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三村》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和他的助手张之毅先生上世纪30 年代末40年代初在云南内地农村所作的调查报告，包括了《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其中的“禄村”、“易村”、“玉村”分别是指禄丰、易门、玉溪的一个村庄。 进行这些调查的时候，正值“强敌压境，家乡沦陷”的抗战初期，“为什么一个所谓‘学成归乡的留学生’会一头就钻入农村里去做当时社会上没有人会叫好的社会调查？”费孝通先生在《云南三村》的序言里边问边答：“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在抗日的战场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去认识中国社会。” 从费孝通先生的这段话里，我们清晰地读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为了这一目的，费孝通先生利用类型比较法，有的放矢地选择了中国农村的几种“类型”，进行调查、分析和比较，由一点到多点，由局部到全体，进而认识中国农村的整体面貌。在尝试了广西大瑶山调查和江苏太湖边上的江村调查之后，1938年至1942年，任教于云南大学并主持社会学研究室工作的费孝通和他的助手张之毅，利用6年时间完成了“云南三村”的调查。以当时的条件来做这样细致的工作，其艰辛可想而知。正如费孝通先生描述：“易村的工作环境，实在比我们所有的工作地方都困苦。不但我们曾好几天除了花生外，没有任何其他可以下饭的东西，而且人地生疏，没有半点借径。一切都得硬硬的打入这个陌生的社区中去。”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社会学家们不畏艰难，不辞辛劳，以坚强的意志和严谨的治学做成了不同凡响的事。这是一种何等的求知精神，何等的治学态度！也因了此，《云南三村》才折射出它永恒的价值，闪烁着它不朽的光芒。 而今，时间过去了六七十年，捧读手中的这本《云南三村》，我们为之动容。三个村庄的调查报告，超过30万字，六七十年前的农村社会生活，一目了然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农作活动、土地利用、家庭消费、农村金融，甚至成年男子年产人粪、上门姑爷的经济因素等等，农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学家们均以详实的数据，生动的实例，科学的剖析，具体而微地调查出来。其中的细致程度，令人叹为观止。譬如在调查干田冬作物的劳力费用时，社会学家们列表细分，蚕豆种植过程中的拨豆、挑豆、打豆、挖沟、按豆等项工序，每道需要多少男工，多少女工，每天工价多少，工食多少；计算嫁娶费用时，回婚、吃大箩、压定、过大礼、酒席各要多少钱，男方收支多少，女方又是多少；介绍土纸的制造时，社会学家们甚至将舀纸房、炕纸房的全套工具，标明尺寸绘制下来。 态度决定一个人的成就，决定一件事的价值。看了这些，我们也才能明白费孝通和张之毅何以成为享誉中外的知名学者，才能明白《云南三村》何以具有深远持久的社会意义。为避日机轰炸，费孝通和张之毅是在呈贡的一座魁星阁上完成这部著作的。“战时内地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是够严酷的了。但是谁也没有叫过苦，叫过穷，总觉得自己在做着有意义的事。吃得了苦，耐得了穷，才值得骄傲和自负。”在这本书里，我们更读懂了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和治学精神。从司马迁的发愤著史到明清“小学”学者的考据作风，从闻一多的“三月不下楼”到费孝通的《云南三村》，这种人格魅力和治学精神始终贯穿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内在世界，成为文明传承和社会进步的不尽源泉。 时下的社会已进入信息时代，文化的多元使我们这个时代更加绚烂多彩。然而不幸的是，即使是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浮躁的空气也弥漫了知识的殿堂，不少的学者和更多的学人，追求的往往只是物质的利益和虚假的声名。他们中许多人的智识，仅仅局限于查找他人的成果和网上的资料并组织成篇，这种缺乏创造性的工作，可以肯定对社会是没有多少意义的。面对《云南三村》，我们又该怎样看待这种治学精神的普遍断层呢？ 我们需要《云南三村》，我们需要传统的治学精神。 从《江村经济》到《云南三村》，还可以说一直到80年代城乡关系和边区开发的研究，中间贯串着一条理论的线索。《云南三村》是处在这条线索的重要环节上，而且在应用类型比较的方法上也表现得最为清楚。因之，要理解魁阁所进行的这些的社会学研究，最好看一看这本《云南三村》。 《云南三村》是从《江村经济》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江村经济》是对一个农村社区的社会结构和其运作的素描，勾画出一个由各相关要素有系统地配合起来的整体。在解剖这一只“麻雀”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有概括性的理论问题，看到了在当时农村手工业的崩溃、土地权的外流、农民生活的贫困化等等，因而提出了用传统手工业的崩溃和现代工商业势力的侵入来解释以离地地主为主的土地制度的见解。

