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楼村是淮北平原上一个普通村庄，人类学学者韩敏选择这个村庄作为其田野工作地点，与其地理位置及成员有关。作者以李家楼的李氏宗族为主线，展现了清末、民国、毛泽东时代及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变迁。通过对近三百个人物的采访及口述，生动地记述了不同的性别、年龄、阶级成分、社会地位的人对革命和改革的政治动员所作出的回应。追踪并揭示了有六百年历史的李氏宗族的延续和复兴的机制，并通过与其他地区的比较，重新诠释了中国的宗族类型。书中也讨论了土地所有权、权力结构、婚姻和姻亲关系、礼物交换、基督教复兴等内容。通过真实又详尽的调查，作者得出的总的结论是：尽管社会经历了无数变迁，但在其结构中仍能看到延续性；农民并非总是被动的，仅仅服从于统治者；此外，人是拥有长久记忆的。不论从人类学研究还是从20 世纪中国社会史角度来看，本书都有重大价值。

“谁是我们的敌人？”是革命者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假如没有“敌人”，或者纯粹只是某个人的私敌，那么，革命的发生就没有社会和历史的合理依据，革命组织也相应地失去了存在的契机和必要。中国土地革命的领导人是怎样构建“敌人”的呢？他们对“敌人”的确认方式又是怎样有别于传统的造反者的呢？作者以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为对象探讨了这一话题，该根据地以其缔造者方志敏而著称。作者采用关注微观行动机制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方法，详尽地解析了革命者是如何一步步利用、引导、转化、重构农民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朴素的“敌人意识”，为革命目标服务的；并对那种自上而下的、宏观的并以对政策的分析评价为主的主流研究方式提出了深刻的质疑和挑战。

《国家与革命》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列宁在书中阐述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不仅教育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他们创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而且也对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支部结合本国个体实际解决本国的革命问题具有指志意义。十月革命后，列宁总结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作出新的理论概括，进一步发展了《国家与革命》一书中的思想。

《革命法制和审判》，本书内容关于革命法制和审判的历史。

法国大革命史这门学问，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和政治紧紧缠绕在一起。《旧制度与大革命》以其犀利的笔触，对“如何避免革命”这个问题做了开创性的思考，并试图通过探讨法国大革命这一典型个案来揭示一些历史教训，为人类如何避免革命动荡指出某些可能的路径。如今托克维尔研究早已是世界学术热点，西方学界有关《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研究成果异常丰富，本书从中优中选优，力求反映西方学界的权威视角与最新解读，同时加入中国学者的观察，期待有助于中国读者感受这本名著的超凡魅力。

《革命,还是变迁?》编辑推荐：古往今来，“革命”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里充当着重要，且醒目的角色。当历史的时针停在此刻，中国在经历了暴风骤雨般的众多革命之后，是否已经真正重新从废墟中站起来？是否已经重建了当初革命的愿景。当武装的暴力革命已经不再属于这个时代的中国时，文化革命、经济革命、道德革命等充盈了这个社会灵魂的元素们又一次蠢蠢欲动。是再一次推翻，还是静等它的变迁？ 《革命,还是变迁?》试图从那些枪棍和血迹之上寻找最终的答案——革命不等于重建，改良才能让理想靠近现实。这本集结了社会科学、哲学、文化等诸多探讨的读物也许不能改变你的价值观，但至少会成为某种力量推动你的思考。

革命所场起的尘埃虽早已落定，但对它的追溯与探讨却远没结束。在农村那块广袤的土地上，中国共产党得以生养、发展并壮大，没有农民的参与和支持革命断无可能取得胜利，这一点毫无疑问。农民为何参加革命？“为胜者书”的向例使历史与真相分道扬镳。作为革命的主力军并在革命胜利后成为新中国法理上的主人，农民理当具有积极的革命意识，而农民革命的滚滚洪流也冲没了他们当初的怯懦、犹豫与退缩。同时，一种必然的因果联系的探讨也让人们陷入泥沼，徘徊反复于其中而无力走出。因是之故，这个过去本是不言自明、已成定论的问题，现在反而最有争议，各家莫衷一是、歧见杂存。 　　从1927年举起武装反抗的大旗到1929年底，共产党已在各个偏远山区建立起大小15个革命根据地，并站稳了脚根。其中有得有失，道路婉转曲折。而在后人对失与得、曲与直的相较中，“失”与“得”成隔离的两面，“失”则空无一物，“得”则高瞻远瞩。对所走的道路毛泽东后来进行了系统的理论解说，但在他放弃攻长沙而引兵山区、开始走出一条创建乡村割据的道路时，是否就在这种理论支撑？如果没有，导引这种革命运行的逻辑又是什么？ 　　军事力量的强弱是割据能否成功的关键，而它的发展状况也是党在的割据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诸项工作的集中反映。刚开始，农民愿意加入本地的农民或赤卫队而不愿意加入红军，其中固然有浓厚的地方主义观念影响，但红军与当地社会的联系不足亦是一个重要原因。如同农民对因革命运动而产生的乡村精英们的接受需要一个过程一样，当红军与当地社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后，他们不愿意加入红军的情况也逐渐发生改变。当由主力红军、地方武装和民兵所构成的相互补充的武装组织的等级结构逐步形成后，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的深入获得了成功。

