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担任剑桥大学近代史讲座教授之时，于1895-1896、1896-1897、1897-1989、1898-1899学年授课所用，其后由其弟子整理出版。阿克顿本人生前曾以其不完善为由拒绝出版本讲稿，阿克顿的多个文献目录中亦未收入本讲稿。但其重要思想价值却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在古典自由主义有关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叙述极端稀缺的情况下。而且，本书具有阿克顿著作的典型风格：渊博而无滞涩，机智而不卖弄，叙述流畅而逻辑清晰，具有强大的思想穿透力。相信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具有浓厚兴趣的中国读者，会从中获得很多启示。

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S.N.艾森斯塔德所著的《大革命与现代文明》运用比较历史和比较文明分析方法研究了当代世界历史社会变迁的文化结构和历史过程之间的互动．关注了不同现代化和革命过程的内部张力和矛盾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对大革命产生与发展背后的文明和历史环境、大革命与多样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大革命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独到的研究。 《大革命与现代文明》的主题涉及社会变迁、现代性和文明的广泛内容；现代政权中革命象征主义的命运和动力，以及在不断变化的现代性文明过程中的各种动力和变革模式。

《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是作者对过去简单的政治史研究，转而探讨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因为在政治文化中，我们可以知晓在革命中政治行动的内在逻辑，理解革命者的价值、期望，以及固有的规则如何被表达并形成集体的意愿与行动。通过研究革命中的象征实践即特定的象征和仪式，亨特认为，革命者的政治实践并不是简单地表达着他们基本的经济和社会利益，事实上，通过他们的语言、象征、仪式和每天的政治行为，革命者重构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社会和社会关系。 《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被评为最出色的介绍新社会文化史的著作。作者从政治、文化和阶级的角度论述法国大革命的内在复杂关系，从而了解法国大革命史如何改变了普通民众的生活。本书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易读、激动人心的读本。

本书收入德国著名哲学家费希特的两大名篇，其一是《纠正公众对法国革命的评论》，文章高度评价法国大革命，认为评判法国革命必须从理性原则出发，而不能从暗中摸索的经验原则出发。别一篇是《向欧洲各国君主索回思想自由的权利》，坚持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理论等

