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录散文35篇，是博尔赫斯对他所读过的钟爱的书，对他钟爱的作家，作出的个性化评论。在博尔赫斯论述相关的作家作品时，我们既可以读到那些作家作品的风貌，更可以读到博尔赫斯个人的见解。《探讨别集》就是博尔赫斯对他心目中的好作家好作品的评论集。

本书是一本介绍文学、品味，也介绍博尔赫斯本人的书。1969年秋天，博尔赫斯到哈佛大学诺顿讲座客座演说，演说的录音带在图书馆尘封三十多年后，由Western Ontario大学现代语言文学系副教授凯林？安德？米海列司库编辑整理出版。在这本演讲集中，如编者米海列司库所说：“博尔赫斯跟厉害作家与文本展开对话，这些题材即使是一再反复讨论也总还是显得津津有味。”全书广征博引，涉及从古至今许多文学现象，文风幽默诙谐，平易近人。

《私人藏书》是散文随笔集，是博尔赫斯去世后结集的集子，是他对一套喜爱的丛书所做的解读。博尔赫斯淹通群书，所论信手拈来，言他人之不能言，汪洋恣肆。

《另一个，同一个》是诗歌集，是博尔赫斯的诗歌代表作，也是他本人偏爱的集子。

本书收入两个诗集，分别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1923）和《老虎的金黄》（1972）。前者是作者于1923年正式出版的第一本诗集，它与接下来面世的另两本诗集形式自由、平易、清新、澄澈，而且热情洋溢，使得博尔赫斯作为诗人登上了文坛，崭露头角。而后者则是作者年届七十的作品，两个集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博尔赫斯以小说、诗歌名家，但他写得最多的却是随笔札记，就文字篇幅而言，其小说和诗加在一起才跟这些文章大致相埒。以前国内许多出版物介绍博尔赫斯时，这类文字大抵冠以“散文”之称，其实博尔赫斯写的不是通常那种记人叙事、写景状物的散文，而是专门谈论创作问题的艺文随笔。这是作者最擅长的文体之一。 需要稍作说明的是，这些笔触隽永、富于哲趣的文章并不只是玄思匡辩的结果，也包含直接来自生活的印象——郊外灯火，市井打斗，匕首和六弦琴，喧嚣而忧伤的探戈。当过二十年文学教授，又做过十八年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的博尔赫斯，虽说一生都生活在书籍和文学作品之中，却不是那种只想躲在书斋里的学究式的人物。他讨论创作艺术似乎也跟创作本身一样，同样是从苦难和喟叹之中寻觅世人的精神踪迹。所以，这些智性文章写得极具感性，譬如关于梦魇，关于隐喻，关于时间，关于但丁《神曲》的修辞意图，关于侦探小说的叙事法则，等等……诸如此类的诡谲之辩，让他一说都没有什么让人发怵的地方了。用干干净净直白的语言去解决思辩问题，实在是这世上少有的一项本事。他在一篇介绍莎剧的序言中写道，“我读过许多关于《麦克白》的文章，也忘了不少。”(威廉·莎士比亚《麦克白》)直言“忘了不少”显出一种优雅的自负，是不想搭理那些直冒酸气的专家学者，一句话打发了一大堆麻烦。 博尔赫斯在许多美学看法上都有一点特立独行的意思。比如，他对莎士比亚是否将无限期的经久不衰表示“无可奈何地怀疑”，而坚信许多二三流作家的作品乃或街谈巷议中都可能有着堪与经典作品相媲美的东西——经典文本之所以经典，是因为有一个历史的动态过程，他把产生经典的动因更多地归结为某些接受机遇。(《论古典》) 他在卡夫卡的小说里追踪卡夫卡的美学先驱，从济慈的诗句中找寻个体与群体的时空联系，从霍桑和爱伦·坡那儿发现了幻想与真实相碰撞的心理轨迹，这些不囿成见的审美认识总是那么新颖而生动，显示出某种超前的感知。人们知道，接受美学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开始向唯文本主义发起挑战的，而博尔赫斯早在五十年代初就据于既往的审美经验指示了解释学的路径。他从作者、作品和读者交互关系中发现了历史，而不是根据历史来定义作家、作品，这里边的阐释逻辑就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那个古老命题，至今在许多研究者那儿还是一头雾水。 在博尔赫斯的艺术迷宫里还有若干通向哲学的小径，从柏拉图到帕斯卡，从犹太教的神秘哲学到东方佛禅，思维的分岔接连不断导入思想的幽胜之境。这也是博尔赫斯艺文随笔的一大特色。其实，他思想的许多方面都走在当日学术前沿，甚至六十年代以后一些名声大噪的新学说也能从他这儿影影绰绰瞧出一些轮廓，诸如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当然，博尔赫斯没打算要做哲学家，他最感兴趣的还是现实与想象的关系，时间与无限的奥义——对于作家来说，问题是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施展自己的“魔幻”之术。这不算什么哲学，甚至都不是一本正经的美学问题，一切取决于经验与情感。 博尔赫斯全部艺文随笔约超过一百万字，凡四百余篇。本书选录其中的七十六篇，分别取之作者的十个随笔集，即《埃瓦里斯托，卡列戈》(1930)、《讨论集》(1932)、《永恒史》(1936)、《探讨别集》 (1952)、《序言集成》(1975)、《博尔赫斯口述》(1979)、《七夕》 (1980)、《有关但丁的随笔九篇》(1982)、《文稿拾零》(1986)和《私人藏书：序言集》(1988)。