[ 关于《深翻》： 1971年韩丁再度回到张庄，对张庄组织农村集体化的过程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他将改革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加以报告并分析，于1983年出版了《深翻》。 《深翻》是《翻身》的续篇，在这部著作把一个村庄如何组织互助组，到初级社、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的经过，生动活泼的写出来。这本书由张庄人翻译成中文。] 《深翻》中文版序 威廉.韩丁(美) 我非常高兴《深翻》中文版终于与读者见面了。我特别高兴的是《深翻》中文版是山西人翻译的。最使我感到满意的是张庄村的干部和乡亲们对于本书的出版和所给予以的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深翻》就是写他们的故事，因此，它的出版对他们来说意义最重大。一个作者很难想到像他作品的主题和故事的主人翁反过来又一次激发了他的创作更令人满意了，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和重新创造的文化正是本书原本形成的源泉。如果《深翻》的出版不能做别的什么，我希望它能刺激山西人民，特别是太行山的人民拿起笔、录音机或电脑，开始为后代记录他们个人的、家庭的和社会的历史。告诉他们的后代，那些丰富的、鼓舞人心的、使人震惊的、令人捧腹的、友好的、活跃的、无法预言的，但却是值得记忆的复杂的故事。 山西人民，你们的生活跨越了当代历史中最关键的，最富有生气的阶段，在你们身上有许多值得整个世界去学习的地方，你们不去记录、捕猎你们的过去，还有谁能作这个有意义的工作？ 从字面上讲，“深翻”的意思是深深的翻土。但我用这个词去象征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合作社人民公社的建设者们对中国农村社会建设的伟大和深刻的成就。 今天，把这场运动否定为“过失、极左、历史性的错误”的说法是很时髦的。中国现今的土地所有制理论家们甚至提出一种理论。他们说“从本质上讲，农业搞集体组织是经不起考验的。”他们说，播种与收获间隔的时间太长，以致于在合作制下，农民很难想象出他们个人的努力与未来几个月后分享的报酬有什么关系，因此起不了物质刺激的作用。由于缺乏物质刺激，从而导致工作质量不高，对庄稼漠不关心，低产量、低报酬。因此，合作社的结果便是“吃大锅饭”——也就是说，这是分享贫穷的一种委婉的说法。这些理论家更说，因为分配额小，每个人得到同等的报酬，因此是均贫。到今天，这种理论似乎已成了“真理”。现在无论任何人只要说到“农业合作化”都会说“那是一口大锅饭”。 现今还有一种时髦的说法，这种说法认为中国农业合作化是长官通过武力，或者是通过命令把合作化强加给了全中国的农民。他们还说，从互助组开始，到低级社再到高级合作社，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经历了各个不同的阶段，最后又合并为公社的集体化运动的发展是教条主义者梦想来出来，再强加给农民来满足某种理论的专横武断的作法，而不是对生活的需要和愿望的任何反映。 我认为，通过阅读《深翻》会彻底推翻以上两种说法。 《深翻》描术张庄村在建立一个广泛的合作集体农业的过程中，每一个阶段的发展，个人的利益不但没有被否定，而且是整个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部分。 在互助组阶段，各家各户在互助的基础上交换劳力、畜力和大农具，小孩对小孩、成人对成人、牛对牛、车对车。被划成了一、二、三等的耕畜定有不同水平的拉力，以相等的比率来交换。照习惯，当个人、家户的贡献不可能平衡时，小组就以粮食来补齐，这样，没有人占便宜也没有人得负担别人。 实际上，这样等价交换有时是会有困难的。因为，并非所有的粮食都一样，重量、湿度、是否发霉，都会影响一斗粮食的价格，量具（例如斗）有时也会与标准不符。而且，对人力的估价也难免有些主观因素。但是总的来说，在一个小组里面的组员们都能克服这些困难能收到互相帮助的效果，会使所有组员都感到公平满意。当耕畜、车甚至小农具不足时，分工合作的优点更明显了。 后来，进入初级社阶段，农民们合并了土地、耕畜和大农具，他们收入的分配是按照工分，这是一种按工作效果、技术和贡献来分配的制度。这不是“吃大锅饭而是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的基础分配原则，张庄使用的主要办法是，为许许多多不同的工作确立定额标准。自从村里实行了小（生产）队核算开始，每个小队由 50——60农户组成，队里为一百多种不同的农活制定了标准——一天的工能锄多少亩地、能拉多少车粪、能犁多少地、能种多少玉米。这样，一天完成满工作量可得10分。但是有些工作不能以个人的贡献而轻易地定算工分，这样情况下，小队根据每个人的力气和技术来定工分，最好的每天可得12分，最差的得4分。生产队的会计有帐，等到分配所得时，每个社员根据所挣工分分配粮食和现金。但在个人所得分配前，要从全队的总收入先交税金，再扣留公基金和公益金。