古斯塔夫·勒庞对心理学和政治学的熟稔，使他的作品拥有一些独特的视角，兼之法国式的随兴而至的叙述风格，往往给读者带来一些特异的体会。《革命心理学》是一部试图刻画法国大革命期间各色人群心路历程的著作。其特殊的对政治的社会的行为的心理分析方法，对我们进一步了解法国大革命及其相关的政治、社会活动，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帮助。这部著作，无论是作为文献还是作为学术作品，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简介： “我们将会逝去，不留下一抹烟痕，因为，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我们错过了以自由立国的时刻。”这是罗伯斯庇尔最后留下的预言；而大西洋的彼岸，美国革命却已经实现了自由的理想。本书从政治生活的现象学方法和指导两场革命的不同理论入手，深度剖析了两场革命的差异，表达了作者“以自由立国”的共和主义思想。内容围绕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的不同展开：阿伦特不断地比较二者，指出了法国大革命目标的偏移，即从“以自由立国”转向了对社会问题的控诉；而美国立国者们思虑的着眼点一开始就是政治形式的构建，它能确保引进不同的观点和立场，体现更多人或群体的声音和利益。尽管美国革命深深地影响了法国大革命，结果却有云泥之别。 导读： 此书是作者基于在美国的生活经历的产物，主题是政治自由和追求人的尊严的勇气；它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极权主义的起源》。 ——卡尔·雅斯贝尔斯 阿伦特对政治性质的分析体现出让人耳目一新的原创性和洞察力；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哲学家像她那样给予政治生活的现象学如此多的关注。 ——比库·帕勒克 没有第二个人能像阿伦特那样理解我。 ——马丁·海德格尔 导　言 战争与革命 迄今为止,战争与革命决定了二十世纪的面貌,仿佛所发生的那些事件,都只不过是在仓促地兑现列宁先前的预言。十九世纪的意识形态,诸如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尽管仍然被许多人拿来为自己正名,却与当前世界的重大现实丧失了联系。与之截然不同的是,战争与革命依然是当前世界两个核心的政治问题。它们要比自己的一切意识形态辩解更具生命力。革命引导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前仆后继,“在强国林立的地球上,承担自然法和自然神赋予他们的独立而平等的地位”。但战争所造成的大灭绝,威胁着以革命来解放全人类的希望。革命只剩下一个最为古老的理由,那就是“以自由对付暴政”。实际上,从我们的历史一开始,它就决定了政治的存在。 这本身就足以让人大吃一惊了。现代“科学”,无论是心理学还是社会学,都以揭露真相为己任,在它们的合力围攻之下,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东西比起自由的概念看起来更应该安然入土的了。原以为革命家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心安理得,甚至死心塌地将自己维系在这样一个传统之上:若是缺少了自由的观念,这个传统几乎就无从谈起,更说不上有什么意义。孰料竟连他们也宁愿把自由贬为中下层人的偏见,不愿承认革命的目的过去是而且一向就是自由。如果说,自由一词从革命的语汇中消失是那样不可思议;那么,近年来自由的观念卷入当下最严峻的政治争论的暴风眼中,卷入对战争和暴力合理之运用的讨论中,也是同样不可思议的。从历史上看,战争是有史以来最古老的现象,而革命,确切说来,在现代以前并不存在,只有在最近的重要政治资料中,方可找到它们。与革命相比,战争的目的只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与自由有关。诚然,类似战争的、反抗外国侵略者的起义,常常会令人感到无比神圣,但是,它们从来也没有被人当成是唯一的正义战争,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 为战争正名,即便是在理论上,也算由来已久,不过它当然不比有组织战争的历史悠久。显然,其中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坚信政治关系在正常进程中不会沦落到任由暴力摆布的境地。我们在古希腊第一次发现了这种信念。希腊城邦polis,即城邦国家,开宗明义地将自己界定为一种单纯依靠劝说而不依靠暴力的生活方式(这绝非自欺欺人的空话,不说别的,就拿“劝说”那些被判死刑的人服毒酒自尽这个雅典习俗来说,足见雅典公民在任何情况下都可免遭肉刑的羞辱)。不过,由于古希腊政治生活的范围并没有超出城邦的城墙之外,故对他们而言,在我们今天所说的外交事务或国际关系的领域中使用暴力,乃是天公地道,不言而喻。他们的外交事务,也只不过涉及希腊城邦之间的关系。唯一的例外是希波战争,看到全希腊都团结起来。在城邦的城墙之外,也就是说,在希腊意义上的政治领域之外,“强者行其所能为,弱者忍其所必受”(修昔底德)。 这样一来,我们就必须求助于古罗马,以寻找历史上为战争的第一次正名,寻找第一个认为存在正义和非正义战争之分的观念。可是罗马人的区分与正名,都跟自由无关,对侵略性和自卫性的战争也不加任何区别。“必然之战皆正义,”李维说,“当武力是唯一希望之所在,武力就是神圣的。”(“Iustum enim est bellum quibus necessarium, et pia arma ubi nulla nisi in armis spes est.”)自李维时代起,千百年来,必然性所意味的诸多事情,时至今日,用来给一场战争扣上非正义的帽子,要比冠以正义的帽子更加绰绰有余。征服、扩张、维护既得利益,鉴于咄咄逼人的新权力崛起而拼命维持自己的权力,抑或是支持既有的权力均衡——所有这些众所周知的权力政治现实,不仅是历史上大多数战争爆发的实际原因,还被认为是“必然性”,也就是说,被认为是诉诸武力解决的正当动机。侵略是一种罪行,只要是抵御或防范侵略,战争就是有理的,这种观点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现代科技条件下的战争所具有的可怕杀伤力一览无余之后,才获得了实践的乃至是理论的意义。 在传统上,为战争正名显然不以自由为论据,而是把战争当作国际政治的最后手段。