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2011升级版•珍藏版)(套装上下册)》是雨果的重要长篇小说。主人公冉阿让为了养活姐姐的七个孩子偷了一片面包，被判苦役，19年后才获释。后来，他受福来主教感化，重新做人，改名马德兰，开设工厂，成了富翁，还当上市长。他受奄奄一息的女工芳汀的托付，领养她的私生女柯赛特。柯赛特长大后，在公园里遇上具有共和思想的年轻人马吕斯，两人一见钟情。这时爆发了一场共和党人的起义。冉阿让将在街垒战中受伤的马吕斯救出，成全了一对年轻人的婚姻，但自己却一度受到误解，抑郁成疾，最后在柯赛特和马吕斯的怀里与世长辞。

雨果在小说中塑造了旺代叛军首领朗德纳克侯爵及其侄孙、镇压叛乱的共和军司令郭文，以及郭文的家庭教师、公安委员会特派员西穆尔登这三个中心人物，围绕他们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情节，描绘了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在一七九三年进行殊死搏斗的历史场面。小说结尾：朗德纳克因良心发现，返回大火焚烧中的城堡救出三个孩子，郭文为叔祖的人道精神所感动，情愿用自己的头颅换取朗德纳克的生命，西穆尔登则在郭文人头落地的同时开枪自杀。

雨果（1802-1885），法国著名小说家、诗人。《巴黎圣母院》是他的长篇小说代表作。 吉普赛少女爱斯美腊达在街头卖艺，圣母院教学副主教弗洛德欲占为己有。后发现她另有情人，又刺杀她的情人并嫁祸于他，致使她被判死刑。相貌奇丑、对她充满爱慕和谦卑之情的敲钟人卡席莫多把她救到圣母院避难。弗洛德把她劫出，威逼她屈从于他的兽欲。遭到拒绝后，弗洛德把她交给官兵，在圣母院楼上看着她被绞死。卡席莫多在绝望中愤怒地把抚养他长大的弗洛德推下顶楼，活活摔死。自己则到鹰山地穴搂住爱斯美腊达的尸体，与她死在一起，完成了“婚礼”。

《巴黎圣母院》是雨果小说创作的里程碑。作品中的故事发生在十五世纪路易十一统治下的巴黎。流浪艺人艾丝美拉达是一位美丽纯洁的吉卜赛少女。圣母院副主教克洛德·弗罗洛对她动了邪念，指使他的养子、圣母院畸形的敲钟人卡西莫多对她进行劫持。艾丝美拉达被国王卫队长福玻斯救出，她随后便爱上了这个轻薄而负心的军官。副主教趁这对男女幽会之机，刺伤了福玻斯，并嫁祸于艾丝美拉达。艾丝美拉达被判处绞刑。卡西莫多对她也怀着爱慕之情，遂将她从刑场上救出，藏在圣母院避难。巴黎下层社会的乞丐和流浪人为了营救艾丝美拉达，围攻圣母院。国王派福玻斯领兵前去镇压。混战中，弗罗洛将艾丝美拉达劫走，威逼她屈从自己的淫欲，遭到坚决拒绝后，就把艾丝美拉达交给追捕的官兵，在钟楼上狞笑着看艾丝美拉达被绞死。绝望的卡西莫多看清了副主教的人面兽心，愤怒地将他从楼顶推下，活活摔死，自己则抱着少女的遗体自尽。这部小说以其紧张非凡的故事情节，色彩浓烈的中世纪社会画面，鲜明夸张和对比强烈的人物形象，而成为浪漫主义小说的代表作。

雨果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而且也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充满着人文激情的社会斗士。他的作品创作量那么大、成就那么高，在各领域中都是顶尖的。这位伟大的作家其创作量在世界级大文豪中是非常惊人和突出的。他作为诗人，写了20多本诗集，共20多万行；作为小说家，他写5部长篇小说，300多万字；若干中、短篇，超过了以写小说为专长的狄更斯与托尔斯泰；在戏剧方面写了10多个浪漫剧和其他剧本；三部政论作品、三部游记杰作；见闻录好几卷；还有文学评论，等等，几乎可以说是空前绝后。 雨果作为诗人，不是属于某种类别的，而是多方面的。他有许多头衔，如法兰西民族诗人、历史诗人、风云诗人等等。 雨果经历了法国历史动荡的时代。从帝国到共和几经起落反复，从拿破仑到第三共和，历史的重要事件，法兰西的兴衰荣辱，在他的诗歌中都有体现。人民的心声通过雨果这个代言人都能得到抒发。如《惩罚集》的出版就像"革命传单"一样撒向社会，影响力非常大。在历史方面，诗集《历代传奇》写人类社会的发展，从宗教传说到19世纪整个人类很多世纪以来的进步、发展进程，事件及现象。这部作品气势宏伟，内容丰富，在世界文学史上是空前的巨型史诗。 雨果在抒情诗方面也取得很高的成就。他的诗充满对民族、人民斗争的正义感；对暴政的愤怒与憎恶；对爱情、友情、亲情丰满而感人的咏唱。他是一个特别好的亲情诗人。