突然间黄昏变得明亮 因为此刻正有细雨在落下。 或曾经落下。下雨 无疑是在过去发生的一件事。 谁听见雨落下，谁就回想起 那个时候，幸福的命运向他呈现了 一朵叫做玫瑰的花 和它奇妙的，鲜红的色彩。 这蒙住了窗玻璃的细雨 必将在被遗弃的郊外 在某个不复存在的庭院里洗亮 架上的黑葡萄。潮湿的暮色 带给我一个声音，我渴望的声音， 我的父亲回来了，他没有死去。

献给维多利亚·奥坎波① ①维多利亚·奥坎波（1891—1979），阿根廷散文作家、文学评论家，曾编辑《南方》杂志，著有《证言》、《弗吉尼亚·吴尔夫论》等。 利德尔·哈特写的《欧洲战争史》第二百四十二页有段记载，说是十三个英国师（有一千四百门大炮支援）对塞尔一蒙托邦防线的进攻原定于1916年7月24日发动，后来推迟到29日上午。利德尔·哈特上尉解释说延期的原因是滂沱大雨，当然并无出奇之处。青岛大学前英语教师余准博士的证言，经过记录、复述、由本人签名核实，却对这一事件提供了始料不及的说明。证言记录缺了前两页。 ……我挂上电话听筒。我随即辨出那个用德语接电话的声音。是理查德·马登的声音。马登在维克托·鲁纳伯格的住处，这意味着我们的全部辛劳付诸东流，我们的生命也到了尽头——但是这一点是次要的，至少在我看来如此。这就是说，鲁纳伯格已经被捕，或者被杀①。在那天日落之前，我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马登毫不留情。说得更确切一些，他非心狠手辣不可。作为一个听命于英国的爱尔兰人，他有办事不热心甚至叛卖的嫌疑，如今有机会挖出日耳曼帝国的两名间谍，拘捕或者打死他们，他怎么会不抓住这个天赐良机，感激不尽呢？我上楼进了自己的房间，可笑地锁上门，仰面躺在小铁床上。窗外还是惯常的房顶和下午六点钟被云遮掩的太阳。这一天既无预感又无朕兆，成了我大劫难逃的死日，简直难以置信。虽然我父亲已经去世，虽然我小时候在海丰一个对称的花园里待过，难道我现在也得死去？随后我想，所有的事情不早不晚偏偏在目前都落到我头上了。多少年来平平静静，现在却出了事；天空、陆地和海洋人数千千万万，真出事的时候出在我头上……马登那张叫人难以容忍的马胜在我眼前浮现，驱散了我的胡思乱想。我又恨又怕（我已经骗过了理查德·马登，只等上绞刑架，承认自己害怕也无所谓了），心想那个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自鸣得意的武夫肯定知道我掌握秘密。准备轰击昂克莱的英国炮队所在地的名字。一只鸟掠过窗外灰色的天空，我在想像中把它化为一架飞机，再把这架飞机化成许多架，在法国的天空精确地投下炸弹，摧毁了炮队。我的嘴巴在被一颗枪弹打烂之前能喊出那个地名，让德国那边听到就好了……我血肉之躯所能发的声音太微弱了。怎么才能让它传到头头的耳朵？那个病恹恹的讨厌的人，只知道鲁纳伯格和我在斯塔福德郡，在柏林闭塞的办公室里望眼欲穿等我们的消息，没完没了地翻阅报纸……我得逃跑，我大声说。我毫无必要地悄悄起来，仿佛马登已经在窥探我。我不由自主地检查一下口袋里的物品，也许仅仅是为了证实自己毫无办法。我找到的都是意料之中的东西。那只美国挂表，镍制表链和那枚四角形的硬币，拴着鲁纳伯格住所钥匙的链子，现在已经没有用处但是能构成证据，一个笔记本，一封我看后决定立即销毁但是没有销毁的信，假护照，一枚五先令的硬币，两个先令和几个便士，一枝红蓝铅笔，一块手帕和装有一颗子弹的左轮手枪。我可笑地拿起枪，在手里掂掂，替自己壮胆。我模糊地想，枪声可以传得很远。不出十分钟，我的计划已考虑成熟。电话号码簿给了我一个人的名字，唯有他才能替我把情报传出去：他住在芬顿郊区，不到半小时的火车路程。 ①荒诞透顶的假设。普鲁士间谍汉斯·拉本纳斯，化名维克托·鲁纳伯格，用自动手枪袭击持证前来逮捕他的理查德·马登上尉。后者出于自卫，击伤鲁纳伯格，导致了他的死亡。——原编者注 我是个怯懦的人。我现在不妨说出来，因为我已经实现了一个谁都不会说是冒险的计划。我知道实施过程很可怕。不，我不是为德国干的。我才不关心一个使我堕落成为间谍的野蛮的国家呢。此外，我认识一个英国人——一个谦逊的人——对我来说并不低于歌德。我同他谈话的时间不到一小时，但是在那一小时中间他就像是歌德……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觉得头头瞧不起我这个种族的人——瞧不起在我身上汇集的无数先辈。我要向他证明一个黄种人能够拯救他的军队。此外，我要逃出上尉的掌心。他随时都可能敲我的门，叫我的名字。我悄悄地穿好衣服，对着镜子里的我说了再见，下了楼，打量一下静寂的街道，出去了。火车站离此不远，但我认为还是坐马车妥当。理由是减少被人认出的危险；事实是在阒无一人的街上，我觉得特别显眼，特别不安全。我记得我吩咐马车夫不到车站入口处就停下来。我磨磨蹭蹭下了车，我要去的地点是阿什格罗夫村，但买了一张再过一站下的车票。这趟车马上就开：八点五十分。我得赶紧，下一趟九点半开车。月台上几乎没有人。我在几个车厢看看：有几个农民，一个服丧的妇女，一个专心致志在看塔西伦的《编年史》①的青年，一个显得很高兴的士兵。列车终于开动。我认识的一个男人匆匆跑来，一直追到月台尽头，可是晚了一步。是理查德·马登上尉。我垂头丧气、忐忑不安，躲开可怕的窗口，缩在座位角落里。我从垂头丧气变成自我解嘲的得意。心想我的决斗已经开始，即使全凭侥幸抢先了四十分钟，躲过了对手的攻击，我也赢得了第一个回合。我想这一小小的胜利预先展示了彻底成功。我想胜利不能算小，如果没有火车时刻表给我的宝贵的抢先一着，我早就给关进监狱或者给打死了。我不无诡辩地想，我怯懦的顺利证明我能完成冒险事业。我从怯懦中汲取了在关键时刻没有抛弃我的力量。我预料人们越来越屈从于穷凶极恶的事情；要不了多久世界上全是清一色的武夫和强盗了；我要奉劝他们的是：做穷凶极恶的事情的人应当假想那件事情已经完成，应当把将来当成过去那样无法挽回。我就是那样做的，我把自己当成已经死去的人，冷眼观看那一天，也许是最后一天的逝去和夜晚的降临。列车在两旁的(木岑)树中徐徐行驶。在荒凉得像是旷野的地方停下。没有人报站名。是阿什格罗夫吗？我问月台上几个小孩。