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盖太太本家姓贡芙朗，是一位老妇人，四十年来，她在巴黎开了一幢平民式的膳食公寓，整幢房子座落在拉丁区和圣马尔萦市郊之间的新圣热纳维也芙街上。这幢名叫“伏盖公寓”的膳宿场所，不分男女老幼一概接待，公寓里风气淳朴，受人尊重，从未招来什么闲言碎语。

《红与黑(普及本)》在典型环境典型性格的塑造、匀称的艺术结构和白描手法的运用上都有突出的成就，而司汤达所以被评论家称为“现代小说之父”则是因为他在《红与黑(普及本)》中表现了卓越的心理描写天才。

本书系前苏联重残盲人作家H·斯特夫斯基以亲经历为素材创作的反映二三十年代青参与立和巩固苏维埃政权、参与重建国民经济火热斗争的长篇小说。主人公帕维尔·科尔恰金在争中负重伤，后全身瘫痪，双目失明。为重返建设国家的岗位，他刻苦自学，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逐步提高写作水平最终写出感人至深的长篇说，继续为人民作出卓越贡献。小说主人公百折不回的顽强奋斗精神至今仍有积意义。本书由自学俄语的残疾人王志冲先生翻译，他身处逆境却顽强拼搏的精神同样感人。

《欧也妮·葛朗台》是一部朴素精炼的杰作。老箍桶匠葛朗台靠囤积居奇、投机倒把，成为索漠城的首富。他刻薄吝啬，把金钱看得重于一切，不惜逼走因父亲破产自杀来投靠他的侄儿，折磨把自己的私蓄送给堂史作盘缠的欧也妮，并因为反对女儿与落难公子的爱情，把袒护女儿的妻子虐待致死。他所有的乐趣都集中在积聚财物上，死时留下一份偌大的家私，却无补于女儿的命运。作品塑造了葛朗台这一典型的吝啬鬼形象，深刻暴露了资产阶级家庭中纯粹的金钱关系。 《欧也妮·葛朗台》的作者是19世纪西欧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本书是他的宏伟巨著《人间喜剧》小说集中的一部代表作品。巴尔扎克通过描写葛朗台的家庭生活，揭露了金钱所造成的人性毁灭、家庭破裂等悲剧。守财奴葛朗台自私冷酷，为敛财而百般诱哄妻女，毫不理会独生女儿欧也妮·葛朗台的幸福；欧也妮温柔善良，为了爱情而反抗父亲的苛刻控制，然而却被她所深爱着的堂弟夏尔无情抛弃，只因为夏尔要去攀附豪门姻亲……小说朴素有力，描写明白如话，人物性格鲜明，尤其是守财奴葛朗台被刻画得栩栩如生，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个著名的典型形象。

德莱塞（1871-1945），美国著名作家，《珍妮姑娘》是他的主要作品之一。 贫困的珍妮姑娘为生活所迫，与参议员白兰德同居。一直到他死后两人都没有正式结婚。珍妮带着他们的孩子迁居别处。她遇到阔少雷斯脱，与他同居，但是不能见容于他的亲属。后来为了让他能继承遗产，珍妮坚决与他断绝了关系。与作者的另一部作品《嘉莉妹妹》不同的是，作者是本书中塑造了一个近乎圣女的形象。

本书取材于丹麦王子为父报仇的古老传说。丹麦国王暴毙，国王的弟弟继承了王位，还娶了旧日的王嫂。王子哈姆雷特在痛苦中见到了父亲的鬼魂，鬼魂告诉王子自己是在睡梦中被弟弟夺去了生命、王位和妻子，并嘱咐给哈姆雷特一定要为他报仇。于是哈姆雷特开始了曲折的复仇历程…… 本书是莎士比亚最著名的悲剧，体现了莎士比亚戏剧的最高成就，具有深刻的悲剧意义、复杂的人物性格以及丰富完美的悲剧艺术手法，代表着整个

苍茫的大海上，一个孤独的老人，一次艰辛的搏斗，一位虽败犹荣的英雄…… 一个人可以被毁灭，却不能被打败。

《复活(普及本)》是托尔斯泰的晚期代表作。这时作家世界观已经发生激变，抛弃了上层地主贵族阶层的传统观点，用宗法农民的眼光重新审查了各种社会现象，通过男女主人公的遭遇淋漓尽致地描绘出一幅幅沙俄社会的真实图景：草菅人命的法庭和监禁无辜百姓的牢狱；金碧辉煌的教堂和褴褛憔悴的犯人；荒芫破产的农村和豪华奢侈的京都；茫茫的西伯利亚和手铐脚镣的政治犯。