《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出第一版时，他刚因实事求是地提出了与被农村基层的草根试验所证伪的那些主张不同的观点而遭到体制内“拆庙赶和尚”的尴尬境遇于是他说：写此书乃“立此存照”，读此书需“细看注脚”。《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出第二版时，虽然他从本土实践中提出的“二农问题”已经被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他发起并推动的当代“新乡村建设”也已经家喻户晓；但他却再次遭遇尴尬于是他说：改此书乃“以正视听”，读此书则“斑全豹”。

《我是农民》没有一点戏剧的渲染，真实得甚至缺乏生动了，但就是这种真切带给我们的确实刻骨铭心的感触。 1934-1980中国农民生存实录，一个农民的风骨，一种原生态的生活，一个人类灵魂的园地。 作者以自己最普通的老百姓视觉，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作者没有直接去写那些人们都熟悉的中国大事，他把笔墨全部落在自己那些因为大政策落实下来发生在他身上和周围的事情。记录了他坎坷有趣的大半生。 作者是—个乐观主义的人。他骨子里天生具有传统文化里那种达观跟乐天的根性。我相信他笑起来的时候是恨有感染力的。草根自有草根的生命智慧。这智慧足以对付生活的残酷跟命途的趔趄。因此并不是一本诉苦的书。它还告诉了我们一种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告诉了我们面对苦难时的坚韧同抵抗。

邓小平的伟大改革，把中国带入了有史以来最为刻也最为广泛的变革时期。在这场变革中，中国社会的一切领域，无一例外，都在经历着空前的巨变！经过20年的无畏探索和艰苦卓绝的努力，在经济领域，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蓝图已经十分明确，剩下的仅仅是如何尽快地使这一蓝图成为现实的问题，或者说是时间问题；在政治领域，尽管改革依旧任重道远，但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改革方向也已经确定；只有在社会领域之中，改革的方向和蓝图都还十分模糊。然而人类的实践一再表明，没有一个健全的社会领域的支持，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都无法有效进行。可以说，时至今日，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如果没有社会领域的深刻变革，那么市场化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进程都将受到影响。也就是说，社会领域的变革已经成为制约中国整体改革事业的关键因素。 现代社会的社会组织可以分为三大类，即政府组织、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它们分别是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主要组织形式。所谓“第三部门”就是非营利组织的集合。由于社会领域的状态主要取决于第三部门的状态，所以说有效的市场体制和民主政治离不开发达的第三部门的支持，而研究第三部门的发展并通过这种研究推动第三部门的发展，已经成为今日中国面对的最紧迫的“时代任务”之一。 我们组织这项研究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增加几部有关第三部门研究的出版物，更为重要的是，要为这一新兴的研究领域积聚队伍、积累成果、涵养资源，为中国第三部门研究领域的开拓和长期发展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对于中国的学术界来说，作为理论研究的对象，“第三部门”还是一个极为陌生的领域。通过这项研究，我们吸引了一批国内第一流的学者投身这一领域的研究，其中一些学者在海内外享有较高的声誉，拥有很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对于中国青基会来说，资助和组织高水平的、超前性的学术研究活动，既是一项重要的组织职能，也是一个长期的组织目标。今后，本着对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期利益负责的原则，中国青基会还将继续支持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学术研究活动，继续资助建设性的国际交流活动。

《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通过活生生的案例和事实，揭示了中国农民生活的艰辛和代际之间对土地态度的变化，中国农村人口离土的趋势及其对农业的影响。“农民不愿种地”是中国农业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问题，也是发展现代农业面临的最大障碍。农业劳动力的老化和匮乏成为中国农业面临的新问题。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如何拯救农业？脱离了农业特点和违背农业发展规律的种种做法会把农业推向危险的边缘。呼唤全社会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是贯穿全书的主题。 全书30万字，通俗易懂，感人肺腑，富有启发性。不仅适合与农业有关的研究者、管理者阅读，也是面向所有社会成员进行农业教育和了解农民的教材。