公基金用来投资在生产工具的购买，公益金用来作教育、医疗保健和对病、老成员的补助。 这样，虽然像张庄这样的村对村集体收入所制定的基本分配原则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但在公积金和公益金的分配上却应用一种具有共产主义精神的补充原则“按需分配”。在这一范围内，核算单位中的每一个活着的人，不分年龄、性别、健康水平和能力，对集体资产有同等的所有权，而且在教育、医疗方面享有同等的权利，对病人和老人都给予帮助。 正是“按需分配”这条补充原则导致了那些管理不当、瓴导不力的大队有时会犯绝对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毛病。产量低的地方，社员们所付出的劳动只能挣得刚刚够吃自己吃的粮食。这时，往往口粮（按人口分配的粮食）和福利就要用掉队上所有的收入。所以就没有剩余可以去奖励勤劳的和有技术的社员，在这样情况下，会挫伤了积极努力工作的，因为他们会觉得他们勤劳工作，但收入并不高于不努力工作的人，这样的平均主义，不但会引起士气下降，连粮食产量、收入和生活水平也会随之下降，情况就会越来越糟。 但是，因为一些陷入了仅有口粮水平的搞得很糟的集体，因此，就指控整个体制是绝对平均主义是不对的。就整个国家来说，这些贫穷的集体只是少数，贫穷并不是解散它们的很好理由。集体化体系是牢固地建立在现实主义的，它是有物质利益为基础的。在全国，它应用的是“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它给几亿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兴旺。因此，应该把那些搞得不好的队，重新组织起来，走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的陈永贵带头走的路。陈所做的是发动群众在每个村选出有社会主义觉悟和献身精神，能先公后私的有能力的男女，由于他们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能够团结和组织起全村的人，集体改造自然和集体建设，搞好副业和工业，陈把这样的人放到领导岗位上，他们先改变了家乡继而改变全县的面貌。 张庄虽然离大寨很远，但也受到了大寨的影响。七十年代初，在不同领导干部的领导下，社员们的庄稼收成很少。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在春天就到河南去买红薯干，但经过挫折和失败，这里最终产生了有觉悟和献身精神领导班子。这个以党支书王金红为首的领导班子一上任就发挥村里所蕴藏的智力和能力，把张庄由一个 “老、大、难”村变成了一个工业和农业都出色的先进村。由于有十几个繁荣的工业企业和在山西水平较高的农业机械，张庄变成了一个十分令人羡慕的模范村。 我认为中国三十年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事实驳倒了“农业合作社是极左、乌托邦、导致了长期平均主义，是吃大锅饭”的说法。70年代末期，中央农业政策调研组的多方面研究，总结道：30%的大队搞得好，40%虽然面临严重问题，但仍可维持，还有30%搞得很差，不能轻易地重新组织起来。如果这些数字准确，那就与我在我最了解的几个地方的有限的观察结果相吻合了。这样，就有二亿四千万农民在集体化生活得很富裕，另外三亿两千万农民起码能顾住自己。有据可查的这么大的数字很难证明“农业生产从其本质上就不适合集体所有制形式”这样说法的正确性。如果还有搞得不好，很明显的，原因不出在集体化，而是领导不好，训练失误和政策贯彻不力——过早地迈向更高一级、隔阶跳跃、命令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和其它官僚主义现象。仔细阅读《深翻》，这一点就会得到证实。 仔细阅读《深翻》还会帮助反驳第二种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合作化运动在各个阶段的前进，从互助组到低级合作社，又到高级合作社直到公社是被那些革命的教条主义者强加在农民身上的武断专横的理论公式，根本不根据农民实际经验，而强加在农民身上。 从互助组开始，真实的生活告诉我们的是，每一种形式的组织，在其发展中都存在着内部矛盾、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矛盾中有一部分是较严重的，解决这样的矛盾最有效的办法是或采取更高一级的集体化，向更完整的集体形式迈进，或干脆放弃集体生产。如果当时选择了一条道路，发展个体经济，相似的矛盾终究会以更严重的、对抗性的和不可解决的形式产生出来，难道不是吗？否则，我们今天所目睹的又是什么？ 如同毛泽东所预料的，集体化道路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梯子，一套连续的台阶或阶段，从私有制到公有制，从各个方面都处于危急中，靠老天支配、受波动的市场支配、受个人年老体弱支配的个体生产者，到全国性的公有制经济和社会的集体网络，在这个范围内，生产力达到了充分的解放，个人安全由于整个团体的力量得到了保证。 毛泽东的见解是辩证的，他描述了一个不断发展的社会，各个不同水平的集体都以它们自己力所能及的、和它们自己内部的潜力所决定的速度，朝著更高的多方位的合作生产前进。陈永贵十分清楚地理解了这个见解。在《深翻》题为“肥田沃土”一章中，他指出了大寨及周围村庄，在一旦达到了平均水平的兴旺后如何希望前进到全公社核算，最终发展到全县核算。到那个阶段，最大的集体、在更高水平上、具有相等繁荣程度的公社就和国家合成一体了，这样，集体的财产就变成了全民所有，而县作为一个整体则转为一个大的农业单位。陈说“这个成为事实后，我就可以领导整个县那么大的农场进行生产了。” 