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大家小书”系列丛书的一种，既严谨又厚重，没有半点的华而不实。撰写本书的人是名副其实的真正“大家”；是多年从事学术研究的一流学者傅庚生老先生。本书是综合性的，语言很美，读这本书本身就是一种人生的享受。

现代中国散文的奇异之作，深得英国小品文神髓。从现在的眼光来看，梁遇春的作品依然无出其右，他的写作风格在当代并无传人，坊间许多的所谓的随笔基本上是形似而神不似。也许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梁遇春（1906-1932）是个短命的文学天才，在这个世上他仅仅活了短短的28年。他留下来的作品并不多，除了二十余种外国文学作品译著外，他自己的文字主要就是本这本书了，这也是他《春醪集》和《泪与笑》两个小册子的集合。是作者用情感、学识和思想酝酿而成的春醪。废名普说过：“他的文思如星珠串天，稍纵即逝”。在文中，他谈读书，论学问，聊爱情，议朋友，引经据典，而毫不迂腐唠叨，是纯粹文学的议论，也属于文人的清谈。在小册子中，我们看到的作者是如此热爱生命、赞美人生的，他对待这个美与丑、善与恶、正与邪交织在一起的世界并没有用“拍案而起”的态度来批判，而是一种冷漠而鄙夷的方式揭露。

李叔同集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成就于一身。无论是豪门巨富、文人骚客，还是贩夫走卒中，都不乏大师的粉丝。他出身清贵，家资巨富，才华横溢，号称“二十文章惊海内”，可谓是绝代才子。他的一生，由一个浊世佳公子，而留学生、而艺术教育家，最后却偏偏遗世而独立，在功成名就的盛年选择了皈依佛门，精研律宗，被誉为“民国四大高僧”之一，虽为佛门奇葩，却引来红尘多少扼叹！ 大师有着对红尘最深沉的爱，所以才能在诸多领域游刃有余，取得常人不能得的成就；大师更有着忘却俗情的佛门大智慧，所以才能走入人生三层楼的最高层。本书以诗词为舟，畅游于弘一大海般深邃的内心世界，还读者一个最真性情的李叔同。

苏东坡传（精装），ISBN：9787802561120，作者：林语堂 著

《城门开》写的是北岛记忆中的北京，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写作缘起于2001年父亲病重时北岛在阔别多年后的第一次回乡之旅。飞机降落，万家灯火涌进舷舱，滴溜溜儿转，“我着实吃了一惊，北京就像一个被放大了的足球场。”这片生育过他的土地，如今陌生得连家门都找不到。在故乡，他发现自己成了异乡人。 “我要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重建我的北京——用我的北京否认如今的北京。”于是有了《城门开》这本书，“在我的城市里，时间倒流，枯木逢春，消失的气味儿、声音和光线被召回，被拆除的四合院、胡同和寺庙恢复原貌……我打开城门，欢迎四海漂泊的游子，欢迎无家可归的孤魂。”在新书序言《我的北京》中，他幻想自己是城门内的主人。

作为一个自由人文主义者，王小波终其一生思考着并快乐着。他以自身对“文化大革命”的记忆为重要矿藏，用杂文以独有的调侃的笔调完成了对自由和理性的反思和书写。由李银河编选的王小波杂文集《思维的乐趣》展示给我们的正是一座巍然屹立于戏谑的笑容和令人会心而战栗的幽默之后的智性的迷宫，并让我们在真切地体会到思维给人带来的无与伦比的快乐的同时，从他那里学会如何去独立而自由地思考。

有感于坊间文学史类书籍的种种缺憾，台湾学者龚鹏程先生亲自执笔，为读者呈现一部中国文学史的最新学术论著。本书是一本独立的文学之史，说明文学这门艺术在历史上如何出现、如何完善、如何发展，其内部形成了哪些典范，又都存在哪些问题与争论，包括历代人的文学史观念和谱系如何建构等等。文学的观念史、创作史、批评史，也兼摄于其中。本书是对对过去文学史传统写法的重大革新——注意文学史实和历史诠释的区分，反对文学史写作的简单化，注重文学发展中多元异质成分的挖掘，尽力为读者还原一部真实的文学发展史。

