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学（Mediology）这个新名词的第一次出现，是在德布雷1979年的著作《法国的知识权力》中。按照作者后来的阐释，从学科意义来讲，媒介学不是媒介社会学，也不是符号学，与传播学的路数也不同，因为它不聚焦孤立的个体，而是采用一种跨学科方法，论述范围或论据来源包括历史（技术史、书籍史、美学理论和历史）和信息传播理论。 与传播学界的工具主义的概念划分不同，作者在《普通媒介学教程》中提出的最新颖而富有想象力的核心概念是媒介域（mediaspheres），就是以信息传播的媒体化配置（包括技术平台、时空组合、游戏规制等）所形成的包含社会制度和政治权力的一个文明史分期。按照媒介学的史学观对技术与文化的关系的界定，人类文明史被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媒介域：文字（逻各斯域）、印刷（书写域）和视听（图像域）。 媒介学可能在学科身份、学理基础、专业的合法性和概念的逻辑性等方面遭遇种种评判，但无论在何种批评语境中，媒介学所提出的问题、在演示中再现的场景、所进行的历史阐释，都可以提供反思资源。媒介学不一定保证提供新的知识，但肯定是认识的新形式，从而为我们理解理论与现实的关系提供一种新的参照。

传播学理论的力作

《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思想与战略的历史)》当今世界，从信息工业的跃进到媒介产业的发展，都足以证明传播对现代社会的渗透是一种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不断地产生信息，不断地进行信息循环，再不断地生成新的信息。从有线电波到通信卫星，从通讯社到数据库，传播网络和传播流量的国际化和增量速度不停地改变着世界。 信息传播的“国际化”或“全球化”是如何形成的？信息传播在世界现当代历史的演进中起到了什么作用？这就是西方著名学者阿芒·马特拉在《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中试图解释的问题。 作为法国著名左翼学者，阿芒·马特拉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走出欧洲，观察国际风云变幻后面的传播脉络。30多年来著作累累，论题涉及到文化、政治、大众媒介和传播历史及理论。马特拉在《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一书中提出了三个观点。 首先是战争对传播具有推动作用。战争对信息传播的功能性需求，先是缩短时空距离的需要（比如，手机的前身是摩托罗拉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明的步话机；五角大楼作战指挥系统的计算机网络诞生了后来的因特网），同时战争期间对鼓舞士气的要求也促进了宣传鼓动的发展，甚至衍生出心理战这个专门学科。 其次是发展主义的神话使金融资本走向经济全球化，从而模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最终是跨国的信息传播新网络按照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生产和分配重新分割世界。 第三，信息文化尤其是视听文化的全球流动引发了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的危机。在商品的标签下，跨国传媒集团用工业化方式推广的文化，成了普遍的文化消费资料，而“消费者权利”成了文化传播的动力。 马特拉着力观察和批判了传播强国的跨国媒体集团为了主宰其他民族的、地方的或群体的文化，而在强制性传播中掀起的一场全球化运动。他认为，文化同化的恐惧和文化认同的希望自从传播工业化以后就成为了国际关系的要素，但文化同时要受社会、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文化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经济问题、政治问题。跨国媒体集团所标榜的所谓“现代化的取舍”，虽然看似重视了信息接受者的权利，但却忽视了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真正的信息传播应该是接受者和传播者之间的互动的对话过程。而在信息交流的不平等背后，马特拉预言了人类将面临着重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