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今天无论何时一旦听说自由被引入了有关战争问题的争论,都会感到极其不快。“不自由毋宁死”之类的高谈阔论,面对核大战超乎想象的空前杀伤力,不仅沦为一种空谈,简直就是荒诞不经。其实,为了自己国家和后代的自由而甘冒生命危险,与基于同样目的而牺牲全人类,两者之间是那样判若云泥,这就难免让人对“宁死也不赤化”或“宁死也不做奴隶”这些骗人口号的卫道士们大起疑心。当然,这并不是说,倒过来“宁可赤化也不愿死”就有多少可取之处。当一条旧真理已经过时,靠头足倒置并不能变得更真实。事实上,今天对战争问题的讨论,还处在这些术语的支配之下,从这一点就不难察觉,双方都是各怀心事的。号称“宁死也不赤化”者实际上在想:损失不会像有些人料想的那样严重,我们的文明会幸免于难;号称“宁可赤化也不愿死”者实际上在想:奴役并没有那么糟糕,人不会改变他的天性,自由不会从地球上永远消失。换言之,此乃诓世欺人之谈,因为双方都在回避自己提出的荒唐取舍;他们并没有当真。 重要的是记住,自由观念被引入有关战争问题的争论,乃是在以下这一点昭然若揭之后:我们的技术进步已经达到了无法对杀伤手段加以理性运用的阶段。换言之,在这场争论中,自由看起来就像是一个deus ex machina(“解围之神”),证明那些以理性为基础的东西已经变得不可理喻。难道我们无法将当前令人绝望的纷争硬说成是黎明前的黑暗,称国际关系将会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也就是说,甚至不需要国际关系彻底变革,不需要人的心灵和思想发生内在变化,战争就将会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会不会是这么一回事:我们目前在这个问题上的困惑,表明我们对战争的消失毫无准备,表明我们要是不提起这一作为最后手段的“其他手段的继续”,就没有能力根据外交政策来进行思考了? 除了大灭绝的威胁之外——可以假设,通过新技术的发明,如一种“无放射性”炸弹或一种反导导弹来消除这种威胁——还有一些迹象指向这个方向。第一个事实便是,全面战争的种子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就已经萌芽,那时,士兵和平民之间的区分再也得不到尊重了,因为它与那时使用的新式武器相冲突。诚然,这一区分本身是较为现代的成就,它的实际废除,只不过意味着战争又倒退到罗马人将迦太基人从地球上永远消灭掉的时代。然而,在现代条件下,全面战争的出现或重现,具有一种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它违背了一个基本假设:保卫平民百姓是军队的功能。政府的军事部门和民事部门之间的关系就建立在这一假设之上。相形之下,本世纪的战争史简直就像是在讲述这样一个故事,那就是军队越来越不能履行这一基本功能,发展到今天,威慑战略公然改变了军队的角色,使它从保卫者变成了一个滞后的、本质上没有作用的报复者。 国家和军队的关系就这样扭曲了,与之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事实虽不怎么惹眼,却颇值得重视: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我们就不由产生一种希冀,希望任何政府、任何国家或任何政府形式都不会强大到可以从战败中幸免于难。这一发展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普法战争之后第二帝国被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取代;1905年的俄国革命则是随日俄战争的失败而来,这场革命无疑是政府潜在危机的不祥之兆,专等军队失利而爆发。无论如何,政府的革命性变革,不管是由人民自己造成的,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那样,还是由得胜方凭借无条件投降和战争审判的要求从外部强加的,今天都不外乎是战败最有可能遭致的后果之一——当然,条件是人类还没有在战争中大灭绝。这一事态发展应归咎于政府本身致命的弱化,归咎于权力丧失了应有的权威,还是说,任何国家、任何政府,无论多么稳固、多么得到公民的信任,都经不住现代战争所释放出来的,加诸全体人口的无与伦比的暴力恐怖,这些在本文中都是无关宏旨的。事实上,甚至在核战恐怖之前,战争就已经成为政治上生死攸关的问题,虽然还不是在生物意义上。这就意味着,在现代战争的条件下,也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有的政府都不过是在苟延残喘。 第三个事实似乎指出了通过引入威慑这一军备竞赛的指导原则,战争本来的性质发生了剧变。的确,威慑战略的“实际目标是避免而不是打赢它煞有介事地准备的战争。它企图靠永远不会实施的恐吓,而不是行动本身,来达到目的”。要知道,和平是战争的目的,所以战争是和平的准备,这种见识至少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有了。至于谎称军备竞赛的目的是保卫和平,那恐怕就更古老了,换言之,它与发现宣传辞令的谎言一样历史悠久。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今天,不管是出于真心还是假意,避免战争不仅是整个政策的一个目标,而且已经成为军备活动本身的指导原则。换言之,部队不再为一场政治家们希望永远都不会爆发的战争未雨绸缪,他们本身的目标已经变成发展武器来遏制战争。 而且,与这些可以说是自相矛盾的努力遥相呼应的是,“冷”战可能取代“热”战这一严峻问题已经浮出了国际政治的地平线。我不愿意否认,也让我们心存一丝希望:现在大国暂时恢复核试验,目的主要在于开发和发明新技术。不过在我看来,无可否认的是,这些试验跟先前的不一样,它们也充当了政策工具。作为和平年代一种新型的对抗演习,它们本身就具有危险性。参与演习的不是常规部队对抗演习中一对假想的敌人,而是一对真正的敌人,至少是潜在的敌人。核军备竞赛仿佛已经变成了某种试探性的战争,彼此向对方炫耀手中武器的杀伤力。这场条件和时间都未定的死亡游戏突然间变成现实的可能性一直都是存在的;而一天的胜负就可以结束一场前所未有的战争,这一切绝非不可想象。 这纯属幻想吗?非也。自从原子弹第一次亮相那一刻起,我们就面临这样一种假想战争,至少是潜在的。很多人那时认为,现在也依旧认为,只要挑选一群日本科学家,向他们演示这种新式武器,就可以迫使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因为这样一种演示对那些内行人来说就构成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具有一种绝对优势,靠时来运转,靠其他因素都改变不了。