苇岸把麦地、树林、冬日的小灰雀，连同自己质朴的生命一起带入太阳的光流。苇岸不仅安息在丰盛的麦地之中，也将永远活在金子一样闪耀的他的语言里，他的语言目击了创造。 ——王家新 在苇岸的生命里，钟表还没有发明，他只是从对天象的推算和对地理的察看中感受四时的变化，从血液的运行中 体味生命的流动。他延用的是一套古老的思维逻辑，并且如同恐龙和猛犸，因其在现代社会的绝迹而显得异常可爱。 ——祝勇 读一读苇岸宅心仁厚的散文，会让我焦躁的情绪迷途知返，重怀感恩。他让我只要看到缓缓移动的羊群露出草丛的背脊，就相信即便最荒凉的地方也有善美生生不息。 ——周晓枫 来到他那旷阔的、安静的，经由他细细抚摩过的世界。这时，我沉痛地感受到了一种丧失：中国失去了一位懂得劳动和爱情的善良的公民，中国散文界失去了一位富于独创性的有力的作家。 ——林贤治 在苇岸先生阅读、写作面对的墙上，一直挂着两幅肖像，他们是列夫•托尔斯泰和享利•戴维•梭罗。他对朋友们说，他是生活在托尔斯泰和梭罗的“阴影”中的人。实际上，他是一个“人类的增光者”，仁厚的博爱和至善的赤诚以神奇的力量使他在同代人中出类拔萃。 ——袁毅 他是大地上寻找花朵的人，季节是他的向导。 他处在自然的核心，每天，他与光明一起开始工作，与大地一同沐浴阳光或风雨。他懂得自然的神秘语言，他用心同他周围的芸芸生命交谈。他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与自然最古老的一种关系。只是如他恐惧的那样，这种关系，在今天的人类手里，正渐渐逝去。 他像学者熟悉思想和书册那样，熟悉自然，熟悉它的植物和大地。他能看出大地的脉络，能品土壤的性质；他识别各种鸟鸣和兽迹，了解每样植物的花事与吐蜜的秘密。 他滞于现代进程之外，以往昔的陌生面貌，出现在世界面前。他的孤单存在，告诫人类：在背离自然追求繁荣的路上，要想想自己的来历和出世的故乡。 他是苇岸，大地上的苇岸，汉语世界里最后一位孤独的放蜂人。

王小波无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难以逾越的一座高峰。1997年4月11日，王小波因心脏病突发英年早逝。然而，他的作品蕴含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却随着时间的推移愈益显现。他创造的文学美，他特立独行的思维方式．像透过时间阻隔的强光，给无数有思想、爱智慧的青年人带来光明。 第一卷《沉默的大多数》为杂文卷。作者们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和重庆出版社版本的基础上，由《思维的乐趣》更名而来，使内容更确切，特色更突出。

1961年秋，张爱玲先到台湾，再访香港。这段游记张爱玲于1963年写成英文本A Return To The Frontier，80年代又以中文重写出《重访边城》，是张爱玲生平唯一描写台湾的文章。台湾和香港，在张爱玲眼中皆属悬在大陆边上的“边城”，而与中国大陆一水之隔的台湾又和同内地接壤的香港风格完全不同。透过她的犀利之笔，我们看到了现今台湾早已忘却的文化特质，以及旧时香港色香味俱全的市民生活。

