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为什么受苦？这道难题，是所有宗教传统与一切社会理论、政法实践都致力于回答的，但因为关乎世人的信仰，就永远在争辩之中。 本书可看作是一个译经人和法学家的探索。作者用优美的严峻的文字，邀请我们一起颂咏圣书，阅读历史、评说戏剧、涉猎法律同文学各个领域，并为我们再现了希伯来圣经《约伯记》的“朴素、圣洁、雄健而热烈”。

本书描述了一个时代，在那个时代，人类对优雅、品味及奢侈的欲望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其所为美食、时装、室内装饰等领域所制定的标准，至今仍然发生着作用，这就是被18世纪法国哲学家、史学家伏尔泰称为历史上四个伟大时代之一的法国路易十四时代：“兴隆昌盛的、文化技艺臻于完美的时代”。这个时代也是法国的国家形象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时代。在路易十四执政之前，法国贫穷、肮脏，盗匪猖獗；巴黎街道狭隘，铺砌粗糙，整个国家与时尚无缘。半个世纪后，法国已成为西方世界不容置疑的时尚中心，从时装、香水、美食、香槟酒，到家具、室内装潢，乃至镜子、雨伞和街灯，都被当时的人们追逐和仰慕；自那之后的三百余年，法国始终统领着世界的时尚。本书就是将这一传奇展现给人们。透过这个时代，可以看到对物质享乐的欲望是如何能够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推动力，这一推动力的强大有时并不亚于人类伟大的精神。

茨威格在这里讲述了一场“苍蝇与大象之间的战争”， 即以加尔文为代表的作为异见者的新教徒企图获得自己应有的地位时，如何遭到罗马教廷的无情迫害；而当新教运动代表人物加尔文控制了一座城市之后，他对待异见者又是何等残酷和决绝。茨威格在本书中刻画了一个坚持自己独立信仰、一生倡导宽容、理性、自由和独立的小人物卡斯特里奥，在他面对强权时的无畏精神。 塞巴斯蒂安•卡斯特里奥（Sebastian Castellio，1515－1563），法国传教士和神学家，16世纪宗教自由及良心自由的主要倡导者。他曾在法国里昂大学修读，并与加尔文在斯特拉斯堡及日内瓦共事，1544年因信仰原则的分歧而被撤去日内瓦学院院长一职，十年后被任命为瑞士巴塞尔大学的希腊文教授，其间以笔名出版《论异端》（De haereticis）一书。在书中他为被加尔文在日内瓦处以火刑的西班牙医学家及神学家米盖尔•塞尔维特写道：“当塞尔维特以理性和文字战斗时，他只应被理性和文字反击。”1563年，卡斯特利奥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卡斯特利奥一生提倡宗教容忍，尤其斥责政府对异端的驱逐行为。 这部完成于1936年的著作，其核心内容是祈求人的理性和对人的宽容。作者把历史事件当做镜子，特别清楚地揭示了他自己的那个时代的各种危机和邪恶。卡斯特里奥挺身而出反对日内瓦宗教改革家加尔文的暴政，其态度之坚决，在他的所有同代人中无人能与比肩。加尔文是指控西班牙医学家及神学家米盖尔•塞尔维特为渎神者并最终将其火刑处死的主谋，塞尔维特被处死后，神学上的和政治上的专制与要求宽容之间的斗争似乎已告结束，但是卡斯特里奥却要竭尽全力将良知对抗暴力的斗争进行到底。 三联书店1986年曾出版根据英译本转译的《异端的权利》。本书则是译者根据德国菲舍尔出版社德语原著翻译，对书中的人名、地名和历史事件作了必要的注释，并编写了详尽的“本书大事年表”。

