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通史》内容简介：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中国渴望了解西班牙的人越来越多，正如今天有越来越多的西班牙人渴望了解中国一样。经验证明，要真正而又全面地了解一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人民，必须要知晓这个国家的历史。原因很简单，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历史是一个国家和人民的根基，当今世界所发生的许多纠纷、矛盾和战争都可以从历史中查找出根源。同样，当我们对西班牙近代和现代史中所发生的许多社会现象和政治变幻产生费解的时候，读读西班牙历史可能就迎刃而解了。譬如，1975年佛朗哥死后，西班牙开始民主化进程，引起欧洲乃至世界的关注，最后西班牙人民通过自己的努力以和平的方式完成了这次历史性的过渡。当时，西班牙政界和全社会围绕国家是否恢复君主立宪制的问题曾发生过广泛而又激烈的争论。在完成了民主过渡后，西班牙又面临一个在欧洲的定位问题。西班牙是不是一个欧洲国家成为争论焦点。不了解西班牙历史的人就会对此感到诧异。实际上，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问题，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又譬如，佛朗哥是个独裁者，为什么他生前决定在西班牙恢复君主制，并选定胡安·卡洛斯作为他的继承人。不过，我们不管佛朗哥的初衷如何，胡安·卡洛斯一世登基后并没有继承佛朗哥的衣钵，而是顺应历史潮流，尊重西班牙人民的意愿和选择，极力推动西班牙向和平民主过渡。这不能不说是对佛朗哥这个独裁者的极大嘲讽。 为了撰写这《西班牙通史》，笔者对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做了反复研究和考证。笔者在西班牙工作期间，有意识地搜集了一些有关西班牙的历史资料，加上工作之便，有机会考察一些重要的文化和历史古迹，增加了许多感性认识，这对撰写《西班牙通史》大有裨益。不过，历史这个领域毕竟不是笔者的专业和本行，提笔写这《西班牙通史》的整个过程始终处于矛盾之中，总感到有好高骛远，班门弄斧之嫌。原因很简单，写这部书好比是一项把几千年的历史长河变成一条小溪的浓缩工程，这绝非易事。所以，不厌其烦地查阅和搜集材料，虚心请教专家和学者，一点都不敢懈怠。

西班牙是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在欧洲是第三大国，但是，长期以来，无论是我国学者撰写的还是翻译过来的西班牙史都未及问世，加此，这本西班牙史的出版，收在这方面填补一个空白。本书从纪元前8世纪凯尔特人踏上丰岛起一直写到20世纪80年代，其中包括西哥特王国，穆斯林统治时期，光复运动、西班牙帝国的建立，对外扩张、帝国衰落、殖民地逐渐丧失、拿破仑入侵和统治、佛朗哥时代、国会君主制的建立等，作者还对西班牙政教派斗争作了详尽的分析。因此，本书对于系统了解和研究，西班牙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在一代学者的手里，尤其是一代西班牙学者的手里，西班牙的历史正在经历拨乱反正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摒弃了西班牙例外论，现在人们认为应当像研究欧洲其他主要国家一样，研究西班牙的历史。 要解释西班牙的“落后”及其与欧洲繁荣的北部国家之间的鸿沟，没有必要追溯宗教裁判所制度，而正是后者切断了西班牙与发达国家繁荣和进步的基础——知识和科学的成就——之间的联系。而启蒙运动一旦打开欧洲的窗户之后，反动派们建构了又一种不相上下的正义的传奇：西班牙正是由于启蒙运动才衰落的，因为路德宗的继承人和伏尔泰、卢梭的信徒们毒害了西班牙天主教的精华，而这种精华是西班牙身份的标志和伟大的基础。在与自由主义对垒的过程中，正义的传奇成为早期佛朗哥主义宣传的知识重心。西班牙被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继承人和那些寻求保存传统西班牙的天主教精华的人们，当作斗争的意识形态战场。在修正的历史学家们看来，这种摩尼教式的、两分法的“两个西班牙”的视野，是自由主义者和反动派们出于政治目的，玩弄的形而上的建构。在经济史家那里，两个西班牙的意识形态则摇身一变，成了相对繁荣的和乡村贫困、停滞的西班牙，他们称之为‘二元经济’。 历史学家否认天主教教会具有压倒一切的社会和知识影响力，至少最近，两个西班牙的观念已经成为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决定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修正主义的观点也不认为，西班牙的历史缺乏争议之处。数量庞大的摩尔人的社会、文化的后果和影响深远的犹太人及其被驱逐的后果，是一个仍然存在着争议的话题。更近的来说，对于这个在19、20世纪被当作不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的处方，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究竟扮演何种角色，经济史家多有论争。