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ISBN：9787508433462，作者：（美）罗伯特·文丘里

《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章 读者与阅读；一 新的机运；二 作为女人来阅读；三 阅读的故事；第二章 解构；一 文字和逻各斯中心主义；二 意义和可重复性；三 嫁接复嫁接；四 惯例与倒置；五 批评的结果等等。

在经历了现代性的近3个世纪的构建过程之后，如今批判的锋芒转向了现代性本身。类似的问题重行开始。社会规范的基础来自何处?现代性的合理性以及合法性的根据何在?假如以“主体性”作为客体的价值之源、意义之源是错误的，那么主客体之间应当是一种什么关系?最后，也是最根本的，人是什么?对此类问题的新解答，构成了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思想态度的转变。书中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讨论。本书的内容设计充分照顾到社会上一般青年读者的阅读选择，适合自学；同时又能满足大学通识课教学的需要。既注意知识的相对稳定性，重点突出，通俗易懂，又能适当接触学科前沿，引发跨学科的思考和学习的兴趣。适合社会上一般读者作为提高文化素养的普及性读物；用为大学通识课教材，教员上课时可以参照其框架和基本内容，再加补充发挥；或者预先指定学生阅读某些章节，上课时组织学生讨论；也可以把本书系作为参考教材。

《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是国内第一本从哲学文本学的视角出发，系统解读法国当代精神分析学思想大师拉康哲学思想的学术专著。作者以著名的《拉康选集》（Ecrits）中最重要的文本为基本解读对象，深入解析了拉康哲学复杂的学术背景，并以其独有的颠覆式的历时性关联，对拉康与超现实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和语言学结构主义等学术思潮之间潜在的承袭关系一一作了说明，尤其强调了拉康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深刻背叛与激情高扬。在作者笔下，拉康的伪个人主体理论被曝于当代西方现代思想史广阔的逻辑平台上：在镜像映射中，人类个人自我的本质不过是小他者影像构成的想象性操作而已；而在象征性逻辑中，传统哲学的主体则被指证为大写他者的无意识自居，个人主体因而沦为一具腹内空空的语言稻草人。所以，那美丽的个人存在之真永远都只能是一种现实中的不可能性。笔锋所及之处，作者以通俗生动的文风言说着不可能译介的拉康哲学的魔幻逻辑，就学理讨论的意义而言，《不可能的存在之真》称得上是首开国内拉康深度研究之先河。最后，我们必须看到，拉康哲学在当代之所以显要，并不只是因其片面而深邃的思想性和非普适性，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是每一个不想靠自欺活着的人必须内省的一付清醒剂。

Now in paperback, Fredric Jameson's most wide-ranging work seeks to crystalize a definition of "postmodernism." Jameson's inquiry looks at the postmodern across a wide landscape, from "high" art to "low," from market ideology to architecture, from painting to "punk" film, from video art to literature.

《后现代主义文化:当代理论导引》作者首先总括性地论述了后现代主义；然后讨论了在法律、建筑、音乐、舞蹈、绘画、科幻小说、影视、通俗文化等领域出现的新后现代主义；并批判性地解释了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弗雷德里克·詹姆森、让－博德里亚等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的最新思想；最后详尽讨论了后现代批评风格和文化政治学。