一天早晨，牧羊人乔治·格伦死在草地上，一把铁锹将他的尸体钉在地上。乔治的绵羊们面对一个谜团：杀害老牧羊人的凶手可能是谁呢？这群绵羊中最聪明的美波儿小姐开始调查凶手。可是怎样才能找到凶手呢？幸好在天气好的日子里乔治给绵羊们朗读过故事，所以它们在遇到刑事侦查问题时也并非毫无思想准备。尽管有许多误解，它们还是以它们绵羊的思维逻辑渐渐地识破了人类的秘密，同时获得了对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如此和平安宁的爱尔兰村庄格兰吉尔及其居民的大量新的认识。美波儿小姐和本群的其他绵羊一起，在牧场和村庄教堂，陡峭的礁石堆和牧羊人车之间，冒险进行必不可少的侦查活动，它们夜里在草料仓里议论，还悄悄溜进村庄去调查，了解到种种未曾料到的情况，它们有时被吓得膝盖发软，几乎陷入绝望的境地，但它们并没有丧失勇气，经过了大量的吃草与反刍过程，它们终于找到了真正的线索，成功地破解了它们的牧羊人神秘死亡之谜…… 绵羊们如何看这个世界——《格兰吉尔》的故事情节紧张而富有讽刺意味，作者富有同情心，语言风趣，思想内容意义深刻，神来之笔多多，在使读者着迷的对人类及其奇特之处的观察与思考之中，饱含着精妙的幽默！

1985年，三联书店首次出版房龙代表作《宽容》；1998年，此书连续印刷11次，成为“20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百本图书”之一。从古希腊、中世纪，到启蒙运动，房龙将一部欧洲思想解放史，写成了一部宽容与专横的斗争史；善与恶、黑暗与光明、进步与反动的不断搏杀，使理性的光芒透过专制的浓云密雾显现。

短篇小说巨擘芥川龙之介是日本大正时代的一位重要作家，是新思潮派的柱石。这个流派表现了20世纪初日本小资产阶级不满现实而又苦于无出路的心情，在艺术上则突破了长时期作为日本文坛主流的自然主义文学，正视社会现实，既有浪漫主义色彩，又有现实主义倾向。 芥川龙之介的创作生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开始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和反战运动蓬勃发展。1923年反动当局利用关东大地震之机对广大革命群众及进步组织进行血腥镇压，日本国内的阶级矛盾日趋尖锐。1927年发生了金融危机，中小企业纷纷倒闭。现实社会的这种紧张沉闷的气氛使芥川感到窒息，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实不可避免地反映在他的作品中。鲁迅先生指出：“芥川龙之介的作品所用的主题最多的是希望已达之后的不安，或者正不安时的心情。” 芥川龙之介，号柳川隆之介、澄江堂主人、寿陵余子。能赋俳句，俳号我鬼。他于1892年3月1日生在东京，因为恰好赶上辰年辰月辰日辰时，故名龙之介。原姓新原，父亲经营牛奶业。生后九个月，因母亲神经失常，过继给住在本所的舅父作养子，改姓芥川。芥川家世世代代都有人在将军府任文职，明治维新后，养父在东京府做土木科长。他虽然有自己的房屋，退休后仅仅靠养老金糊口，生活并不宽裕。芥川在《大导寺信辅的前半生》中写道：“他们的贫困并不是住在连檐房里的下层阶级的那种贫困，而是为了保持体面不得不忍受更多的痛苦的中下层的贫困。”养父母对诗书琴画无所不通，家庭里有着浓厚的传统文化艺术气氛。本所区又是文人墨客荟萃之地，保留着使芥川神往的江户情趣。芥川在这样的家庭和社会环境影响下，自幼受到中日古典文学(包括《西游记》、《水浒》和泷泽马琴、式亭三马、十返舍一九等江户时代作家的小说)的熏陶。他生性异常聪慧敏感，体质虽纤弱，学习成绩总名列前茅。上中学后广泛涉猎欧美文学，喜读易卜生、法朗士、波德莱尔、斯特林堡等人的作品，深受世纪末文学的影响。他曾引用法朗士的话说：“我不是通过与人接触，而是通过与书接触才了解人生的。”明治时代的作家中，他最喜欢幸田露伴、泉镜花、熥口一叶和德富芦花。 十八岁时，芥川作为优等生免试进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文科，1913年入东京大学英文系。