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危难时刻，中国读书人的血性与风骨，尽显于此。

中国第一个荣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杨振宁在香港《今日东方》创刊号上说：“我那时在西南联大本科所学到的东西及后来两年硕士所学到的东西，比起同时美国最好的大学，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是说，抗日战争时期由清华、北大、南开在昆明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已经可以算是世界一流大学了。

联大8年，培养了2位诺贝尔奖得主，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元勋，172位两院院士，100多位名师巨匠……联大人参与研究了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中国第一台亿次银河计算机……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用这来形容那个时期的西南联大人才辈出的场景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本书精选毕业于西南联大的国宝级翻译家许渊冲先生关于西南联大的回忆性散文集，内容涵盖许先生对西南联大里老师、同学、生活的回忆，全方位展现西南联大里的态度风骨与校园生活。

联大人的成就是如何取得的？中兴业的人杰是如何培养出来的？一粒沙中见世界。本书就想沙里淘金，从平凡的现实中找出不平凡的成就来。

《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是青年作者杨潇的新作，也是单读出版推出的首部长篇非虚构作品，关于一个不无困惑的写作者徒步重走西南联大西迁路的故事。

1938 年，“湘黔滇旅行团”徒步跨越三省穿过西南腹地；2018 年，处在人生转折点的青年作者杨潇重新踏上这条 1600 公里长路。这是一次非典型的公路徒步旅行，不时要与大货车擦肩而过，但沿途山色、水光、鸟鸣、人语与历史上走在同一条路上的流亡者所见所闻渐渐重叠、交织，乃至对话、共振，一个层累的、被忽视的“中国”缓缓浮现。

《抗日战争与中国知识分子:西南联合大学的抗战轨迹》内容简介：在八年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西南联大的师生们离乡背井，别妻离子，把自己的命运与这场民族战争紧紧联系在一起。《抗日战争与中国知识分子:西南联合大学的抗战轨迹》所介绍的三校在战火中的劫难、战时大学的建立、大轰炸下的疏散、反对妥协投降、运用各种智慧武器参加战斗、踊跃输捐支持前方、积极从军献身抗日战场、对国际形势的观察分析和对战后处置日本的思考等等，无不生动反映了广大师生在复兴中华民族征途上可歌可泣的努力。

本书对西南联大在推动宪政运动中的作用，做了较全面和较深入的考察。中国人对民主运动的各种要求，说到底是通过宪政形式成为确认的法律，所以合法的民主运动主要通过宪政运动来推进。西南联大现在几乎成为显学，表面上看似乎火热，但认真看一下，至少史学方面有不少只是拿联大说事，真正静下心来对它作系统深入的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谢慧抓住了这个关键，她以当年知识精英最集中的西南联大为载体，对有关问题进行了梳理、归纳、分析、总结。

这是一段已经逝去的历史。60年过去了，这段历史中的那些主人公很多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还在世的，也已是耄耋之年。 在硝烟四起的1937年，为了保存中国的文化脉络，由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这三所著名高校合并而成的战时临时大学，从沦陷了的平津一路南撤，最终落脚云南。在动荡中求生存的高等教育，面临的必定是同祖国一样的命运。战争的时刻威胁，生活的日渐贫困，政治的日益腐败，无时无刻不存在着。汇聚昆明的这批知识分子，以“和而不同”的文化境界，为战时高等教育筚路蓝缕，一些学者不惜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七集系列片《西南联大八年记》以抗战八年为的时代背景，通过数十位当年的历史见证人口述回忆的方式，展现了西南联大的成立始末和发展中所遇到的艰难困苦，以及特殊历史境遇下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遭际和心理路程，由此来找寻战时中国高等教育收获颇丰的前因后果，挖掘一代中国人“弦歌不绝”的文化传统和心灵史。 喜欢、纪念、憧憬和崇敬那个时代那所世界一流的大学的你们，欢迎加入douban西南联大小组，http://www.douban.com/group/14670/ 配音: 国语 字幕: 中文（访谈时） 详细内容： DISC.1 第一集：惊变——告别故都 第二集：南渡——长沙岁月 第三集：西迁——在路上 DISC.2 第四集：东藏——弦歌不绝 第五集：东藏——艰苦岁月 第六集：东藏——薪火相传 第七集：北归——胜利前