然而，在此我要强调的不是长期以来还没有人能够实现的集体化的伟大的未来（当然在个体体制下是无法实现的），而是把集体生产从一个水平推动到另一个水平的内部经济和社会力量的相互作用，这不是主观理想主义的法令的结果，而是由它们的成功而产生的和遇到的矛盾的结果。 互助组，这个合作化的最简单的形式很好的阐述了这一点。没有足够的耕畜、马车、粪罐、犁具和牲口拉的播种机，贫穷的农户，几户才拥有牛的一条腿，有犁却没有车，有车却没有犁，在这样的村庄，互助是很有优越性的，至少开始时是这样，并且相对容易组织。互助的基本原则是“互助自愿”，相等劳力或相等价值彼此交换，应实行民主管理。另外，为了容易贯彻这个原则，互助组不宜过大。这些原则虽然易制定、易理解，却难以切实贯彻，特别是时间长了以后。 各家各户一旦开始在一起劳动，在决定上就发生困难。辟如说，下雨了，土地疏松易锄，我们该先锄谁家的地呢？庄家干旱，又该先浇谁家的地呢？你的骡子拉了我的车，我们该用什么比率来交换？为了扯平我欠你的一些粮食，但我的粮食有点发霉，我又该打多少折扣呢？要决定这些事就需要开许多次会，因此就需要大量的时间，我们可以通过解散互助组来避免这些问题，或通过合并土地、耕畜和大农具，合作起来种地。分享收成来绕开这些问题。 如果决定合并土地，我们就解决了以上许多问题，但一连串的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一般地讲，虽然我们都是些相对贫穷的劳动农民。但我们所拥有的土地、耕畜和农具的量却各不相同。如果我拥有的多，合并的多，我就应该得到的多，等到分红时我就要求为我入社的财产分配一份额，而不只是按劳分配。 如果社员们能在按劳和按财产的分配比例上取得一致的意见，（这个比例常常是一半对一半），那么以上的问题就好解决了，但时间一长，小组里的生产关系（谁投入了多少）就一定会变化。如果集体领导得好，大家都辛勤耕作，毛收入就会增加，剩余额自然也以积累资金的形式相应增加，这样就可以进行新的投资。这个积累和投资主要地应归功于组里那些强壮的、正在成长的青年社员的劳动。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就会对那么多的粮食和钱分给那些靠财产分红、不劳而获的人感不不满。为了公平合理，小组就必须降低靠财产分红的人的百分比，增加劳动工资的百分比。到后来，由活劳动所创造的新的财富越来越多，社员们就会要求全部废除财产投入的比例，这样，就在较低级合作社的基础上建立了较高级的合作社。这并非任何人的武断决定，而是现实形势的必然结果，是村里劳动与资本之间比例产生变化的结果。当劳动创造的新财富超过了合作开始时所依赖的旧财富时，如果还根据旧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分配比例，就会把财富从那些靠辛勤劳动过活的人身上转移到那些拥有财产的人（甚至这些人已经不再劳动了）这样，就成了剥削。 反对新剥削的社员们会站在耕畜集体化的一边。在互助组阶段，农民们开始合并土地和财产时，对耕畜的集体化起了重要的作用。这并不是某些领导干部的要求，而是在实际经验中，生产过程中牲畜私有这个关键性的环节所引起的社会矛盾的反映。土改以后，互助组中的一员借给另一个农民一头好的耕畜，它一天的劳动可以换来一个人力5天的劳动。在张庄，李胖子有一头驴、一头骡子，农忙季节把他们借出去，就可以换取大量人的劳动力，数量之大，以致分根本不必为别人干活，甚至很少给自家干活，而向他借耕畜的人则要加倍干活。这样显然违反了“按劳分配”的原则，而更像是按拥有的财产分配，是一种更稳蔽的剥削。最后，村委会按公道的市场价格为所有的牲口估了价，因此，牲口的主人不得不把它们卖给了新成立的合作社。耕畜成了集体的财产，由集体喂养和管理。 毛的集体化“阶梯”描述了从小到中到大的核算单位，最后又与国家的最底一级的单位联合起来不断进步，给了农民们一个像国家工厂的工人们一样的后盾和安全。这不是一个传统的、容易被意外的天灾虫灾打碎的泥碗，而是一个由整个国民经济保障的铁饭碗。80年代的改革开始时，集体所有制还没能达到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当然更没能达到建立公社核算（登上集体化“阶梯”重要的一步，但离全民所有制还相距甚远）改革摧毁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实际上，既使是大寨这个社会主义的典范村也只能达到大队核算。这是因为大寨是一个很小的村庄，总共90户，只有大多数地区一个小队的规模。别的地方更糟的经历说明，在小队变成大队或村级核算之前，他们必须是同等富裕起来，它们的劳动日的现金标准不得相差太大，否则，硬把他们扯在一起核算就是平调（一平二调）——一个集体将另一个集体的财产进行非补偿性调拨，这种令人难以接受的行为成了众所周知的“共产风”，这是一种错误的做法，它通过命令让人们平等，而不是帮助村里的所有小队克服生产上的问题，达到生产队之间收入上的真正的平等，以便为公社作为核算单位创造条件。 然而，如果合作化运动继续搞下去的话，随着生产的发展，合作的问题就会像合作社的兴起、土地合并、取消土地股份和合并牲畜一样很自然地被列入议事日程。陈永贵相信，一旦当地公社各大队的劳动日报酬都达到了1.5元，（为了不与他们相差太远，大寨当时执行的就是这个标准）他们就可过渡到公社核算。 陈说：“一旦实行了公社核算，我们就可重新安排生产计划，我们可以在应该植树的地方植树，在收成最好的地上种庄稼。可以把精力集中在大块地上，充分利用农业机械。这样，一切事情就就绪了。光靠我们大队管理不了我们能造出的新的土地，我们得和别的大队携手，过渡到公社所有，一齐来管好所有的事情。如果有人说这样错了，应该重新分开，那就让他解释一下我们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怕合并财产，我们有很多财富，应该共同享受，这和平分穷困不一样。” 