林语堂，幽默的智者 作者：清秋思幽 曾与鲁迅并肩作战，曾留给我们对生命与艺术的深邃思考，林语堂先生是这么个幽默的智者。他的语言平和，哲性，娓娓道来中蕴涵了多少智慧。 鲁迅与林语堂，好比天平的两端。一个激愤，尖利，呐喊声如雷灌耳；另一个则是静逸，沉着，令人思绪飞扬。他们对文学的态度甚有差异，语堂先生提倡“幽默”，反对新文坛人物的艰涩偏激性攻击，于是与鲁迅先生的唤醒酣睡之人的心态甚是相左了。但是，当时的中国处于那种水深火热之境地，确实极其需要鲁迅先生这般的呐喊！有人提到，语堂先生离开中国是因为鲁迅对其的文字攻战，其实不然。鲁迅逝世后，语堂先生曾非常沉痛地写下那篇“鲁迅之死”——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语堂先生的确是一厚实恬淡的哲人。对于他的为人处事和生活哲学，我们可从其所提倡的“幽默”与所著之“生活的艺术”中深入了解到。 林语堂为“语丝”的主要撰稿人之一。那个时期他主张谩骂主义，后来一改而提倡幽默文体。他这么解释“幽默”：“新文学作品的幽默，不是流为极端的滑稽，便是变成了冷嘲……幽默既不像滑稽那样使人傻笑，也不是像冷嘲那样使人在笑后而觉着辛辣。它是极适中的，使人在理知上，以后在情感上，感到会心的，甜蜜的，微笑的一种东西。”正如他所言，“谑而不虐” 盖存忠厚之意。幽默之所以异于滑稽荒唐是在于同情于所谑之对象。人有弱点，可以谑浪，己有弱点，亦应解嘲，斯得幽默之真义。若尖酸刻薄，已非幽默。 幽默家视世察物，有独特见解，既洞察人间宇宙人情学理，又能从容不迫出以诙谐。他的“论语半月刊”就是以提倡幽默为目标的。 在语堂先生的语录中，他谈极到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引自“一夕话”）的确，我们国人缺少幽默，至今仍是如此。现代的名作家中好象也找不出类似于语堂先生的人。李敖，余杰，他们的风格太出挑，狂桀。比较稳重内敛的王小波在于幽默显现上也不足。（这些也是基于人之个性与风格的相异，不便作什好坏高低的定论）其实要达到语堂先生所言的“幽默”，是何等之难事。非但需要深厚的文化功底，博大胸襟与坦荡，而且这民族也要有一种能让此“幽默”生长发育延伸的氛围与养料。 可我们的社会呢？众人喜欢枉自攻击相异之群，以博片刻痛快，非言者了了几句就把人事给否定了，于己之立场定他人是非对错，且又不能从人性角度来番考虑，所引之理无非是准则理论云云。“幽默”，它的精髓容于宽容与诚恳，若无此品质，即便是广览博阅者也无从谈起，欲仿幽默，其所道之言亦属尖酸刻薄，伪幽默也。 他有一篇文章写到女人，他说：我最喜欢同女人讲话，她们真有意思，常使我想起拜伦的名句：“男人是奇怪的东西，而更奇怪的是女人。‘她们能攫住现实，而且比男人更接近人生，我很尊重这个，她们懂得人生，而男人却只知理论。她们了解男人，而男人却永不了解女人……没有女子的世界，必定没有礼俗、宗教、传统及社会阶级。世上没的天性守礼的男子，也没的天性不守礼的女子。假定没有女人，我们必不会居住千篇一律的弄堂，而必住在三角门窗八角澡盆的房屋，而且也不知饭厅与卧室之区别，有何意义。男子喜欢在卧室吃饭，在饭厅安眠的。于”想做另一人“中他说道：一位现代中国大学教授说过一句诙谐语：”老婆别人的好，文章自已的好。“在这种意义上说来，世间没有一个人会感到绝对的满足的。大家都想做另一个人，只要这另一个人不是他现在的现在。还有那篇脍炙人口的”论中国人的国民性“，就那”老大“两字，先生作了如此精辟巧妙的分析，谈古论今，引据列证，好一个透彻！（未曾读过的朋友不妨读一读，实在是受益非浅。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这些诙谐深邃的言语带给我们多少想象与思考的空间。读着便就有那会心的一笑。他的幽默确实是蕴涵了深刻的智慧。语堂先生说过，一个人彻悟的程度，恰等于他所受痛苦的深度。那么语堂先生就是在痛苦中把精神升华了的智慧者。他以深邃的哲思用平和言语向我们道来，对我们展示了最真实纯朴的生活之艺术。哦，可是，可是时代有它的缺点，人类有他的局限。 是有很多人尊重理解你，但受影响者未必能将这种态度作为处事原则。社会的茫然，文化的没落，精神的颓废，这不由得又令我想起语堂先生的另一句话，人类之足引以自傲者总是极为稀少，而这个世界上所能予人生以满足者亦属罕有。确实是这样，我想语堂先生却是一位可以为自己骄傲的人，我们同样为他自豪；他是乐以满足的人，“生活的艺术”中我们读到了真实，一个恬淡的智慧者。 我也崇尚他提及的“生活之艺术”，在那些精短简练的语言中，我们可以发觉智慧的火花，不惊意中就得到了喜悦与宁和，如在一个温暖的下午，品着杯醇香悠远的龙井，是如此谢意与舒畅。正如他在“悠闲的情绪” 中说道：享受悠闲生活当然比享受奢侈生活便宜得多。要享受悠闲的生活只要一种艺术家的性情，在一种全然悠闲的情绪中，去消遣一个闲暇无事的下午。于生活之艺术中，表达了对老人的赞美，对真理与艺术的剖析，对自然之美的歌颂，透过那些哲性的文字，我感悟到那颗纯洁高尚的灵魂。 语堂先生是知道满足，懂得如何去挖掘生活中的真理与美之人。在他那篇“大自然的享受”里，我们又读到了智慧与真实。“人不应该说这个行星上的生活是单调无聊的。如果他对气候的变迁，天空色彩的改变，各季节中的果实的美妙香味，各月中盛开的花儿，感不到满足，他还是自杀的好，不要再徒劳无功的企图追求一个无实现可能的天堂，因为这个天堂也许可以使上帝感到满足，却不能使人类感到满足……所以不要埋怨人生的单调。 先生为中国文学作了很多贡献。他于1924年成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 后，又创办过“人间世”，“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在美国时又写了“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他的一生颇为辗转，度过八十一个春秋，于1976年，林语堂在香港逝世。 语堂先生，你现在是与草木为友，和土壤相亲了。当你优闲陶醉于土地上时，心灵一定非常轻松，好像是在天堂一般。你实现了自己的愿望。那么就好好休息吧，我尊敬的智慧者。 林语堂的文化双语意识 张沛 “语录体”是一种古代白话文体或写作方式，属于汉化的外来文体，初期多为禅师传道记录，后宋明理学家亦纷纷效仿。禅宗是呵佛骂祖的汉化佛教，理学（尤其是“心学”）则是儒门的禅化“异端”，他们用当时的白话发表一己的“个性命题”，并在客观上对当时的“大说”（grandnarrative）造成了某种冲击。林语堂之“语录体” 未始没有这样的特点。林氏本为白话文学健将，但在1926年受军阀通缉南逃、厦大办学受挫、特别是次年春投身武汉国民政府任外交部秘书导致政治理想破灭之后，他对时局世事深感失望，声称“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林氏把目光投向了晚明，在此他找到了精神的诗意栖居地——“性灵”、“幽默”，及其语言载体——“语录体”。在此之前，林氏曾实验过西式的语录体，如《萨天师语录》、《上海之歌》，其中显然有尼采及《旧约》的影响。此后不久，“新文学向何处去”的问题提上了日程。林语堂采取了一种怀疑主义的态度：既反对左翼作家的革命热情，亦不满梁实秋等人的欧美古典主义理想，于是提倡一种闲适的艺术情趣来对抗所谓的“新旧道学”。在周作人的启发下，他开始醉心于明清性灵小品，写起了“语录体”文章。 此时“文学革命”硝烟甫散，“革命文学”风头日健，稍后“大众语文论战”与“民族形式讨论”又接踵而至，其中一元独白的苗头已隐约萌现，而林语堂株守一隅古调独弹，其中虽寄新声，但在当时的大多数人看来，未免显得不合时宜甚至反动。林氏本人则在自卫还击中，将“白话四六”、“新道学”、“革命”一概标上了否定的“记标”。甚至在晚年定居台湾后，林氏又说当年鼓吹“语录体”是“在对症下药，针对当时人的口罗哩口罗嗦毛病”。这个说法难免造成一种错觉，以为“语录体”的出现只是一个有关文体的文学语言学现象，林氏之所以对“语录体”产生兴趣也不过是他对汉语写作的一种尝试罢了。其实不然。语言不仅是“存在之家”，也是“我们在世存在的基本活动模式”。社会是语言的社会，语言是社会的语言，语言中沉淀了大量的个人与集体记忆，隐含着无数的价值判断，同时更蕴藏有不同的情感音调。语言的这些“隐性基因”中蕴含着极大的行为潜能，在社会动荡、文化转型时期就会从蛰伏状态中激活，以“杂话”或“多语”的面目成为社会／文化革命的主导与先锋。