读书期间，成为第三次和第四次复刊的《新思潮》杂志的同人。1915年发表《罗生门》，但当时并未引起文坛重视。大学毕业之前，在第四次复刊的《新思潮》上发表《鼻子》(1916年2月)，备受夏目漱石的赞赏。《芋粥》(同年9月)和《手绢》(同年10月)接连问世，从而奠定了他作为新进作家的地位。大学毕业后，在镰仓海军机关学校教过三年书。1919年3月入大阪每日新闻社，1921年以该社海外特派员身份到中国十余个城市游览，回国后写了《上海游记》(1921)、《江南游记》(1922)等。 芥川龙之介是新思潮派的代表作家。新思潮派是从日本大正中期到昭和初年，继白桦派之后兴起的一个文学流派，又称新现实主义或新技巧派，通常指第三次(1914)和第四次(1916)复刊的《新思潮》杂志的同人。代表作家有芥川龙之介、菊池宽、久米正雄和山本有三等人。他们大多是东京大学的学生，深受夏目漱石和森鸥外的影响，并得到武者小路实笃的启发。当这一派作家跻身文坛时，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已经衰落，取而代之的是白桦派文学。 白桦派作家所主张的理想主义，作品中所表现的人道主义以及他们所追求的个性的自由发展等，有的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新思潮派的作家们尽管没有什么鲜明的文学主张，不像过去的自然主义、浪漫主义那样具有明确的文学理论和见解，但在创作上却显示出共同的倾向：既反对自然主义那种纯客观的描写方法，又怀疑白桦派文学的理想主义；认为文学作品可以虚构，强调题材的多样性，并且十分讲究写作技巧，注重艺术形式的完美。然而，这派作家的创作又不同于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所提倡的新浪漫派、乃至唯美派或颓废派文学。他们认真地审视人生，把握现实，在反映现实的同时，赋予自己笔下的一切以新的意义，理智地加以诠释，所以有时他们也被称为新理智派。在技巧上，他们一般采用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只是更着重于人物心理的刻画。 芥川龙之介曾认为20世纪初席卷日本文坛的自然主义文学的理想，可以用一个“真”字来概括。1908年以后，以永井荷风为中心的唯美主义派打着“美”的旗帜，写出了一系列颓废主义、唯美主义的作品；1910年出现的以武者小路实笃为代表的白桦派人道主义文学则以“善”作为理想。1917至1919年间走上文坛的一批新作家便试图将上述真善美三种理想糅合在一起，在自己的作品里表现出来。这便是新思潮派作家在创作上的共同宗旨或倾向。但是，这一派的作家却又各具特色。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不论是历史题材如《罗生门》、《鼻子》、《地狱变》(1918)、《蜘蛛丝》(1918)等，还是现代题材如《魔术》(1919)、《秋》(1920)、《一块地》(1923)等，都是以典雅的语言，细腻的心理刻画，巧妙的布局和机智幽默的情趣，显示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但他后期的现代题材作品里，如《玄鹤山房》、《齿轮》、《某傻子的一生》(均1927)等，却又表现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在探讨现实人生中经历幻灭之后的苦闷和绝望。菊池宽和久米正雄早年写过一些有一定社会意义的作品，后来却转向通俗小说创作。 …… 芥川在这种矛盾心情和“对未来的模模糊糊的不安”(《给一个旧友的手记》，1927)中，在年仅三十五岁时人为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此事在日本知识界引起巨大的震动，作家们更是纷纷撰文对这位为艺术呕心沥血的“典型的浪漫主义者和艺术至上主义者”的死表示惋惜。