陈永贵所描述的是一种真正的经济发展，一种成功的土地建设，它在朝着毛泽东为社会主义道路所描绘的所有制阶梯上更上了一层，爬上这个阶梯不是乌托邦，不是唯意志论，不是教条主义，这是一个为中国农民描绘的，只要中国农民不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就可以实现的未来。 那么，在为支撑更大的组织而逐步扩大集体化规模的同时，农民们究竟可以得到些什么呢？规模经营、生产力发展、投资积累、机械化、多种经营、专业化、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妇幼保健、医疗服务、照顾老弱病人，对各个年龄层次的所有人的　　各种水平的教育。从长远来看，这就意味着最终消减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从短期来讲，将意味着动员全部的人力物力为当地的发展而奋斗。 毛泽东的“以粮为纲”一直被嘲笑为片面的，并因诸如砍伐果树、森林种粮食等行为而受到指责。但“以粮为纲”只不过是下面这一段话中的一句：“以粮为纲，为发掘农村的潜力发展农、林、牧、副、渔业。” 毛的观点远不只一个方面，而是全面而有综合性，具有远见的，它指出了中国广大农村的方向。那些拒不解散的大队，全面贯彻了毛的指示，都繁荣起来了。在那些集体解散了的大队中（实际上是绝大多数的大队）只有那些特殊优惠的地区——像长江下游、珠江三角洲、山东北部沿海、天津和北京周围的华北平原、沈阳、长春和哈尔滨的东北地区，搞起了一些多种经营，当然主要是搞了与所属地区的城市中心有联系的工业活动。其余的地方，绝大多数都停滞不前。尽管粮食价格和主要农产品的价值升高了，尽管化肥、农药和良种的投入增多了，但由于投资缺乏（例如在搞个体生产或大队不再积累的村庄），又分开了耕地而使得有效的机械化实际上不可能了，而地势偏僻和交通通讯状况差，导致必要的农业投入和他们的产出之间不合理的价格比例，使他们受到了制约。主要地，是由于“单干”意识所引起的混乱状态使他们受到了制约。不是激发人类美好品质的“先公后私”，而是诱发坏事的“发家致富”。 如果这些地区不重新组织起来，如果他们不以各种形式重新学会如何在一起工作，那么他们的问题就会变得更糟，两极分化只会加剧，经济萧条只会加深，“像面条一样的细长的农田”不可能发展，只是死路一条。 我认为《深翻》，写出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本质和这个运动的正确性，它澄清了当前歪曲合作化运动的宣传。但在本书涉及到的大的政治问题上，在毛泽东和刘少奇间的政策分岐的性质上，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以后革命的性质上，《深翻》做的不好。书中提出了许多恰当的问题，但却很少给出清晰的答案。 我在书的163页写道：这两种具有强烈分岐的不同观点（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观点）的确是存在的。“它们只是反映了中国问题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方面,体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现在的问题不是分歧本身，而是它们是否有阶级性，这两种观点是代表了两个对立阶级的阶级观点呢？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采取什么步骤最好的意见上的不同？ 我接着写道“在这一点上让人感到不太明白的是刘少奇的观点，他号召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否是号召搞资本主义”。 在写这些话的当时，我对这些问题并不十分清楚，然而现在，问题就清楚得多了。我现在认为毛是对的，像我在165页上解释的那样，不但农民迫切需要组织起来，搞土地合作，防止两极分化是对的，而且对问题的对立面的性质的分析也是对的。 评论者：HD　 主题：现在刚翻译出版的？有意思 回复日期：2002-3-8 9:37:31 如题。 评论者：wryd　 主题：续完 回复日期：2002-3-8 11:59:24 在写这些话的当时，我对这些问题并不十分清楚，然而现在，改革开放十四年以 后，问题就清楚得多了。我现在认为毛是对的，像我在165页上解释的那样，不 但农民迫切需要组织起来，搞土地合作，防止两极分化是对的，而且对问题的对 立面的性质的分析也是对的。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第一个尖锐的现象，这个斗争 从一解放就一直支配着中国的政治。毛在考虑需要一场文化大革命时，总结道， 合作化问题上的争论反映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前者倾向于走社 会主义道路，而后者则倾向于走资本主义道路。 但是，这个阶级斗争又不像在世界大多数国家中的阶级斗争一样，有一个明 确的工人阶级存在，在中国，决定性战役是在共产党内部展开的。在党内展开的 原因是，共产党在1949年的胜利是那样的全面，它的威望是那样的高，权力是那 样的大，以致它成了一个政治活动的竞技场，同时，党内本身就有像党外一样多 的派别，这样，各种各样的团体在党内共存是因为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 （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革命）就把包括民主资产阶级在内的所有进步力量 联合在一起。这个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是由不同阶级建立起来的，这个统一 战线的建立，是因为几十年来不同阶级在政治和军事的战斗里有联合的必要。但 这样的联合是暂时的。