五四时期及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即处于这样一场文化转型的“语言狂欢”之中，其中每一句话语均成为“一个具有不同社会导向的音调和语气冲突交错的微型战场”，——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可作如是观，三十年代的文艺论争也未尝不是如此。 在这场革命化、政治化的“狂欢节”中，林语堂用“语录体”充当了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方言”或斗争策略。 宋明“语录体”是以一种外来的非正统文体表达一种新兴的“异端”思想。起初它固然是一种“小说”（micro－narrative）或“个性命题”，但当它经过“社会化”成为集体意识、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用巴赫金的话讲，即“加冕”——之后，语录也就成为一种排斥“他性”的“大说”，口角亲切的白话下面恰恰裹藏着向心、单极化的“道学”内容。也许林语堂正看中了这一点。当然，他所倡导的“语录体”决不仅仅是对禅师、理学家语录的克隆再版，而是他有意识地参照西方文化来反观本国传统，在此基础上做出的“择学”。 首先，正如巴赫金所云，“人们只有通过参照几乎等于母语、但又非其母语的他人语言，才有可能客体化（objectivize）自身使用的特殊语言及其内在形式、世界观与特质”，而林语堂恰好具有这种“双语意识”。 其次，林氏的“统觉背景”亦异于常人。“统觉背景”包括“所知”与“所设”，二者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动态格局。如鲁迅出身书香之家，旧学渍润极深，但唯其对中国传统文化“所知”甚深，故能痛感其中“所设”之荒谬而“别求新声于异邦”。但林语堂不同。可以说，林氏在赴北京清华大学教书之前，一直是名不自觉的文化失忆—失语症的双料患者。后来他曾多次愤怒地回忆说，他很早就知道《旧约》中约书亚吹倒耶利哥城的故事，但直到三十岁时才听到孟姜女哭倒长城的传说，为此他感到“惭愧”和“羞耻”。这是所谓“文化震惊”（culturalshock）的一个典型事例：在林氏那里一度冻结的传统文化记忆就此大大激活了，而在这种情况下迅速获得的不无缺限的“所知”，与“所设”的“光荣化”（glorification）构成的失衡格局，再加上他的“文化双语意识”，“语录体”便因其糅合同／异、中心／边缘、权威／异端的特质而进入了他的视域。 林氏语录体反映了他的文化双语意识。确实，“局外的观察”往往可以对客观对象进行审美观照并重新发现自身；换句话说，通过切换视角，认识主体往往可以发现自身的“视域剩余”，即通过他者的眼睛来观察自身，并发现在自我打量自我时所难以认识到的自我特征，从而得以全面、整体地保握自己、完成自己并超越自己而达到主体的“超在”境界。但这只是就其理想状态而言。事实上，当认识主体以他者目光反观自身时，其主体的自足性往往面临解体的危险，或至少处于一种暧昧的状态，即有可能因此异化为认识客体或被注视的“他者”。林语堂作为游离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存机制之外的边缘人，他不可能也未曾具有鲁迅那样的文化主体意识，对他产生“特殊摄力” 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也只充任了被注视、被打量的“他者”；而由于林氏对传统文化“所知”相对不足，“所设”部分遂篡取了较大的“完形趋向”，被注视者乃以一种完好统一的图景展现在注视者的面前。这种文化观照很难说是一种“客观的”认识：“局外的观察” 确乎使林氏窥见传统文化的某些“视域剩余”与“外在性”，但认识者却也为此付出了牺牲主体性、历史感与使命感的高昂代价。 1926年的白色恐怖结束了“五四”运动的青春期，五四人开始沉静下来，以较为理性的态度重新审定传统。鲁迅等采取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彻底批判态度，而这种文化批判意识的语言表现就是对文言、古文的彻底否定；白话与革命、创新、进步等正面价值观获得了等价的关系，并成为此后几十年间的主导话语，这一本为反对“文言—旧文化”的“个性命题”便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排斥“他性”的“大说”和“集体意识”，乃至在破坏旧偶像的同时自身又成为新的偶像，在“加冕”为这场“革命狂欢节”的一元独白之后逐渐异化为他所代表的“反传统”、“反权威”自由精神的对立面，其中奥妙颇足思量。 在这个意义上讲，林语堂提倡“语录体”也许是对这种一元独白倾向的警惕与反拨。林氏的“语录体”类似巴赫金所说的一种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方言”，在逐渐成形的一元独白的社会语境下构成了一种否定和批判的力量。当然，一切文化批判均不免受到“市场法则” 的无形操纵而可能沦为批判对象的同谋，批判主体亦或因与众不同而成为社会文化市场上的珍玩（阿多诺），但这只是一种可能的结果而非批判者的初衷。林氏之提倡“性灵”、“幽默”及其配套语言措施———“语录体”，其实也正体现了他反对偶像崇拜的怀疑主义精神。但这并不说明鲁迅在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是错误的。鲁迅深知孱头的“中庸之道”无法推动历史在“正反合”的阵痛中胜利前进，因此“矫枉必须过正”；这正是鲁迅的悲壮选择。这一点，像游离于中国文化主体机制之外的林语堂是难以体会得到的。真正伟大的人格、思想与作品，应该在引发各代共鸣的同时，首先成为它那个时代的主旋律。我们不是不需要多元对话，恰恰相反，多元对话是社会文化保持活力与革命性的前提与动力，但缺乏主旋律的对话也会“走调”，徒闻喧嚣，但实际上却成为聋人间的自说自话。林语堂选择“语录体” 为自己的语言—精神家园，固然有反拨、矫正的初衷，但在一个反拨时机远未到来的时刻祭出这一法宝，宜乎哉受到时人的冷落，而自己的思想也随之定格，未能达到新的更高层次的统一，他的怀疑主义因此也止于自适自足而缺少建设性，——这对于今天我们仍处于文化转型阵痛之中的国家和民族来讲，未尝没有现实的意义。 《中华读书报》 最早提“幽默”的人 从风格上讲，林语堂散文的最大特色是它的闲适幽默。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使用“幽默”一词的人。20年代他就积极提倡“幽默”，但应者不多，没有形成气候。30年代《论语》创刊以后，他又重新强调“幽默”，并大力创作幽默闲适小品文，这一次则得到了较多人的呼应。最初他只是把“幽默”当作一种语言风格来看待。后来他则把“幽默”理解成“一种心理状态，进而言之是一川观点，一种对人生的看法。”他还说“幽默是人类心灵舒展的花朵，它是心灵的放纵或者是放纵的心灵。”可见，林语堂先生已不再把幽默看成是一种单纯的语言手段，而把它看成是一种与特定的文化心理紧密相连的社会行为。林语堂先生正是以这样的一种幽默观来看待中国人的幽默的。比如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写过这么一件事。娄时的中国政府曾下令禁止其下属机关在上海的分部把办事机构设在外国租界内，而那些在上海办事的部长们，既不愿撤出租界，也不敢冒犯政府的禁令，于是就把在租界内的办事机关都换成了贸易管理局的牌子。这种花20美金换一块招牌的作法，既在表面上撤掉了办事机构，又让部长的官府留在了租界里，真是皆大欢喜。在林语堂看来这种花20美金换一块招牌的作法，实在是一种大大的幽默。这样看来，林语堂的所谓“幽默”，不是粗鄙显露的笑话，而是幽默中有睿智，洒脱中显凝重。 林语堂的散文往往以一种超脱与悠闲的心境来旁观世情。用平淡的话语去赞扬美文。这样便形成一种庄谐并用如“私房娓语”式的“闲适笔调”。林语堂散文的语言杂收并蓄，各色兼用，像旧时公文的程式用语，时下流行的政治口号等等，都可以在他散文中看到。这实际上是体现了林语堂先生的文学语言观念。他主张文学语言可以将文言、白话、上来语及方言俗语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一种所谓“白话的文言”式的特殊语言。