雨果有五个子女，在他之前四个去世了，晚年只有一个据说是"私生女"的女儿，还是精神病患者，名叫阿代勒二世。他写的《悼亡诗》非常感人，读了令人落泪。七八十岁时，身边只有孙儿、孙女，他把感情倾注在他们身上。写了很动感情的《祖孙诺》，成为世界文学史写亲情之杰作。 在戏剧方面，雨果完成了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的过渡。1927年发表的《〈克伦威尔〉序言》，文字非常漂亮。他提出反对古典主义，主张扩大艺术表现范围，提出丑、美结合的对照原则。雨果的戏剧作品五光十色、起伏跌宕、故事浪漫而有趣。有的剧还没上演新旧两派就发生激烈较量，最后以剧的演出成功而告终。浪漫剧从此在舞台上占了上风。他有十几部戏剧独占法兰西舞台达10多年。这不是一件小事，雨果的浪漫剧到20世纪，在法国国家剧院还在不断上演。 雨果是世界少有的伟大小说家之一。一般认为小说是现实主义占优势的领地，如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就是代表，读者也喜欢这类小说。雨果不按现实主义路子写，但他的小说也可以与上述几位巨匠媲美。《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等在全世界有亿万读者。这些作品经历了时间的考验。 在散文、政论方面，雨果的游记一直受到大家的称赞。政论作品读者一般较少，而他写的《拿破仑政变记》、《小拿破仑》在全世界发行100万册。这是时代的真情，而雨果本人就是与拿破仑做斗争的。拿破仑迫害志士仁人，他都经历了。为此，他在国外流亡了19年。 雨果还是一位出色的画家，钢笔画、水彩画都很有特色。法国还出了雨果的画册。 从以上几方面说，如果一个人有他其中一项就足以使他不朽了，而雨果在这么多的领域都达到顶尖的水平，是多么的了不起！他的伟大形象是突出的，我称之为"雨果奇观"，令我们这些人望而兴叹，与之相比，我们太渺小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纪念雨果的原因。 雨果是文学家中廖若晨星的伟大社会斗士! 作为伟大作家的雨果，难能可贵的是，他是文学家中廖若晨星的伟大社会斗士。他一贯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支持、讴歌为争取民主共和的运动；反对侵略战争。1861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以后，他曾发表著名的抗议信，愤怒地谴责了英法联军毁灭东方文化的罪恶和行径。从"七月王朝"垮台到1848年革命，雨果在法国政治生活中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是民主共和左派的代表，在议会中很起作用。 由于反对拿破仑第三政变，流亡英国。拿破仑第三多次表示赦免他，被他拒绝。这使他在争取共和民主斗争中成为一面旗帜，一种精神，一个主义。当"巴黎公社"被镇压的时候，他挺身而出，呼吁赦免公社社员，并把自己的住宅作为社员的避难所。 雨果的创作特点，基本上是浪漫主义的，各种各样的作品都可以此定性。在艺术上提出对照原则，滑稽丑怪与崇高优美、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的鲜明对照表现很突出。但他有时在写作中对照过于膨胀，有失分寸，太追求人工强烈对比。如《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特别慈悲人道、为人忘我。对照的警官沙威则阴险狡诈、伤天害理。《巴黎圣母院》中的卡西莫多奇丑无比，但心底很善良，对照的神父道貌岸然、内心肮脏、坏事干尽等等。 雨果的创作所提出的社会问题，反映的社会现象，如妇女、儿童、穷困人们的不幸和种种遭遇大多来自现实生活。他用丰富的情感、敏锐的观察和丰富的联想、浓重的色彩，描绘社会现实和人物原型来说明社会问题。他说：只要我描写的人没成过去，这个作品就没过时。 雨果在《悲惨世界》的序言中说：只要本世纪的三大问题--男人因穷困而道德败坏，女人因饥饿而生活堕落，儿童因黑暗而身体羸弱--还不能全部解决，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愚昧和穷困，那么这一类书籍就不是虚设和无用的。