各个阶级对未来的社会有不同的目标。因此就分裂了。只 是在毛活着的时候，一直把社会主义作为一切政策的中心，并通过反对所有对它 的攻击来保护着它、动员人民通过群众运动来改造社会，并在运动的过程中教育 人民、教育党，提高领导和被领导者觉悟，不断的寻求新的途径来为改造社会更 进一步。 然而，在前进中的每一步，毛的路线都会遇到反对和抗拒，这反对和抗拒主 要来自中央围绕在刘少奇旁边的一群较保守的人，刘少奇认为共产党在一切之 上，他们认为党应该不受外部监督，只要党内自我整风就好，不必把党深入到人 民的群众运动中。这些人不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依靠的是计划者，他 们强调专家和技术、等级制度和一人专政。他们片面地把物质刺激作为社会进步 的关键，否定把个人世界观的改造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的基本的工作。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执行和结果上，两条路线发生了一连串的尖锐的争 执，在一系列的冲突达到顶点以后，毛总结道，党的高级层内一小撮走资派已成 了社会主义革命发展中不可逾越的绊脚石。耐心的说服和教育，以及迄今为止党 所进行的整风，已证明对解决这个问题无济于事。这时，毛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这是一场从下而上整顿党的，属于党外人民的群众运动。 毛当时得到的结论，即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对抗性矛盾就在党内，是令人吃 惊的，是前所未有的。而他所提出的解决这个问题办法——发动全体人民，更是 令人吃惊的和前所未有的，这是一个大胆而不可预知、充满困难且不能保证成功 的计划。很少人——甚至在毛的最坚决的支持者中——真正理解这个计划。当 然，我也不太明白。在张庄较有政治觉悟的，像党支部的干部们也不明白，他们 后来告诉我“我们确实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毛主席谈过、说明过、解释 过，可我们还是不明白，对我们的生活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只有现在，改革以 后，实行了责任制以后，我们不得不把所有的东西都承包给个人去谋利之后，我 们才有了一点资本主义道路的经历，才明白了一点儿”。 不能原谅的是，我也一直被同样的问题所困扰着。在美国长大，我至少有许 多年与资本主义打交道的经历，对于它我极少有错觉，但也只是到了改革开放后 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一个个部门都拆毁了（这是我以前从来不认为是可能 的），我才终于开始明白毛所说的中国的资本主义道路和“走资派”是什么。这 样，1979年以来全面展开的改革教育了我，我开始明白，它并不是像改革派所说 的，他们所作的只不过是要探索对国家发展最有效的道路。他们也不是要通过错 误和挫折学到什么，他们尝试这个或反对那个，也不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也不是像改革派所说的，他们只不过是在“摸石过河”（一种非政治的概念，因 为它不告诉你他们要过哪条河）相反地，它是一套有意识的、逐步去执行的、完 整的计划。这个计划一步步地拆毁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逐块挖掉社会主义经济 基础基石。 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特别熟练精心安排和计划的战役，它要做的正是它公 开宣传不做的事，每一个阶段都以选择社会主义政策或制度中一些小的、难以反 驳的弱的关节，作为攻击的对象开始，再掩盖和取消与这个关节相连的整个结构 的联系。他们搞的时间越长，这一点就越清楚。他们要做的根本不是“摸”，而 是要不屈不挠地展开一个宏伟的蓝图，把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牢牢的拴在一 起，使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完整体系中的一个部分。通过什么办法呢？通过把 中国改变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落后的内地，使中国再一次陷入新殖民主义的 剥削。 如果我现在能重写《深翻》，有了从改革的实践中获得的认识，我就会非常 不同地，更具有批判性地去评价解放后关于巩固新民主义体制的矛盾。我也会批 判我以前所认为的，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绊脚石是封建主义，而不是党内走资派 的错误看法，我会对毛在庐山会议的斗争，对毛与批评毛的人之间的冲突，作出 更加积极的评价。毛抓住了绝大多数人（其中包括我自己）没有抓住的一幅清晰 的图画。这幅图画告诉我们那些大肆声张的批评出自何处，告诉了我们批评的阶 级所带的偏见，他坚决支持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坚决推动大跃进。如果我有 今天的认识，我会对文化大革命有更正面的评价，我会更正面地对毛的一生的工 作做出评价，特别是他的晚年，因为正是在他的晚年，毛作出最有创造性的贡 献，他看得最远，对于人类和社会辩证的发展探索得最深。 我们这个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包括毛领导的都已在混乱中结束，至少暂时 已结束。