《十日谈》(1348-1353)。乔万尼·卜伽丘最主要的作品。这部作品的开端叙述十个男女青年为躲避黑死病，在佛罗伦萨乡间一个别墅里住了十天，讲了一百个故事，故名《十日谈》。这些故事，有的取材于中古行吟诗人的传说，有的取材于东方故事集(如《一千零一夜》和《七哲人书》)，但反映的主要是当时意大利广阔的社会现实。故事多半以爱情和聪明机智为主题，也常常把二者结合起来。作者塑造了许多不同职业、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物形象。他揭露讽刺天主教僧侣和封建贵族生活腐朽、道德败坏，称道商人、手工业者等聪明勇敢，赞美男女青年之间的爱情。卜伽丘热爱现世生活，坚决反对禁欲主义，在思想上比彼特拉克更前进一大步。作品表现出文艺复兴初期的民主倾向。他最进步的思想是对于封建社会中阶级不平等和男女不平等的批判(如第4日第1故事和第6日第7故事)。但是《十日谈》歌颂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对于放纵的情欲描写过分，也有道德说教的地方。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鲁滨逊漂流记(青少版)》内容简介：一个具有冒险主义精神的英国人，不听父母劝阻，去海外历险，不想却被困于孤岛上，孤苦伶仃，生存艰难。但他并没有放弃希望，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在孤岛上存活了下来。经过他的不懈努力，运用自己的所知所学，历经千心万苦，终于顽强的活了下来，并且还救助井教化了野人“星期五”，成了孤岛的岛主。最终经过28年的等待，找准机会回归了祖国。 海报：

《小妇人》是19世纪美国著名女作家奥尔科特的代表作，自问世以来被译成了一百多种文字，并多次被搬上银幕，打动了无数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的心弦。第一个为奥尔科特作传的传记作家埃德拉·切尼评论说：“……又一代人已经成长起来，但是《小妇人》仍然保持着稳定的销量。母亲们读着这些姐妹们的童年，延续着自己当年的欢乐……” 　　《小妇人》在出版后受到读者和评论家的一致好评，被称为美国最优秀的家庭小说之一，而作者本人也因此脐身于著名小说家的行列。 　　美国图书协会、美国教育协会从评选出的100种小学必备书中又精选出25种，其中《小妇人》位居榜首。 　　当今以“哈利·波特”系列小说风靡全球的畅销书作家J.K.罗琳曾深情地描述了《小妇人》一书对她的影响：“读过《小妇人》，有那么几个月，我自己就是乔·马奇。” ">小妇人/好妻子 英文版>>