他的人道主义与人文精神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雨果是法国的，同时又是属于全世界的，他的不朽作品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笑面人》是法国浪漫主义文豪雨果在其19年流亡生涯中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是继《巴黎圣母院》之后的又一部浪漫主义杰作。小说通过贵族后裔关伯兰面容被毁后所经历的一系列遭遇，揭示了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的社会现实和尖锐矛盾，描绘了一幅人民群众悲惨生活的画面。 　　它是雨果艺术成就最高的小说作品，再次体现了雨果一贯倡导的“美丑对照”的创作原则，充沛着旺盛的民主主义激情和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具有一种激愤的揭露和批判力量，标志着雨果向现实主义迈出了一大步。

《海上劳工》内容简介：根西岛老水手勒蒂埃利与郎泰纳合伙经营运输船，不料后者却驾船携款潜逃。勒蒂埃利爱到学生打击，生命垂危。其养女戴吕谢特含泪宣布：谁找回船只，她就嫁给谁。暗恋戴吕谢特的青年吉利亚特挺身而出，驾着孤帆，同大海展开了惊心动魄、英勇卓绝的搏斗......然而,当他找回船只和金钱时,却无意中发现戴吕谢特与教士埃伯内齐尔相恋.于是,他便做出了他一生中的第二个重大决定。

《九三年》是享誉世界文坛的法国浪漫主义巨匠雨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雨果在小说中塑造了旺代叛军首领朗德纳克侯爵和他的侄孙、镇压叛乱的共和军司令郭万，以及郭万的家庭教师、公安委员会特派员西穆尔丹这三个中心人物。围绕他们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情节，生动地描写了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生死搏斗场面。小说最后：死里逃生的朗德纳克因良心发现，返回大火焚烧中的城堡救出三个孩子；郭万为叔祖的人道精神所感动，情愿用自己的头颅换取朗德纳克的生命；西穆尔丹在郭万人头落地的同时开枪自尽。《九三年》可以说是雨果的写作艺术和人道精神的最终显示。

史诗式的小说－《悲惨世界》，描绘了一副社会底层受苦受难，为生存而挣扎，受欺凌受欺辱，受迫害受压迫的悲惨世界的图景。《悲惨世界》是继《巴黎圣母院》之后，雨果对世界文学更厚重的献礼，具有持久的震撼人心的力量。实在值得每位读者细细品尝。

《悲惨世界》以卓越的艺术魅力，展示了一幅自1793年法国大革命至1832年巴黎人民起义期间，法国近代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辉煌画卷，最大限度地体现了雨果在叙事方面的过人才华，是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典范。小说集中反映了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饱含了雨果对于人类苦难命运的关心和未来坚定不移的信念，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

主人公格温普兰是英国上议员的儿子，是财产和爵位的唯一继承人。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在他父母死后国王命令将他出卖给儿童贩子。儿童贩子在这个孩子的脸上做了毁容手术，从此在他的脸上留下了永恒的笑容。从两岁起他就和这些人在一起耍把戏，在他10岁那年，为了逃避法律的严惩，狠心的儿童贩子把他抛弃在波兰海岸上，这个孩子历经艰难险阻坚强地活了下来，并在雪堆里救出了瞎子女婴蒂。流浪汉苏斯收养了他们。于是他们相依，为命以卖艺为生，过着流浪的生活，在苦难的生活中，格温普兰和蒂这两个苦命人产生了纯洁的爱情。

《巴黎圣母院》于一八三一年初版问世，是雨果第一部引起轰动效应的浪漫派小说。作品描写了十五世纪路易十一统治下的法国巴黎，丑陋的圣母院敲钟人伽西莫多和副主教克洛德同时爱上了美丽的吉普赛女孩爱斯梅拉达，后者却迷上了弓箭队长弗比斯，两人幽会之时，弗比斯被尾随其后、妒火中烧的副主教刺伤，无辜的爱斯梅拉达却被指认为凶手，并背上了巫术惑人的罪名，最后被处绞刑而死。营救无望的伽西莫多绝望之下，将虚伪懦弱的副主教推下了圣母院的钟塔，最终在墓窖中陪伴着他心爱女孩的尸骨死去。