但是尽管毛的伟大战略计划——文化大革命没有能够挽救中国的社会主 义，但他的分析却揭示了过去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所面临的问题的关键，并给未来 的革命提供了沉痛的教训，像太阳必然升起一样，它们一定会再完整地出现。毛 的远见和他的勇气揭露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期间，共产党内一直都在进行的、对抗 性的阶级斗争。他坚持，只有通过动员真正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来掌管和纠正 党，才能挽救革命。毛坚持说：“党本身只是继续革命的辩证过程中的一种工 具，它不是统治者……。党不能站在革命运动的外边去预见发展的规律，为了让 人民了解这些规律，他们必须深入到运动中去。先锋队也不能例外，它也只有通 过实践，才能发现规律。”（见毛泽东，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Mao Tsetung，A Critique of Soviet Economics，Monthiy Review Press，1977， 第二十页） 我多么希望当初我写《深翻》时，已经能对这些观点做出很有说服力的说 明，如果真能做到这样，它对那些在下一个世纪必须改造世界的人将是一本有用 的书。然而，现在重写它是不可能的了。在张庄三部曲的第三部中我还有机会把 这些谈清楚。这第三部叫《分山》（我改变以前名命为《立春》的决定），《分 山》将告诉你一个小村庄集体农业解散，采用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故事。 威廉.韩丁1993年六月

在悠久的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各种秘密结社的存在并非奇闻，它们有的甚至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曾发挥过重要作用。本书以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国民革命、工农运动、南京政府以及抗日战争这一“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为背景，以红枪会、小刀会、大刀会、天门会为主角，试图具体地去揭示这些民间秘密结社在当时的历史大舞台上所展示的最后的活动。关于他们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如与国民党各派系、军阀各派系、共产党、

《俄国革命：苏联史（第1卷）》根据1917年革命的实际进程，大体按照时间顺序，论述革命的根源和革命的发生发展。在致力于重现1917年俄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重要现象、关键人物思想和行动的历史真实的同时，本书将俄国革命置于近代以来俄国历史进程和20世纪初期俄国所处国际环境的坐标体系之内进行考察，并由此重新审视和解释有关俄国革命的众多问题。特别注重在事实层面上全面地反映1917年革命的面貌，力求充实、弥补或修正对革命史了解的不足、缺失或偏差。全书共十一章，50余万字。

本书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系统地研究了1968年5月发生在法国的重要历史事件——“五月运动”——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思潮。 　　1968年，不满的情绪在法国巴黎的大学内积聚。现存的教育体制无法满足大学生的需求，加之对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的不满，激起了学生中的激进主义。5月3日，警察粗暴地开进索邦大学制止学生集会，引发了骚乱。局势迅速升级为全国性罢工。1000万工人卷入罢工。戴高乐政府出现危机。5月底，戴高乐镇定思绪，积聚起勇气和支持者，使局面得以扭转。这一事件史称“五月运动”（“五月风暴”、“五月事件”）。 　　作者深入分析了运动的起因、过程和影响，对各种社会思潮和派别在运动中的作用及其它们的发展演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研究，并指出“五月运动”对法国此后的社会走向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本书首先从精英文化层面、传统与现实、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关联和冲突，来阐释作为法国大革命政治文化最重要特征的“决裂”信念的多层意涵、内在实质和多重影响，说明法国革命者所谓同旧传统的完全决裂其实是一种旧传统中的挣扎，对法国大革命以反对君主专制开始，以接受君主专制告终这一历史怪圈，给出了令人折服的解释。接着从大众文化层面阐释由“决裂”意识派生出来的革命意识和危机意识，并从心态史学角度阐述和论证了法国大革命政治的公开性原则，及其同专制独裁的再生与雅各宾派衰亡的多重联系。作者揭示了大革命时代群众现象的基本特征，强调了大革命的群众现象对于理解大革命以来法国的政治风格，乃至整个大革命政治文化传统的重要性。作者富有张力的思考，无疑将引领读者进入法国大革命这一历史深水区，再思大革命这一艰巨命题。

1971年，埃德加·斯诺最后一次访华后返回了美国。1972年2月15日，他遽然长逝。如果他活着，他肯定会给《西行漫记》和《今日红色中国：大河彼岸》的新版本添加注释和参考文献，为读者奉献更多的历史事实。他肯定会根据自己的记录，增加1970-1971年他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谈话的内容。 　　埃德加·斯诺的妻子洛伊丝·惠勒·斯诺在同意出版《漫长的革命》一书的信中写道：“这是一本没有完成的著作——我的丈夫刚刚开了个头，便出乎意料地离去了。书中播撒下了中美两国人民新关系的种子。在我们的培育下，它们将会成长壮大。”