《红与黑》这部小说的故事据悉是采自1828年2月29日《法院新闻》所登载一个死刑案件。在拿破仑帝国时代，红与黑代表着“军队”与“教会”，是有野心的法国青年发展的两个渠道（一说是轮盘上的红色与黑色）。 《红与黑》是19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作品。小说围绕主人公于连个人奋斗的经历与最终失败，尤其是他的两次爱情的描写，广泛地展现了“19世纪初30年间压在法国人民头上的历届政府所带来的社会风气”，强烈地抨击了复辟王朝时期贵族的反动，教会的黑暗和资产阶级新贵的卑鄙庸俗，利欲熏心。因此小说虽以于连的爱情生活作为主线，但毕竟不是爱情小说，而是一部“政治小说”。 司汤达是善于从爱情中反映重大社会问题的文学大师。于连的两次爱情都与时代风云紧密相连，这是当时阶级角逐的一种表现形式，他对德·瑞那夫人后来的确也产生了真正的感情，但开始是出于小市民对权贵的报复心理。因此，于连第一次占有德·瑞那夫人的手的时候，他感到的并不是爱情的幸福，而是拿破仑式的野心的胜利，是“狂欢”和“喜悦”，是报复心理的满足。 如果说于连对德·瑞那夫人的追求还有某些真挚情感的话，那么于连对玛蒂尔德小姐的爱情则纯属政治上的角逐，玛蒂尔德既有贵族少女的傲慢、任性的气质，又受到法国大革命的深刻影响。她认为，如果再有一次大革命，主宰社会的必定是像于连这样富于朝气的平民青年。同于连结成伉俪，既富于浪漫气息，又找到了有力的靠山。而于连则认为与玛蒂尔德小姐结婚可以爬上高位，青云直上，因此不惜去骗取她的爱情。 但是，于连的两次爱情最终还是失败了。这是因为在复辟时期，封建势力向市民阶层猖狂反扑。于连不是统治阶级圈子里的人，那个阶级决不会容忍于连那样的人来实现其宏愿。 《红与黑》在典型环境典型性格的塑造、匀称的艺术结构和白描手法的运用上都有突出的成就，而司汤达所以被评论家称为“现代小说之父”则是因为他在《红与黑》中表现了卓越的心理描写天才。现实主义作家都强调细节的真实，但司汤达与巴尔扎克不一样，他着重刻画的不是客观环境，而是人物内心活动的细致和逼真，作者常常是三言两语就把人物行动、周围环境交代过去，而对其内心的活动则洋洋洒洒，不惜笔墨，爱情心理描写的更是丝丝入扣，动人心弦。作者在于连得知德·瑞那夫人写揭发信到枪杀她这段情节上仅用了三页，而与玛蒂尔德的爱情却花了上百页的篇幅细致描写。德·瑞那夫人堕入情网时的那种喜悦、痛苦、忏悔而又不甘放弃幸福的复杂心理的展现，也是令人拍案叫绝。

《羊脂球》是中短篇小说集，内容包括《羊脂球》、《等待》、《米隆老爹》等72篇小说，充分体现了莫泊桑中短篇小说取材的广泛性，涵盖了当时法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能让读者一睹大师高超的艺术技巧。译者郝运和王振孙先生是著名的资深翻译家，译笔正确通畅，且对文中的主要人、地名和事件做有详尽的注释，能使读者得益匪浅。

