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方与清末新政》是第一部关于清末渐进主义改革派代表人物端方的学术著作。与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张之洞不同，端方不仅清醒地看到清廷经济积贫、军事积弱，而且看到中国政治制度的落后。他出洋考察宪政。主张“论制度则不分古今。不分中西，归于求是焉而已”：他督抚地方，筹办新政，倡导实学和实业，既反对“拘泥旧章以塞观听”。也反对“泛引远举好为高论”。

晚清的财政体制出现重大变动，鸦片税收成为中央和地方举办新政的重要财源。清末禁烟使得各类新政事业经费危机进一步加深，各种财政措施难以补救。中央与地方督抚的财权矛盾随之突出。禁政，财政也新政之间的平衡取舍为一个可供考察的历史变量。本书充分利用留存档案，辅以各种报刊、文集，杂著等文献互相参证，超越学科界限，力求揭示历史实态，在论证深度、史料解读和方法见识上，可弥补前人研究缺憾，并为后来者必须参研。

全书主要是以“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为基石面展开，以改革主线贯穿于学制文教、经济体制、偏练新军、法制狱政及立宪问题等方面论述张之洞的立场观点及作者的研究所得。由于该书多使用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馆藏档案和末刊稿本等第一手资料；见于著述中也广采众说、评议百家，故在张之洞专题研究方面，可于备览，以启后人。

《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主要内容：革命与改革并行，是清末最后十年的时代特点。留日学生群体作为这一时代的产物，不可避免地会在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共同目标下选择不同的政治道路。忽视留日学生对革命的贡献，就不能很好地解释辛亥革命；同样，忽视留日学生对清末新政的贡献，也就无法很好地解释这段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历史。

《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探讨了地方督抚在清末新政过程中的思想与活动，尤其是地方督抚对清政府新政决策的参与及其影响，为清末新政史和晚清政治史的研究提供了一项实证性科研成果，为观察晚清政治史上中央与地方的微妙关系以及晚清政治改革所体现的中国政治近代化问题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还可以为当今改革开放形势下的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参考，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晚清七十年，在清廷之外，既有底层贫穷民揭竿而起，试图建立乌托邦式的“天国”社会；又有革命志士高呼打同行体制，试图用火与犁再造美好中华。无论其理念是狭隘还是崇高，都希望运用自己的一套办法改变中国现状，把中华民族从西方列强的炮舰锁链和经济掠夺中解脱出来。在清廷内部，皇室家族和官僚阶层，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也在寻求帝国复兴、崛起之术。特别是在帝国最后十年（1910-1911年）的新政改革，兴学堂、废科举、遣留学、练新军、改官制、办实业，其变革涉及的内容包括教育、经济、法制、军事、政体等，其广度与深度都远远超过此前的戊戍变法……本书试图客观冷静地、立体地、多角度地展现清末新政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 要寻找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起源，不能仅仅回溯到“五四”，晚清是一段更重要的“转型时代”。 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肆意掠夺，致使中华民族陷入半殖民地的惨境；但是，西方势力的介入也为中国社会的再一次更新提供了契机，中国在危机之中开始了从传统向近代社会的转型。 清帝国最后十年，清廷提出新政方案，涉及的内容相当丰富，几乎涵盖了当时社会的各个层面。如建立近代教育体系，确定“工商立国”方针、自开商埠、鼓励民族商人走出国门参加国际博览会；修改刑律，添补民法、诉讼法，建立各级审判机构，着手推行行政与司法国家准议会机构和地方准议会机构，筹建责任内阁，等等。这些经济和政治名词在今人看来是那么的熟悉，但相信这些诉求发生在晚清最后十年的国人却是凤毛麟角……

《辛亥残梦——帝国崩溃的前夜》内容如下： 谁秒杀了晚清王朝？ 谁又是晚清王朝覆灭的重要推手？ 著名晚清史作家金满楼从皇族擅权、废除科举、清末新政、新军编练、民族主义、国际局势乃至普通百姓等多重新视角入手，剖析武昌起义这一根稻草之所以能够将貌似庞大的清王朝轰然拽倒的深层原因，广角展示清末各阶层的众生相及革命前后的历史图景，并对晚清覆亡的原因做了富有创见性的经验和教训总结，从晚清王朝的政失视角立体呈现了一个不一样的辛亥年。

《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便将焦点聚集于此，对这种文化模仿、组织平移等等，都作了深入的研究。《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作者任达教授精通中文和日文。他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研究，以中日文化关系为切入点，对1898—1912年这一时期中国的主要社会思潮、流行语汇以及教育制度、军事体制、司法体制等作了细致的源流考证和“组织移植”的对比研究。这对我们了解近代中国风云变幻的历史，以及这种历史的未来向度，将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庞大的中华帝国在甲午之战中败给“蕞尔岛国”日本后，它不得不面对现实，派遣大量留学生东渡扶桑，探求日本的富强之道；同时又聘请大量的日本专家来华，作为晚清新政的顾问。在这种社会转型、组织创新的时期，日本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晚清的最后十年，到底是王朝衰世的末日，还是被打断的大国崛起？这个似乎不能算问题的问题，实际上却是很成问题的问题。 庚子年后的这十年，也就是清朝覆灭前的最后十年，这段历史让人眼花缭乱，说它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缩影，实不为过。在这段短短的十年间，各派人物、各种观点，你方唱罢我登场，今天你搞维新，明天他要守制；今天你说立宪，明天他要革命，这热热闹闹的一台大戏刚刚开场，还没有等到各方人物进入角色，便突然嘎然而止。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辛亥革命的爆发并不是因为清廷专制腐败到了极点，而恰恰是因为其推行了新政和立宪的改良措施。这看起来是个悖论却是近乎残酷的历史现实，便是晚清的最后十年，一个在改良、创新与革命中挣扎的混乱年代。

晚清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的开会时间是从1910年10月3日到1911年1月10日，共召开议员全体会议42次。《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就是这42次议员大会的会议原始速记录，除了文字上由点校者有所润色修饰外，没有任何删节。晚清资政院议员，不管是钦定的还是民选的，除了极个别的，绝大多 数都是改良的主张者和实践者。封面底图为资政院议场座位分布图。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来临之际，六位在不同领域对这段历史有深入研究的知名学者，齐聚一堂，将视角前移至革命的对立面，审视清王朝的最后岁月。山雨欲来的不确定感贯穿着晚清的最后十年，且看六位学者共议清政府豪赌改革的十年，看那部事与愿违的历史如何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