简介： 所有的读者都会从这本书中受益。 ——齐格蒙·鲍曼 前 言 我最早对消费文化发生兴趣是在七十年代后期。那时，法兰克福学派及其他批判理论的倡导者们，在《泰勒斯》（Ｔｅｌｏｓ）与《新德意志批评》杂志上发表的许多精彩论述与评论，激发了我对这个问题的兴趣。有关文化工业、异化、商品拜物教和世界的工具理性化的种种讨论，将人们的兴趣从生产领域转向了消费和文化变迁过程。在我对老龄化这个（至少从社会与文化理论家的眼光来看）长期以来尚未被提高到理论化高度的问题进行研究时，这些对问题的概念化形式给予了我特别大的帮助。尽管就生活时间与历史时间的交错、代际经验、身体与自我的关系而言，老龄化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但是，有一点很清楚，人们很少联系到文化变迁的实质过程来探讨它们。批判理论家及其他人的研究（尤其是埃文（（有关本书的英文人名，请参见《附录：中英文人名翻译对照》，下同。——译注）），１９７６），注重媒体、广告、影像及好莱坞模式等的重要作用，为弥合这一缺陷架起了一座有益的桥梁，并且进而提出了它们何以能够影响人们身份地位的形成和日常生活的实践等问题。此时我正在与迈克·赫普沃斯合写一本书，在该书中，我们将中年重新定义为“中青年”中更为活跃的一个人生阶段。我们对新市场的发育，对那种特别关注“中青年”如何能够保持年轻、健美的消费文化生活方式的蔓延，作出了看起来是更合理的解释。这个观点在一九八一年提交英国社会学学会的一篇题为《老年与不平等：消费文化与中年的重新定义》的文章中得到了详尽的阐述（费瑟斯通与赫普沃斯，１９８２）。接着我又发表了一个更为理论化的小文章《消费文化中的身体》（费瑟斯通，１９８２），后来，一九八三年，《理论、文化与社会》杂志就消费文化问题特别出了专刊。 今天，尽管人们对“消费文化”一词的兴趣和对它的使用与日俱增，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及其他批判理论家的理论却不再被看成是很有意义的了。他们的方法取向，是通过对今天看来已经站不住脚的关于真实个体与虚假个体、正确需求与错误需求的区分，对大众文化进行精英主义式的批评。普遍的看法是，他们瞧不起下里巴人式的大众文化，并对大众阶级乐趣中的直率与真诚缺乏同情。而对后一点的强烈赞同正是人们转向后现代主义的关键。然而，尽管在分析消费文化时，出现了大众主义（（Ｐｏｐｕｌｉｓｔ，与民粹主义是一个词，但是考虑到“民粹主义”在中文里专指一八六○至一八七○年代的俄国民粹主义，而本书中Ｐｏｐｕｌｉｓｔ、Ｐｏｐｕｌｉｓｍ则指社会—文化理论中的非精英／反精英主义，与俄国民粹主义有很大不同，故译作大众主义，以与大众文化对应。——译注））的转向，但批判理论家们提出的问题，诸如“如何区分文化的价值？”“如何进行审美判断？”以及与实践问题相关的“我们应该怎样活着？”等等，可以说实际上并没有被取消，而仅仅是被搁置到一边罢了。 这里，我的兴趣在于一种具有反思性的观点，它在后面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章节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而相关的问题是：我们怎样、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独特的参考框架和评论视角？如果在对消费以及诸如消费文化之类的概念进行研究时，研究者得以使自己的研究方式进入到社会科学和文化研究的主流当中，那么这又意味什么？消费与文化，这在过去一直都只是一种附带性的研究题目，直到最近还仍然被认为是派生的、边缘性的、女性化的，是生产和经济这些更男性化的中心领域的对立物，现在它们是怎样在对社会联系与文化表征的分析中被赋予了更为重要的地位？难道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文化与消费两者都在社会组织内或社会间组织中起着更为关键作用的新阶段了吗？贝尔、鲍德里亚以及詹明信是以不同的方式对这一主题进行研究的。关于我们已进入到一个“资本主义”或消费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或后工业抑或信息社会的、“现代性”或高度现代性抑或后现代性阶段的理论假设，确实具有新颖独特的色彩，它们足以使我们用一种全新的概念去关注问题。