號稱「成立35年文學出版社的新血」的薛仁明，如同一匹銀光閃亮的白馬從我們面前奔騰而過。 在《萬象歷然》裡可以看到他一流的散文文筆，把歷史上許多人物分析得闡微縷縷， 所以讀過這本大氣之書，我們會因此拉拔得更挺更直，並感到人生的無限美好。

「對文明謙虛，對祖先謙虛，獻一炷香來念《心經》，是現代人改變情緒的第一步。」 民國才子胡蘭成，不世出的日文著作，中文譯本首度堂堂上市！ ★翻譯家劉慕沙親自審定 ★朱天文專文作序 多年來，喜愛胡老師中文著作的讀者，一直渴望能閱讀他的日文撰述。尤其此書《心經隨喜》。──朱天文 這是志士的胡蘭成，以他流亡的生命體會，為我們講述的心經。 1966年胡蘭成亡命日本，應邀在名古屋講述心經，這段期間，流亡如新，生命亦彷彿在蕭條之境中，才更能體會創造的生機。所以胡蘭成說：「比起佛僧，志士更親近般若心經。」 胡蘭成講《心經》，彷彿是在聊生活、談時局、說歷史、觀賞藝術，但談著聊著，卻又印證了佛法不離人生。 ．般若心經的「心」亦好比是草的「芯」。現在已是春天，草長出了芽。你看那樣柔弱的東西，卻能破土而出，是因其生命之芯無比堅強。 ．只要無心虛懷，就能明白世事所映照出來的文明的肯定。般若心經就是說的這種明白與肯定，也把人世的風景說了出來。 ．五蘊皆空的修行就是佛教的「戒」、儒家的「節」、道教的「損」（減少），還像日本神道的「祓」，字雖不同，卻是同一件事。 ．若能從因果律中解脫出來，則當下即可以擺脫宿命。人類的智慧與風流的極致，照《易經》所說的，就是要依從和擺脫因果律之事。最後在因果律不可抵達的地方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幸運。 ．色即是造形，空依造形而表現。空是被創造之物，非自然界的空間。書法與篆刻不只是因布白（線與線之間）而生空，線條本身即是空。 ．寂滅是物之始，是尚未發生喜怒哀樂之前的境地，潛伏著創造性。 ．無得亦可說是「大得」。我們文明中的「得」字不同於佔有。無求，則物主動向我而來，因此獲得富貴亦是歡喜之事。我們不是要佔有物，而是與物保持良好關係的共存。 ．不知「無」的境地，不能使用正形正色正音，而費盡心思扭曲使之成為一種趣味，只能說是無明的作為。 這本書孕育了胡蘭成之後寫作《禪是一枝花》的思想核心。

《禅是一枝花》是胡兰成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在台湾居留期间对禅宗第一奇书《碧岩录》中一百则公案的逐一解明。八百多年来，中国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们一直都想解明宋代《碧岩录》，直到胡兰成，才做成了这番事业。此书对于中国禅宗思想的理解，有着巨大的作用。可被视为中国禅学的一件大事。书中表哥、哥哥、妹妹等其实都是胡兰成自己的化身，如满天花雨，无处不在。书中的解读当然仍是胡的文学整体观念的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部“禅解”的《今生今世》，亦无不可。 我读禅宗的书，直觉地知道禅非创自达摩，禅自是中国的思想，非印所有。胡适对中国的旧学有两大功绩：一是《红楼梦》作者考证，又一即是关于禅的考证。《碧岩录》至今在日本被奉为禅宗第一书。此书是北宋时奉化雪窦寺重显禅师的颂公案百则，晚也一辈的圜悟禅师加上垂示、著语、评唱。近年台湾的中国文坛忽流行言禅，虽初缘疏浅，亦是一机一会，我所 以写此《禅是一枝花》（碧岩录新语），于百则公案皆与以解明，庶几发昔人之智光，为今时思想方法之解放。

《胡兰成传》因张爱玲，胡兰成的身影才从尘封的历史中逐渐显现。其人，其文，其作为，众说纷纭。《胡兰成传》作者从其家乡故里出发，带领读者一路相随，历经上海、香港、日本、台湾，看他如何投身汪“和平运动”，崭露头角，又如何深得汪夫妇信任成为“兰成先生”，浮沉宦海；如何与张爱玲相知相爱，许诺“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又如何与众多女子纠缠不休…… 《胡兰成传》以最真实的历史，一解胡兰成引发争议之谜。