现代历史学家们完全摒弃的是，浪漫主义的西班牙例外论的视野，因为后者为了能保存——正如德国诗人里尔克所说的那样，资产阶级社会在追逐物质繁荣时失落的——人的、精神的价值，故意拒绝进步。对于1830年代的浪漫主义者及许多他们的继承人们，标志性的英雄是唐吉柯德。对于他们来说，西班牙的历史不应该用客观的因素解释，而要用某些有关西班牙人心灵的洞察来解释。现代历史学家们能够接受的是小说家皮奥·巴罗哈（Pío Baroja）的看法，一半有关西班牙人灵魂的无谓揣测都是外国人发明的，另一半是西班牙人自己干的。 修正主义的史学原封未动的观点认为，西班牙历史的关键之一是其多样性。这篇介绍的目的是划出多样性的地图，检查这种多样性形成的政治、社会、经济动因和后果。 直到20世纪，大多数西班牙人仍在土地上生活和工作。他们工作的状况则由土壤和气候的互相作用和由土地的租金决定，后者由历史遗留下来的。 西班牙的多样性反映在西班牙农村的风景线和建筑上。安达卢西亚的单一种植橄榄的哈恩和埃斯特雷马杜拉的大种植农场雇工都生活在镇上，周边的乡村在旱季很荒凉。1793年一个法国旅游者这样写道，大土地所有者占据统治地位，就像狮子在它居住的林子里，吼声赶跑了所有想要接近它的人或动物。在巴斯克省份加里西亚和阿斯图里亚斯，乡间点缀着村落和农场。多样性决定了社会冲突。家庭农场稳定的地区保守，倾向于信奉天主教。19世纪的安达卢西亚农村，由于农民要求没收、重新划分大地产，成为混乱不止的重镇。当工业化使得新式工厂开始吸收贫穷的农民的时候，这些在中世纪建立起来的农业类型发生了变化，但整体而言，他们直到1950年代才完全变化过来。 西班牙是个庞大的、正方形的国家，这里中央高地海拔高度约2000英尺。由于某些山区的坡度是欧洲之最，公路和铁路建造起来花费很大。从人口统计学和经济学上来说，西班牙的中心区域失去了支配性的地位。这是向古典时代的回归，当时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吸引人口、活动和生产。还有另外一种向着古典时代的回归。罗马时代的西班牙丰富的矿藏资源曾经吸引过投资。西班牙只是不出产质优价廉的煤炭资源，而这是工业革命最必需的原料。1830年代，似乎只有马尔贝拉（Marbella），现在石油酋长国的操场和欧洲高尔夫球场，可能成为繁荣的钢铁工业中心。但由于缺乏廉价的煤炭，钢铁工业中心转移到了北方。1870年代的时候，毕尔巴鄂附近的铁矿使得西班牙成为了欧洲最大的铁矿石出口国。出口所获得的利润和换回了廉价的威尔士煤炭，使得毕尔巴鄂成为了西班牙最大的重工业中心，因而吸引了潮水般涌入的来自卡斯提尔的贫穷农民工。 一百年以后，杰拉德布伦南在颇具影响力的著作《西班牙迷宫》（The Spannish Labyrinth）前言里写道，对于西班牙，正常的状态是，它是小的、互相敌对或老死不相往来的共和国组成的一个松散的联盟。在历史上的某些伟大的时期（哈里发时代、再征服时代和黄金时代〔Siglo de Oro〕），这些渺小的中心会由于共同的感情或思想的影响，一致行动；而当来自上述思想的冲动衰退之后，它们仍旧四分五裂，各自为政。 罗马对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强加的统治，创造了泛西班牙的概念，把西班牙作为单一的政治实体。哥特人国王至少在理论上，是罗马人的继承人，因此他们统治着的是个单一的王国。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天主教对阿里安异端的胜利，主教们给予了西班牙单一的宗教。对于西班牙民族主义者们来说，罗马天主教与国家本身是同质的。佛朗哥的《幕后的主宰者》（eminence Grise）成书于1970年代，里面提到，卡雷罗·布兰科将军说过，西班牙要么是天主教的，要么就啥也不是。 摩尔人的侵略破坏了这种统一性。西班牙分裂为两个政治、社会体系，两种文明：摩尔人的南部和基督教的北部——尽管，正如晚近的历史学家强调的那样，文化边际在两者之间是可渗透的，有时候允许很多的文化交流。可不论是基督教国王，还是摩尔人都难以战胜地方主义势力的向心力。科尔多瓦式地分裂为塔伊法小国家。尽管有着卡斯提尔的帝国使命，仍旧是陷于地方内部的战争状态。天主教国王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创造的不是我们过去在学校里学到的现代民族国家。卡斯提尔和阿拉冈王室之间的联合，是由他们1469的联姻而创造的。因为西班牙的天主教国王是联邦制的君主制，条件是君主个人的权威和他们对特权的尊重。地方宪法联邦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巴斯克省份和包括巴伦西亚和加泰罗尼亚在内的阿拉冈王室领地以准独立的状态，他们有自己的地方议会。新教的支持者们把腓力二世当作绝对主义君主。当他越过自己的王国，向阿拉冈议会收取税收的时候，他自己可不是这样想的。 在必要的、有效的、中央集权的马德里政府和当地传统的力量之间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平衡，是1931年到1936年之间的第二共和国的波旁君主制和1975年之后的立宪君主制的任务。中央施加的压力多一点，就会酿成地方的叛乱。由于过度征税，腓力二世的卡斯提尔臣民抱怨他们承担了过多的帝国花费，因为他们作为特权的特权，使得阿拉冈和加泰罗尼亚躲避的税收都落到了他们的肩膀上。