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美书简:二种》主要内容：当前，中国书业可谓百花齐放，气象万千，图书的出版数量、规模、品种，正以尺人的指数率增长着。这对于有过“书荒记忆”的中国读者来说，无疑是一件天大的好事。然而，我们不无担忧地看到，万里黄河，变不免泥沙俱下。有些图书初进书市，便“爆”、“炒”之声不停，然终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泡沫”；有些图书甚至含有一定数量的“细菌”……有鉴于此，我们适时推出“故事会图书馆文库”，期望在中国图书界掀起一声“绿色革命”。

本书是塞涅卡写给他的朋友吕西里阿的124封信的一个选集，内容涉及人生的各个方面，以谈友谊为主线，兼及疾病、痛苦、死亡、读书、旅游、演说、饮酒等等，只有很少的篇幅是专门讲哲学、文风和介绍科村。识的，但也道来轻松愉快，毫无板起面孔说教的架势。信件大多以作者自身或另外某人一个经历开头，接着从哲理上对之进行严肃的反思和深入的分析，在叙事和说理的过程中，作者发表了很多得自细致观察和深刻思考的洞见，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极富人生哲理的警句、箴言。从这些书简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奴隶主贵族们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塞涅卡对它的谴责，以及当时的某些风气和科学技术等。作者是个斯多葛主义者，但他不囿于自己学派的观点，不拘一家之言，多处引用伊壁鸠鲁的思想。他的那些格言式的陈述，具有极大的感染力，给我们以深深的启发，即使表达的是我们已经熟知的真理，也由于它隽永有趣或意念深沉而使我们读来觉得新颖别致，倍感亲切。例如在第三十三封信中，他在回答“你不也肯定将要沿着先辈们的足迹走下去吗？”这一设问时写道：“是的，我确实要使用那条旧路的。但我如果发现了一条更近更容易走的路，我就要将它开辟出来。开拓老路的人是领导者，不是我们的主人。真理之门向每个人都是敞开的。但还一定会有对于真理的垄断，也还有大量的真理有待未来几代人去发现。”读这样的句子，怎能不使人精神为之一爽呢！而这样的句子在本书中是比比皆是的。《人生论》作者培根说，“塞涅卡致吕西里阿的信是分散的沉思录”，这说得很是中肯。

《我想对你说,亲爱的:里尔克与莎乐美书信选》是里尔克和莎乐美的书信集，《我想对你说,亲爱的:里尔克与莎乐美书信选》的作者莎乐美通过她的生机活力和独立性吸引了许多重要的男子到自己身边——尼采、保罗•雷和21岁比她年轻许多的里尔克，以及后来她嫁的安德烈亚斯。

迄今，已发现的康德书信大约有300余封。这本《康德书信百封》主要是从科学院版《康德全集》第10-13卷，即第二部分选出，并根据该版本翻译的。除此之外，编译过程中还参考了J.蔡贝编选的《康德书信集》的第1封、第50封选出；K.福兰德编《康德其人及其事业》；R.艾斯勒《康德辞典》；阿尔林古留加《康德传》，中译本。 康德书信是康德哲学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仅包含了康德对自己思想体系的许多重要的说明和解释，形成了康德哲学著作的一个重要补充，而且以动态的方式再现了康德哲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同时，它们也是康德生活与事业的忠实见证人。如何使这有限的百封书信成功地体现康德的思想和生平，是一项要求颇高的任务。在编选方面，编译者所遵循的原则就是：一方面要尽可能挑稳定对研究康德思想和生平最有价值的书信，另一方面也要照顾到康德生平各个时期的连续性，避免出现空白现象，为此，在体例上采取了编年史的方法，即按年代先后排列。

张太炎，是近代中国最具有影响的学者兼革命家，他的一生交游极广，活动时间也相当长，因此留下了大量书信、函电，这为后人研究章氏的思想学术贡献，研究近代中国的政治发展，提供了不可夺得的历史资料，然而遗憾的是，章氏的大量书信、函电，或期刊发于一些报章杂志，或继续被一些私人珍藏，至今尚没有一部较为完整的《章太炎书信集》