日本评论家中村真一郎认为：“芥川龙之介的作品的主要特征就在于反映人们错综复杂的思想意识。当我们阅读他的全部作品或是他的一部自选小说集时，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接近于西欧20世纪的作家所刻画的复杂的内心世界。……读者一篇篇地读他的作品的时候，会产生这样的感想：人们是用不同的眼光看待社会的，人们对待社会的心理状态是各种各样的。这无疑就是芥川的作品吸引当代读者的最大魅力所在。”他还写道：“芥川龙之介复活了自然主义时期以来日本近代小说所失去的浪漫主义，而且大大发展了日本近代小说的传统。他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他有意识地创造了文体——不是司空见惯的文体，而是消除了庸俗气味的艺术文体。在文学史上，这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在当前的现实中，我抱着很大的共鸣来回顾扭转日本文学方向的芥川十年的业绩。” 为了纪念芥川，日本文艺春秋社于1935年设立了“芥川文学奖”，每年颁发两次。七十五年来，许多日本作家都是在获得这个最高文学奖后成名于文坛的。芥川在世期间就已经受到国际上的重视。早在1923年，鲁迅先生就翻译了他的《罗生门》和《鼻子》。他的另外一些短篇小说也相继介绍到我国来，还出版过几种小说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的作品被译成英、法、德、俄、西、意以及世界语等多种文字。本集选收了芥川在不同时期的二十篇作品，足以显示这位“鬼才”作家妙趣横生的风采。 2010年4月

《白银时代》是《时代三部曲》之二。由一组虚拟时空的作品构成的长篇。这组作品写的是本世纪长大而活到下世纪的知识分子，在跨世纪的生存过程中，回忆他们的上辈、描述他们的上辈、描述他们自己的人生。与其说这是对未来世界的预测，不如说是现代生活的寓言，是反乌托邦故事。主人公生活的未来世界不仅不比现在更好，反而变本加厉地发展了现代生活中的荒谬。知识分子作为个体的人，被抛入日益滑稽的境地里。作者用两套叙述，在一套叙述中，他描写蹲派出所、挨鞭刑的画家、小说家，以及他们不同寻常的爱情；另一套叙述，则描写他自己作为未来的史学家，因为处世要遵循治史原则而犯下种种“错误”，最后他回到原来的生活、身分，成了没有任何欲望的“正常人”。这两套叙述时时交叉、重合。在所谓的写实与虚构的冲突里，作者创造出任由他穿插、反讽、调侃和游戏性分析的情境来。 《白银时代》是王小波作品系列之时代三部曲中的一本，是最新典藏插图本。该系列入选《亚洲周刊》“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中国当代文坛“最美的收获”。《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是王小波作品的精华。“时代三部曲”表面上是王小波作品的合集，每部之间似乎没有什么联系，但其实是有一个逻辑顺序的。这个逻辑顺序就是：《黄金时代》中的小说写现实世界；《白银时代》中的小说写未来世界；《青铜时代》写的故事都发生在过去。