余秋雨更愿意人们称他为“文化行者”。走出书斋十几年来，“我品味到的是一个行者的艰辛，在世界各地感悟到的是历史留下的种种细节。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记录下自己的所见所闻，把我对于自然景观的思考和体验，用散文的形式进行收藏，它们是我对生命、文化和历史的体会，也是我作为一个行者的责任。我愿意与读者一起分享内心对文化的渴念……” 十五年前，余秋雨携《文化苦旅》亮相《收获》，融历史积淀和现代意识的文化大散文由此发端，轰动海内外；十五年后，余秋雨检视漫漫旅程的每一个脚印，把最精彩的风景留在这部《出走十五年》里。 这本书收录了我考察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十五年间写下的小部分文章。我的考察，路虽不少，但主要还是在寻找各大文明的“经络系统”和相关“穴位”，因此一路上所遇到的艰难是双重的：行旅的艰难和思考的艰难。 其实还有一项更隐秘的艰难，那就是表述的艰难。我不能把行旅者独特的精神悖论展示给读者，也不能把路上已经解决了的艰难说得危言耸听，更不能把思考中尚未获得晓达的障碍丢给读者，以上这重重叠叠的表述的艰难，几乎贯穿了我十五年的全部时日。因此，读者看到的这些文章，不管表面上如何轻松洒脱，字字句句都伴随着生命的全方位煎熬。我历来非常珍惜自己的文字，这是读者能理解的。我考察中国文化的篇什被选编和转载得较多，这次选择主要偏向于我考察世界文化的部分。 　　　　　　　　　　　　　　　　　　　　——余秋雨