但是，除此以外，我们还必须面对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不是客观现实发生了变化，而是我们的认知发生了变化。这与马克斯·韦伯的警句正相吻合：每个人所看到的都是他自己的心中之物。所以，我们有必要去研究这些观念在文化人（艺术家、知识分子、学者、媒介人）中的概念形成和消解过程。这使我们注意到发生在专家们的文化场域及各子域中的某些特殊的过程：已确立优势地位的主导者与外围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ｎｄＯｕｔｓｉｄｅｒｓ ）之间为争夺垄断并巩固符号等级秩序而进行斗争的过程。只有从严格的文化模型、阐释、概念性工具、理论的意义上，去试图阐明那些影响着专家们的文化生产的过程，即文化专家们不断变化着的实践、他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及权力平衡关系，才能更好地阐释我们关于“外边那个文化”（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ｕｔ ｔｈｅｒｅ）的认知和评价。这样一个难题，即专家们各式各样并且捉摸不定的文化的专门模式和意指体系，与构筑我们每日每时活生生的文化结构的实践之间的关系，不仅对于理解人们为何转向对大众的、流行的、消费的文化作出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我认为，这也是理解后现代主义的关键。就我自己而言，对后现代主义的兴趣是我在试图理解消费文化时，碰到了许多难题后激发出来的，也是我去探索由贝尔、詹明信、鲍德里亚、鲍曼及其他人所提出的关于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的直接关系而引发出来的。 所以，在本书的许多章节中，我也流露出了对由于后现代主义的兴起而产生的一系列令人困惑的问题的关注。在这些章节中，我不仅尝试着把后现代当作由艺术家、知识分子、或其它文化专家所发动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运动来研究，而且还去探究严格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是如何与可被称之为后现代的日常生活体验及实践中广义的文化变迁相联系的。不应仅仅把文化专家们看作是在某种简单关系中，被动地充当着对文化变迁的标志和轨迹的特殊而修养有素的接受者、说明者、阐释者。他们在教育和培养观众（（“观众”，原文是ａｕｄｉｅｎｃｅ，英文中有观众、听众、读者等意思。原著中，多数情况下，ａｕｄｉｅｎｃｅ都均包含了这三个涵义，是指文化产品的接受对象。为叙述简便起见，本书中文的翻译以“观众”一词来代表其余两层涵义。 ——译注））的过程中所扮演的主动角色和兴趣，也必须加以研究，而且，这些观众也凭借后现代这一称谓而对如何理解一系列独特的体验与文化产品变得敏锐起来。这也表明，文化专家与其它经济的、政治的、管理的及文化媒介的专家群体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及权力斗争，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种变化影响了他们对知识、文化导向手段和文化产品的垄断与反垄断的能力。简单地说，我们不仅需要去问“什么是后现代？”这样一个问题，而且还要问：我们为什么、怎样才能对待这个特殊的问题？所以，不论是否有人把实际的文化变迁与社会过程当作超越现代、向后现代转变的证据，我们都需要去探求人们之所以能够肯定地接受后现代概念、以及后现代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文化形象出现之所以可能的那些条件。 从高度抽象的层次上说，虽然根据一系列具体的特征，将西方社会历史中某一特殊的大断裂时期定义为“现代性”，并假定我们现在已经离开此“现代性”的核心而走向了别处，似乎是十分合理的。但是，这样定义本身就很成问题。这里的危险性在于，我们越是考虑那些当初被认作现代性的负面因素所形成的一系列相反特征，它们就越是捉弄人似的体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似乎正在不断地变为现实。