一九三七年，日军侵华，平津沦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奉命迁于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一九三八年，三校再南迁至昆明，旋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一九四六年，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战时使命既成，于五月四日结束。联大八年，正是中国抗战之八年，“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 本书初版于一九四六年七月，由当时联大的学生自主约稿、编撰，自筹经费出版，被学界公认为是关于西南联大最珍贵、最有价值的资料。 三千五百里的徒步集体旅行 三千个日夜的弦歌不辍 中华文脉存乎于此 青年人之正义与热情存乎于此 一九四六年征集联大教授 学生亲撰文稿 唯一一本联大人自编自出版的珍贵文献 重返历史现场 感受时代的激情与回响

In the summer of 1937, Japanese troops occupied the campuses of Beijing’s two leading universities, Beida and Qinghua, and reduced Nankai, in Tianjin, to rubble. These were China's leading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run by men educated in the West and committed to modern liberal education. The three universities first moved to Changsha, 900 miles southwest of Beijing, where they joined forces. But with the fall of Nanjing in mid-December, many students left to fight the Japanese, who soon began bombing Changsha.In February 1938, the 800 remaining students and faculty made the thousand-mile trek to Kunming, in China’s remote, mountainous southwest, where they formed the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Lianda). In makeshift quarters, subject to sporadic bombing by the Japanese and shortages of food, books, and clothing, students and professors did their best to conduct a modern university. In the next eight years, many of China’s most prominent intellectuals taught or studied at Lianda. This book is the story of their lives and work under extraordinary conditions.Lianda’s wartime saga crystallized the experience of a generation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beginning with epic journeys, followed by years of privation and endurance, and concluding with politicization, polarization, and radicalization, as China moved from a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a foreign foe to a civil war pitting brother against brother. The Lianda community, which had entered the war fiercely loyal to the government of Chiang Kai-shek, emerged in 1946 as a bastion of criticism of China’s ruling Guomindang party. Within three years, the majority of the Lianda community, now returned to its north China campuses in Beijing and Tianjin, was prepared to accept Communist rule.In addition to struggling for physical survival, Lianda’s faculty and students spent the war years striving to uphold a model of higher education in which modern universities, based in large part on the American model, sought to preserve liberal education, political autonomy, and academic freedom. Successful in the face of wartime privations, enemy air raids, and Guomindang pressure, Lianda’s constituent universities eventually succumbed to Communist control. By 1952, the Lianda ideal had been replaced with a politicized and technocratic model borrowed from the Soviet Union.

西南联大，全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诞生于中国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秋、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名校联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西迁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夏宣告结束，前后历时九年，大师云集，人才辈世。 本书由云南省委宣传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中共中央《求是》杂志社、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云南师范大学联合摄制。

《联大长征》内容简介：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九日出北大、清华、南开、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为久抗战、保存文化计，西迁云南。其中，二百余名师生不畏艰难，徒步穿越湘黔滇三省，途经三千五百里，历时六十八日，终于抵达昆明，堪称我国教育史上一次可歌可泣的“文化长征”。《联大长征》就是这次步行旅程的实录，对途中气候山川、人物风情，均有细致描绘，文笔清新生动，内容丰瞻有趣，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较高的史料价值。

本书是国内较早从学术角度研究西南联大的著述。作者努力从问题出发，在丰富的西南联大史料中发现有研究价值的视角并做出分析。本书在有关西南联大的研究中具有独特风格，曾在相关专业领域产生过一定影响，对今天的西南联大研究仍具有启发意义。

本书是作者浸润于“西南联大”的成果。其间，作者走访海峡两岸的西南联大老校友，亲身接触、交谈，拍摄出电视纪录片数部，积累案头笔记、文献等一手材料不计其数，甚至不乏独家所有。作者寻访西南联大老校友，目的在于寻访“西南联大精神”——在中西合璧下，既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有“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的人文精神。本书用文学化的语言进行纪实性的描述，人物访谈时的讲话穿插其中，章法上也化整为零。在一个个小专题内，可见出西南联大人活生生的精神面貌，和对国家、民族的赤诚与担当，更可见出作者对当下文化教育建设的思考与忧虑。从“西南联大”到今天，历史的精神就在“行”与“思”之间跳动，对那激情岁月与美好人格的怀念向往，跃然纸上。

许渊冲是一个硕果累累的作家。从西南联大到巴黎大学，从翩翩少年到“诗译英法唯一人”，《逝水年华》的追忆，记录了陈寅恪，吴宓、朱自清、叶恭超、钱锺书、沈从文等先生的谆谆教诲，记录了青春激扬的学生生活。 本书是许渊冲的自传，是一个中、英、法三种文字的诗人写下的回忆录。他在许多书中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把悠久的中国文学史上的许多名诗译成英文。他特别尽力使译出的诗句富有音韵美和节奏美。 本书记录了陈寅恪，吴宓、朱自清、叶恭超、钱锺书、沈从文等先生的谆谆教诲，记录了青春激扬的学生生活。