雨果，（l802～1885）是19世纪前期积极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法国文学史上卓越的资产阶级民主作家。贯穿他一生活动和创作的主导思想是人道主义、反对暴力、以爱制“恶”，他的创作期长达60年以上，作品包括26卷诗歌、20卷小说、12卷剧本、21卷哲理论著，合计79卷之多，给法国文学和人类文化宝库增添了一份十分辉煌的文化遗产。其代表作是：《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长篇小说。 雨果几乎经历了19世纪法国的一切重大事变。他从小崇拜法国早期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1827年发表韵文剧本《克伦威尔》和《序言》（1827），“序言”被称为法国浪漫主义戏剧运动的宣言，是雨果极为重要的文艺论著。1830年他据序言中的理论写成第一个浪漫主义剧本《爱尔那尼》，它的演出标志着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的胜利。 《巴黎圣母院》（1831）是雨果第一部大型浪漫主义小说。它以离奇和对比手法写了一个发生在15世纪法国的故事：巴黎圣母院副主教克罗德道貌岸然、蛇蝎心肠，先爱后恨，迫害吉卜赛女郎爱斯梅拉尔达。面目丑陋、心地善良的敲钟人卡西莫多为救女郎舍身。小说揭露了宗教的虚伪，宣告禁欲主义的破产，歌颂了下层劳动人民的善良、友爱、舍己为人，反映了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 《悲惨世界》最能代表雨果的思想艺术风格，他以卓越的艺术魅力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奴役劳动人民、逼良为娼的残酷的现实。然而，作家深信唯有道德感化是医治社会灾难的良方。小说虽不乏现实主义因素，但就人物形象的塑造、环境的描写，象征和对比手法的运用等方面而言，仍然是一部浪漫主义的杰作。 《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多次被拍成电影，在世界上广为流传，成为经典之作。

《雨果论文学(译文随笔)》最早于1980年收入《外国文艺理论丛书》，由我社出版，以后再未重版，由于其本身的学术和文学价值，加之未曾重版，已成为读书圈里的稀缺产品。值得重印一次。可收入我社的“译文随笔”译丛。由柳鸣九先生选译的《雨果论文学》内收《论司各特》《论拜伦》《莎士比亚论》以及《克伦威尔》序等多部重要作品的序言，集中展现了“浪漫主义旗手”雨果的文学观——亦可以代表整个法国浪漫主义流派的文学主张，这些论文和序言本身也是激情澎湃的浪漫主义美文，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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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年》是雨果晚年的重要作品，这是他的最后一部小说。他在《笑面人》（一八六九）的序中说过，他还要写两部续集：《君主政治》和《九三年》。前者始终没有写成，后者写于一八七二年十二月至一八七三年六月，一八七四年出版。这时，雨果已经流亡归来；他在芒什海峡的泽西岛和盖尔内西岛度过了漫长的十九年，始终采取与倒行逆施的拿破仑三世誓不两立的态度，直到第二帝国崩溃，他才凯旋般返回巴黎。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要面对普法战争的悲惨战祸和巴黎公社社员的浴血斗争，眼前的现实给他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再一次激发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他回顾历史，法国大革命的史实给了他启发，他有心通过大革命时期旺代地区保王党人的叛乱，阐发自己的思想。这个念头早在一八六二年底至一八六三年初已经出现，如今写作时机成熟了。雨果在致友人的信中说：“天主会给我生命和力量，完成我的敌人称之为庞大得出奇的巨大计划吗？我年迈了一点，不能移动这些大山，而且是多么高耸的大山啊！《九三年》就是这样一座大山！”