以前那些迷恋秩序、合作和系统性整体等观念的人，现在学会了去运用那种强调无序、模糊与差异的新认识框架来看待问题。然而，这并不是向“后现代性”迈出的一大步：后现代这个词，包含重大时代转变之意，它的可信性是从诸如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这样同样具有思辨色彩的术语中推演出来的。一种高度抽象的演绎性理论，本身无所谓错误，除非它想试图借助超越经验研究（或者证明自己并不需要经验研究）来显示自己的可靠性，并使自己由此而取得合法性。遗憾的是，“后现代”及其相关语族中的词语常常就处于这种情况。的确，有些人就认为，后现代主义意味着我们必须设法贬斥和废弃旧式的方法论，而不是去研究后现代，确切说，他们要我们去实践后现代主义，并建构出后现代的社会学。 这样，本书的中心目的就是去试图阐明后现代主义是如何兴起的，又如何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富有影响的文化意象的。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并非仅仅是失去了影响的知识分子为使自己的权力潜能得以实现而精心设计出来的一个“人为的”东西。恰恰相反，它所提出的问题，涉及到知识和文化的生产、传递、传播等各个方面。本书各章还将认真探索被标识为后现代主义的种种体验和实践，并努力去研究和理解与这一范畴相关的各种更加宽泛的社会现象。然而，当我们直接面对这些实际的体验和实践的时候，我们就会清楚地发现，在所谓后现代、现代性、甚至前现代的体验、实践之间，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废弃那些诸如“传统”、“现代”、“后现代”之类的简单的二分法或三分法，而去关注那些最好被称为“跨现代”（ｔｒａｎｓｍｏｄｅｒｎ，它的相关范畴是“跨现代性”，ｔｒａｎｓ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的体验与实践中的相似性和连续性。正是这样一些理论主题，这样一些理解当代社会中文化的重要性与文化作用的扩张所必需的概念及定义方面的问题，使得后现代变得如此饶有兴味。 这样一些关于文化与社会关系的理论问题，在本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出现了。这些理论表明，过去我们在很长的时间内，一直是直接从社会的角度以社会结构这个概念去分析文化的，但是现在，我们关于文化的概念需要从基本意义上作一次大的修正。的确，很难把后现代问题与对文化进行理论概括的兴趣分离开来，因为正是这种引人瞩目的兴趣，才把后现代问题从一个边缘地位推向了各种学术领域的中心。这也反映在我们编辑《理论、文化与社会》杂志的许多特刊时，对后现代主义所寄予的关注。哈贝马斯与福科之间的争论，是使我最早留心这个问题的契机，它促使我为《理论、文化与社会》编辑了“现代性之命运”的特刊（１９８５，２）。对这期特刊的准备及后来的连续反响，很清楚地表明，后现代主义问题需要从更广和更全的意义上去对待。这促使《理论、文化与社会》后来出版了“后现代主义”这本合期特刊（１９８８，５［２－３］）。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对后现代主义是否仅仅是一个正在消失的时尚或者仅仅是某种短暂的流行术语，还存在着大量的怀疑。现在，很清楚，后现代主义比时尚更有生命力，并且也看得出来，它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保持其强劲的文化影响力。这就是为什么社会科学家及其他人对后现代主义如此感兴趣的原因所在。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是否已经出现了一个能够被整合到现有概念体系中去的关于后现代的社会科学概念，抑或更有甚于此，正出现（或正需要）一个全新的概念模式和认知框架，尚需拭目以待。诚然，对于那激发出如此巨大的社会和文化理论难题的后现代的出现，我们只能以双臂相迎。 我要感谢在《理论、文化和社会》杂志中的所有的同事和朋友对我编辑此书的帮助和鼓励。我尤为感激与我详尽地讨论过许多观点的迈克·赫普沃斯，罗兰德·罗伯逊和布莱恩·Ｓ．特纳。