《接吻长安街》收录了《月色晦明》、《下山去充电》、《漫过花园洋房里的浓烟》、《拯救文化站》、《接吻长安街》、《冰冷的链条》、《讨债》、《在那无聊的日子里》等精彩短篇。

胡兰成亡命日本，1966年应邀在名古屋讲述佛教重要经典《心经》，这段期间，他流亡如新，生命亦彷佛在萧条之境中，更深刻地体会到了创造的生机。胡兰成讲《心经》，彷佛是在聊生活、谈时局、说历史、观赏艺术，但谈着聊着，却又印证了佛法不离人生。 此书是胡兰成不世出的日文著作，孕育了他之后写作《禅是一枝花》的思想核心。

（1.胡兰成封尘三十多年的遗稿首度曝光，对中国历史的最后见解；2.陈丹青题字，精装烫金；3.附胡兰成在日本时照片及精美书法；4.完整呈现《文明皇后》手稿，高清精美彩印；5.此次推出胡兰成精装系列《无所归止：胡兰成集外集》《文明皇后：胡兰成遗稿集》两本，是目前胡兰成作品首次精装本） 《文明皇后》是胡兰成晚年在日本的读史随感，以《北史》为基础，书写了文明皇后、崔浩等对中国后世有深远影响的拓跋魏历史人物，另附《中国列女传》及民国史等几篇未完稿。这些文章一直不为人知，连多年后台湾三三书坊编辑胡兰成作品集时也未能收入。今从胡兰成弟子仙枝所藏胡氏遗物中找出， 为她在胡兰成去世前三个月赴日本从胡兰成游时遵师命带回，至今已封尘了三十多年。 兰师晚年的著作,兴许已大致将核心的春秋史笔公诸于世,否则怎舍得搁笔远行?像此地一位身心科医师许添盛曾说:爱的极 致是放手。确实如此,这本《文明皇后》的结集即是兰师最后放手的篇章。——仙枝（胡兰成在台弟子） 胡兰成说：“今时除了我,无人能写南北朝演义。”这部《文明皇后》即可视同胡兰成未完成的《南北朝演义》来读。……胡兰成因为有过干政治的背景,故其写文章的视角与立意皆不同于侪辈中的一般文化人。你说它是散文,随笔,杂文,笔记,似 乎都不妥,但它端然是堂堂的礼乐文章,大气之雄文。他用心最深于写政论,所谓诗言志,他弄起学问来,绝非落到学究,也即不同于学院人。——小北（本书编者） 胡兰成之说，发以往历史学家之未见，道以往历史学家之未言，以宏观历史视野，把握中国历史脉搏节奏，也为评说当代历史开不二法门。 ——牛陇菲（当代文化学家、音乐学家）

因為張愛玲，胡蘭成便名留後世了。雖然胡蘭成抗戰時期曾任偽職，但他關於中國歷史文化、關於中國現代文學藝術的一些論述，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作為一家之言，不必因人而廢。本書編者為大陸著名學者、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陳子善教授，陳教授本人也是張愛玲研究專家，曾發掘不少張愛玲幾被湮沒的舊作，因為研究張愛玲，也旁及胡蘭成，這本文集便是他多年搜集得來的資料匯成。 寫張愛玲固然是胡蘭成的看家本領，而他對魯迅、周作人、蘇青等的評論，也獨出機杼；至於談《紅》論《金》，說書法賦新秋，也笿有趣味。文字佻脫不受拘管，將文史哲國情民俗熔作一爐，沒有頭緒中卻有靈光一閃，以為沒甚麼，細想一下又似乎有點甚麼，這大概也是蘭成了。今日來讀胡蘭成，或許同意他的觀點，或許相反，正確的觀點可以參考，不正確的觀點則從反面去審視，對於喜歡閱讀和思考的讀者，讀一讀胡蘭成，相信不是一件壞事。

唐君毅是百年大儒，胡蘭成則為當世志士。兩位高人結識後近三十年情誼，皆呈現於「胡蘭成致唐君毅書八十七封」之中。不管是歡喜，亦或是悽涼，胡蘭成這一封封信函，大抵似帕米爾高原，峰峰相連，隨處皆高。