在这本集三毛半生见解、智慧的小品里，三毛就《孩子》、《快乐》、《岁月》、《伤》、《自己》、《乐命》、《男与女》、《钱钱钱》、《爱情》、《人》、《无心》、《有意》、《如果》、《朋友》十四题，随而想这了一番。她一贯的文字魅力不在话下，再揉和她独具的特殊心灵，电光石火迸现般的奇想，每每一读，便有一种新趣，仿佛稍稍碰触到她独然世界的边缘。

《古文观止(言文对照)》共分十二卷，收录了《古文观止》中周至明代的古文百余篇，除了原文外，还附有白话译文详尽的注释及文章的内容概要。 《古文观止(言文对照)》自周、秦文迄明文为止。《古文观止(言文对照)》专辑有清一代之文，以与《古文观止》相衔接，名曰《清文观止》。凡已读《古文观止》者得此一编，斯成完壁。《古文观止》的编选目的是“正蒙养而裨后学”即给青少年提供一个学习文言散文的入门读物。蘅塘退士孙洙在《唐诗三百首》的序言中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我们也不妨说：“熟读《古文观止(言文对照)》中的大部分文间，就熟悉了文言的词汇、语法现象和文章布局谋篇的道理，具有了大量感情知识，打下了阅读乃至写作文言文的基础，并把握了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大体轮廓，进一步深造也就有门径了。而且，这两百多篇文章篇幅短小，大多脍炙人口，易于记诵。所以三百年来，它受到了读者的势烈欢迎，在一般群众中流传之广，可以说在清代就压倒了桐城派大师姚鼐编选的《古文辞类纂》，成了初学文言文的必读课本；辛亥革命以后，仍有很多学校用它作为国文教材。