阿什格罗夫，他们回答说。我便下了车。 ①塔西佗（55？—120？），古罗马历史作家。传世作品除《编年史》外，有《演说家的对话》、《日耳曼地方志》、《历史》等。《编年史》记述的是公元14年（奥古斯都之死）至68年（尼禄之死）间的事情。 月台上有一盏灯光照明，但是小孩们的脸在阴影中。有一个小孩问我：您是不是要去斯蒂芬·艾伯特博士家？另一个小孩也不等我回答，说道：他家离这儿很远，不过您走左边那条路，每逢交叉路口就往左拐，不会找不到的。我给了他们一枚钱币（我身上最后的一枚），下了几级石阶，走上那条僻静的路。路缓缓下坡。是一条泥土路，两旁都是树，枝丫在上空相接，低而圆的月亮仿佛在陪伴我走。 有一阵于我想理查德·马登用某种办法已经了解到我铤而走险的计划。但我立即又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小孩叫我老是往左拐，使我想起那就是找到某些迷宫的中心院子的惯常做法。我对迷宫有所了解：我不愧是彭囗的曾孙，彭囗是云南总督，他辞去了高官厚禄，一心想写一部比《红楼梦》人物更多的小说，建造一个谁都走不出来的迷宫。他在这些庞杂的工作上花了十三年工夫，但是一个外来的人刺杀了他，他的小说像部天书，他的迷宫也无人发现。我在英国的树下思索着那个失落的迷宫：我想像它在一个秘密的山峰上原封未动，被稻田埋没或者淹在水下，我想像它广阔无比，不仅是一些八角凉亭和通幽曲径，而是由河川、省份和王国组成……我想像出一个由迷宫组成的迷宫，一个错综复杂、生生不息的迷宫，包罗过去和将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牵涉到别的星球。我沉浸在这种虚幻的想像中，忘掉了自已被追捕的处境。在一段不明确的时间里，我觉得自己抽象地领悟了这个世界。模糊而生机勃勃的田野、月亮、傍晚的时光，以及轻松的下坡路，这一切使我百感丛生。傍晚显得亲切、无限。道路继续下倾，在模糊的草地里岔开两支。一阵清悦的乐声抑扬顿挫，随风飘荡，或近或远，穿透叶丛和距离。我心想，一个人可以成为别人的仇敌，成为别人一个时期的仇敌，但不能成为一个地区、萤火虫、字句、花园、水流和风的仇敌。我这么想着，来到一扇生锈的大铁门前。从栏杆里，可以望见一条林阴道和一座凉亭似的建筑。我突然明白了两件事，第一件微不足道，第二件难以置信；乐声来自凉亭，是中国音乐。正因为如此，我并不用心倾听就全盘接受了。我不记得门上是不是有铃，还是我击掌叫门。像火花迸溅似的乐声没有停止。 然而，一盏灯笼从深处房屋出来，逐渐走近：一盏月白色的鼓形灯笼，有时被树干挡住。提灯笼的是个高个子。由于光线耀眼，我看不清他的脸。他打开铁门，慢条斯理地用中文对我说： “看来彭熙情意眷眷，不让我寂寞。您准也是想参观花园吧？” 我听出他说的是我们一个领事的姓名，我莫名其妙地接着说： “花园？” “小径分岔的花园。” 我心潮起伏，难以理解地肯定说： “那是我曾祖彭囗的花园。” “您的曾祖？您德高望重的曾祖？请进，请进。” 潮湿的小径弯弯曲曲，同我儿时的记忆一样。我们来到一间藏着东方和西方书籍的书房。我认出几卷用黄绢装订的手抄本，那是从未付印的明朝第三个皇帝下诏编纂的《永乐大典》的逸卷。留声机上的唱片还在旋转，旁边有一只青铜凤凰。我记得有一只红瓷花瓶，还有一只早几百年的蓝瓷，那是我们的工匠模仿波斯陶器工人的作品…… 斯蒂芬·艾伯特微笑着打量着我。我刚才说过，他身材很高，轮廓分明，灰眼睛，灰胡子。他的神情有点像神甫，又有点像水手；后来他告诉我，“在想当汉学家之前”，他在天津当过传教士。 我们落了座；我坐在一张低矮的长沙发上，他背朝着窗口和一个落地圆座钟。我估计一小时之内追捕我的理查德·马登到不了这里。我的不可挽回的决定可以等待。 “彭囗的一生真令人惊异，”斯蒂芬·艾伯特说。“他当上家乡省份的总督，精通天文、星占、经典诠估、棋艺，又是著名的诗人和书法家：他抛弃了这一切，去写书、盖迷宫。他抛弃了炙手可热的官爵地位、娇妻美妾、盛席琼筵，甚至抛弃了治学，在明虚斋闭户不出十三年。他死后，继承人只找到一些杂乱无章的手稿。您也许知道，他家里的人要把手稿烧掉；但是遗嘱执行人——一个道士或和尚——坚持要刊行。” “彭囗的后人，”我插嘴说，“至今还在责怪那个道士。刊行是毫无道理的。那本书是一堆自相矛盾的草稿的汇编。我看过一次：主人公在第三回里死了，第四回里又活了过来。至于彭囗的另一项工作，那座迷宫……” “那就是迷宫，”他指着一个高高的漆柜说。 “一个象牙雕刻的迷宫！”我失声喊道。“一座微雕迷宫……” “一座象征的迷宫，”他纠正我说。“一座时间的无形迷宫。我这个英国蛮子有幸悟出了明显的奥秘。经过一百多年之后，细节已无从查考，但不难猜测当时的情景。彭囗有一次说：我引退后要写一部小说。另一次说：我引退后要盖一座迷宫。人们都以为是两件事；谁都没有想到书和迷宫是一件东西。明虚斋固然建在一个可以说是相当错综的花园的中央；这一事实使人们联想起一座实实在在的迷宫。彭囗死了；在他广阔的地产中间，谁都没有找到迷宫。两个情况使我直截了当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是关于彭囗打算盖一座绝对无边无际的迷宫的奇怪的传说。二是我找到的一封信的片断。” 艾伯特站起来。他打开那个已经泛黑的金色柜子，背朝着我有几秒钟之久。他转身时手里拿着一张有方格的薄纸，原先的大红已经退成粉红色。彭囗一手好字名不虚传。我热切然而不甚了了地看着我一个先辈用蝇头小楷写的字：我将小径分岔的花园留诸若干后世（并非所有后世）。我默默把那张纸还给艾伯特。他接着说： “在发现这封信之前，我曾自问：在什么情况下一部书才能成为无限。我认为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循环不已、周而复始。书的最后一页要和第一页雷同，才有可能没完没了地连续下去。我还想起一千零一夜正中间的那一夜，山鲁佐德①王后（由于抄写员神秘的疏忽）开始一字不差地叙说一千零一夜的故事，这一来有可能又回到她讲述的那一夜，从而变得无休无止。我又想到口头文学作品，父子口授，代代相传，每一个新的说书人加上新的章回或者虔敬地修改先辈的章节。