蔡元培说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学之学府也”，斯乃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五四”新文化发展源地的北大。 　　竺可桢说大学就是“求是”之地，“办大学者不能不有哲学中心思想”，正德厚生利用，还要有“真理的蕲求”与“但知是非不计利害”的作人原则，“君子盖有兴世非之而不顾，千百世非之而不顾者，亦求其是而已矣，岂以一时毁誉而动其心哉，此为我校求是精神之精义”，斯乃有“东南民放堡垒”之誉的渐大。 　　张析苓说：“教育之事，非独使学生读书习字而已，尤要在造就人才，三育并进而不偏废”，这才有涌也周恩来的南开。 　　梅贻琦说：“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才有水木清华大师如林的场面，这才有“通才教育”的有力支撑。 　　这些话，睽违已久了，大概是背时的迂腐话了，可怎的新世纪的今天听起来却沁人心脾，让人缅想不已？今天的大学，楞曾再有如是的磅礴大气？ 　　本书分三辑，第一辑“大学与校长”选取当时名胜一时的大学中最著名的校长，或叙述他们创建学校之时的艰辛，或叙述他们在大学生存环境发生转变之际的境遇以及选择。不仅记“其迹”，而且记“所以迹”。蔡元培、竺可桢、梅贻琦、张伯苓、司徒雷登、唐文治……这一串名单，可以作为过去大学校长的一个缩影，从中当可窥探出过去大学的发展史。第二辑“大学往事”，选取了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云南大学等过去少为人提起的大学，这些大学至今多已不复存在，看看发生在过去这些校园里的故事，当知大学之以为大学的所在。第三辑“大学理念”是近年来时贤对于过去大学留下来的资源的一种梳理，可以看作是对当下教育的谏言。

《苍洱之间》讲述了：白化文先生顺便还提及，罗先生讲课时，身后有一个学生为他板书，这个学生就是有名的语言学家王钧。我忽然想到这个细节，是因为王钧先生的哲嗣王旭前几天才来厦门大学，他现在澳大利亚，是一位画家，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感兴趣，想以此题材创作，来厦门大学和我交流一下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感想。

西南联大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丰碑，在烽火连天的岁月书写了一段中国大学的传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西南联大实际上的主持人、清华大学终身校长梅贻琦如是说。而教授真正是联大之精魂。本书是联大师生倾情之作，或描摹同事之神气，或状写师长之风采，在在显出联大上下艰苦卓绝之精神。

《阳光融成的大海》是《旧版书系》丛书之一，由冯至编著。《阳光融成的大海》从林场到昆明城来去的路上之所见所悟，竟是与和风丽日下的原野所无关联的印象，而是生命承受狂风乍起所“凝结成屹然不动的形体”；是在生命的严冬将蜕化为蝉蛾之残壳丢进泥土化做青山的“默默”；走在路上，为纪念踏出这条路的步履，想到的，是不荒芜这些路；看到久雨后的天晴，母狗衔出小狗感受阳光的“和暖”，则想到这次的经验，“会融入（它）将来的吠声”，“深夜吠出光明”。

本书为西南联大社会学系系主任陈达先生的笔记体日记，叙述了卢沟桥事变后，其告别清华园，辗转至云南主持联大社会学系的日子。书中不仅讲到了其在联大的生活与研究，也旁及对联大师生栖息之地昆明、蒙自与呈贡的点滴观察，细致记录下了艰难岁月中的弦歌不辍，与烽火连天中的风土民情。

【暌违七十载，西南联大国文课本首次完整再现】 【一部通识教育和博雅教育的经典范本】 大师云集，学术自由的黄金时代， 杨振声、朱自清、闻一多、王力、魏建功、浦江清、余冠英、刘文典、罗常培、罗庸……他们授过的课； 杨振宁、黄昆、邓稼先、邹承鲁、朱光亚、汪曾祺、王希季、何兆武、许渊冲、吴讷孙……他们读过的文。 西南联大的大一国文课是一门面向全校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程。从1938至1942年间，由杨振声、朱自清、浦江清、罗庸等人主持参与的大一国文编撰委员会编订了《西南联合大学国文选》，作为大一国文课的教材。《西南联大国文课》根据国家图书馆所藏《西南联合大学国文选》予以校订整理出版，由刘东作序，并附有朱自清、浦江清、沈从文、汪曾祺等人对西南联大“大一国文”的回忆及解读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