陈智超先生的《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以下简称《考释》）是一本考释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七百多通明代信札的著作。这批手札有七百三十一通，外加账单一件和名刺一百九十二件，合计为九百二十四件。原件分日、月、金、木、水、火、土七册，二十世纪中叶入藏哈佛燕京图书馆。 这是目前已知的数量最大的一批明人信札，且收信人基本为同一人。有如此的规模，材料又相对集中，研究价值自然也就更高。收信人方用彬（一五四二——一六○八），字元素，南直隶徽州府歙县岩镇人。他兼有文人与商人的双重身份。其家本富饶，入赀为国学生，曾师事著名文人汪道昆。方用彬具有较深的文化素养，同时又在里中开设店铺经营古文化产业和典当业，且生平好游，是故交游多四方知名之士。 这批信札的写信者四百余人，包括方氏宗族、亲戚及各地友人。其中有相当数量的著名文人如王世贞、汪道昆、谢陛、潘之恒，著名书画家如周天球、詹景凤，著名墨工如方于鲁等，当然更多的是宗族成员与落魄文人。方用彬有意识地保存了这批手札，期待后世识者能晓其良苦用心。然而，四百多年后的今天，这些信札作为史料被人们使用殊非易事。只有经过整理与考释，信札文本及所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清晰而坐实，方能发挥其应有的价值。而陈智超先生的著作正是对这批信札做了详细的考释，使之成为能够比较方便使用的史料。此书的结构包括三个部分： （一）释文。原信有不少是行草书，亦有流行的潦草俗体，即使是精研书法者亦不易辨认。由于这样的困难，著者也有少数草书未能辨识，且现有释文中亦有少量可以商榷处，如日册○四九函“出公手腕，拙诗”当为“书上，手腕拙弱”；火册一○一函“□之于怀”当为“笥之于怀”，等等。作者对于可能的差错并不讳言，并且十分负责地将这批书信全部影印，置于全书第三册。这为我们进一步核对、使用材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二）考释部分。著者根据所搜得的资料考定手札和名刺的有关人脉网络。首先是收信人、写信人、信中提到的人。作者综合写信人与收信人的关系、信件的内容等多方面的线索查找，至少考证确实了80%的人物名姓、身份。如月册七十四函所提到的“史云老”，著者根据信中“溧阳”二字，检嘉庆《溧阳县志》，查得一位史继书，著有《云津诗集》，但他仍未遽定，后来在土册中又见到史继书的名刺，方更为确定。著者还根据信中所及事件来判断写信的时间与地点，并进而超越书信的字面意义，寻求信札赋予的深层次的意义。如日册十函丘齐云请方应彬为印书一事，著者在说明其时歙县刻书、印书业发达之后，进一步追问托刻之“小编”究竟为何书，最终证得乃《遥集编》，为丘氏与妓女呼文如唱和的诗。他还与《列朝诗集》相关记载相印证，并讨论柳如是选诗的取向。 （三）资料部分。将有关写信人生平简历、写信人与收信人交游、与信札所及事件相关的种种资料进行汇编。这一部分资料不仅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信札所及人物、事件大有裨益，而且就全书而言，大量零散的信札就有了立体感，一个交往群体赫然在目，对于我们总体把握一个社会发生巨变的时代中一个典型地区的一个典型人物的社会相有重要的意义。当然，如同著者所说的那样，有兴趣的学者可以从不同角度来利用这批信札，我们也可以以著者已搜集的资料为线索，对于相关问题继续查证与深入研究。 著者的贡献并不止于告诉读者“是什么”，他还将所使用的证据、方法、论证过程全部展示出来，堪称一部示人以法、指导年轻学者学习处理第一手原始资料的著作。