政治学的经典文献早已论证了市场经济的兴起同爆发农民革命和工人运动的因果关系。然而，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止，中国的市场化在农村没有引发普遍的农民抗议运动，反而促成了中国特有的“乡村工业”。而且，新兴的乡村工业也没有催生早期欧美式的工人运动。相反，市场化时代的小农为中国的繁荣和稳定做了重大贡献。为什么？ 潘维以市场化为框架，以中国农村工业的兴衰史为主线索来研究当代农村。他指出，在市场化过程中，中国基层政权承担了国家不可能承担的责任，为中国农民走向市场架起了一座精致的桥梁，扮演了市场中介的角色。在基层政权的带领下，亿万农村人以小型农村集体为单位，扶老携幼闯荡工业市场，保障了自身的安全，赢得了全世界市场对手的尊重，换取了本地社区的文明与进步，乃至全中国的稳定和繁荣。 一个地区的基层政权能否扮演农民与市场之间的中介，决定这个地区的农民在市场中的命运。农民在市场中的不同命运则决定中国社会的现状。潘维指出，基层政权能否发挥市场中介作用，取决于继承回归家庭耕作之前的基层政权组织形式和集体主义精神，在于农村社区的凝聚力，也在于国内的主流意识形态。 对于中国农村问题，学界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一是主流思路，视基层政权为农民贫困的原因，号召通过“转制”、“海选”、“费改税”来削弱基层政权。另一个是此书表达的思路，即视基层政权为农村社会的脊梁，认为农民、农村社区、农村基层政权三位一体，不可分割，所以号召信任、加强、和改善基层政权。 潘维警告说，抽掉了基层政权这根脊梁，农民就会重新沦落成一盘散沙，变成亿万条蠕虫，积累贫困；农村社会就会退化，甚至变成不安定因素的沃土。继承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起来的传统，在基层政权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农民是千万条龙，是中国现代化列车的发动机。

本书是作者在深入社会调查的基础上，以岳村为表述对象而建立的有关中国乡村政治状况的理论分析模型。通过对岳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政治关系、权力体系、政治控制、政治参与和政治文化的变迁过程进行客观的描述和分析，试图从政治社会学和政治人类学的角度，来剖析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发展的过程和特征。

本书致力于揭示中国农民自杀现象在不同社会类型、不同区域以及不同时间段中的差异性分布及其机理，并试图走出经典理论中结构与行动在自杀研究领域毒瘤般的分裂性困境。书中主要有如下发现：中国农民自杀现象存在类型化与空间化的典型特征；农民自杀是社会结构与自杀行动两者互构共变的产物；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农村老年人自杀渐趋严重，预计未来10～20年内，中国农村老年人自杀潮将加剧。

一个普通村庄最近六十多年的历史：惩罚社会学一个个案研究。 本书讲述了滇池东岸一个村庄的故事，是一部以人类学田野调查为基础的学术专著。本书的一个主题是讲述“故事”——发生在小村的越轨和惩罚活动；并阐释这些活动在时间流中的动态及其与特定条件和特定行动者的联系。另一个主题则是解释惩罚在特定社会语境中的文化意义。

This book charts the vicissitudes of a rural community of papermakers in Sichua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ing bamboo into paper involves production-related and social skills, as well as the everyday skills that allowed these papermakers to survive in an era of tumultuous change. The Chinese revolution - understood as a series of interconnected political, social, and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s - was, Jacob Eyferth argues, as much about the redistribution of skill, knowledge, and technical control as it was about the redistribution of land and political power. The larger context for this study is the 'rural-urban divide': the institutional, social, and economic cleavages that separate rural people from urbanites. This book traces the chang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that led to a massive transfer of technical control from villages to cities, from primary producers to managerial elites, and from women to men. It asks how a vision of rural people as unskilled has affected their place in the body politic and contributed to their disenfranchisement. By viewing skill as a contested resource, subject to distribution struggles, it addresses the issue of how revolution, state-making, and marketization have changed rural China.