显而易见，在雨果的心目中，《九三年》分量很重，他轻易不肯动笔，因而酝酿的时间有十多年之久。雨果在写作之前阅读了尽可能多的材料，做了充分的了解历史背景的工作。关于大革命时期布列塔尼地区的叛乱，他看了皮伊才伯爵的《回忆录》（一八０三-一八０七），杜什曼·德斯波的《关于朱安党叛乱起源的通信》（一八二五），从中借用了人物、名字、方言土语、服装和生活方式的细节，还有各个事件。关于救国委员会的活动，他参阅了加拉、戈伊埃、兰盖、赛纳尔等人的回忆录。关于国民公会，他参阅了《日通报》汇编。他研读了米什莱、路易·布朗、梯也尔、博南的著作；博南的《法国大革命史》保留了一条书签，上写：“一七九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关键局势。”这一天成为小说的出发点。他还使用过拉马丁的《吉伦特党史》，阿梅尔的《罗伯斯比尔史》和他的朋友克拉尔蒂著述的《最后几个山岳党人史实》，另外，赛巴斯蒂安·梅尔西埃的《新巴黎》给他提供了一七九三年的法国生活和堡垒建筑的宝贵材料。雨果并没有让这一大堆材料所左右，而是驾驭这些材料，创作出一部生动而紧张的历史小说。应该说，雨果对法国大革命并不陌生，他生于一八０二年，父亲是拿破仑手下的一个将军，而母亲持有保王党观点。雨果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经历了大革命的变迁。对于这场人类历史上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他有切身的感受。不过这时雨果早已改变了早年的保王派观点，他从四十年代末开始已成为共和派，他是以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眼光去看待这场革命的。雨果不想写作一部通俗的历史小说，他不满足于描写法国大革命的一般进程，而是想总结出某些历史经验。《九三年》这部历史小说的切入角度是独具慧眼的。雨果选取了大革命斗争最激烈的年代作为小说的背景。一七九三年是大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一年：在巴黎，雅各宾派取代了吉伦特党，登上了历史舞台；面对着得到国外反法联盟支持的保王党发动的叛乱，以及蠢蠢欲动的各种敌人，雅各宾党实行革命的专政和恐怖政策，毫不留情地镇压敢于反抗的敌对分子；派出共和军前往旺代等地，平定叛乱，终于使共和国转危为安，巩固了大革命的成果。雨果在小说中指出：“九三年是欧洲对法兰西的战争，又是法兰西对巴黎的战争。革命怎样呢？那是法兰西战胜欧洲，巴黎战胜法兰西。这就是九三年这个恐怖的时刻之所以伟大的原因，它比本世纪的其余时刻更伟大。”他又说：“九三年是一个紧张的年头。风暴在这时期达到了最猛烈最壮观的程度。”以这一年发生的事件来描写大革命，确实能充分反映人类历史中最彻底的一次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 雨果尊重历史，如实地展现了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残酷性，描写出这场斗争激烈而壮伟的场面。在小说中，保王党叛军平均每天枪杀三十个蓝军，纵火焚烧城市，把所有的居民活活烧死在家里。他们的领袖提出“杀掉，烧掉，绝不饶恕”。保王主义在一些落后地区，如布列塔尼拥有广泛的基础，农民盲目地跟着领主走。他们愚昧无知，例如农妇米歇尔·弗莱夏既不知道自己是法国人，又分不清革命和反革命；她的丈夫为贵族卖命，断送了性命；乞丐泰尔马什明知政府悬赏六万法郎，捉拿叛军首领朗特纳克，却把他隐藏起来，帮助他逃走。农民的落后是贵族发动叛乱的基础，小说真实地反映了这种社会状况。面对贵族残忍的烧杀，共和军以牙还牙；绝不宽大敌人。在雅各宾派内部，三巨头--罗伯斯比尔、丹东、马拉，虽然政见有分歧，但都一致同意采取强有力的手段。他们选中主张“恐怖必须用恐怖来还击”的西穆尔丹为特派代表，颁布用极刑来对待放走敌人的严厉法令。因为要保存革命成果，就不得不用暴力来对付暴力。 其次，雨果正确评价了雅各宾党专政时期实行的一系列政策。他把国民公会喻为酿酒桶，桶里“虽然沸腾着恐怖，也酝酿着进步”。国民公会宣布了信仰自由，认为贫穷应受尊敬，残疾应受尊敬，母亲和儿童也应受尊敬；盲人和聋哑人成为受国家监护的人；谴责贩卖黑奴的罪恶行为；废除了奴隶制度；颁布了义务教育制；创立了工艺陈列馆和博物院；统一了法典和度量衡；创办了电报、老年人救济院、医院；创建了气象局、研究院。这一切措施都放射出灿烂的思想光芒，造福于人民。