此书是胡兰成在台湾出版的第一本书。1974年他受聘为中国文学学院终身教授，开门授课，其向来高谈汉文明或中国文明，此书即是他为授课而准备的一本书，记录了他在中国文化学院期间的思想精华。其书全面论述了中华文明的优越性，究天人之际，穷东西之辩，提出华学一词，将中国文明上升到与科学、哲学这两大世界学科并立的高度。其中见解深得唐君毅、卜少夫等人推崇。

本書以1942-45 年中日戰爭上海淪陷時期，四本與汪精衛政權有關的刊物為研究及論述對象，從其中反映的具體事實去考察上海在日據時期諸文藝現象，進而揭示此一新文藝斷層較為清晰的面目。這四本刊物是《古今》、《天地》、《雜誌》和《風雨談》。

胡兰成对禅宗第一奇书《碧岩录》的解读。作者通过对其中一百则禅宗公案的悟解，表达了对中国禅宗思想的独特看法。此书被视为中国禅学的经典之作。对禅的理解是作者整体文学观念的一部分，也是其人生境遇的一部分，书中表哥、哥哥、妹妹等其实都是胡兰成自己的化身，如满天花雨，无处不在。所以也可把此书看作一部“禅解”的《今生今世》。

胡兰成于1974年受聘到中国文化学院讲学，1976年返回日本侨居。彼时，仙枝、朱天文、朱天心等一群年轻人正通过胡兰成的书信指导，在文坛领袖朱西宁的直接引导下，办起了文学刊物《三三集刊》，开始追求文学理想。为了鼓励青年写作者，胡兰成亲自撰文指导，遂有此书《中国文学史话》，实际上是胡兰成给仙枝、朱天文等年轻弟子的文学教材。

《他们仨:张爱玲·苏青·胡兰成》是作者王一心，苏青在欢喜中忙着编辑《天地》第二期的稿子。这边张爱玲赐稿了，是短篇小说《封锁》。那边胡兰成也赠文了，是议论文《“言语不通”之故》。两人的稿子同上。于是胡兰成随便一翻，就“翻到一篇《封锁》”了，并且他“才看得一二节，不觉身体坐直起来，细细的把它读完一遍又读一遍”。犹嫌不足，于是将小说拿给朋友看，更写信去问苏青，“这张爱玲果是何人”？