在e考证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依靠计算机的检索功能，这一方法虽然方便，也很有效率，但容易忽略对原文做细致的阅读。信札这部分资料因其书迹特点，不能转变为电子文本，所以还需要有直接的阅读能力。而且信札中的称谓常发生变化，有时又有省略，非对文本有相当的熟悉，不能知道其中的人物。所以这一方法的展示必将取得很好的示范效果。 此著自出版后已经得到徽州学研究界的重视和好评，但书中所保存的大量艺术史的珍贵资料却很少引起有关领域的关注，也少有人对此书艺术史研究的意义予以论述。而要认识这个意义，我们有必要对艺术史关心的问题作一回顾和介绍。 艺术史的研究作为一个现代学科，在中国起步甚晚。近年来，随着中外交流的开展，西方艺术史研究的一些方法开始被介绍到中国。西方艺术史的研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步从六十、七十年代对形式特征的分析逐渐转向对艺术社会史的关怀。在这一大的风气之下，研究社会机制（social institutions）和艺术的关系、赞助人和艺术创作的关系日益成为学者们所关注的问题。这点在中国艺术史的研究中也有所反映。一九八○年，美国十余位中国艺术史学者在美国堪萨斯城的纳尔逊博物馆聚会，探讨中国艺术中的社会和经济的因素。一九八九年由李铸晋先生、何惠鉴先生、高居翰先生合编的论文集《艺术家和赞助人》（Artists and Patrons）出版。由于台湾地区和西方的联系比较密切，西方艺术史研究中的这一转向，对在台湾的中国艺术史研究有比较明显的影响。不过，近年来中国大陆的艺术史研究也开始反映出一些社会史的趋势。 近年来，中外学者在中国书画的社会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成果。比如对书画作品的经营、周转、流传方式的讨论，画家的生活和工作状态，绘画在各种场合的应用，买画人或求画人通过何种方式得到绘画，酬谢方式是现款、礼物还是提供服务，绘画的制作过程的研究等。更有学者把“应酬”作为概括中国艺术中一个极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现象的概念，讨论应酬书画的起源，种类、接受人、社会功能、风格特点等等。 而要进一步推进艺术社会史的研究，首先就要对艺术家的生活环境、艺术品的创作、周转和使用的具体过程、社会功能有比较细致的了解。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我们重新审视现存的历史材料。 研究艺术家和艺术市场的关系，若有润格为据，那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清初著名遗民学者、艺术家吕留良就留下了一份极为珍贵的润格，黄苗子先生在其《吕留良卖艺文——清初画家生活鳞爪》（载《艺林一枝》）中有过讨论。但是，清初以前存留下来的润格是极其罕见的。像大收藏家项元汴那样记录自己花了多少钱来购买藏品的例子也极少。 在以往和目前的艺术史研究中，书画作品的题跋一直比较受重视。但是人们似乎并没有特别注意到，题跋因为是题在书画作品上或拖尾和裱边上的，已经是一种被雅化的文本，不及日记和信札等文字材料那样和日常生活中世俗的一面有着更为真切的关联。 近年来，也有学者使用明清出版的《日用类书》中的“书画门”的资料来研究书画的社会史。还有学者利用《书仪》中所收教人写如何索取书画的信，来推测一些艺术品交换的情景。但这种研究方法有一个很明显的缺陷，由于《日用类书》和《书仪》是印刷的文字，它们和实际生活中的状况应该有别。所幸的是，我们至今还是有为数虽然不是很多，但也不算十分稀有的书札原迹存世，而这些信札中有求书画的内容。