“血泪、辛酸、无奈、牵挂、希望、坚持、爱……”很准确的概括了农民工的生活！ 本书通过典型案例，探讨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反映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凸现的问题。 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进入城市社会，浩浩荡荡，前赴后继，奉献劳动，获取报酬，个中滋味自在心头，然而他们通常是无声的。 农民工个体遭遇的痛苦和困难，看似主观层面的紧张或冲突，但反映的往往是我们这个社会深层的结构性矛盾。 生存，农民工的生存，普通人的生存，卑微者的生存，不只是故事，更是历史，更是文明……

《中国农村改革与变迁:30年历程和经验分析》主要内容：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启动了中国改革的大幕，但在改革的发展中，农业与农村又成了“问题”，从而引出了国家关于“新农村建设”的战略决策。联产承包的改革源自农民的自发选择；但在这一制度变迁的力量释放之后，市场为什么没能引导农民进行新的发展选择？是市场自身的问题？还是我国城乡分割的体制使然？或许是二者的交互作用？新农村建设确实是时候了，但如何善用国家力量，去焕发农民追求发展的自发力量，而非越俎代庖；如何建构乡村自主发展的政治经济架构与政策工具，仍是我们面临的历史性挑战。

《变动时代的乡绅:乡绅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1901-1945)》对于民国以来的乡制变革作了较系统的考察。由工业化浪潮引发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导致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发生急剧的变动：一方面，是原始村落正在成片地急剧消失被现代化建筑所取代；另一方面，是传统乡村的生活模式、社会结构、乡村文化和信仰体系等也发生了结构性变动。乡村社会是整个中国社会的基础，华夏文明主要是建立在乡村社会基础上的文明。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两次最重大转折：即世纪之初革命道路的选择和世纪末改革道路的选择，都是从农村开始的。这意味着对于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依赖于对乡村社会认识的深度，同时也意味着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在整个20世纪中国近现代发展历史中的特殊地位与价值。“乡绅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1901～1945）”论题无疑构成其重要的研究方面。

本书讲述的是一个企业家行为的故事，而这类故事成千上万，这些故事的效应叠加在一起给中国经济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因此，书中所讲述的故事是很重要的。这本书展示了个人的创造力和人们的意志力可以使极度贫困的地区摆脱贫困。这恰好是当今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旨（现在成为邓小平理论）、即专注于市场。用最广义的词来说，这是一种“儒教”的解释，因为一切事情取决于人，包括人的道德、意愿以及通过经验积累来学习的基本能力。显然，本书的主角吴栋材具有很多“儒教企业家”的特征。 或许很多经济学家会认为，这本书是宏观经济学著作，里面充满了统计数据、计量经济学术语、繁杂的公式和最新的解释经济增长的数学理论。但你翻开书所看到的却恰恰相反。书中讲述的是发生在中国一个普通农村的故事，使用的都是最原始的资料、文件和口述的历史，此外，还有作者的一些思考和比较。简而言之，这是一项从人类学角度进行的经济学研究。

本书为近代史研究杂志社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于2012年联合主办的第二期“中国近代史论坛”的成果结集，对近代中国乡村危机的表现、成因、破解之道及近代中国乡村的重建之路进行了深入探讨，重视乡村社会演变的内在脉络，打通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以及革命史的区隔，全面考量中国近代历史的连续和断裂，以期对中国乡村的长期演变获得更丰富、更切实的了解和认识。

本书利用河北省获鹿县的历史档案，探讨了19世纪晚期以及20世纪早期中国的乡村治理，细致地描述了村民们在治理村社及与国家打交道时的日常实践。

本書作者以自己的故鄉高家村作為研究對象，近距離深描了這個江西的普通農村從1949年到1990年代中期各方面的情況和變遷。作者刻意回避宏大敘事而回歸個體經驗，力求站在高家村人的立場上，書寫底層農民在這數十年間的真正經歷和感受。作者本就來自農村，因此他的平民立場格外地自發自然，筆下的農民和農村也尤具說服力。 在書中，作者展現了一幅迥異於國內外主流論述所塑造的農村圖景。因此全書雖是白描式的日常敘述，卻始終處在一種無形的論辯中。本書在還未進入中文世界之前，就已引起中國知識界的激烈論爭，足見其背後蘊含的巨大衝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