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代学人都应该严肃地对待自己的学科传统。社会学虽源自西土，但若要在中国真正生根，就必须精心培育及呵护自己的传统。苏国勋和叶启政教授作为近三十年来最重要的社会理论家，对后辈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论文集既是通过三代华人社会学者围绕韦伯及其他社会理论主题展开对话，来感受这一初生传统的激荡，并庆祝苏国勋教授华诞及叶启政先生荣休。

大学改革为何如此难以取得成功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或许在于大学改革本身涉及了某种内在的困境，而任何大学改革如果不能充分认识这一困境，找到相应的出路，就难以达到预想的目标。教育之所以可能，在于传统的存在，而教育总是通过“温故知新”来传承和更新这一传统。如果传统没有任何价值，教育也就毫无意义了。然而，大学改革总是会面临改造教育赖以进行的“传统”的艰巨任务。大学改革与学术传统之间的微妙关系，要求大学改革应该把重心放在培养和完善一种能够促进学术自主发展和教学相长的学术传统上。

学术论文集。国家十二五规划项目“思想与社会”丛书之一。系不定期连续出版的学术论文集。本书包括“主题研讨”、“研究论文”和“书评”三部分，其中“主题研讨”部分构成本书主体，分别收录了三篇关于古代罗马著名哲学家奥古斯丁的思想研究，从不同角度较为全面地展现了奥古斯丁如何在政治、社会和伦理秩序以及心灵和形而上学秩序上改造了古典的世界，并为后世提供了关键的思想资源。

从社会理论入手理解现代性，不能回避现代性面临的根本问题，即自由的问题，而要思考自由的问题，一个重要的入手点就是自由与自然的对立。不过，现代社会理论的出现，从观念史的谱系来看，无论就内涵已经萎缩的所谓“精神科学”而言，还是就英法立足于“精神重建”的所谓“道德科学”而言，已经处于自由的内在化背景之下，似乎无力重新恢复这一概念在最初面对自然概念时所具有的根本困境和丰富意涵。现代社会理论在运用“社会”观念消解政治哲学中自然与自由的对立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最远的“自然”的社会理论，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理论才是某种最极端的现代性理论。不过，恰恰由于远离了“自然”概念，社会理论在试图救治现代性的危机的同时，丧失了理解现代性的“危机”背后最基本的张力的能力。如果从这样的背景来看，我们会发现米德的这本小书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借助对“现在”问题的讨论，米德给社会理论重新理解这一张力提供了可能的路径。他的尝试，特别是对自然的社会化的理解，对社会性的两种意涵的深入剖析，都在重新理解现代科学的“现代”意涵的同时，也试图从现代社会理论经常忽视的角度来重新理解与自由相对的自然的一些重要面向。

这本书以马克思·韦伯的理论为基点，探讨了西方法律、社会、宗教的理性化、司法理性、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等一系列问题，全书分“主题研讨”、“研究论文”、“书评”三个部分。

《自然社会：自然法与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研究的中心议题自然法问题。作者将之作为西方现代思想的原点，聚焦于现代自然法学派的第一代人物，以此来论述西方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现代自然法学派，对于理解塑造现代世界的一系列基本政治学说和道德思想具有关键意义，这一点早已为学界所知。无论是政府必须基于社会成员的同意和授权的社会契约论思想，还是经济生活中的财产与所有权的学说，大到国际法与国际社会的概念，小到自主的道德个体形象，以及个人的自然权利和自由平等的概念，所有这些现代人在公共生活和私人领域中经常遭遇的观念和制度，其根源都是现代自然法学派的著作。然而，对现代自然法学派的广泛研究，却很少深入触及到这些常见理论背后隐含的现代政治道德思想对人性的真正理解。本书基于晚近国际学界对有关问题的最新文献，通过系统考察现代自然法学派的第一代人物（格老秀斯、霍布斯、普芬多夫和洛克）的主要著作，深入分析现代自然法学派讨论的基本主题，最终希望能够展现现代自然法学派构建的现代人性论的核心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