为什么不用这部分的资料呢？正因为如此，笔记，日记，信札，就更显示出在研究艺术社会史中的重要作用，这些日常文字，有别于谈论艺术的正式文本，冠冕堂皇的修辞要少些，更直接地和艺术家真实的生活状态和思想相联系。 尽管信札对艺术史研究十分重要，但作为一种历史文献，信札的使用却十分困难。这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中国文人的信札通常有月日，但无年份，考订书写时间有一定困难。写信人在称呼收信人时，用字号而非姓名，有时仅用字或号中的一个字，缀之以翁、老之类的尊称，如“玄老道兄”，这对考订人物有一定的困难。写给友人的信札多用行书或草书，对没有这方面训练的人来说，有一定的辨认困难。从这个角度来说，陈智超先生将几百通明人信札作了释文、考释，就极大地方便了使用者。《考释》所及艺术史资料包括书法、绘画、印章、书籍、文房、书画买卖等几个方面，我们试作分述。 先谈书画。从信札大量索要题诗与书画作品来看，在晚明的普通阶层，书画应酬已成为普遍的交往与“表情”（日册○四八濮渐函）方式，求诗索书的请求俯拾即是，有时成一佳章要辗转请托若干人为之题卷。如金册一○四方大治函：“承命题画，草草勉成长篇，聊答尊意。但惭诗、字两拙，尘点佳轴。”代人求书的情况也不少。而书画除了一般的应酬功能之外，亦有以之行雅贿者。月册○七七陈经翰函：“扇墨之类，弟此中尚有一二兵帅欲致意者，所恨携者已尽，欲于足下处移借凑用，还京时当如数奉偿耳。” 一般的诗画都作于册、卷与扇，扇多被称为“握”，故当为明中期开始流行供书写用的折扇，而非团扇，如黄乔柱函：“外奉苏扇四握，为公挥洒之用。更木扇四握，敢烦援笔以为仆橐箧之光，何如。”（月册○三四）除了册、卷、扇之外，轴、幅、挂屏、屏风、围屏等亦为索求者所热衷。尤其是书法，人们对于“大书”似乎更为青睐，与扇头录诗不同的是，以隶书为主的“大书”更容易被视为一件正式的作品。正如谢肇浙所揭示的那样，隶书在题榜等场合有独特的优势，嘉靖吴中书坛，文徵明、文彭等人对此已加属意，而万历时期，隶书更成为书家值得矜夸的技能。方用彬擅长大字隶书，在这批信札中，有许多人向方氏求其隶书，多为匾额与对联大字。可见其时他的隶书在某一社会范围内颇得认可。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可悬挂观览的对联这一新兴样式在其时也得到普遍的爱重。如月册一一五马电函：“扁四联一，敬求大书，茅堂借色多矣。莫以过多见拒。”晚明书法形式上的多元化，或也反映了在识字率普遍提高的情况下，书画参与人口的增加，书画应酬活动更加频繁，上层精英所喜爱的书画艺术已普及到更为广泛的社会阶层，视觉趣味日趋多元。 再说篆刻。方用彬生活的晚明，是中国篆刻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发轫于宋元的文人篆刻开始进入高峰，而徽州更是当时篆刻的重镇。方氏亲友信札中篆刻史的内容也相当丰富。如过去以为元末王冕首以花药石刻印，而明代中期文彭之后，石质印材大量为篆刻家所使用。但从这批信札所反映的材料看，在万历前期，铜、牙、玉可能仍为篆刻的重要材质，土册○一七黄学曾函：“……烦公暇中一成之。或用牙，或用铜，俱随便。”又月册一○九汪徽函：“弟不为人篆玉章已十数年所矣，今复技痒于知己之前耳。”关于材质的使用，许多请他刻印的书信中都直接点明了要用铜章。铜章在当时可能还是经常使用的篆刻材料，我们在郑伟的礼品单中也看到铜章料子（土册○六九）。当然，石质材料也开始引起篆刻家们的注意，如汪浚（睿）以粗石求刻“蓬庐病史”（金册○四六），方用彬亦曾托友人为购求青田石料（水册○一三佘祈函）。 除了方用彬本人是知名篆刻家之外，信札中亦涉及许多当时的印人。如徽派篆刻大家何震、善刻铜印的吴良止、善刻玉印的汪徽、从吾等。