内容为基础的真理或正义程序理论的各种出发点；作为法权本体论基本关系的人。作者在本书中阐述的中心是“调和正义，即伦理学的形式和实质两者之间的矛盾。”作者认为，只有形式而没有内容的“论辩伦理学”、“程序伦理学”必须予以驳斥，同时，只有内涵而忽略了“获得内容上的应然规则程序的伦理学或哲学”也不足取。在这里，作者已深入到法哲学的深层内容。 　　初读本书或许觉得晦涩，但细细品味却内涵丰富，给人留下无垠的思考空间。所以，无论是对学术阅历丰富的人，还是对初涉法学学术思想领域的人，读读这些经验性和总结性的著述，无疑都有好处。 　　本书适合我国大学法律院系大学生、研究生阅读，也适合法学院教师、法官、律师等参考。

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之生命力，很大程度上依系于对社会、文化变迁的敏锐反应。在这一点上，加拿大女王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大卫·莱昂为社会科学工作者做出了表率。他的研究、写作和教学的兴趣都围绕着现代世界重大的社会变迁展开。技术、社会、(后)现代性是他关注的焦点；与此相关，信息社会、全球化、世俗化与宗教、电子监控与隐私，当然，还有(后)现代性，成为他的著作处理的主题。这些著作主要包括：《9·11后的监控》(Sunvillanceer September 11，2003)，《作为社会分类的监控：隐私、风险和数码鉴别》(Surveillance as Social Sorting：Privacy，Risk，andD~'t02 Discrimination，2002)，《监控社会：日常生活的监视》Surveillance Society：Monitoring Everyday Life，2001)，《重新审视教会、国家与现代性：处在欧美夹缝中的加拿大》(Rethink Curch，State and Modeminy：Canada between Europe and America，与Marguerite Vandi合编，2000)， 《迪斯尼乐园中的耶稣：后现代宗教》(Jesus in Disneyland：Religion in Postmodem Time，2000)．《电脑、监控和隐私》(C0mputers．Surveillance and Pri—vacy，1996，与Ella Zureik 合编)，《电子眼：监控社会的兴起》(The Electronic Eye：the rise of Surveillance Soci—ety，1994)， 《信息社会》 (The Information Society．1988)等等。 《后现代性》自然应该忝列上述“敏锐反应”系列之中。这本小书初版于1994年，1999年修订增补后再版。作者的写作意旨十分明确：通过后现代性对当代社会、文化变迁的一些重要问题做出‘‘敏锐反应”。他说：“现在，任何人想描绘文化变迁的图谱，以及——如果本书的观点正确的话——理解当代社会现象，都必须围绕后现代性这个中心问题。……因为后现代性问题提供了一次重新评估现代性的机会，它表明，时下的种种迹象可以理解为现代性自身就是变化无常、捉摸不透的，而且似乎要背弃它当年对未来的承诺。”(引自本书第127页)“后现代性概念值得珍视，是因为它警醒我们注意一系歹4重大问题。它提升了我们的敏感性，有助于我们把某些争论当作有待解释的问题。它迫使我们的眼光从狭隘的技术和具体的争论中放开，在更开阔的视野之下处理历史变迁问题。”(见本书第9页)与人们印象中把后现代视为异端、反叛等“反 面”现象不同，作者并不认为它是一种无谓的学术臆造和流俗宣传，而是把后现代(性)当作把握特定时代变迁的一个主体话语，正如人们用现代(性)标示启蒙运动以来的世界一样。 的确，与马克思、韦伯、齐美尔、尼采(被认为是后现代的思想先驱)等人生活的时代相比，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已经大为“变异”了。信息与通讯技术不仅带来信息社会、全球化、地球村等外在宏观世界的新形态，它们还时时刻刻都在重构和型塑着人、社区、民族、性别等等的微观形态；生物基因技术给经济社会的外在形态带来许多革命性变革，同时，它促发了对人体、甚至对人的重新界定，人生的价值与意义问题被再度凸显；电视、影像、广告充斥地球的各个角落，消费主义的狂潮波及每一颗富裕的、贫乏的心灵，消费者和消费、而不是工人和生产，成为社会分析所应该关注的焦点，鲍德里亚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模式分析，无法充分理解消费社会。很大程度上，这个一日千里的信息社会，这个物欲横流的消费社会，这个光怪陆离的影像世界，这个稍纵即逝的“超现实”世界，处在现代性宏大叙事的视野之外。新时代需要新标志、新思维。正是在结合文化变迁中考察新技术和消费主义等社会现象中，莱昂让我们相信．用“后现代(性)”来标示这个新时代、新思维是贴切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身处后现代。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抛弃现代性。在莱昂看来，后现代并不是对现代的决绝断裂，正如现代并不是对传统的决绝断裂一样。人类社会的发展，往往在“往旧的智慧”中找到新的生机。后现代新状况使人、社会、未来等等这些亘古不变的价值和意义问题日趋尖锐。那么，如何应对呢?对此，莱昂不同意尼采式的虚无主义观点，即认为伦理、价值、意义资源在现代的流失，已经使人类坠入万劫不复的虚无深渊。现代性没有死亡，莱昂在这一点上站在哈贝马斯一边．现代性中还有智慧资源可供挖掘。甚至，莱昂说，即使身处后现代，人们还可以回收、利用前现代——即传统——的智慧资源：宗教和伦理。这充分显示了莱昂开阔的历史视野，他提出，我们要“认可后现代，重估现代，回收利用前现代。”(见本书第134页)在这种视野中，各个时代都被相对化了，都被情景化了，以此关照，人类的未来未必是千年主义者眼中那幅“天启式”的灾难前景。 转型期的中国(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正处在对现代性的“饥渴”状态之中。那么，后现代性是不是一种奢谈呢?认真阅读莱昂对后现代性的解读，答案昭然若揭：谁能否认，新技术、消费主义等这些“后现代状况”不是活生生地在我们身边展示?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背景之下，后现代性虽然并非中国的“主流”，谁又能否认，这股“支流”能够反照“主流”、能够让我们更清醒地评估现代化事业?还有，在我看来，眼下风行的“读经运动”，正是国人自信力提升、因而不殚从传统中挖掘出救助当下精神危机良方的表现。我们正在共时性地体验着传统、现代、后现代，因此，我们难道不是更有理由“认可后现代，重估现代，回收利用前现代”吗?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莱昂作为西方学者，对于一些问题的看法保持着自己的视角，在作品中，他几次谈及后现代和马克思主义的关联，并把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批评作为后现代性的特征来讨论，这显然是牵强的，是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缺乏深刻的认识所致。在另一个方面，作者对于现代性的批评，也显得过于严厉。虽然这些缺点不能稍减这部作品的价值，但是，我们在阅读过程，还是要持有一种批评的态度，合理地进行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