广岛事件过去十七年了,我们对杀伤手段的技术掌控正在飞速迈向这一步:战争中的一切非技术因素,比如士气、策略、指挥官的才能,甚至纯粹的机缘巧合,都被彻底消除,这样就能提前将结果精确地计算出来。一旦做到了这一点,单纯试验和演示的结果对于专家们,就跟以前战场、领土征服和会谈破裂等对于双方的军事专家们一样,都是判断胜负的真凭实据了。 最后也是本文最重要的事实是,战争与革命的相互关系,也就是它们的一致性和相互依存性都在稳步增长,而两者关系的重心越来越从战争转向革命。诚然,战争与革命相互关联,这本身并不是什么新奇现象,而是和革命本身一样历史悠久。革命要么像美国革命一样,以解放战争为先导或伴随它而发生,要么就像法国大革命一样,导致自卫战争或侵略战争。此外,在本世纪出现了一类截然不同的事件:对于革命将要释放的暴力而言,战火似乎只不过是一支序曲,一个准备阶段(这也是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中对于俄国的战争与革命的理解);抑或相反,世界战争表面上就像是革命的后果一样,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的内战,比如,就连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要根据大部分人的公共意见,以充分的正当理由来看待。二十年后,战争的目的就是革命,能为战争正名的唯一理由就是为自由而革命,这几乎变成了不争的事实。这样一来,无论我们目前的困境将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假如我们没有被完全灭绝,与我们一道走向不可预见的未来的,很可能就是革命,有别于战争的革命。即使我们能成功地改变这个世纪的面貌,使它不再是一个战争的世纪,它充其量也依然是一个革命的世纪。这是一场将今天的世界分裂的竞赛,并且,在这场竞赛中,许多东西都变得岌岌可危。理解革命的人将可能获胜,而那些死抱着传统意义上的权力政治不放,相信战争是一切外交政策最后手段的人,在不久的将来也许会发现,自己只不过是掌握了一门毫无用处而又过时的手艺。对反革命的精通反击不了,也替代不了这种对革命的理解。反革命一词,是孔多塞在法国大革命中创造的,它总是与革命联系在一起,就像反动和行动联系在一起一样。德·迈斯特的名言:“La contrerévolution ne sera point une révolution contraire,mais le contraire de la révolution.”(“反革命不是一场颠倒的革命,而是革命的对立面。”)这句话从1796年说出之时起,自始至终就是一句风趣的空话。 可是,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将原本密切相关的战争与革命加以区分,不管多么必要,我们也不可不留意一个简单的事实:在暴力领域之外,战争和革命甚至是无法想象的。这一事实足以将它们一道从其他一切政治现象中分离出来。为什么战争容易导致革命,为什么革命会显露出引发战争的危险倾向?无可否认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暴力是两者的共性。甚至在缺乏任何革命传统的条件下,而且即便以前从未发生过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释放出来的大量暴力,其实已经足以在战后余波中引发革命了。 当然,战争并不是完全被暴力决定的,更不用说革命了。在暴力绝对统治之处,例如极权政体的集中营,不仅法律——就像法国大革命美其名曰的那样,les lois se taisent(法律保持沉默)——而且一切事物、一切人,都一定要陷入沉默。正是因为这种沉默,暴力成为政治领域的边缘现象。人,就他是一个政治存在而言,被赋予言说的权力。亚里士多德对人下的两个著名定义,即人是一个政治存在和一个能言说的存在,两者相辅相成,都涉及相同的希腊城邦生活体验。此中关键在于,暴力本身是无法言说的,而不单在于言说面对暴力是孤立无助的。由于这一无言性,政治理论极少论及暴力现象,而会将有关暴力现象的讨论留给技术专家。政治思想只能听从政治现象自身的表达,它始终限于人类事务领域中呈现出来的东西。这些呈现出来的东西与物理事实相反,它们需要言说和表达。也就是说,它们是某种为了彻底展现出来,从而超越仅仅是物理上看得见和听得见的东西。因此,一种战争理论或者革命理论只能为暴力正名,因为这种正名构成了它的政治界限;如果反过来,这种正名越出雷池,赞美暴力或为暴力本身正名,它就不再是政治的而是反政治的了。 暴力在战争和革命中担当了主角,由此看来,严格地说,战争和革命都发生在政治领域之外,即便它们在有记录的历史中举足轻重也是枉然。这一事实,使饱经战争和革命的十七世纪走向了一种所谓“自然状态”的前政治状态假设。当然,这绝不是说“自然状态”可以当作一个历史事实来看待。这一假设至今没有过时,就在于它承认政治领域并不会在人们生活在一起的地方自发地形成,承认在那里存在着这样一些事件:尽管它们可能发生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但并不是政治事件,甚至和政治毫无关系。无论我们是按照因果关系,潜在与显在的关系还是辩证运动的形式,甚至遵循简单的先后顺序,来设想这种自然状态,这一概念至少间接地指出了一种十九世纪的进步观所无法涵盖的现实。因为,自然状态的假设意味着存在一个开端,开端与它之后的一切泾渭分明,仿佛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开端问题与革命现象之间的关联是显而易见的。这样的一个开端,一定与暴力具有内在联系。传说中我们的历史开端似乎证实了这一点,如圣经和典故所说的:该隐杀亚伯,罗慕路斯杀雷穆斯。暴力是开端,同样,如果没有暴力的运用,没有忤逆之举,就不能缔造开端。这些在我们的圣经传统和世俗传统中第一次有文字记载的行为,无论是被人当作传说来流播,还是当作历史事实来信奉,都已经裹挟着一股力量穿越了时代的长河。人类的思想,只有化为贴切的比喻或广为流传的故事,才会具备这样的力量,而这样的情形庶几稀矣。这些故事都是直言不讳的:无论人类能拥有多么深厚的兄弟情谊,这一兄弟情谊都是来自于兄弟仇杀;无论人类能够形成什么样的政治组织,这些政治组织都是起源于罪恶。开端是一场罪行,“自然状态”一词不过是对它进行理论净化的一种释义。千百年来,这一信念对人类事务状态而言,与圣约翰第一句话“太初有道”对于救赎事务而言一样,都具有一种不言而喻的说服力。

