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学术文化名著:理性与民主》是我在准俘虏生活中所写的第三书。第一是“知识与文化”系在燕京大学授课时所写。第二是“思想与社会”系出狱后半年所写。《民国学术文化名著:理性与民主》依然是继承前两书中所说的问题，而想从另一方面作进一步的发挥。而就中主要之点，却在于说明所谓民主主义不是一个政治制度，乃确是一种有特色的文明，就文明全体来说，当然亦把政治制度包括在内了。这种文明之特色又在于其自身能常有进步，即能自己修改自己。西方学者称之为“动的文明”，又称之为“进步的文明”。于是“进步”或“社会进步”便在欧美成为一个独立的学问了。

我们就人类文化的发展来看，确可见其余的东西总不免断灭或循环，而唯有一件东西，确实日积月累，在那里不断地自己长大。这个东西就是知识。　　我们又相信中华民族此后的生命就看能否创出一种新文化。但新文化的产生必有相当的酝酿时期。这个时期中，吸收的功夫居一半，消化的勾当亦必居一半。　　张东荪先生治西洋哲学甚久，用力亦最勤。于西洋哲学之各家学说，几于无所不窥。其以前工作偏于介绍，最近则有成一家，独表所见之意向。……觉其前途无限，实我国最有希望之哲学家也。　　　先生认识中国只输入民主与科学，而不同时输入作为民主与科学之本源的西洋哲学，乃是舍本而逐末。先生又以西洋哲学为中国哲学之“镜”，认为不了解中国哲学者，不在他们学了西洋哲学，而在他们虽学而未真懂。先生又欲融西洋各派哲学而构建中国新哲学，把中国近代哲学首次引入“创体系时代”，被誉为“新唯心论派”……

本书以张东荪先生近50首咏西哲诗为据，深刻而公允地评述了哲学史上的数十位先贤先哲。在编著者以诗为珠、以史为线叙述中，淌出一条西方哲学血脉之河。

《游绪弗伦》等六篇对话，基本属于柏拉图的早期对话，围绕苏格拉底去世前后的一系列经历展开。这六篇对话的重要性，它们在柏拉图思想中的地位，并不亚于柏拉图的其他几部长篇对话。 《柏拉图对话六种》是20世纪30年代柏拉图翻译的早期重要成果之一，由张师竹先生从久负盛名的乔维特(B．Jowett)英译本译出，又经张东荪先生参照洛布(Loeb)古典丛书希-英对照本校译。《柏拉图对话六种》通过通篇文言译就，文笔优美。六种对话分别是：《游叙弗伦》(Euthyphro)、《苏格拉底的申辩》(Apologia)、《克力同》(Crito)、《斐多》(Phaedo)、《普罗塔戈拉》(Protagoras)、《美诺》(Meno)。重读译文，可于古典文言语境中，细心揣摩柏拉图的“微言大义”，以达古典学之堂奥。 节选： 其人提议处我以死刑。我则自提议何刑以代之耶？所拟议者必为我所应当受者。夫斯人如我，终身未尝宁息，绝不措意于金钱、产业、军职、官位、议席、政党，——以自审赣直，不宜于此，遂舍此于人己两无裨益之事而弗为。——乃专就公等各人行吾所认为人世最有利益之事业，即历劝公等进德修智，自臻于完善，此当视为较其他诸事为急，凡事皆应按此先后之序而行者吾其以刑科与罚锾为所当受者乎？如斯之人其所当受者为何乎？雅典诸公，果赏罚而得当，则吾必按吾所应受者而提议一种惠施，且正适为吾所需者。此正为贫士所需，欲得暇以从事于劝说者为何事乎？自当无过于供膳于优待馆。②且我之应得斯报乃较公等中有于运动会竞车赛马而得胜者为尤宜。以彼使公等似得乐，而我则使公等真得乐也。而况彼本富，足以自瞻，而我正贫，适需此耳。故若我必须自拟处分为吾所当受者，则日供膳于优待馆是已。 有人将疑我之言此，正犹我前言及陨涕乞怜者，似为傲慢，然其实非也。实因我自信我从未有意害人。现虽不能使公等见信，以今为时太促故耳；然设雅典亦有与他邦相同之法律，凡死罪之决定不得于一日内行之，而必须延至三五日后，则吾信公等必可折服也。特今则决不易一扫厚诬于一时耳。吾既自信未尝害人，故亦不愿有以害己。因不以为自当受害，不自拟刑罚加于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