胡蘭成的膽識與權謀 陳雲《信報》2003年12月-1月 「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胡蘭成在杭州的教會中學只讀到四年級，他的仕進，權謀，性情與學問，都靠自己的體會和造化。其時中國未經亙古大劫，普通一個人，都可以在繁複綿密的民間禮俗，學得一身本領。好似一個受過所謂高等教育的人，到了意大利鄉族，印度村社或西藏僧院體驗生活，自會嘆為觀止，肅然起敬，知道天地之寬，人物之美，書本知識只是人世的理論概述。胡蘭成被蕙蘭中學開除，事緣他當時是校刊的英文總編輯，校聞欄有一則投稿，記某同學因帳目問題而被罷免了青年會幹事職。校刊的顧問是教務主任，認為事關教會聲譽，禁止登載。胡蘭成向老師講理，老師不語，胡當老師是默許了，於是刊登。發刊之後，老師大怒，叫了他去罵，但他不服，老師以辭職向校長要挾，非要革退胡蘭成不可。胡於是退學還鄉。 ※山川人世的教化 胡這樣總結當時的學校教育：「但那幾年的學校教育對我也是好的。彼時學校的功課不像現在的忙，考試亦不在其意，很少團體活動，很少競爭比賽，讀書只是讀書，沒有想到要拿它派什麼用場，亦不打算將來的職業，且連對世事的意見有。我所以亦不信基督教，蕙蘭做禮拜，我總是可躲則躲，因為不喜歡基督教的無故鄭重其事。」更重要的是當時的生活環境，「但比學校教育更好的仍是紹興杭州的風景，使我的人亦在風景裏……當年父親帶我到紹興杭州，於我的一生裏就好比屏開牡丹。（《今生今世》，「韶華勝極」章）」讀胡蘭成的《今生今世》和其他由其弟子朱天文整理出版的著作，最可懷念的，是作者記述民初中國的清新氣象（如當時的西式學堂），以及未被敗壞的山川風景和清嘉民風。 第一次讀《今生今世》，是一九八二年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的陰暗角落。在歡迎新生的迎新營聽罷陳持和謝劍等老師慷慨講學，宵夜閑談，讀經濟學的學長大讚張愛玲，又說胡蘭成的《今生今世》頗值得一看。翌日到圖書館找書，是日本一九五九年出版的兩冊版，書面題字是「今世今生」，序言說「承服部擔風老先生為題字，卻誤作今世今生，但是也罷了。」逆來順受，隨遇而安，在敗事中生出喜氣，甚得黃老之道，於是便一直追看他的作品。隨後買了《山河歲月》，台北遠景原版，賣十八元。月前重看，才發現缺了版權頁，是香港翻印的。其時香港，還有人翻印此書，居然也賣得不錯。胡蘭成委託遠景出版的《山河歲月》及《今生今世》，料及政治壓力，已自刪近十萬字，奈何依然不容於台灣，而須再度流亡日本。其事見朱天文於三三書坊版《今生今世》編輯報告。可喜的是，我初讀胡蘭成，就可以在自由香港的圖書館讀到日本原版。 ※漢奸云乎哉？ 《莊子．胠篋》有言：「竊鉤者誅，竊國者侯。」賣國是大生意，中國沒幾個人夠資格被稱為「漢奸」的；能賣國者，須有「竊國」之才也。對於胡蘭成，現成的判斷，是認為他出仕汪精衛的南京政府，主張中日之間的「和平運動」，是漢奸無疑。白居易《放言》詩云： 贈君一法決狐疑，不用鑽龜與祝蓍。 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 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 在滿清覆亡，經濟疲弊而列強環伺之際，當政者或革命者都要勾結外國，李鴻章如是，孫文如是，毛澤東如是。辦洋務的漢官李鴻章要在滿清立足，必須挾洋自重。孫文曾接受日本的濟助，也曾透過法國在安南（今越南）殖民地的總督，接觸巴黎一富商，商借巨款一千萬元，後來法國內閣改選，借款之事遂作罷。數年之前，孫文偕同法國軍官到法國駐軍接壤的廣西，貴州，四川考察。據唐德剛的推斷，孫文隱約提及的法國富商，應是法國政府（《晚清七十年》，第五冊，頁二三七）。當時法國佔領中國藩屬國安南，無疑是敵國，孫文與之密約，又偕法軍視察邊境，是漢奸耶？至於毛澤東，革命之際，從組織，經費到軍備，無一不受蘇聯的接濟與支配。然而，民國草創之際，孫文無受外國支配。毛澤東當政之後，也疏遠蘇聯，甚至在黑龍江為珍寶島的主權開戰。 ※政治以情緒盲動為主力 即使接受漢奸這個概念，胡蘭成還未是漢奸。閱讀他的自傳和政論文章，他出仕汪精衛政府，是為了「和平**建國」。據他判斷，中日戰爭不只是兩國相爭，而是牽涉錯綜複雜的國際勢力，蔣介石不主動議和而被動抗戰，必令中國亡於共產黨。西方列強不願見到日本全勝，亦不想中國慘敗，而意欲奪取兩國戰疲之機，從中支配均勢，扶植附庸（《戰難和亦不易》，遠景，頁七）。他對世界局勢見解精到，早就預料德國會戰敗，主張日本要脫離歐洲的軸心國，避免捲入世界大戰和挑戰英美在亞洲的霸權。