《为平等而密谋(上)》是论述十八世纪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巴贝夫所领导的平等派密谋及其理论学说的基本著作。作者菲·邦纳罗蒂是平等派运动的主要参加者和巴贝夫主义的忠诚的捍卫者。全书分上、下两卷。《为平等而密谋(上)》为上卷，上卷实际上是邦纳罗蒂的回忆录，作者在这卷里以法国资产 阶级革命为背景，力求忠实地追述了平等派密谋的产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下卷开关部分是作者对这次密谋案件的审判过程所作的详尽的记述，接着是作者长年累月苦心收集到的有关这次基本上是一部文献集。《为平等而密谋(上)》初版于1828年，这个中译本是根据法国社会出版社1957年地法文原本翻译的。原书中乔治·勒费弗尔的序言和让·多特里编的书目，也一并译出，供读者参考；原书正文中凡由勒费尔在一系列人名后用括号附加的真名实姓，考虑到下卷中已附有人物化名还原表，为保留原书面貌，予以删略。

本书是国内学术界第一部关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宪政研究的专著。宪政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就已开始，但法国革命的所谓“彻底性”又使后者为世人留下更多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本书选取法国革命25年的宪政文化，从系统和动态的角度，以翔实的资料和生动的笔调，将这一时期的法律思想、制度和实践融为一体，重点剖析了平等、自由和权力分立三个方面的利弊得失，在一些问题上提出了创新性观点。