我潜心琢磨这些假设；但是同彭囗自相矛盾的章回怎么也对不上号。正在我困惑的时候，牛津给我寄来您见到的手稿。很自然，我注意到这句话：我将小径分岔的花园留诸若干后世（并非所有后世）。我几乎当场就恍然大悟；小径分岔的花园就是那部杂乱无章的小说；若干后世（并非所有后世）这句话向我揭示的形象是时间而非空间的分岔。我把那部作品再浏览一遍，证实了这一理论。在所有的虚构小说中，每逢一个人面临几个不同的选择时，总是选择一种可能，排除其他；在彭囗的错综复杂的小说中，主人公却选择了所有的可能性。这一来，就产生了许多不同的后世，许多不同的时间，衍生不已，枝叶纷披。小说的矛盾就由此而起。比如说，方君有个秘密；一个陌生人找上门来；方君决心杀掉他。很自然，有几个可能的结局：方君可能杀死不速之客，可能被他杀死，两人可能都安然无恙，也可能都死，等等。在彭囗的作品里，各种结局都有；每一种结局是另一些分岔的起点。有时候，迷宫的小径汇合了：比如说，您来到这里，但是某一个可能的过去，您是我的敌人，在另一个过去的时期，您又是我的朋友。如果您能忍受我糟糕透顶的发音，咱们不妨念几页。” ①山鲁佐德，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中讲故事的女子。相传萨桑国国王因痛恨王后与人有私，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翌晨即杀掉。宰相之女山鲁佐德为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每夜讲故事，引起国王兴趣，免遭杀戮。她的故事讲了一千零一夜。 在明快的灯光下，他的脸庞无疑是一张老人的脸，但有某种坚定不移的、甚至是不朽的神情。他缓慢而精确地朗读同一章的两种写法。其一，一支军队翻越荒山投入战斗；困苦万状的山地行军使他们不惜生命，因而轻而易举地打了胜仗；其二，同一支军队穿过一座正在欢宴的宫殿，兴高采烈的战斗像是宴会的继续，他们也夺得了胜利。我带着崇敬的心情听着这些古老的故事，更使我惊异的是想出故事的人是我的祖先，为我把故事恢复原状的是一个遥远帝国的人，时间在一场孤注一掷的冒险过程之中，地点是一个西方岛国。我还记得最后的语句，像神秘的戒律一样在每种写法中加以重复：英雄们就这样战斗，可敬的心胸无畏无惧，手中的铜剑凌厉无比，只求杀死对手或者沙场捐躯。 从那一刻开始，我觉得周围和我身体深处有一种看不见的、不可触摸的躁动。不是那些分道扬镖的、并行不悖的、最终汇合的军队的躁动，而是一种更难掌握、更隐秘的、已由那些军队预先展示的激动。斯蒂芬·艾伯特接着说： “我不信您显赫的祖先会徒劳无益地玩弄不同的写法。我认为他不可能把十三年光阴用于无休无止的修辞实验。在您的国家，小说是次要的文学体裁；那时候被认为不登大雅。彭囗是个天才的小说家，但也是一个文学家，他绝不会认为自己只是个写小说的。和他同时代的人公认他对玄学和神秘主义的偏爱，他的一生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哲学探讨占据他小说的许多篇幅。我知道，深不可测的时间问题是他最关心、最专注的问题。可是《花园》手稿中唯独没有出现这个问题。甚至连‘时间’这个词都没有用过。您对这种故意回避怎么解释呢？” 我提出几种看法；都不足以解答。我们争论不休；斯蒂芬·艾伯特最后说： “设一个谜底是‘棋’的谜语时，谜面唯一不准用的字是什么？”我想一会儿后说： “‘棋’字。” “一点不错，”艾伯特说。“小径分岔的花园是一个庞大的谜语，或者是寓言故事，谜底是时间；这一隐秘的原因不允许手稿中出现‘时间’这个词。自始至终删掉一个词，采用笨拙的隐喻、明显的迂回，也许是挑明谜语的最好办法。彭囗在他孜孜不倦创作的小说里，每有转折就用迂回的手法。我核对了几百页手稿，勘正了抄写员的疏漏错误，猜出杂乱的用意，恢复、或者我认为恢复了原来的顺序，翻译了整个作品；但从未发现有什么地方用过‘时间’这个词。显而易见，小径分岔的花园是彭囗心目中宇宙的不完整然而绝非虚假的形象。您的祖先和牛顿、叔本华不同的地方是他认为时间没有同一性和绝对性。他认为时间有无数系列，背离的、汇合的和平行的时间织成一张不断增长、错综复杂的网。由互相靠拢、分歧、交错，或者永远互不干扰的时间织成的网络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并不存在；在某些时间，有你而没有我；在另一些时间，有我而没有你；再有一些时间，你我都存在。目前这个时刻，偶然的机会使您光临舍间；在另一个时刻，您穿过花园，发现我已死去；再在另一个时刻，我说着目前所说的话，不过我是个错误，是个幽灵。” “在所有的时刻，”我微微一震说，“我始终感谢并且钦佩你重新创造了彭囗的花园。” “不可能在所有的时刻，”他一笑说。“因为时间永远分岔，通向无数的将来。在将来的某个时刻，我可以成为您的敌人。” 我又感到刚才说过的躁动。我觉得房屋四周潮湿的花园充斥着无数看不见的人。那些人是艾伯特和我，隐蔽在时间的其他维度之中，忙忙碌碌，形形色色。我再抬起眼睛时，那层梦魇似的薄雾消散了。黄黑二色的花园里只有一个人，但是那个人像塑像似的强大，在小径上走来，他就是理查德·马登上尉。 “将来已经是眼前的事实，”我说。“不过我是您的朋友。我能再看看那封信吗？” 艾伯特站起身。他身材高大，打开了那个高高柜子的抽屉；有几秒钟工夫，他背朝着我。我已经握好手枪。我特别小心地扣下扳机：艾伯特当即倒了下去，哼都没有哼一声。我肯定他是立刻丧命的，是猝死。 其余的事情微不足道，仿佛一场梦。马登闯了进来，逮捕了我。我被判绞刑。我很糟糕地取得了胜利：我把那个应该攻击的城市的保密名字通知了柏林。昨天他们进行轰炸；我是在报上看到的。报上还有一条消息说著名汉学家斯蒂芬·艾伯特被一个名叫余准的陌生人暗杀身死，暗杀动机不明，给英国出了一个谜。柏林的头头破了这个谜。他知道在战火纷飞的时候我难以通报那个叫艾伯特的城市的名称，除了杀掉一个叫那名字的人之外，找不出别的办法。他不知道（谁都不可能知道）我的无限悔恨和厌倦。