中日應在亞洲停戰，養精蓄銳，等待歐美戰後疲弊，中日聯盟而稱霸。他認為日本不應當中國是殖民地，只是掠奪礦藏和農產，日本要扶助中國工業化，以中國的繁榮助長日本的繁榮；日本與中國之間，應參照英國與法國在歐洲的關係，建立亞洲強權，並防止共產主義在國際和國內擴張。假如日本不知停戰，中國必向境外強權尋求援助，亞洲將被歐美瓜分。結果，日本聽不進去，大戰的結果，是國民政府依附美國，延安政權依附蘇聯，中國自此分裂。戰敗後的日本則被美國廢除天皇憲制，並禁止出兵海外，喪失部份國家主權。 胡在著作中常常強調，人事不敵天命，而政治的最大動力，來自非理性力量（情緒盲動）。國軍不肯遷就議和，硬要日本無條件撤兵，是因為草創的中華民國有大志。國力上升的日本就必會征伐朝鮮和中國（唐太宗征高麗也是同一道理），為國民的志氣尋覓一個出處。胡蘭成常譏諷日本人只知義氣，不識格物。日本怎會曉得，結盟比攻佔更為上算？他列舉瘦弱的甘地搖著的木頭紡車，正是印度獨立運動的最大動力，而這卻是非理性的經濟鎖國之路！他曾以《革命要詩與學問》為書名，演述政術密法。 美日交戰之後，胡蘭成料到日本必敗，南京政府與重慶政府亦會消亡，便與駐華日軍合作，在武漢辦軍校訓練軍官，密謀建軍獨立，接管日本撤兵之後的淪陷區，以武漢的咽喉地位，拖延重慶國軍西進。國軍意在借道武漢，奪取上海南京，他便可以轉戰鄂贛湘，盤踞西南，三分天下。然而在軍機火急之際，他患了登革熱，臥床一周，屬下的司令官向重慶納降，大勢已去。後來日本兵敗投降美國，他也透過駐華日使向日本建議，要駐華日軍與南京政府軍隊合編，成為中國軍，抗拒美國收降，而合編後的中日軍隊將運用駐華的日本資金，成立一個新的中國政府。日本大使與東京商議未決，而局勢危急，胡蘭成等待不及，只得毅然出逃。 須知日本與中國文化相近，日本士人仰慕中國文明，日皇的神道又與中國道教相通，日本的神道立國有助恢復中國祭政一體的禮法，而借助君主立憲成功的日本帶引中國維新，當比中國自己的各種革命嘗試為佳。日本的國土與人口，還少於中國。中日結合，是日本融和中國，還是中國融和日本？這是大權謀，若說胡蘭成是「賣國」，他是要中國和日本都被他出賣的。他在《山河歲月》說中國人忠君又好反，他是同時忠於中國與日本政權，亦會同時背叛兩者，忠於新創的軍事強權。由於事情未成，一切未可判斷。 胡蘭成的仕進與學問 「革命者，求職謀事也。」托洛茨基在《自傳》中，批評許多加入俄國十月革命的青年，稱之為求職謀事者(careerists)，即港式粵語說的「搵工一族」。舊政權和經濟秩序崩解之際，青年仕進和謀生之途被堵，加入各種革命政黨和幫派，以自己的才學，機變與膽識上進，是生存之路。能不卑不亢，求職謀事之後克盡職守，下野流亡，依然問學不輟，著述不斷，晚年收弟子傳學術，則亂離之際的求職謀事，倒成就了胡蘭成的生存之道。 ※邊做事，邊做學問 胡蘭成出身山村寒微之家，自小靠過繼，投靠和借貸，渡過人生危機，並得到義父資助入城進學。他初任胡村小學教員，轉任郵務生，因不服局長而遭辭退，借錢到北京遊歷，在燕京大學副校長室當抄寫員，工餘旁聽講課，感染學術新風，並加入國民黨（當時國民黨容共），初沾政治，後來隨同學去了廣西當中學教員，五年之間研究西洋學問，與托派人士研討國際形勢和政治經濟學，因此他的國際政治判斷，根基深厚。軍閥割據之下，他得到第七軍長廖磊聘請，兼辦《柳州日報》。憑藉獨到的政治分析，獲得汪精衛賞識，授職中華日報總主筆，歷任宣傳部次長，法制局長，兼任汪精衛的機要秘書。為官之後，把債務還清，也提攜舊人。 蔣介石回朝，審判汪政府之際，胡蘭成流亡溫州，隱姓埋名，但也買書借書，閱讀不止，並著述《山河歲月》。後來冒張愛玲的家世（他之前得到張愛玲許可），攀交溫州大儒劉景晨，以求庇護，劉以《山河歲月》為憑，推薦胡在溫州中學教書，解決生計。胡結識浙江名士，又與梁漱溟往來通信，切磋學問，梁漱溟大為賞識，後來引薦胡蘭成予毛澤東。 ※識破** 胡蘭成致書梁漱溟，曾預言「中國今後將有秦興，抑或可免此一劫而直接就開出新的漢朝，此則尚有天意存於其間。（《今生今世》，下同）他原期望解放軍以繼承中華民國的大志和中國民間起兵的機運，重建中國，可是共軍席捲中國之後，他目睹到處是鬥地主，逼公債，「其後更三反五反，****，則是共產黨要把民間起兵的餘勢及其再燃的可能，轉換方向，消耗至永絕。」他見到的優秀幹部，都被鐵的紀律捆綁，失了性情，慨嘆「**黨利用人的美德使之以身殉。」「天下人不死於殉惡，而死於殉善。」