大革命所进行的乃是启蒙思想家的理想，是以先进的资产阶级文明代替愚昧落后的封建体制。至今，上述各项措施继续起着良好作用，并普及到世界各国。 对法国大革命和九三年的阶级生死搏斗的正确描写，是这部小说的基本价值所在。雨果捍卫法国大革命，包括雅各宾派一系列正确政策的立场，鲜明地表现了他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现出真知灼见。《九三年》以雄浑的笔触真实地再现了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历史面貌，是描绘法国大革命的一部史诗。不过，对于雅各宾派的所作所为，雨果并没有完全加以肯定。雅各宾派为什么会失败？人们有各种各样的看法，雨果也进行了哲理的沉思。在他看来，尽管一方面是刀光剑影，以暴力对付暴力，但另一方面，应有仁慈，要以人道对人道或非人道。他认为，雅各宾派滥杀无辜，没有实行人道主义政策，以致垮台。这一沉思表现在小说结尾。人们历来对这个结尾争论不休，难以得出结论，小说的魅力却很大程度来自于此。从艺术上看，《九三年》的结尾是出人意外的，同时写得扣人心弦。叛军首领、布列塔尼亲王朗特纳克被围困在图尔格城堡，他要求以被他劫走、作为人质的三个小孩来交换，请蓝军司令官戈万放了他，戈万断然拒绝。可是朗特纳克得到别人帮助，从地道逃了出来。突然他听到三个孩子的母亲痛苦的喊声：三个孩子快要被大火吞没了。朗特纳克毅然折回来，冒着危险，救出三个小孩，他自己则落到共和军手里。戈万震惊于朗特纳克舍己救人的人道主义精神，思想激烈斗争，认为应以人道对待人道，便放走了郎特纳克。特派代表西穆尔丹是戈万小时的老师，他不顾广大共和军战士的哀求，坚决执行“任何军事领袖如果放走一名捕获的叛军便要处以死刑”的法令，铁面无情地主张送戈万上断头台。就在戈万人头落地的一刹那，他也开枪自杀。 西穆尔丹、戈万和朗特纳克是小说中的三个主要人物，他们之间的纠葛从政治观点的敌对，转化而为是否实施人道主义的冲突。雨果认为：“慈悲心是人类共同生活的残余，一切人心里都有，连心肠最硬的人也有。”朗特纳克的情况就是这样，“那个母亲的喊声唤醒他内心的过时的慈悲心，”“他已经走入黑暗之中，再退回到光明里来。在造成罪行之后，他又自动破坏了那罪行。”对此，戈万在沉思时发现，“一个英雄从这个恶魔身上跳了出来”，朗特纳克不再是杀人者，而是救人者；不再是恶魔，这个拿着屠刀的人变成了“光明的天使”；他赎回了种种野蛮行为，救了自己的灵魂，变成无罪的人。 小说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像异峰突起，使矛盾达到白热化。如何处置与评价朗特纳克和戈万的行为，构成了人物之间的冲突，也引起读者不同的看法。毫无疑义，与其说是戈万在沉思，不如说这是雨果的想法。倘若朗特纳克是个一般的保王党人或一般的叛军指挥官，他舍身去救三个处在大火包围中的小孩，那么这还是可以想像的。令人费解的是，朗特纳克是个异常冷酷的人，他出现时曾经毫不怜悯地枪杀蓝军中随军的女人，正是他劫走了三个尚不懂事的孩子，作为向共和军要挟的人质，也正是他要放火烧死他们，准备同归于尽。试问，这样铁石心肠的人，内心怎么还能容纳得下人道主义思想？他怎么会在一时之间改变本性，产生人道主义？雨果并没有描绘在这一瞬间，他内心的思想活动，因而读者也无从理解这一行动的可信性。不能不说，雨果没有拿出充分的依据去证明这个恶贯满盈的人（或者说恶魔）是怎么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所以，朗特纳克返回去救三个孩子的行动，只是对作者的“慈悲心连心肠最硬的人也有”这一观点十分概念化的图解。 至于戈万，他的行动倒是描写得有根有据的。雨果早有交代，说他在打仗时很坚强，可是过后很软弱；他待人慈悲为怀，宽恕敌人，保护修女，营救贵族的妻女，释放俘虏，给教士自由。他的宽大不是无原则的，他曾对西穆尔丹说，他赦免了战败后被俘获的三百个农民，因为这些农民是无知的，但他不会赦免朗特纳克，因为朗特纳克罪大恶极，即使是他的叔祖也罢。法兰西才是他的兄长，而朗特纳克是祖国的叛徒。他和朗特纳克誓不两立，只能你死我活。然而，他又有一些想法，与他的司令官身份很不相称。例如，他认为路易十六是一只被投到狮子堆里的羊，他想逃命和防卫是很自然的，虽然他一有可能便会咬人。最主要的是，他认为“恐怖政治会报害革命的名誉”，推翻帝制不是要用断头台来代替它，“打掉王冠，但是要保护人头。革命是和谐，不是恐怖……‘恕’字在我看来是人类语言中最美的一个字……在打仗的时候，我们必须做我们的敌人的敌人，胜利以后，我们就要做他们的兄弟。”