《欧洲之旅》是《跟随余秋雨的脚步》系列之一，这一系列产生的背景是15年前余秋雨先生因困惑于“书斋著述与实际发生的文化现象严重脱节”而走出书房。在旅行了大半个中国后，踏足亚欧大陆，叩访两河流域、埃及、以色列、阿拉伯半岛、希腊、罗马、伊朗、印度等古文明发祥地以及众多欧洲国家。在行走中洞察，在触摸中感悟，在跨越中思索，在烛照中叙述……从而交织形成了一系列以独特人文情怀，“导游”人类文明大空间大历史的睿智而优美的文字，由此开了“文化大散文”之先河。

《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女神》是《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丛书》中的一本，附有由专家撰写的导读文章，深入浅出地介绍了该书的有关情况，引导学生理解作品。版本完善，注释详尽，译文准确，适合中学生阅读。《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女神》共分三辑。除《序诗》外，第一辑包括《女神之再生》、《湘累》、《棠棣之花》。《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第一部成熟的新诗集。它是郭沫若早期诗歌代表作的结集，完整地体现了“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

吴先生是我国比较文学的开拓者、奠基者和著名学者。本书系他苦心经营十余年写成的讲义，于湮没五十年后首次面世。该书用中、英、法、拉丁等多种文字写成，代表了作者的哲学与文学艺术思想的核心与精华。作者凭借渊博的才识，汇通古今中外的智慧，对人生的意义、文人的道德、文学的本质、文学之功用、艺术创作的规律以及一些哲学上的本体论的问题作出了独特而新颖的阐释。这些论述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以及在现代化经济浪潮冲击下如何提高文人的品格极有启迪意义。书后附有吴宓先生的弟子周辅成、李赋宁、王氓源先生撰写的阐释性论文。

《徐志摩诗》收入了徐志摩各个不同时期创作的代表诗作多首。有：《草上的露珠儿》、《明星与夜蛾》、《望月》、《他眼里有你》等等。

《王小波全集(书信集)(第9卷):爱你就像爱生命(终结版)》讲述了：你要是愿意，我就永远爱你，你要不愿意，我就永远相思。对了，永远“相思”你。从出生到去世涵盖王小波一生的照片，李银河独家授权《王小波全集》终结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