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辑收入有关乡村社会、历史、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研究论文8篇，从不同角度研究中国乡村的历史与现状。《中国乡村研究(第2辑)》致力于提高中国乡村研究理论和实证的水平，促进中外乡村研究的学术交流，推动中国乡村研究本土化和国际化。 目录 陈春声 乡村的故事与国家的历史——以樟林为例兼论传统乡村社会的研究的方法问题 吴 滔 在城与在乡：清代江南士绅的生活空间及对乡村的影响——以吴江震泽为例 黄宗智 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 张小军 阳村土改中的阶级划分与象征资本 应 星 身体与乡村日常生活中的权力运作——对中国集体化时期一个村庄若干案例的过程分析 景 军 移民、媒体与一位农村老年妇女的自杀 龚启圣 周飞舟 赵阳 地方经济、财政和干部地为：对农民负担的一个定量分析 罗伯特·布伦纳 艾仁民 英格兰与中国长江三角洲的分岔：财产关系、微观经济学与发展型式 稿约

这是一本黄宗智先生谈论“方法论”的集子，主要包括了农村经济史研究方法、法律史研究方法、关怀现实的学术研究方法以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区别，是黄宗智先生研究方法论文的总集成。 理论是清晰的、抽象的和符合逻辑的，其目标是跨时空和普适的，而实践则常是模糊的、具体的和不符合逻辑的，是在某一特定时空中的特殊行为。两者之间可能是相符的，但也可能是背离和互动的，或充满张力和矛盾的。虽然如此，在人们的认知过程中，抽象概念/理论和具体经验/实践明显都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我们需要集中研究的不是两者之间的任何单一方面，而是两者之间的如何连接问题。

内容大致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关注中国下层社会和地方特色，论文钩沉索隐，分析入理；另一部分则着重从文化的角度即注重语境的乡土社会研究，比较关注政治、经济之外的象征意义。阅读这些论文，对来自农村或从事农村工作，对农村比较了解的同志来说，有拓宽思路、加深了解的启发意义；对那些不大熟悉农村的同志则有扩大知识，开拓新知识领域的意义；对研究和解决“三农”问题有参考价值。

黄宗智　　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1) 林　刚　　良性互动与恶性循环 ——关于中国城乡关系历史变动的一点思考………………………………(24) 老　田　　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转移”与“杜润生－林毅夫假设”………………(57) 周　立　　农村金融体系的市场逻辑与中国经验………………………………………(75) 张　玮　岳谦厚　　中共减租政策中的两个环节及相关问题讨论 ——以战时中共晋西北根据地区域为中心的考察………………(94) 郝志东　　知识分子和乡村发展：以山西省平州县为例………………………………(128) 贺雪峰　　试论２０世纪中国乡村治理的逻辑…………………………………………(157) 董磊明　　村将不村——湖北尚武村调查………………………………………………(174) 岳永逸　　乡村庙会的政治学：对华北范庄龙牌会的研究及对“民俗”认知的反思(203) 翟一达　　传承与嬗变：洽村的嫁妆变迁………………………………………………(242) 行　龙　马维强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集体化时代农村基层档案”述略(273)

收录国内外有关中国乡村研究方面的9篇论文，内容包括汉唐间中国的乡村社会组织，近代珠江三角洲、河北农村的治理模式，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的农村政策，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的日常生活，宗族组织、土地所有制的变化以及农村自治等方面的新特点。《中国乡村研究(第1辑)》的作者大都从具体个案出发做实证研究，展现了中国乡村研究的新视野。 目录 秦 晖 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层控制：汉唐间的乡村组织 刘志伟 边缘的中心——“沙田—民田”格局下的沙湾社区 李怀印 中国乡村治理之传统形成：河北省获鹿县之实例 刘 昶 在江南干革命：共产党与江南农村，1927——945 卢晖临 革命前后中国乡村社会分化模式及其变迁：社区研究的发现 阎云翔 从南北炕到“单元房”——黑龙江农村的住宅结构与私人空间的变化 张 静 村庄自治与国家政权建设——华北西村案例分析 斐小林 集体土地所有制对中国经济转轨和农村工业化的贡献：一个资源配置模型的解说 彭玉生 折晓叶 陈婴婴 中国乡村的宗族网络、工业化与制度选择 稿约