我们还注意到人们对于学习刻印的浓厚兴趣。如土册○一二佚名函：“雕虫之艺，已请教于大家，倘更示以矩模，不胜感德。”希望方用彬能给他一些示范。伴随着篆刻的兴盛，印章（包括印蜕）收藏亦成为风气。方用彬本人就收藏铜章，詹景凤听说方氏所得古印章甚富之后，也希望“得一一印示为幸”（金册一百）。此外，汪道昆之弟汪道贯也收藏印蜕，在一封给用彬的信中，他说：“印稿奉上，久不辑理，逸者半矣。”（金册○○四）但刊印篆刻家印章的印谱，即使在印刷业极为发达的徽州地区似亦未肇兴。汪世清先生注意到，在这七百三十一通手札中，有一部分钤有名章或闲章，合计约有一百枚。汇集起来其实就是一册万历间明人印谱。其中有相当多的是徽人的印章，主要应出自徽派篆刻家之手，这对于我们研究明代后期徽州地区的篆刻风尚亦大有助益。 徽州在晚明还是文房用品的主要产地之一。方氏藏信札中所及文房亦颇值得留意。方用彬精于制墨，他与著名墨工方于鲁兄弟亦为同族，且有交往。用彬常以所制精墨送人，杨一洲曾请方氏惠墨一笏，愿以“拙图赠之”（月册○一九）。方用彬经营文房与古玩买卖，墨是其主要自制产品。此一时期，墨工还将墨做成各种佛像，如“（方）于鲁墨有妙品十八尊罗汉，并达摩大士诸墨”（木册○五一田艺蘅函），方用彬亦制有“墨菩萨”（月册○九三长祚函）。 最后要说到此一时期的艺术品交易，这是艺术社会史的重要内容。方用彬与族人在当地共同经营一家典当铺，小试陶朱而“所得墨迹画帖，日益富矣”（月册一○二朱宗吉函）。他搜集的许多古玩字画不少都是别人因急用银钱而押出的。因为对方应急，于价格并不计较，可知典当的物品大多物过其值。火册○三四方大汶函：“今有墨庄山水一幅、杨维桢字一幅，原得重价。维桢系元时名人。雪窗兰一幅，亦古名僧画。欲当银五六两。”墨庄、杨维桢与雪窗三件字画仅当得银五六两。而一方端研，仅“作银六钱或五钱”（金册一四八汪道贯函）。沈周、周臣的两张画也仅质钱三百文（火册○九八汪道会函）。这些资料对我们了解当时书画的市场价格提供了重要参照。 近代苏州书画也大量流入徽州。王世贞曾经谈到嘉靖以后苏州书画的市场化与徽商有莫大关系，所谓“吴人滥觞，而徽人蹈之”。比如祝允明的书法，沈周、周臣、文五峰的绘画。文徵明父子所刻《停云馆帖》，都有信札提到。曾经从学于苏州书家王宠的朱曰藩（朱应登子）、黄姬水（黄省曾子）都曾在南京长期居住，他们的作品更有便利传到徽州，如金册○○五汪道贯等函：“朱江州字，定当以雕盘易之。”又金册○六四吴万春：“兄携来射陂字并姬水字五张，不识其价几何，望赐示音。墨事问有售者，令人回报。”杨一洲也曾提到他将朱射陂字三纸装潢成屏风（月册○二○、○五五），并请朋友们来观赏。另一苏州重要书法家周天球的作品也被徽州人收藏（月册○九七俞策函）。《考释》所收七百三十一通手札为当时方氏三百五十二位亲友所书，堪称一部明人书法集锦册，由于上述的原因，其中有一部分作品明显受到来自王宠、朱曰藩等人的影响。如果进一步研究，我们或许可以在苏州—南京—徽州三地之间的书画风气上，勾勒出一个更为明确的影响地域与影响线路。 以上我们就《考释》一书中所见艺术史的材料分类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并试图揭示其时一般阶层关于书画篆刻的需求与认识，以及书画篆刻在社会应酬中所扮演的角色。限于篇幅，未能详论。即便如此，读者已不难看出，对艺术史的研究来说，这部晚明信札考释集的重要意义。更令人感慨的是，在前辈学者日见凋零、中外学风都变得越来越浮躁的时候，传统学术家法就日益显出其重要性。正因为如此，陈智超先生的著作就不但是研究徽学的重要资料，对艺术史研究来说，也具有同等重要的史料学和方法学上的意义。 （文：白谦慎　薛龙春 出处：读书 2007年1月） 原文链接：http://www.yuedu.org/thread-52334-1-1.html