《为平等而密谋(上)》是论述十八世纪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巴贝夫所领导的平等派密谋及其理论学说的基本著作。作者菲·邦纳罗蒂是平等派运动的主要参加者和巴贝夫主义的忠诚的捍卫者。全书分上、下两卷。《为平等而密谋(上)》为上卷，上卷实际上是邦纳罗蒂的回忆录，作者在这卷里以法国资产 阶级革命为背景，力求忠实地追述了平等派密谋的产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下卷开关部分是作者对这次密谋案件的审判过程所作的详尽的记述，接着是作者长年累月苦心收集到的有关这次基本上是一部文献集。《为平等而密谋(上)》初版于1828年，这个中译本是根据法国社会出版社1957年地法文原本翻译的。原书中乔治?勒费弗尔的序言和让·多特里编的书目，也一并译出，供读者参考；原书正文中凡由勒费尔在一系列人名后用括号附加的真名实姓，考虑到下卷中已附有人物化名还原表，为保留原书面貌，予以删略。

法国大革命震撼了整个世界，对其解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作者认为，大革命的历史实际上是由一系列并存的且通常孤立的历史事件构成的：一个过时体制的历史，由于缺少捍卫者而消亡；革命议会的历史；群众运动的历史及其领导人；军队的历史；新制度的历史等等。所有这些历史，基本上代表的都是 各类心理力量之间的较量，因而应借用心理学的方法来对其加以研究。这一解读，无疑会引发争议，也注定会刺激更深入的思考。 本书根据法文版译出。 英国《泰晤士报》——所有当权者都应该学习古斯塔夫•勒庞的这本书。作者对大革命的经典理论不屑一顾，他用心理学解释得出了全新的结论。他用极为生动的文笔，阐述了人民群众在革命运动中的弱势角色，以及公会成员的个人意志和集体意志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引领大革命党人的是神秘主义因素，能让大革命人士免受理性的影响。没有大革命，便极难证实理性难以改变人，因此，一个社会并非是按照立法者的意愿来构建的，不管他们考虑的有多么周全。

When this book was published in 1984, it reframed the debate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shifting the discussion from the Revolution's role in wider, extrinsic processes (such as modernization,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the rise of twentieth-century totalitarian regimes) to its central political significance: the discovery of the potential of political action to consciously transform society by molding character, culture, and social relations. In a new preface to this twentieth-anniversary edition, Hunt reconsiders her work in the light of the past twenty years' scholarship.

《法国大革命与现代性的诞生》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之一，从不同的视角出发，突出地表现了作为现时代黎明和现代性的宏大叙事的法国大革命的特点。其中深入勘察所涉及的论题十分宽广，从对引发热议的1789年的阶级性、民族国家的问题到对至上崇拜，到犹太人的解放以及革命的文化遗产等的分析，充满了智慧与洞见。

走向共和：战争狂人登上政治舞台，经历过大革命洗礼的法国精神走向世界。 ★ 法国历史上的传奇人物出世； ★ 热爱浪漫的法国人吃到了浪漫的苦头； ★ 反侵略与侵略，大革命的温床上产生的野心； ★ 大革命尘埃落定，拿破仑的功与过。 《现代法国的起源》国内首次推出全译本，《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姐妹篇，该书已入选国家十二五出版规划项目，并多次被百道网等网站评为年度优秀图书。