十月一日，共產黨溫州閱兵慶祝建國，組織全民到會，胡蘭成一人離隊，立在橋頭看，想起顧炎武望見清兵在山下經過，知道大事不可為，但仍寄望毛澤東可以懸崖立馬，他致書梁漱溟，託他向中共最高當局進言，一是停止階級鬥爭，二是保持產業平等（不能剝削農業來補貼工業），三是開向現代西洋，四是如實建立國史。毛澤東不以為然，但答應梁漱溟開辦文化比較研究機關，並聘請胡為副手。胡蘭成應召上京，途中拜訪文人舊友，都禁口不言，百姓鬱悶有之，暴戾有之，胡知道新朝是秦朝，不是漢朝，於是在上海乘船到香港，亡命日本。 胡對**建國，是澈底的蔑視：「****算的什麼呢？它不過是在產業落後國，要把資本主義先進國兩三百年來於各階段所做的，使用奴隸勞動，犧牲農村為工業，及掠奪殖民地等等，於三數十年的短時期內，壓縮的，綜合的，以強力來加速完成。」***的政術，也十分簡單，「**國以國家民族之生存換取無產階級之生存，以無產階級之生存換取官僚機關之生存（《戰難和亦不易》，頁二四四。）」 他反省中國引入****，是文人的造孽。「中國向來政治混亂是為政者之咎，而時代的思想混亂則是為士者之恥。北伐以來至於今日，政治上的失敗是由於時代的思想混亂之故，而製造此思想混亂者乃是文化人。文化人若有士之自覺，首先應責難於己。」（《革命要詩與學問》，頁一九四）。他責怪當年的文人苛求民國政府要事事民主，不容得孫文的臨時政府有一點權威，要求馬上結束訓政時期，「這班左傾文人的罪孽，是要等到***來了，**中國國民數千萬人，才明白了吧（上書，頁一九○）。」 ※衰埋一堆 旅居日本期間，胡與物理學家湯川秀樹，數學家岡潔，作家川端康成，藝術家乃至江湖豪俠結交，並試圖創建自己的學問體系。私見以為，胡蘭成的國學，國際政局，政治權謀，都是生平磨練出來的真知灼見，不同凡響。例如他認為中國近代的劫難，是斷絕了傳統的禮樂文明，唐朝仍有魏晉南北朝的制度為試驗，民國的政治制度無可沿承援引，不得不憑空來創造（《今日何日兮》，頁一一二）。這個判斷，愈久愈見其真。沒有繼承禮樂文明，則***的***國淪亡於貧乏，***的***國淪亡於（局部的）富裕。 胡蘭成的文章，更是不染五四時代的白話與歐化歪風，雖然夾雜方言，章句不平，仍屬第一性情文學。他的《今生今世》，是傳記文學，也是絕佳的民俗誌。然而，他對西洋文明的批評，以及創建的學問體系，試圖證明東方比西洋優越，試圖超越西方現代文明，則屬於浮淺妄作。五四時代的文人，囿於國族孤憤，又囿於時代的忙迫，不能有系統地，有閑地學習西洋學問，便狂妄地意圖超越西洋，寄望東風壓倒西風，於是****乘虛而入，造成國族浩劫。胡蘭成的《山河歲月》，得到劉景晨和江南名士賞識，梁漱溟，毛澤東也引為同道，都由於他們一同囿於「中國超越西方」的妄想。用港式粵語說，是「衰埋一堆」。 胡蘭成說世界文明的起源，是新石器時代的人渡過大洪水，啟悟了「無」，體驗了大自然與生命的飛躍，從「無明」進入「文明」（《建國新書》，頁十四）。他主張「歷史以中國史為正統史，建立中國文明的數學與自然科學，再建禮樂人世，代替今時物質主義的，動物性的所謂福利國家。（《山河歲月》，頁二八六）」他認為宣傳新知識要注意五項事，又將大自然歸結到五個基本法則（《革命要詩與學問》，頁一九四。）他反對議會式民主，蔑視產國主義（日文，意即資本主義結合消費社會），主張神道設教，祭政一體，恢復家庭生產和精細農業與手工業。這種烏托邦思想，上有西漢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下有晚清康有為的《大同書》，學者發一家之言猶可，真的付諸實行，與共產主義一樣的禍國殃民。 ※中國要平成，不要超越 佛教東來，不見魏晉盛唐的人要超越佛教，只是勤行精進，甚至西訪天竺，目的都是要成佛，不是要「超佛」。西學在明朝來華，明儒如徐光啟也是受洗入教，恭敬學習。只是近代中國文人失了根基和敬意，不知道中國人對現代文明的不滿，西洋人也有同感，而且研究得更深，也更迷茫。西洋現代的種種事物，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議會民主和人權法治，只有幾百年歷史，西洋人也在探討，再探討，連理解都是初步，超越更談不上。國人不應妄圖超英趕美，對於現代文明，應是求平成，不求超越。 平成，語出《古文尚書．大禹謨》，亦見《史記．五帝本紀》，內平則外成也，地平則天成也。日皇明仁一九八九年登基，時值日本滯脹（stagnation），也將年號定為「平成」。愚見以為，國人對於西洋事物，要少孤憤之心，多平正之氣，內平，然後可以外成。一日，胡蘭成向劉景晨痛陳時代的種種疾病，劉責道：「其實萬姓何嘗有這樣多疾病。」胡當下省悟，「原來悲憫激昂的話，多半是自身不得清安。」要平成，先要清靜無為，心無罣礙。