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文集。收入《略论华北近数百年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等论文7篇。

仅从法律文本和理论来看，当今的中国法律似乎完全拒绝、抛弃了传统法律以及革命法律，走上了“全盘西化”的道路。但是，如果通过法律的实践历史来看，中国法律则明显是个混合体，其中有旧帝国传统的延续和演变，也有新革命传统的创新和延续，更有对西方法律所作出的选择性转释和改造。本书是作者以这25年研究清代以来法律史的一些基本认识，试图指出创建具有中国主体性和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法律的方向，试图初步勾勒出其可能的图景。

1990年代以来，美国的中国法律史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新进展，先前的不少旧见陈说，均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反省和批判。而引领此一学术风潮的代表，乃是以黄宗智教授为核心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中国法律史研究群。他/她们立基于先前甚少为学界所系统利用的各种诉讼档案，贡献出一批引起国际学界广泛关注的研究成果。 本书所收的论文，系由UCLA中国法律史研究群的诸位学者亲自挑选，主要研究时段上至清代，中经民国，下迄当今，广涉司法实践、地方行政、妇女与性、土地买卖、税收与教育、地方政权建设、跨国家庭纠纷等多重面相。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本书提供的重要启示不仅包括提醒我们注重对诉讼档案的充分运用，以及吸收优秀的社会科学成果，还包括借历史之光洞见现实问题，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中国法律史研究“博物馆化”的困境。

《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经济变迁：历史、理论与现实（三卷本）》的出发点是中国土地和人口关系的演变，因为这是中国农业生产的给定基本条件。对明清以来到当代的演变，无论是“资本”还是现代科技投入，无论是财产制度和相关法律，还是社会结构或市场关系，都不能脱离土地-人口关系基本条件的背景来理解。改革时期的农业去集体化和家庭化以及市场化演变也同样如此。这绝对不是要单独突出人口为单一的决定性因素，而是要澄清人口与土地间的给定“基本国情”，由此分析这与其他生产要素、制度和社会演变之间的关系。 本书的特点之一是通过翔实的关于基层小农场运作的经济人类学资料来分析并说明其生产逻辑。这是一个由微观的生产实践来说明宏观的经济逻辑的研究进路和方法，由此展示它和现代工业经济的不同。本书所试图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家庭作为一个生产单位在历史上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今天又如何？这方面，中国与现代西方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其前景又如何？ 在认识论层面上，笔者一直有意识地摆脱意识形态化的理论先行研究，而采用从经验证据出发，由此提炼概念，而后再返回到经验证据的研究进路。目的是试图掌握一个题目最基本的事实，然后借助与现有理论的对话来提炼自己的概念。这和当前流行的从理论到经验，再到理论的做法正好相反。

中国农业在改革以来所经历的变化堪称一场隐性革命。今天回顾起来，其主要动力其实来自农业外，不是传统农业现代化中的科学选种与化肥，更不是机械化，而是伴随国民经济发展，尤其是非农部门的发展以及收入上升，而导致的人民食品需求转型，特别是畜—禽—鱼和菜—果消费的大规模上升，由此导致农业结构的基本转化。它其实是个由消费变化所推动的农业革命。 ——黄宗智

本书是关于中国清代与民国期间的法律与司法实践的研究专著。全书共三部分：导论；第一部，从清代法律到国民党法律；第二部，清代与国民党民事法律制度的比较。其中，第一部分为三章，介绍国民党民事法律的产生到成形过程，第二部分为七章，从典、田面权、债、赡养、婚姻等几个方面对清代与国民党民事法律制度进行了比较，最后的第十一章是结论。本书有两条线索：一是回答从清代到1949年，中国民事法律制度经历了怎样的变与不变；二是通过对清代与民国时期司法实践的考察，否定了“好人不见官”的传统看法，明确指出在此期间多数老百姓是使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并且多数县令、法官也是依法行事。