本书共收录现存已知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共974函，其中罗札697函，王札273函，两氏家属代笔4函。本书所收王国维致罗振玉的书札，绝大部分保存在罗氏后人手中，经雪堂先生冢孙罗继祖教授整理，先刊布于《中国历史文献集刊》，继而收入由吴泽教授主编、中华书局出版的《王国维全集·书信》一书中，尚有若干散札，或见于报刊，或存藏于旅顺博物馆等文物问门，或存藏于私人手中，此次一并整理纳入书中。

一位是现代英国最伟大的戏剧家，一位是著名的兰心剧院的头牌女演员，长达四年之久的书信往来，未谋一面他们展开了一场柏拉图式的恋爱。高潮过后两情忽转入低调，信稀音薄，其中滋味道不明，说不清。 现在，关心爱伦·泰瑞的人都有机会阅读这本书信集了。可是我必须提醒大家，读这些书信时，请不要把乡镇教区居民斯文的写信方式作为评判标准。如果这是教区委员与女执事之间的往来信函，那么它的内容绝对不能公开。但在剧院的幕后，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上休戚与共的关系，这种关系要比外面都市郊区社会中流行的那种矫揉造作的姿态更为坦诚，更为健康。

扬·聂鲁达是19世纪捷克最伟大的诗人，对捷克民族文化的复兴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创作了6部诗集，是捷克现代诗歌的奠基人，也写出了大量的小品、散文和游记，积极参与捷克民族的斗争。他的短篇小说是捷克现实主义文学的经典之作。 但诗人的一生，在爱情上历尽坎坷，先后结识几位女性，均以失败告终。在这本书信集中，收录了他给几位女友的信，感情真挚，充满纯真的爱，又不时流露出诗人的诙谐。女友中，有一位是当时捷克著名作家。两人真诚相爱，心灵相通，虽未成眷属，在捷克文化界也传为美谈。 给友人的信表明作者出身贫苦家庭，他的“一切都属于工人”，希望工人“将他当做自己人”。而给捷克著名民族音乐家斯美塔那的信则表现出两位名人的深厚友情。诗人在信中还表达了他对文学创作的深刻见解和对青年作家的爱护和帮助。 智利著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聂鲁达，原名并非本名，因为他非常敬佩和崇拜捷克诗人聂鲁达，才改用了聂鲁达这个笔名。