录一则保田与重郎为胡兰成《建国新书》作的序. 保田与重郎（YasudaYojulo，1910－1981）是日本战前战后时期的代表性的右派文艺评论家，是为‘日本浪曼派’（曼字为它故意所用，非误字）的创办人。 由此文可知胡兰成是在保田与重郎的怂恿指点之下，才完成《建国新书》的。此文对胡兰成的思想和文章有相当独到且精辟的分析。 --------------------------------------------- 《胡兰成<建国新书>序》（全集第四十卷） ‘我认识胡兰成大人，并不是他还在中国当汪兆铭政权重要阁僚时的事’，故尾崎士郎曾对胡先生的《中国之心》一书所写的序文中，就这么说过。其实，我也是一样。尾崎氏临死之前发表了《山河岁月》，前面就加上了‘为吾友亡命漂泊的孤客胡兰成兄’这样的献词。这个作品描述了战国末期的英雄立花宗茂的传奇性命运。我在这里不打算对尾崎氏的用意作任何的推测，不过，这篇小说中充满了恻恻的幽情。何况《山河岁月》这个书名原来是借用胡先生的同名著作的。尾崎氏生前爱读胡先生的这本书，有意亲自把它翻成日文。我不喜欢随便猜测已故之人的心情，然而，尾崎氏悲痛的隐情是不难想像的。所谓的‘亡命漂泊的孤客’其实是尾崎氏的自寄伤心之辞。胡先生是天性诗人，也是当今东方最高的学人，同时也是没有国家的亡命之客。 先生在年少时已成为革命家，其半生所经历的事，既丰富且多采，畏怖严肃兼而有之，更包含著几分放诞之气，不宜苟且言之。据我所知，他是中国第一流的人杰，也是东方文明第一流的学人。我对他文人诗书的天分和文章小说的才能也有极高的评价。这位激进革命家的外表可是古来东方的温容优雅。 对我国国风的真正精神及古道，先生有比国人更深一层的了解，至于其对我国历史民俗或文艺美术的见解，则我值得学习之处颇多。然而，其人依然是忽而变成革命家，终究是个政治之人，我对此一事实有深切的感触。 去年当孙文百年祭典之时，肥后（熊本）的老国士，孙文的亲友柴垣隆翁用独立建了硕大的纪念碑，我也参加了它的典礼。为了那天，孙文哲嗣孙科氏夫妻及哲孙孙子平氏夫妻都从美国远道而来，共襄盛举。而孙子平氏的夫人竟然是台湾中华民国政府追究其罪行的胡先生之义女，这简直是宿缘。当天庆宴上，民国的大使和孙科氏的家族都在贵宾席，而胡先生则坐在我的旁边，算是迎接宾客的东道之一了。宴散后，来宾辞去时，都主动来到胡先生面前殷勤致意，大使则与胡先生握手告别。不过，胡先生仍然是个亡命孤客。 那以前，我听说过有人劝他写一本有关东方风教傅统修身的书。现在东方传统的文明已经濒临灭亡危机。当此之时，能够写这一方面的书的人，恐怕非胡先生莫属吧！因此，我也对那位发案者表示敬意。在熊本的宿舍里，也劝他写这本书，提过我个人的意见。离开熊本的那天早上，我们一起去拜清正公的庙，也在慕清正公而来为他殉死的朝鲜人金官的坟墓上凭吊一番，晚上坐飞机离开熊本，陪先生抵达我在京都的山庄时已是半夜了。 先生似乎从那时开始准备写这本书，也似乎从那时开始考虑放弃政治而从事文笔。在撰述此书之前，他先出版了《心经随喜》，而那正是惊异的政治的书。《心经随喜》是用日语讲演的笔录。 在同一时期，他也开始撰写《建国新书》。他之所以没有写道德方面的书，而特意取名《建国新书》，大概是他所面临的激烈严肃寂寞的现实远远超过我们的想像之故吧！亡命孤客还是需要形成建国的政治理念作为个人道德的根底。不过，祭政一致的体制之下，政治和道德也理应被统一。 这本书是先生用日文撰写的，这使我十分感勤，我们应该好好地体会先生的心情。并且反省自己。先生先用日文写，然后再把它翻成中文。 我对先生有关日本文学的了解及想法抱有亲密的感情。至于他的文章，因有他独特的想法和见解，很难用世俗的习惯来衡量或调整。认识先生的人，都认为先生的有点辞不达意的日文却具有引发心思的特殊魅力，中文与日文的语法之间有差别，读者应努力去慢慢地体会它。 胡先生有一次对我说过亡命到日本有很多好处，其中之一是对古神道有所了解，也说过明治维新的根底也在此。我则认为先生能来到日本对日本历史加上了新的例证。先生是当今中国的第一流名士，也是第一流的学人，而我国历史上，我们的祖先一直努力去吸收大陆的第一流文化，且如此加以珍重，永远崇敬，但是，历史的本流上却一次也没有失去过我们古道的精神。在历史的重要时期，外国的伟大人物往往来到日本对我国文明带来了恩惠，为数著实不少。 解释先生所用的词汇时，就可发现此书的中心思想即‘政治’的观念已经用得相当特别。先生此一‘政治’的用法或许将来能扫清当今政治所含有的意义也未可知。至于先生的逻辑，忽而飞跃，忽而燃烧，在其错乱矛盾之中，我看到悲剧之美，而为此心痛。今年的新春，先生撰写一篇奉赞圣德太子的文章，用以阐明我国国体的本义。这是值得日本人学习的，我是这样想。 我自庆祝胡先生能来日本亡命的幸运，用日文撰写这本《建国新书》在同一意义上，也让我感动。不过，想到此事，相对此人，我的感动毋宁是无比的悲痛。 ------------------------------------------------- 尾崎士郎（1898－1964）是大众小说家，《人生剧场》为其代表作，他跟胡兰成的关系，待查。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战争时期曾受到军方和国粹主义者的压迫，并不是右派文人。