《生逢革命：辛亥前后的政治、社会与人生》以革命中普通人的命运为关怀，采取政治、社会、思想的多元视角，讲述了辛亥前后的几个有趣小故事：改革搅动社会权力格局引发威远民变，成都百姓头顶光绪牌位请愿而被川督枪杀，同志军首领成为烈士却没有凶手归案，未亡人巧妙地将革命和同志写入家乡历史。这是四川保路运动的四个片段，也是生逢革命者的生活传奇。其中，传递出从清末新政到民国肇造的历史信息，引人深思革命中的人生三味。

一部经典之作：农民的光辉形象永久地雕刻在现代政治制度的发展史上！一个时代传奇：创建近代民主政治的真正英雄不是帝王将相而是老百姓！一种政治批判：现代化不是以牺牲农民为代价而发展起来的城市化过程！ 就时代性而言，作者在作品中所表达的关于农民和现代化的辩证观点，对时下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极具指导意义。

被战争搞得混乱不堪、又遭受反对派削弱的俄罗斯缓缓地沉沦着。在帝国首都彼得堡，人民饥寒交迫，革命自发而生。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逊位，临时政府宣告成立。与此同时，在各地成千上万个苏维埃和委员会里，工农兵破天荒地发表意见、主张权利、行使职责。整个国家都在进行“革命”。几个月的时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便营造了成功的条件。10月26日，一场军事起义之后，这个积极行动的少数派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一时间，政变与社会革命殊途同归。在这部生动而又清晰的著作中，尼古拉·韦尔特再现了紧张激烈的1917年。这一年承载着宏传的希望、正义和自由，同时也展现着人类历史上第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伟大的十月革命”——所制造的误会与神话。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被一些西方史学家称为“民主革命的时代”、“大西洋革命”的时代，而法国大革命无疑是这个时代的核心事件。但是，上述说法虽然概括而凝练，但未免忽略了欧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革命运动的独特性。而雅克•索雷的《18世纪美洲和欧洲的革命》的一个主旨就是要揭示当时欧美历次革命运动的原创性和独特性。如果说民主革命的时代、大西洋革命之类的论点突出了各个革命之间的横向联系，那么索雷的论述则在关照横向联系的同时，又把每次革命运动置于其由以发生的独特的民族历史的纵向背景中。这样我们就清晰地看到普加乔夫起义的保守性抗议的本质，看到莱茵地区抵制法国大革命时宗教因素、民族情感所起的重要作用，看到拉美革命独特的宗教文化特质。 也许正是要突出其他革命的原创性，并表明自己摆脱“法国中心论”的意向，索雷没有以专章介绍法国大革命，但他并没有忽视法国大革命的影响，特别它是对英国激进运动、西欧革命运动和海地革命的推动。作为一个深受英国史学传统影响的史学家，索雷没有对这个革命时代作太多的宏观评论，而是注重对历次革命运动的各种维度作经验式的描写，通过事实引出评论，在为读者提供丰富的历史细节的同时引发读者去思考。 目录： 引言 北美的经验：一次成功的革命 英属殖民地的反叛及其与伦敦的决裂 1、 决裂的深层原因 2、 从政治冲突到战争爆发 3、 独立宣言之旅 独立战争及1783年美国被正式承认 1、 华盛顿军队最初的胜利以及法国参战 2、 爱国者的内外胜利 1787年宪法及其最初的实施 尼德兰的经验：巴达维亚共和国的兴起和失败 巴达维亚爱国者的反叛 尼德兰革命被扼杀 1795年巴达维亚革命者的再度崛起 巴达维亚共和国（1795-1802） 加勒比的经验及海地的诞生 1791年种植园社会的危机 1、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安的列斯社会 2、1789-1791年法属安的列斯的社会和政治动荡 1794年之前的奴隶反叛 1、 1791年的圣多明各起义 2、 圣多明各起义的发展：1793年年初之前 3、 法国废除奴隶制和杜桑•卢维杜尔的入场 1804年之前奴隶捍卫自由的斗争 东欧和中欧的经验 俄国的经验 1、一次失败的革命？ 1、 一场保守性的反叛 2、 知识分子的反抗 捷克、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经验 波兰的经验 西欧大陆的经验：对法国大革命的积极和消极抵制 比利时的经验 莱茵河地区的经验 革命的法国兼并莱茵河左岸地区 1、 莱茵居民对革命制度的抵制 2、 莱茵知识分子对法国政策的敌视 3、 对法国大革命的积极和消极抵抗 瑞士的经验218 意大利和希腊的经验 1、 1799年之前意大利的启蒙，法国的影响和革命 2、 意大利革命失败的原因及后果 3、 希腊的希望和幻灭 不列颠的经验：民主的尝试 1773-1789年不列颠诸岛的政治和社会骚动 1、1780年之前的宪法之争 2、爱尔兰的骚动 3、1780年代大不列颠的骚动 法国大革命时代的英国民主运动 1、 起源 2、 阶段和形式 3、 遗产 法国大革命时代的爱尔兰起义 拉丁美洲的经验：抵抗的传统 发抗西班牙统治之传统的形成 西班牙开明专制主义的进攻和反抗精神的发展 西属美洲独立运动中的社会文化矛盾 巴西的状况 文献导读 简明大事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