《施蛰存海外书简》收录了施蛰存写给海外友人的信件297封，起讫时间为『文革』后至20世纪90年代末期。这些书信真实地再现了施蛰存最后二十年的生活和他在词学研究、金石碑刻收集、编辑《词学》杂志等方面的成就，也问接反映了中国八九十年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极具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

《凡·高家书》为“散文译丛”之一，收录了凡·高写给胞弟提奥的部分信件。 凡·高(1853.3.30—1890.7.29)是继伦勃朗之后荷兰最伟大的画家，后期印象画派的代表人物。他1853年出生于荷兰赞德特镇一个新教牧师之家，十六岁起在古匹尔画店当店员，先后在海牙、伦敦分店、巴黎总店和多德雷赫特工作。1878年当过传教士，后在比利时西南部博里纳日矿区工作，由于同情、支持穷苦的矿工而被教会解职。他的艺术生涯很短暂，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873-885)是与困难斗争、寻找自我表现方法的时期，也是学艺、失败和改变方向的时期。第二个时期(1886-1890)是飞速进步、获得成就和做出贡献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他结识了土鲁斯、高更、毕沙罗和修拉等在现代绘画中起重要作用的画家，打开了眼界，经过自己的努力，终于成就一番事业。其代表作有《向日葵》 《吃土豆的人》《星夜》《夜间咖啡馆》《麦田里的乌鸦》等。 在互联网已经成为生活时尚的今天，我们究竟如何解读凡·高这一永恒的谜？究竟有哪些因素帮助造就了这样一位“疯狂的天才”，赋予了其作品如此巨大的震撼力和如此丰富的想象力？为了寻找答案，《凡·高家书》的译者从凡‘高写给他弟弟提奥的七百多封信中精心选译了一部分，虽然它们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但却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凡·高丰富的内心世界。我们认为，凡‘高之所以成为凡·高，是与以下这三个因素密不可分的。 首先，他是一位来自下层，对下层劳动人民的穷困疾苦寄予极大同情心的画家。不管境遇如何，凡·高在他的一生中从来没有放弃过这样的信念：即艺术应当关心现实问题，探索如何唤醒良知，改造世界。他每一个阶段的作品都融入了当时的生活环境，以唤起人们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关注。如在《吃土豆的人》中，他选择了当地的农民为题材，因为他发现自己与这些贫穷劳动者有着某种精神和感情上的共鸣。他在给提奥的信中写道：“我想强调，这些在灯下吃土豆的人，就是用他们这双伸向盘子的手挖掘土地的。因此，这幅作品描述的是体力劳动者，以及他们怎样老老实实地挣得自己的食物。” 其次，他是一位注重抒发主观内心感受、极富个性、开创一代画风的绘画大师。凡·高作为后期印象画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与前期印象画派的最大区别是，他更注重如何在绘画中表现画家的主观情感和内心世界，不片面追求外光和色彩效果在画面上所产生的真实感觉，而是具有更为主观化的感情因素和象征性的精神观念。这种观念的变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后期印象画派彻底改变了西方的绘画面貌，使当时的画风逐渐由客观再现走向主观表现，并使之走向现代，因为以凡·高、高更和塞尚等为代表的后期印象画派画家被誉为现代艺术之父。其中，凡·高的《向日葵》系列《星夜》《麦田上的乌鸦》等都是具有强烈个性和象征意义的作品。有人说，凡‘高的画都是他的自画像。他要表现的是他对事物的感受，而不是他所看到的视觉形象。他说：“为了更有力地表现自我，我在色彩的运用上更为随心所欲。”在谈到《吃土豆的人》时他说：“我不想使画中的人物真实。真正的画家画物体，不是根据物体的实况……而是根据自己的感受来画的。我崇拜米开朗基罗的人物形象，尽管它们的腿太长，臀部太大。”当有人指责他这幅画中的形象不准确时，他的回答是：“如果我的人物是准确的，我将感到绝望……我就是要制造这些不准确、这些偏差，重新塑造和改变现实。是的，他们能不真实，你可以这样说——但是比实实在在的真实更真实。” 更重要的是，凡·高不仅用自己的心作画，而且用自己的生命作画，他是一位真正视艺术为生命、富有强烈使命感的画家。可以说，“艺术即凡·高，凡·高即艺术”。为了作画，他有时甚至达到癫疯的程度。他生前和身后的命运极富戏剧性。他在世时四处漂泊，穷困潦倒，在给提奥的信中，相当一部分谈的都是如何才能使自己免于挨饿，整日为生计而发愁，画作得不到人们的理解和欣赏，乃至最后因精神绝望而饮弹自杀，年仅三十七岁。其全部作品(包括八百幅油画和七百幅素描)在生前只售出过《红色葡萄园》一幅，但他始终痴心不改，潜心艺术，终成大器，死后得到世人的认可。余光中把凡·高喻为“向日葵”。他说，“向日葵苦追太阳的壮烈情操，有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志气，令人联想起中国神话的夸父追日，希腊神话的伊卡瑞斯奔日。”而法国诗人波德莱尔说得更好： 他生下来。 他画画，他死去。 麦田里一片金黄， 一群乌鸦惊叫着飞过天空。