我还要感谢斯蒂芬·巴尔、齐格蒙特·鲍曼、斯蒂夫·贝斯特、约瑟夫·布莱切尔、罗伊·博伊恩、大卫·钱雷、诺尔曼·邓金及罗伯特·埃利亚斯、乔那森·弗雷德曼、汉斯·哈菲坎普、道格·科尔纳、理查德·克尔明斯特、阿瑟·科洛克尔、斯科特·那希、汉·莫马斯、斯蒂芬·曼内尔、卡罗·蒙嘎切尼、乔治·斯道斯、弗雷德里希·泰恩布鲁克、威廉·凡·雷詹、安迪·韦尼克、克斯·乌泰斯及德雷克·威尼对我的帮助和鼓励，我与他们讨论了本书中提出的许多研究主题。此外，我还要提及在提塞理工学院（Ｔｅｅｓｓｉｄｅ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社会研究与管理系的同事们对我的慷慨支持，特别是劳伦斯·塔斯克和奥利佛·科尔撒德对我在编辑《理论、文化与社会》这个独立期刊方面所提供的组织支持与鼓励，它在我增进和保持对后现代问题的兴趣方面是至关重要的。我还要感谢詹·康奈尔、马丁尼·梅尔伯和数据室对本书各章节的许多修改的细致耐心的打字输入。 本书各章节的原出处是： １． 《现代与后现代：定义与阐释》于一九八八年二月在伦敦大学哥德斯密斯学院、一九八八年三月在特里特大学比特波罗分校的讨论课上宣读过，一九八八年五月在意大利阿马尔菲的阿马尔菲欧洲社会学奖大会上亦作过宣讲。一九八九年六月，此文修改后，在里斯本的社会学研究与调查中心曾作过演说。当时的题目是：“对后现代的追求”，发表于《理论、文化与社会》（１９８８年５［２－３］）。 ２． 《消费文化理论》是一九九○年发表于《社会学》（２４）上的一篇论文《消费文化的视角》的修订稿。 ３． 《通向后现代文化的社会学》曾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利兹大学的理论课上及一九八七年六月在不来梅的“关于社会结构与文化的欧洲社会学理论团体会议”上作过演讲，并先后以英文、德文等文字分别于一九八九与一九九○年被收入Ｈ．哈菲坎普主编的《社会结构与文化》（Ｂｅｒｌｉｎ：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４． 《文化变迁与社会实践》曾于一九八七年五月，由国际文学与哲学协会的道格·科尔纳在堪萨斯的劳伦斯组织的对弗雷德里克·詹明信著作的研讨会上宣读过。修改后发表于Ｄ．科尔纳主编的《后现代主义詹明信批评》一书中（华盛顿：Ｍａｉｓｏｎｎｅｕｖｅ出版社，１９８９）。 ５． 《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最初是一九八八年四月在新奥尔良的“大众文化协会大会”上的讲演，同年九月在哥本哈根的“作为历史的现代性大会”上及同年十月在瑞典伦德大学（Ｌｕ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的讨论班上也作了相同演讲。此文被收入Ｓ．那希及Ｊ．弗里德曼主编的《现代性与认同》一书（牛津：Ｂａｓｉｌ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６． 《生活方式与消费文化》最早是于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为在提尔伯格大学的“日常生活，闲暇与文化大会”上的提交的论文，后来被收录在恩斯特·梅吉尔主编的《日常生活：闲暇与文化》（Ｔｉｌｂｕｒｙ，１９８７）并于一九八七年发表于《理论、文化与社会》杂志（１９８７，４）。 ７． 《城市文化与后现代生活方式》是为一九八九年六月在罗特德曼的“第七届欧洲闲暇与娱乐协会关于未来城市的代表大会”提交的演说论文，发表于会后由Ｌ．Ｊ．Ｍｅｉｒｅｓｏｎｎｅ主编的论文集《未来的城市》（ＴｈｅＨａｇｕｅ： Ｓｔｉｃｈｔｉｎｇ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ｃ，１９８９）。 ８． 《消费文化与全球失序》是一九八七年于西印度群岛圣·马丁举行的“宗教及寻求全球秩序大会”上的演说论文，它被收入Ｗ．Ｒ．Ｇａｒｒｅｔｔ与Ｒ．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主编的《宗教与全球秩序》一书（ＮｅｗＹｏｒｋ： Ｐａｒａｇｏｎ Ｈｏｕｓｅ）。 ９． 《共同文化抑或非共同文化》最早是为高等教育基金会一九八九年三月在牛津圣安娜大学的“高等教育价值会议”提出的论文，此文修改后发表于《高等教育反馈》杂志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第四期。