这些话为他后来的行动按下了伏笔，虽然是雨果的观点，但与人物的思想是融合在一起的。 戈万的行动同雨果对雅各宾派的看法有关，雨果对雅各宾党的恐怖政治是颇有微词的。在他的笔下，雅各宾党三巨头狂热多于理智，只知镇压，不懂仁政，语言充满火药味，浑身散发出平民的粗俗气息。他们所执行的恐怖政治在一定条件下起了作用，但同时也包含着弊病。戈万认为对旧世界是要开刀的，然而外科医生需要冷静，而不是激烈，“恐怖政治会损害革命的名誉”。共和国不需要一个“怕人的外表”。从这种观点出发，戈万放走朗特纳克是顺理成章的。应该说，雨果在小说里发表的见解既非全对，亦非全错。对于保王党人的武装叛乱和残忍屠杀平民的行为，革命政权只有以眼还眼，这样才能保存自身。但也无可讳言，雅各宾党矫枉过正，存在滥杀现象，这就是为什么雅各宾党的专政维持不了多久，连罗伯斯比尔也上了断头台的原因。据马迪厄的《法国革命史》考证，一七九四年，当局嫌断头机行刑太慢，便辅之以炮轰、集体枪毙、沉船，一次就处死几百人。因此，雨果提出胜利后应实施宽大政策，是针对革命政权的极端政策而发的，具有合理、正确的因素。但戈万之所以放走朗特纳克，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敌人也能实行人道主义，共和军就不能实行人道主义吗？这里，雨果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的观点集中表现为这句话：“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雨果将革命和人道主义割裂开来是错误的。革命与人道主义可以统一，而且应该统一起来。就拿资产阶级革命来说，这是对罪恶的、不人道的封建制度的清算，而代之以更人道的社会制度；自由、平等、博爱，就是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比起封建主义的人身依附关系。贵族特权、森严的等级制度要前进一大步。然而，在有敌对阶级存在的社会中，尤其在尚未取得最终胜利的紧急关头，不可能也不应该实行宽大无边的、绝对的人道主义，否则就是对人民实行不人道。以朗特纳克来说，就算他果真救出三个孩子，自己束手就擒，对于革命的一方来说，完全可以根据他的情况作出合理的符合人民利益的判决，而不一定非要处以极刑。当然，共和军不会这样处理。但是，放走了他，后果会怎样呢？他必然与革命政府为敌，再次纠集叛军，攻打共和军，屠杀无辜的百姓，犯下非人道的罪行。从效果来说，戈万放走朗特纳克的行动，对人民来说，是不符合人道原则的。以上分析说明，无论雅各宾党，还是雨果本人，都未能处理好革命与人道的关系问题。西穆尔丹是作为戈万的对立面而出现的，虽然他也是一个革命者。小说中，他是革命政府的化身。尽管早先他是教士，但他爱憎分明，他能用嘴去吸一个病人喉部的脓疮，可他决“不会给国王干这件事”。他认识到革命的敌人是旧社会，“革命对这个敌人是毫不仁慈的”。然而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没有人看见他流过眼泪，他自认为不会犯错误，别人无可指摘。他既正直又可怕。他虽然崇高，“可是这种崇高和人是隔绝的，是在悬崖峭壁上的崇高，是灰色的、不亲近人的崇高；他的崇高的周围被悬崖峭壁包围着。”他忠于雅各宾党的信条和各项恐怖政策，他向委任于他的国民公会保证：“假如那委托给我的共和党领袖走错了一步，我也要判处他死刑。”他屡次警告戈万：“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仁慈可能成为卖国的一种形式。”他的誓言和警告都成了事实。在判处戈万死刑之后，他再一次同戈万交锋。戈万纵横捭阖，畅谈他的理想，西穆尔丹无言以对，败退下来。他承认戈万的话有道理，但是他不可能改变自己的观点，内心处于不可克服的矛盾之中。“他有着像箭一样的盲目的准确性，只对准目标一直飞去。在革命中没有什么比直线更可怕的了。西穆尔丹一往直前，这就注定了他的不幸。”他亲手处死了自己“精神上的儿子”和学生、他的战友，最后在痛苦与惶惑中开枪自尽。通过他的悲剧，雨果批判了只讲暴力，不讲人道，只知盲目执行，不会灵活处置的革命者。西穆尔丹是有代表意义的、相当真实的一个形象。 作为浪漫派的领袖，雨果的浪漫手法在《九三年》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雨果的一个重要的浪漫手法是将无生命或非人的事物，描绘得如同有生命的物体一样神奇、动人心魄、令人惊叹。