腓力四世的首相奥利瓦雷斯（Olivares，1587—1645）寻求通过把加泰罗尼亚置于卡斯提尔的习惯制下，以分摊这种负担。他遭遇了加泰罗尼亚人1640年的叛乱。哈布斯堡的君主只得屈服。1714年之后，波旁王室重操旧业，废止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的特权地位。他们得到的还不如奥雷维德的多。最为坚决的中央集权者是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雅各宾派，因为他们把西班牙历史形成的地区划分为法国模式的省份，制定了一部全西班牙人共同的宪法。巴斯克省份和加泰罗尼亚为了维护失去的地方自由，采取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形式，以维护他们非卡斯提尔的语言和要求地方自治为基础。尽管1931年到1936年的第二共和国授予地方自治的权利，这是一个历史的悖论，佛朗哥将军继承了19世纪激进的中央集权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们的，以国家统一的名义废除了地方自治地位、压制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的语言和文化，结果使得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的民族主义成为难以压制的势力。佛朗哥死后，新民主在1978年的宪法中得以恢复。欧洲最非中央集权化的宪法，在这三个巴斯克省份信仰基督教之后，“自治国家法”授予巴斯克地区像加泰罗尼亚地区一样的地方自治的权利。慷慨的地方自治打破了中央政府与地方自治之间的平衡，因为就加泰罗尼亚而言，分离主义只是一个较弱小的运动。令人不快的地方自治并不能令数量多得多的巴斯克激进民族主义者满意，他们诉诸于埃塔恐怖主义，把他们愿景中的独立巴斯克国家强加给西班牙及其同胞。

☆☆☆☆☆西班牙历史上最伟大女王的炼成☆☆☆☆☆ 克斯汀•唐尼成功地恢复了伊莎贝拉在历史中应有的地位。伊莎贝拉是史上最令人着迷也最有争议的女性之一，这是一部令人手不释卷的新传记。 ——阿曼达•福尔曼，《纽约时报》畅销书《乔治亚娜：德文郡公爵夫人》作者 伊莎贝拉女王是欧洲历史上最重要的女性之一。她为现代欧洲与美洲奠定了基础，在这方面的功绩超过当时的任何人。克斯汀•唐尼运用穆斯林、犹太和基督教史料，写下这部精彩纷呈的传记。 ——杰克•韦瑟福德，《纽约时报》畅销书《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的构成》作者 克斯汀•唐尼笔下的中世纪历史如同现代悬疑小说一般引人入胜。伊莎贝拉女王的时代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关键时刻。 ——迪尔德丽•贝尔，美国全国图书奖获奖作品《塞缪尔•贝克特》作者 在这部令人惊艳的传记中，克斯汀•唐尼将历史上最强大的女王的故事讲述得栩栩如生。伊莎贝拉对世界的重大影响（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方面）一直延续到今日。 ——琳内•奥尔森，畅销书《那些愤怒的日子：罗斯福、林白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斗争》作者 这是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的一部扣人心弦的革命性传记。这位颇有争议的西班牙女王赞助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向新大陆的远航，建立了异端裁判所，成为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女性统治者之一。 伊莎贝拉出生的时候，基督教渐显颓势，奥斯曼帝国咄咄逼人地迅猛扩张。少女时代的伊莎贝拉受到了圣女贞德的激励。虔诚的贞德将她的人民团结起来，领导他们抗击外国侵略者，赢得胜利。1474年，在绝大部分女性几乎没有任何权利的时代，二十三岁的伊莎贝拉挑战自己充满敌意的兄长和反复无常的丈夫，夺得了卡斯蒂利亚与莱昂的统治权。她此后的功勋业已成为传奇。她结束了延续二十四代人时间的穆斯林与基督徒的斗争，迫使北非入侵者退过地中海。她为统一的西班牙奠定了基础。她赞助哥伦布去往西印度群岛的远航，并在罗德里戈•博吉亚（臭名昭著的亚历山大六世教皇）帮助下，通过谈判，为西班牙争取到新大陆很大一部分的控制权。她还建立了嗜血的异端裁判所，消灭所有反对她的人。此后数百年中，异端裁判所将严重损害西班牙的名誉。不管她是圣人还是魔鬼，没有一位女性统治者比她更有力地塑造了我们的现代世界。在今天的世界，东西两个半球有数亿人说西班牙语，信奉天主教。但由于几个世纪的错误报道，她的成就常常被归功于她的丈夫斐迪南（他勇敢无畏，花天酒地，但伊莎贝拉非常爱他），所以如今历史几乎遗忘了伊莎贝拉的影响。唐尼运用新的学术研究，创作了这部明晰晓畅的传记，讲述了这位聪明绝顶、热忱如火但被遗忘的女性的故事；描摹了驱动她一辈子的那种信仰，以及她主宰的那片充满古老矛盾与阴谋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