本书主要是从谱系学的角度来谈论后现代的起源、发展以及如何在詹姆逊这里达到颠峰的。作者的主要目的，是准确地将后现代的不同源头放在它们的空间、政治和知识背景中，只有这样。才能将后现代的观念发展顺序呈现出来。同时，作者将詹姆逊置于这个谱系背景中，并突出他的思想的独特性。本书还回击了对詹姆逊的种种指责。指出詹姆逊敢于针对当代的历史现实，发出与众不同的声音。

“法国哲学比较生动，比较活泼，比较富于机智，简直就是聪明机智本身”（黑格尔语），本书即在现代哲学进程中探讨“生动”、“活泼”、“机智”的当代法国哲学，从语言、身体、他者及其相互关系的角度，展现当代法国哲学以瓦解意识哲学为目标的感性智慧之旅。

In this brilliant critique, Terry Eagleton explores the origins and emergence of postmodernism, revealing its ambivalences and contradictions. Above all he speaks to a particular kind of student, or consumer, of popular "brands" of postmodern thought.

本书首先阐述西方“现代性”文化的五个特征；人类中心主义，个人中心主义，进步论，“新”之崇拜，非主题化倾向（现代艺术）。而“后现代”现象是对“现代性”的质疑和扬弃，是“现代性”的物极必反。 作者揭示西方“后现代”现象与中国文化有某种共通，进而强调中国文化并非“落后”，而是一种独特的与西方文化有实质差异的文化。中西文化不是“差距”的关系，而是“差异”的关系。 作者认为近现代中国全面接受西方现代性文化，先验否定自己的文化，已到了“太现代”地步。因此介扬一种“文化的民族主义”，是当今中国的当务之急。

这是一部反思现代性的力作。齐格蒙·鲍曼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正是现代性的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不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而拯救之途也许就在于：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

《后现代性及其缺憾》阐述了陌生者的产生与演变；消费者时代的陌生者：从福利国家到监狱；新贵与贱民：现代性的英雄与牺牲品；论性在后现代的重新部署；后现代宗教等问题。

1985年来，杰姆逊教授在北大开设了西方文化理论专题课，本书是这次讲课的翻译记录。 杰姆逊教授这次专题课着重讲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特征。他认为，在继国家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而后的晚期资本主义，是一个过错全商品化了的、技术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人对时间和空间的感受产生了新的变化，历史的深度消失了。多民族、无中心、反权威、叙述化、零散化、无深度等概念是这个社会的主要文化特征，“后现代主义”是对这些特征的概括。本书的“引论”和第一至第四章是作者研究工作的理论框架，他在讨论文化与生产方式、文化与宗教、文化与意识形态、文化与叙事分析等问题时，对当代西方思想界的代表人物的思想理论做了评述，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运用到新的理论阐述中。第五章“后现代主义文化”是本书最精彩的部分，他结合对建筑、文学、绘画、摄影、广告等文化工业的精彩分析，对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理论做了理论的总结。 本书是杰姆逊教授学术著作中唯一没有英文版的作品。直到1991年，杰姆逊教授的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集大成的著作《后现代主义，或日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出版，名著中的理论分析和论断，其实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早已有所披露。

《书写与差异》为作者十一篇论文的结集，德里达运用解构的思想分析集中阐明了分延这一他自造的概念的内涵，它标志着一种奇特的运动，一种各自差异的运动—迂回、间隔、代表、分裂、失衡、距离—的纯粹统一。这些运动表达了一种共同的希求。即对文学书写与结构动机进行探索，并坚持一个基本特点，书写与差异之间的连接点。

这是法国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的五位代表人物：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尔特、米歇尔・福柯、雅克・拉康和雅克・德里达的学术思想评论集。 这五位思想家堪称当今的人类学、文学批评、社会学、历史学、精神分析以及语言学和哲学诸领域较有影响的人物。书中收入由丹・斯皮尔伯等研究人士撰写的论文，分别深入浅出地介绍了这五位思想家各自的基本概念，梳理了概念之间的基本联系，揭示了他们之间的分歧与关联。不失为比较全面地了解当代法国思想乃至西方社会科学思想整体发展及其流变的基本著作。

《后娘主义：近观中国当代文化与美术》是《独自叩门》的续编，收录了作者发表于《读书》等刊物的艺术随笔37篇。作者以个性独特的思想方式触及了艺术界、思想界的潮流、现象和艺术家群体、个人的状态，表述了对当代艺术的冷静观察与直觉感受，尤其关注“前卫艺术”。全书分“前卫概念”、“美人/艺人”、“文化眼光”、“精英之后”四个部分，配有彩色图版100余帧。

本书以时期为顺序，分为摸索期（1975-1982年）、隆盛期（1983-1989年）、成熟期(1990-1995年）三部分来介绍。书末还特别企划并刊载了建筑学家隈研吾和作者矶达雄对谈日本十大后现代建筑的内容。本书以日经BP杂志从2008年开始的3年间,连载的“建筑巡礼后现代篇”的新闻为基础，挑选的取材对象是1975年到1995年的20年间在日本完成的建筑。即使是在“后现代”的建筑非常活跃的时期，“后现代建筑”也被进行了严格的定义。这样一来，具有时代象征性的建筑被广泛采用，一般不被称为“后现代建筑”的也包括在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