小说主人公奥利维拉与社会环境格格不入，他执着地寻找理想中的精神天堂，但无论巴黎，还是阿根廷，苦苦的求索，使他一次次跌入失望的绝境。 《跳房子》是部充满了游戏的色彩的小说，作者提供了两种阅读方式：第一种是顺序的从1读到56章结束；第二种是在顺序阅读前56章时，跳跃、穿插进后99章的内容，看起来就像那种“跳房子”游戏，小说的内容因此更为丰富，也更为庞杂。

当厄运接踵而至……你会相信这是巧合，还是天才策划的不可能犯罪？ 十年前，快乐、迷人的姑娘露西亚娜为著名作家克罗斯特当打字员。因为一次事件，两人反目成仇。十年中，露西亚娜的男友溺水身亡，她身边的亲人也一个一个地死去。露西亚娜生活在恐惧中，对每一个影子，每一个经过的人都担惊受怕，她怀疑这是一个针对她的复仇计划，她将是第七个受害者。 走投无路的露西亚娜向熟悉克罗斯特作品的作家“我”求助。然而当我向克罗斯特求证时，后者搬出了一套截然相反的说法，而他正在把每一起死亡事件写进他的书里。 当谋杀隐藏于偶然之中，当几何学与统计学被用于犯罪，当复仇者的天平永远不能恢复平衡……解决谜题的关键，全在一本注释版的《圣经》内。