信与问：史铁生书信序文集，ISBN：9787536051270，作者：史铁生

本书辑录诗人朱湘与友人书93封，海外留学时期与妻书94封。与友人书话题遍及诗文、时政、历史、两性情爱、人生理想以及生活感受。与妻书饱含着对爱妻的深情与眷恋，展现出性情孤高的诗人情感与世俗的一面。 观其信，思其人，诗人的天纵才情，人生的泪痕悲色，寒世相依之暖，投情逆水之伤，渐显纸上。

胡适是20世纪的一个文化坐标，一种精神象征，一条思想脉络。即使放在2l世纪的今天，胡适和他所代表的思想依然是普世意义上的一种价值选择。基于此，本著试图从资料本身形塑胡适，重在挖掘、梳理和呈现胡适一生的思想脉络，把握其思想的形成、发展与变化。更关注在他的思想语境中，作为知识分子的胡适对社会事务的关怀和在公共领域中的表现。 同时，以人带史，由此折射胡适身处的那个波诡云谲的时代。 “文革”结束后的1980年代，中国人陆逐步对胡适重开评价，这是一个“去妖魔化”的过程。胡适作为一个研究对象，逐步从学术领域过渡到文化领域和思想领域。随着人们对胡适和胡适思想的深入，已经沉入历史背影中的胡适再度走向历史前台。本书试图从资料本身形塑胡适，重在挖掘、梳理和呈现胡适一生的思想脉络，把握其思想的形成、发展、变化，更关注在他的思想语境中，作为知识分子的他对社会事务的关怀，同时，以人带史，由此折射他所身处的那个时代。

《 大 學 時 期 給 胡 適 的 信 》 是 作 者 陳 之 藩 在 一 九 四 七 年 前 後 給 胡 適 之 先 生 的 十 三 封 信 函 。 胡 適 之 先 生 那 時 是 北 京 大 學 當 校 長 ， 而 作 者 則 在 天 津 北 洋 大 學 電 機 系 唸 三 、 四 年 級 。 作 者 與 胡 適 之 先 生 的 緣 起 ， 是 由 適 之 先 生 的 廣 播 而 起 ， 作 者 聽 到 胡 適 之 先 生 的 廣 播 ， 覺 得 有 一 些 不 同 的 地 方 ， 便 開 始 給 他 寫 了 一 封 信 ， 彼 此 的 通 信 就 這 樣 開 始 了 。 兩 人 通 信 的 內 容 ， 由 讀 書 時 的 趣 事 ， 以 至 「 形 上 學 」 等 話 題 ， 無 所 不 談 ， 因 此 作 者 在 後 記 中 形 容 ： 「 與 胡 適 之 先 生 的 故 事 有 很 多 ， 零 零 散 散 的 寫 在 我 的 散 文 裏 。 算 是 朋 友 嗎 ？ 又 不 是 太 談 得 來 ； 不 是 朋 友 嗎 ？ 他 實 際 上 改 變 了 我 的 命 運 。 」

以任鸿隽和夫人陈衡哲与任氏家族亲人之间的往来书信为线索,通过对这些信件的解读来反映他们的传奇的人生故事.较系统地叙述了任鸿隽在思想上从实业救国到科学救国的转变历程.

胡适晚年时曾以“过来人”的心情总结过他跟江冬秀结合四十余年而终于不弃的经验。他说：“我认为爱情是流动的液体，有充分的可塑性，要看人有没有建造和建设的才能。人家是把恋爱谈到非常彻底而后结婚，但过于彻底，就一览无余，没有文章可做了。很可能由于枯燥乏味，而有陷于破裂的危险。我则是结婚之后，才开始谈恋爱，我和太太都时时刻刻在爱的尝试里，所以能保持家庭的和乐。”显然，这就是胡适对他婚姻生活的最终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