扼杀与反扼杀：十字路口的法国大革命 ★ 失去民意支持的革命走到末路； ★ 革命的发动者被曾经的支持者送上断头台； ★ 攘外与安内，什么是软弱的政府？ ★ 反法联盟与法国，席卷欧洲的战争拉开序幕。 《现代法国的起源》国内首次推出全译本，《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姐妹篇，该书已入选国家十二五出版规划项目，并多次被百道网等网站评为年度优秀图书。

我国学术界对塔尔蒙的这部著作的评价，褒贬不一、毁誉参半、见仁见智。就译者视野所及，许多言及这部著作的中国学者似乎都没有细读过它，所以，把它介绍给我国的读者，还是一件必要的有益的工作，让更多的中国读者可以看清它的“庐山真面目”。 塔尔蒙的这部著作是他著述中最出名的一部，如他在前言所述，把此书作为第一卷，以后又写了它的续集——第二、第三卷。在第二卷，他围绕1848年革命，通过社会经济现实与政治现实的对比，追述了19世纪社会主义的救世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救世主义的冲突，对那个时代欧洲浪漫主义哲学对政治的影响也有所涉及；第三卷中，他的视线转移到了20世纪的现代，准备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何纳粹会登上政治舞台？为何20世纪会挣扎在残害、强权、仇恨的毒海中?他的答案：除了国家特殊的社会、政治原因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19世纪的后叶对理性主义、个人自由主义抵抗的精神力量的强大而又迅速。不知道是否有同好对把第二、第三卷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工作感兴趣?另外，塔尔蒙的这部著作中，导师拉斯基对他的影响，也随处可以读到，希望国内有研究条件的学人也能对拉斯基学说多做介绍。 因为失业日久，可以说是在贫病交迫、心力俱瘁的状态和孤寂的心境中，勉力最后完成这译稿的。其间，还曾在连续40度的盛夏，因为没有空调，电脑的故障，已经译成汉语的12万个字码的消失殆尽，几乎失去重头开始、继续伏案下去的勇气。最后校正的阶段，正值萧疏的深秋，面临的是通货膨胀的到来，心底里难免对未来的人生更添几分惆怅。

《国民阅读经典：法国大革命讲稿》讲述法国大革命暴烈跌宕，它不仅试图改变社会结构，亦欲重塑民众的价值观念。从此，自由成为人类的普世价值。可是，如此暴烈的革命何以增加了人类的自由？1889年大革命爆发百年之际，阿克顿爵士开始撰写《法国大革命讲稿》并进行讲座。这份讲稿是他担任剑桥大学钦定近代史教授时，于1895年至1899年使用的讲课稿，详尽阐述了1789年到1795年的革命历程。阿克顿熟稔原始资料，并在叙述中穿插了大量讨论，风趣而机智，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古典自由主义眼中的法国大革命图景。今日，我们借助更简洁、凝练的文字重读阿克顿的弦外之音，关于自由、关于法国大革命。

这是一部经20年风风雨雨铸就的不凡之作，是华东师范大学法国史研究室三代学人努力奋进的结晶。著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法国进步的大革命史编纂学为参照，以宏观的视野，谋篇布局，将大革命史分成7编，从大革命前旧制度末期的法国写起，一直写到拿破仑帝国失败结束。全书气势恢宏，自成一体，扬弃了前苏联和我国学者长期坚持的“政治中心说”，强调了以社会经济史为重点，重视改革在大革命过程中的地位作用。

汤晓燕所著的《革命与霓裳（大革命时代法国女性服饰中的文化与政治）》记述了：女性与服饰，看似与革命、政治相去甚远，但不论是法国旧制度晚期的汹涌暗流，还是大革命时代梢纵即变的政治局势，法国女性服饰无不被卷入历史的洪流，记载着非同寻常的时代里人们的情感与心态。 性别研究、表象研究是当前史学领域的前沿阵地。汤晓燕所著的《革命与霓裳（大革命时代法国女性服饰中的文化与政治）》从这两个角度出发，考察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女性的时尚服饰，深入细致地分析时尚文化与政治事件、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机制。作者立足于图像实证材料，从2万多幅图片中选取资料，以图为证，给人以直观印象；同时运用西美尔和布尔迪厄等社会学名家的理论学说，通过服饰材料和外观的改变，来探究其背后的政治文化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