★ 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之一《蜘蛛女之吻》，一经出版即被列为禁书 ★ 《蜘蛛女之吻》入围“20世纪最佳100部西班牙语小说” ★ 其同名电影分别获得奥斯卡奖、英国电影学院奖和美国国家评论协会奖 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监狱的一间牢房里关押着两个囚犯，一个是政治犯瓦伦丁，另一个是同性恋者莫利纳，特务机关派到瓦伦丁身边的卧底。两人之间展开了一场奇妙的对话，呈现出一幅幅电影与现实交错的画面。本书《蜘蛛女之吻》1976年发表后，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小说的魅力迅速蔓延开去，转化到各种表现形式：歌舞剧多年来久演不衰，成为百老汇经典；改编的电影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两个看上去截然不同的人，受到同一种压迫制度的不公正对待，在监狱里住在一起。这就是向往革命的理想主义者瓦伦丁和向往成为“致命女人”的同性恋者莫利纳的故事。在他们二人之间展开了一场奇妙的对话，围绕的中心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两个乌托邦：好莱坞和革命。 这部小说写于一九七六年，并立即在阿根廷被禁止，但它一直被批评界视为曼努埃尔·普伊格最优秀的小说之一。小说在形式上异乎寻常，没有传统的“权威”叙述者，完全由对话写成，且没有任何是谁在说话的暗示，因而要求读者积极参与对故事的阐释。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和戏剧作品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令人难忘的影响。