该书是“郑宸旅行图文小说系列”的第一部，讲述了主人公“我”和旅伴“大吉岭小姐”的印度旅行故事。“我”是一名来自北京的年轻旅行者，沉默腼腆敏感，每天都要通过电话向在国内的未婚妻阿真交流“报喜不报忧”的旅行故事； “大吉岭小姐”是在印度长大的加拿大籍华裔女孩，刚与同性恋女友分手，旅行中她对这片土地既亲近又逃避，极力找寻归属感，却又屡屡受挫……他们带着读者穿行于德里、加尔各答、瓦拉纳西、大吉岭、特努什戈迪……期间路遇贫困的木偶艺人父子、失忆的博物馆管理员、唐人街的华裔企业家、残疾的停车场“狗人”、为儿子筹集“赎金”的司机苟魄、海啸遗孤拉古、索贿的行政办事人员……围绕主人公和各色人物，作者以立场、感情近乎零度介入的客观视角，通过一连串的故事，构筑出一个让人着了魔的印度，一个你不曾听说，从未见过，散发着强烈疏离感的国度——在这个国度，爱情、死亡、家园这三个永恒的主题不可思议地融为一体…… 罗摩桥（Rama's Bridge）是一座传说中连接印度与斯里兰卡的海桥。根据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罗摩王子为救被斯里兰卡魔王掳走的爱妻西塔，得到神猴哈纽曼帮助，由猴军花了5天时间筑成罗摩桥，终得深入斯里兰卡杀死魔王救回爱妻。千百年来罗摩桥作为神话故事世代相传于史诗之中，无人提出异议，也无人试图证明其真实与否——直到2002年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2002年拍摄的一张航天影像图中清晰地显示出印度与斯里兰卡之间的保克海峡中确实存在着一道狭长的海底沙梁。这一发现，在印度国内引发了旷日持久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它究竟是人造“圣迹”还是自然地貌。 作者选取罗摩桥作为题目，不仅因为它是全书叙事的重要线索，更是想要通过它向读者暗示，这是一部介于纪实和虚构之间的旅行小说——正如罗摩桥，虚实无法考证，全靠细心的读者体味其间微妙的平衡。 2010年2月作者赴印度深度旅行，上山下海入沙漠，足迹遍布印度四方边境地区——原计划16天的旅行，最终用了2个月才完成。这2个月的旅程，为这本小说的故事提供了坚实可信的背景。在书中“我”只是一个过客——受过现代西方教育，但骨子里又有古老的东方情怀，这种“他者”的视角，使得本书对印度的观察要远远超越种种预设的描述和想象。作者以敏锐的观察力捕捉到印度浮光掠影下的丰富细节，将画面、声音、气味、氛围夹杂着“我”冷静的讽刺和准确的批评呈现在读者面前，真切而富有趣味。 作为一部小说，在对环境的描述之外，人物、情节、对话是《罗摩桥》的重要部分，它们穿插在作者的观察与描述之中，寥寥数笔，“我”的内心矛盾、“大吉岭小姐”的情事、拉古的神秘过往以及所遇到的印度各色人物的形象和个性就跃然纸上，读起来令人兴致盎然。而在书的最后，随着海啸遗孤拉古在隐藏着罗摩桥的海域神秘失踪，所有这些零散、局部的印象、故事最终复合成对作者印度的整体概括和洞察，他在虚实之间苦心布局所要表达的意义也浮出水面——在印度，爱情、死亡、家园这三个永恒的主题是如此不可思议地融为一体。

巨流河，在清代被称为巨流河；哑口海位于台湾南端，是鹅銮鼻灯塔下的一泓湾流。这本书写的是一个并未远去的时代，关于两代人从巨流河到哑口海的故事。那立志将中国建设成现代化国家的父亲，在牧草中哭泣的母亲，公而忘私的先生；唱着《松花江上》的东北流亡学子，初识文学滋味的南开少女，含泪朗诵雪莱和济慈的朱光潜；那盛开铁石芍药的故乡，那波涛滚滚的巨流河，那暮色山风里、隘口边回头探望的少年张大飞……六十年来，作者读书、教书，写评论文章，却一直念念不忘当年事——郭松龄在东北家乡为厚植国力反抗军阀的兵谏；抗战初起，二十九军浴血守卫华北，牺牲之壮烈；南京大屠杀，国都化为鬼蜮的悲痛；保卫大武汉，民心觉醒，誓做决不投降的中国人之慷慨激昂；夺回台儿庄的激励；一步步攀登跋涉湘桂路、川黔路奔往重庆，绝处逢生的盼望；在四川、在滇缅公路上誓死守土的英勇战士的容颜，坚毅如在眼前；那一张张呼喊同胞、凝聚人心的战报、文告、号外，在作者心中仍墨迹未干……作者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埋藏着巨大悲伤的时代，同时也是所有中国人引以为荣的，真正存在过的，最有骨气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