本书作为《中国的法律、社会与文化》系列丛书之一，是著名的海外华人学者黄宗智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本书作者通过十多年对清代大量乡村地方档案与实地调查资料的精心分析，揭示了清代官方法律文书与民间实际司法操作之间既联系又间隔的逻辑关系，阐述了清代法律、社会与文化间的复杂关系现象，丰富了对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研究范围，拓宽了研究的视野，对国内学术界在类似研究领域的工作颇有裨益。

本书汇集了黄宗智先生学术研究的精华。全书经作者亲自校阅，是比较权威的版本。 书中介绍了黄先生一贯强调的从经验证据到理论概念到经验/实践的研究方法，以及著名的黄氏“内卷化”、“过密化”理论。在翔实的经验证据基础上，论证了小农在人多地少的客观环境下所做的抉择，尤其是长时期为递减报酬而做出的高密度劳动投入，亦即作者之所谓“没有发展（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增长（总产出上升）” 以及“过密型商品化”。其影响可见于近年来“内卷”和“过密”两词在各社会科学学科的广泛应用。其后，黄在《规范认识》文中对中、西方研究作了整体性的反思，突出中国经验（从西方现存理论理解）的悖论性，引起众多的讨论。 此后黄宗智的研究主要转向法律史，再次在发掘 “诉讼案件档案的基础上”，打出新颖的分析概念，区别清代法律的官方“表达”与其司法“实践”，强调两者既背离而又统一，由此形成清代法律的基本性质。此后“表达、实践”两词的对立也在国内众多论著中广泛使用。黄提出了清代法律体系中的“第三领域”概念——亦即国家正规法庭与社区非正式调解相互作用的中间领域。后又进一步说明了该领域中的“半正式”治理方法（即对准官员的依赖以及国家惟有在涉及他们的纠纷中方始介入）。黄把清代的这个治理模式称作“集权的简约治理”。 在新近的四篇法律论文中，黄进一步指出，现代西方的实践历史同样不同于任何意识形态化的理论建构，尤其是西方现代影响最大的形式主义理论传统。他强调，中国从传统延续至今的“实用道德主义”思维方式与现代西方的形式主义思维方式形成鲜明的对照。今天，中国固然需要吸纳形式逻辑来建立理论，但也应建立既是中国的而又是现代的现代性，包括法律体系和社会科学。 面对中国当前的“三农问题”，黄既强调其过密化的历史延续，也指出在当前的“三大历史性变迁”中，中国农业终于面临“去过密化”的历史性契机。有关的论文揭示的是过密化“理论”本身的历史性，自始便与特定历史条件相连。 紧密连接经验与理论是黄教授学术生涯的一贯研究方法。本集最后一篇论文是他近年为国内研究生开办的研修班的说明，也可以看作是他对自己学术方法的一个总结性介绍。

本书分为三个专辑，主要内容包括专辑一：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理论与实践、导论、为什么历史是反理论的？、在西方发展乏力时代中国和西方理论世界的调和、后现代研究：望文主义，方为妥善、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专辑二：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编者前言、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的论争、晚清帝国的“市民社会”问题、中国公共领域观察、公共领域，市民社会和道德共同体、关于中国市民社会的研究、跋：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讲述在1350至1950年长达6个世纪的蓬勃的商品化和城市发展过程中，以及在1950至1980年的30年集体化和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先进地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农业长期徘徊在糊口的水平。只是到了20世纪g0年代，质的发展才真正在长江三角洲农村出现，并使农民的收入相当程度地超过了维持生存的水平。

近百年来中国虽然在法律理论和条文层面上缺失主体意志，但在法律实践层面上，却一直显示了相当程度的主体性，今天可以明确并认可这种抉择，而不要陷于完全盲从西方现代主义霸权话语的心态之中。本书提倡实践历史的研究方法的目的，正是为了摆脱那种心态，是为了确立本书所涉及的法律实践所体现的传统法律的现实性以及立法精神上的主体性，由此来探寻中国自己的现代法律。

本书根据多种档案材料和实地考察，并结合社会学诸多方面，探讨了华北小农经济长期未发展为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原因，并系统总结了西方和日本学者在此问题上的各种观点，内容丰富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