小说开篇对战舰上大炮的描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这艘名为巨剑号的军舰上，一尊二十四斤重弹的大炮从炮座上滑脱了，它变成了一头怪物，它在舰上滚来滚去，旋转，冲撞，击破，杀害，歼灭，又像握城锤在任性地撞击城墙：“这是物质获得了自由，也可以说这是永恒的奴隶找到了复仇的机会；一切仿佛是隐藏在我们所谓无生命的物体里的那种恶性突然爆发了出来；它那样子像是发了脾气，正在进行一种古怪的神秘的报复；再也没有比这种无生物的愤怒更无情的了。这个疯狂的庞然大物有豹子的敏捷，大象的重量，老鼠的灵巧，斧子的坚硬，波浪的突然，闪电的迅速，坟墓的痴聋。它重一万磅，却像小孩的皮球似的弹跳起来。……暴风可以停止，台风会吹过去，断掉的桅可以换一根，一个漏洞可以堵上，火灾可以扑灭；可是对这只庞大的青铜兽怎么办呢？”这门大炮完全解除了军舰的战斗力。雨果丰富的想像力将这个场面描绘得令人叹为观止。就是在这样一个悲壮的场面中，朗特纳克出现了，显出他的严厉、冷峻和刚毅。这个阴惨惨的、色彩神秘的开场给小说定下了悲剧的调子。雨果就以这样的笔法，营造出残酷的、命运捉摸不定的气氛，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雨果认为这种浪漫手法同样能达到真实，他在小说中说：‘流史有真实性，传奇也有真实性。传奇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传奇的真实是在虚构中去反映现实。”浪漫手法与写实手法是殊途同归。 众所周知，雨果是运用对照手法的大师。他在《克伦威尔·序》中曾经指出：“丑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五怪藏在崇高背后，美与恶共存，光明与黑暗相伴。”这条准则始终指导着雨果的创作。《九三年》同样运用对照手法，不过，这部小说不像《巴黎圣母院》那样运用人物形体的对照或形体与、心灵的对照。小说三个主要人物的对照表现在思想上：朗特纳克性格残酷无情，顽固不化，具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坚定，也具有成为领袖的威严和果敢。他心中并无一丝人道感情，只是在最后才人性复现。西穆尔丹同样坚定不移，朗特纳克坚信保王主义，他则坚信共和主义，特别是坚信恐怖政治。他反对实施仁慈，不相信人道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应该说，他比朗特纳克的心肠更硬，对维护自己的信念更加一丝不苟。这两个人物都受到雨果的批判。戈万既有实行革命的坚定性，又有面对复杂现实的灵活性。他是雨果心目中人道主义的化身：他为了人道主义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三个人物思想上的对照与矛盾，有力地推动了情节的发展。 雨果的小说技巧在《九三年》中达到了更成熟的地步。小说情节的进展异常紧凑，看不到多少闲笔和题外话，不像《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那样，常常出现大段的议论或枝蔓的情节。作者的议论融合到人物的思想中，成为塑造人物不可或缺的部分，这是更高明的手法。从结构上说，小说环环相扣，一步步推向高潮。高潮以三个小孩的遭遇为核心，以三个主要人物的思想交锋为冲突，写得紧张而动人心弦。这部小说虽然篇幅不大，却堪与卷帙浩繁的历史小说相媲美，成为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雨果在小说中塑造了旺代叛军首领朗德纳克侯爵及其侄孙、镇压叛乱的共和军司令郭万，以及郭万的家庭教师、公安委员会特派员西穆尔丹这三个中心人物，围绕他们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情节，描绘了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在一七九三年进行殊死搏斗的历史场面。小说结尾：朗德纳克因良心发现，返回大火焚烧中的城堡救出三个孩子，郭万为叔祖的人道精神所感动，情愿用自己的头颅换取朗德纳克的生命，西穆尔丹则在郭万人头落地的同时开枪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