此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作品最大规模的中文移译，系根据阿根廷埃梅塞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四卷本博尔赫斯全集译出。全书收入博尔赫斯的三十个集子，分小说一卷、诗歌和散文各两卷。博尔赫斯全集（散文卷）分上、下卷，共收入十个散文集和一篇《结语》。其中包括《埃瓦里斯托·卡列戈》（1930）、《讨论集》（1932）、《永恒史》、《探讨别集》、《序言集成》、《博尔赫斯口述》、《七夕》、《有关但丁的随笔九篇》等。小说卷收入六个短篇小说集和一篇献词。其中有《恶棍列传》（1935）、《虚构集》（1944）、《阿莱夫》（1949）、《布罗迪报告》（1970）和《沙之书》（1975）、《莎士比亚的记忆》（1983）。诗歌卷分上、下卷，共收入十四个诗集。其中包括《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1923）、《诗人》（1960）、《为六弦琴而作》（1965）、《老虎的金黄》（1972）、《铁币》（1976）、《天数》（1981）、《密谋》（1985）等。

《吃鸟的女孩》共收录14则短篇小说。这些故事短小、精悍，极具爆发力。一声短促的尖叫，然后是水流声，离异的父亲多么希望听不到他十多岁的女儿吃鸟的声音；一群家长在学校门口等待孩子放学，一个父亲踩死了一只蝴蝶，然后从学校里飞出一大群蝴蝶；一个男人接受指令在广场上杀死了一条狗， 然而最后他发现自己要面对一群狗……萨曼塔•施维伯林善于将令人匪夷所思的幻想融入日常生活细节中，用开放式结尾让读者在惊愕中回味言外之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萨曼塔•施维伯林是西班牙语文学最有希望的新生力量之一。她会有远大前程，对此我毫不怀疑。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她的作品具有一种独一无二的声音，令人震惊，荒诞，自信，是一种我完全信任的声音，即使有的故事把我带去了我不认识或根本不可能想到的地方。萨曼塔的短篇小说大胆、具有一种令人不安的美。她像诗人一样善于运用意象。 ——丹尼尔•阿拉尔孔，《格兰塔》“最佳青年西班牙语小说家”专辑评语 萨曼塔•施维伯林延续了阿根廷伟大的短篇小说传统，其幻想式风格令人想起阿根廷那些最著名的作家对这个国家所做出的贡献……她手中挥舞的带子很细很轻，其文学分量却很重。 ——埃伯哈德•法尔克，德国《时代周报》

我要向全人类证明，这世界是所有逃亡者的地狱。 小说主人公为躲避警方追捕，来到一座偏僻的孤岛上，从此踏入一段交错的时空；在这个有着两个太阳和两个月亮的奇妙世界中，他遭遇了一群神秘人物，他们在岛上的生活循环往复，周而复始，仿佛某种无止境的轮回。逃亡者爱上了其中一名叫福斯蒂妮的女子，然而最终发现她的世界于自己可见却不可及。为接近自己的所爱，他必须利用科学家莫雷尔留下的发明，为追求灵魂的永恒牺牲一切…… 小说集丰富的想象、周密的逻辑和纤细浪漫的叙述风格为一体，兼具斯蒂文森的科幻悬疑与爱伦•坡的幽暗神秘，是西语幻想文学的巅峰之作。小说出版后的几十年来曾多次被改编为电影，并为多部影视剧提供了灵感来源，2004年以来在美国大获成功的电视剧《迷失》(LOST)亦深受该书影响。

