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1942年至1943年，吕思勉先生为青云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讲授的“国文”、“本国史”、“中国文化史”、“国学概论”四门讲课笔记。(外附吕思勉先生《自述》、《自述学习历史之经过》) “国文”课吕先生用《古文观止》作教本，之所以用这部书，是因为它选得坏。吕先生以为：“《古文观止》这部书是为科举时代学做八股文的人诵读的，做八股文要从没有话可说处硬找话说，因此《古文观止》所选的有相当一部分是说空话发空论的文章。” “本国史”从元代讲起，一直到近代。文字不多，要言不烦，举凡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典章制度各个方面无不顾及，在取舍详略之中，体现出吕先生的史学史识。 “中国文化史”则包括社会等级、经济情况、生活习惯、政治制度，以至学术宗教等各个方面，而作综合的历史的讲述。 “国学概论”者，即“中国学术思想史”之谓，这比现时的“中国哲学史”的范围似乎还要宽广一些。其中佛学部分，是最不好懂的，而吕先生这篇讲义中，用不多的篇幅就把佛教大小乘的基本教义、中国佛教主要派别法相宗、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等在理论上的异同得失，讲得非常清楚。 这些笔记由当时的学生黄永年先生记录。黄先生回忆说：“他当时已是五十八岁的老先生，但课堂里从不设坐椅，老是站着先在黑板上写一段，然后从容不迫地边踱方步边讲说。他没有叫我们买教科书，也没有专门印发讲义，但把吕先生每次写在黑板上的抄下来就是一部好讲义。……吕先生在黑板上写的是文言文，这种文言文既不象章太炎那么古奥艰深，又不象梁任公那么多水分，而是简雅洁净，这对有志文史之学的青年人学习文言文也是一个很好的典范。” 黄永年先生说“现在人们大多承认我是个不太坏的史学工作者，只因我在中国古代史尤其北朝后期以至隋唐做出了点贡献，但是这和我受业的复旦大学历史系并无太大关系。我之所以能步入史学之门，最初全凭我的老师吕诚之（思勉）先生的诱导，在十三岁时偶然在地摊上买到诚之师的《经子解题》成为我的启蒙读本，尤其是抗战后期我上高中二年级时听了讲授的国文、本国史、中国文化史、国学概论四门课，已等于上了个有水平的高等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