（1.著名画家、作家陈丹青题字推荐；首次精装呈现胡兰成著作；内文用纸讲究。 2.胡兰成生平散佚文字首次完整结集，淹没数十年文艺见解再现民国才子风采； 3.本书文字的收集与整理，历经有心者十多年的心路，查遍国内外各大图书馆； 4.本书也可说是胡粉读《今生今世》必须参阅的第一手文字材料 ； ） 本书为胡兰成各时期创作的文艺佚文，系第一次结集，是胡氏生前出版过的著述之外新发现的文字，故为集外集。书中文章从胡兰成十几岁到七十几岁，跨越了他一生。而这些文章的收集与整理，历经有心者十多年的心路，查遍国内外各大图书馆，也有从日文重新翻译成中文的，所贵重者在作者书写时的心意，也在后人追踪的苦心。 没有他自说自话的《今生今世》，没有他后期话题广泛的各类著述，胡兰成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留下的那么多风格独特、见解独特的文艺评论，同样风韵独具、文笔独具的散文随笔，也是值得现代文学史家留意的。 ——陈子善（张爱玲研究专家、华师大博导） 胡之文字当然美，然其美乃在美与不美之间，更有在美之上者。胡兰成的文章，今天看来，确实“出奇”，且“几无任何文学创作者可与之比并之处”。 ——薛仁明（台湾学者） 胡兰成一九四三年前后的文章，谈文学论艺术，虽是撰写政论之余的闲话，而有着很深刻而独有的见地，且在日本侵占下极为复杂的空气里，他的心思极静，写起闲文都是心怀坦荡。 ——小 北（本书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