我在老桥镇长大，是镇上的象棋高手。但第一次和镇上新来的同龄少年罗德勒过招，便败在他手下。 罗德勒成了我的同学。他英俊，冷傲，上课从不听老师讲解，只顾埋头读自己的书。他的独特气质迷倒了所有少女，甚至有一个刻意为他减肥的女孩得厌食症而死。然而，他从不正眼看任何姑娘。他宁愿躲在家中思考，阅读，断绝与外界的联系。 我考上了大学，甚至得到著名学者推荐，去剑桥大学进修。而罗德勒仍然待在老桥镇，更加封闭。两个少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深情，就是一场悲剧 她的爱是他欠生命的债。她死了，这笔债永远也还不清，只有用剩余人生的所有来报偿。 2010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原著小说 引人入胜，令人着迷。这本书以凶杀案开头，却聚焦于20世纪70年代的阿根廷的社会状态以及人性的复杂。强烈建议对悬疑、历史和人类的心灵有兴趣的人阅读。——《图书馆杂志》 一个美丽的少妇被奸杀，现场毫无线索。刑庭副秘书查帕罗凭着少妇的几张照片锁定凶手。但凶手闻讯而逃。少妇的丈夫莫拉莱斯每天都去不同的地铁站追查凶手，日复一日。 6年后，凶手意外落网，但很快就逍遥法外。 查帕罗因为此案遭到残酷报复。莫拉莱斯从此失去踪迹。 又20年后，已近暮年的查帕罗忽然收到一封莫拉莱斯的来信，令人震惊的真相由此展开。

《蜘蛛女之吻》是普伊格的第四部小说,这无疑是他的小说中影响最大的一部。在1976年发表后,几次再版,被译成多种文字,并改编成电影。 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监狱的一间牢房里关押着两个囚犯,一个是政治犯瓦伦丁,另一个是同性恋者莫利纳。小说以他们两个人的对话为主线索,逐步展现出他们的内心世界,拨动了埋藏在他们意识深处的心弦,从一个侧面剖露了阿根廷社会的现实。作者以主人公叙述电影故事的方法,一方面揭示了力图改变社会的革命者的复杂的内心世界,另一方面又从社会、心理和生理诸方面多层次地剖析了同性恋这个日益引起人们重视的社会问题。 对于同性恋的产生与存在,作者以严肃的态度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他采用新颖的表现手法,颇具匠心地将许多艺术技巧巧妙地糅合在一起,精心构筑了小说的结构,一部部异彩纷呈的电影故事,与小说正文相互呼应的理论柱石,穿插在对话当中的意识流,还有简洁明快的行书公文,让人读起来兴味盎然,余丝不断,真可谓集严肃文学与通俗小说于一身,既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又有对社会学和性心理学等问题的深刻探求,还有耐人琢磨的文学魅力。这种将文学性、趣味性、社会性、科学性融合在一起的特点是这部小说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 这部小说中运用得最为突出的手法就是在两个人的对话中叙述电影故事。深谙电影艺术的普伊格巧妙地将六部电影的情节贯穿于整部小说的始末。这些电影故事的构思巧妙,安排得当。每部电影虽然都独立成篇,却有着共同的深邃的内涵,即从不同的角度隐喻同性恋的不同的表现方式及其心理特征。作者采用蒙太奇的手法,将电影与电影,电影与两个囚犯的现实生活剪切对比、明叙暗喻,像多棱镜一般折射出一幅幅既有情趣又耐人思索的画面。

此为豪・路・博尔赫斯作品最大规模的中文移译，系根据阿根廷埃梅塞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四卷本博尔赫斯全集译出。全书收入博尔赫斯的三十个集子，分小说一卷、诗歌和散文各两卷。 博尔赫斯全集（散文卷）分上、下卷，共收入十个散文集和一篇《结语》。其中包括《埃瓦里斯托・卡列戈》（1930）、《讨论集》（1932）、《永恒史》、《探讨别集》、《序言集成》、《博尔赫斯口述》、《七夕》、《有关但丁的随笔九篇》等。� 小说卷收入六个短篇小说集和一篇献词。其中有《恶棍列传》（1935）、《虚构集》（1944）、《阿莱夫》（1949）、《布罗迪报告》（1970）和《沙之书》（1975）、《莎士比亚的记忆》（1983）。� 诗歌卷分上、下卷，共收入十四个诗集。其中包括《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1923）、《诗人》（1960）、《为六弦琴而作》（1965）、《老虎的金黄》（1972）、《铁币》（1976）、《天数》（1981）、《密谋》（1985）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