小说的巨匠，《人间喜剧》的作者巴尔扎克去世后七年，正当法国公众猜测这位大师是否后继有人的时候，一位隐居乡野的无名作者，出人意料地以一部惊动法庭提出公诉的小说作了回答，这位作者就是福楼拜，这部小说就是《包法利夫人》。 福楼拜（1821一1880）出生于一个医生世家。他的童年在浪漫主义风靡法国时度过。雨果曾是他心目中的偶像。然而给他的创作定音的，却是十九世纪中叶在法国开始流行的实证科学。他把小说看作“生活的科学形式”①，要求作家象自然科学家对待大自然那样，以冷静客观的态度描绘一切、解剖一切。在福楼拜看来，“美就意味着真实，虽说真实的东西不一定都美，可是最美的东西，永远是真实的”，“丧失了真实性，也就丧失了艺术性。”②因此，他赋予观察、分析、理解以十分重要的意义。认为“透彻地理解现实，通过典型化的手段忠实地反映现实”，③是小说家应当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这一观点决定了他在创作上与他所尊崇的雨果分道扬镳，而成为巴尔扎克和斯丹达尔的后继者。过福楼拜在艺术上并未完全步他人的后尘，他另辟蹊径，立志创新，终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丰富和发展了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 福楼拜的最大建树，是从作品中删去了自我，创造了所谓“纯客观”的艺术。 和巴尔扎克、斯丹达尔一样，福楼拜也将文学作品喻为“反映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①也力图同步地反映自己的时代。但前期两位作家是在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中脱颖而出的，他们的“镜子”难免会染上浪漫主义的色彩。巴尔扎克和斯丹达尔充满激情，而且惟恐在作品中得不到充分表现。他们介入主人公的生活，与自己塑造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时时刻刻在剖析他（她）们的心理，评判他（她）们的言行，巴尔扎克甚至以作者身分直接和读者谈心。福楼拜却要求“镜子”排除一切主观抒情成分，对事物作出完全客观的、科学的反映。他认为“作者的想象，即使让读者模模糊糊地猜测到，都是不允许的。”文学作品的“一行一页，一字一句都不应当有一丁点作者的观点和意图的痕迹。”②尽管福楼拜天性热情，十分看重人格、正义、友谊，常因见到卑鄙、欺诈的行为而义愤填膺，可是他严禁自己在作品中流露情感，更不要说在作品中插入议论。“他深深地藏匿自己，象木偶戏演员那样小心翼翼地遮掩着自己手中的提线，尽可能不让观众觉察出他的声音。”①从来文学作品中，还不曾见过作者的意图隐藏得如福楼拜这样深的。不能说福楼拜这种艺术方法比他的前辈低劣或高明，但毕竟是对现实主义艺术的一种突破。所以《包法利夫人》一出版，立刻在文坛引起强烈的反响。圣勃夫从中看出了“新的文学的标志”，②左拉宣称“新的艺术法典写出来了”③，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认为这部“完美无缺的小说”出书以后，“在文坛上产生了类似革命的效果”④。不管这些说法有无夸张的成分，总之证明了福楼拜这一新尝试的成功。普列汉诺夫曾肯定“客观性是福楼拜的创作方法的最有力的一面”，因为这种客观的态度，使他的作品中所描写的人物“具有了‘文献’的价值”⑤。 福楼拜所创立的这种“客观性艺术”，后来被左拉、龚古尔兄弟等自然主义作家向“纯科学”的方向发展了，因而法国文学史上一般把福楼拜看作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承上启下的人物。法国当代某些评论家甚至因他那种冷漠、客观的艺术风格而称他为现代小说艺术的前驱。 虽然福楼拜和许多伟大作家一样，不承认自己属于任何流派，而且对人们封给他的“现实主义”①或“自然主义”称号感到恼火，但根据我们对现实主义的理解，根据福楼拜作品的时代感、真实感及其对社会现实隐而不露的批判精神，我们仍有足够的理由把他列为继巴尔扎克、斯丹达尔之后出现的十九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三位杰出代表。 正如斯丹达尔将他的《红与黑》题为“一八三○年纪事”，巴尔扎克将《人间喜剧》的大部分作品题为“风俗研究”，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也有一个醒目的副标题：“外省风俗”。 《包法利夫人》从一八五一年开始写作，一八五七年问世，故事背景放在七月王朝，但更主要是展示了第二帝国时期的画面。如果说斯丹达尔的《红与黑》真实地描绘了法国七月革命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气氛，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深刻地反映了法国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折在社会生活中引起的巨大变化，那么福楼拜所刻画的，便是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取得全面胜利后的法国社会风貌。也许不能说福楼拜从宏观上把握住了整个时代，但他无疑抓住了当代社会的主要特征：法国资产阶级引以自豪的英雄年代过去了，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风暴也已平息，随之而来的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平庸的时代。目光深邃的思想家、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在生活中奋力拼搏的斗士，仿佛都一齐销声匿迹，而今活动在生活舞台上的，只剩下一群群资产阶级的庸夫俗子，浪漫主义激情已成过去，现存的只是鄙陋、可厌的实际生活。“路易－菲力浦一去，有些东西跟着一去不复返，如今该唱唱别的歌了。”①一个平庸的作家很可能认为，从资产者的日常生活中撷取题材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他们的作品不能不求助于杜撰的故事和离奇的情节，福楼拜却认为文学的力量不在故事本身，而在于作者怎样叙述、描写和处理。他以资产阶级的庸夫俗子作为艺术描写的对象，以对资产者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的否定作为他创作的基本主题。《包法利夫人》所揭示的矛盾，正是浪漫主义的追求和庸俗鄙陋的现实生活的矛盾。 一个农家的女儿，在修道院受过贵族化的教育，她瞧不起当乡镇医生的丈夫，梦想着传奇式的爱情，可是她的第一个情人是个道德败坏的乡绅，第二个情人是个自私怯懦的见习生。她的偷情没给她带来幸福，倒给投机商人造成了可趁之机，使她成为高利贷者盘剥的对象。最后她债积如山，无法偿还，丈夫的薄产早已被她挥霍净尽，情人又不肯伸出救援之手，她在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好服毒自杀。 一个女人因负债和爱情绝望而自杀，类似的故事在许多时代都发生过，也不知有多少小说家描写过，何以到了福楼拜笔下便引起轩然大波，蒙上“败坏道德、诽谤宗教”的罪名，问题显然不在故事本身，而在于作者以貌似冷漠的态度，非常“客观”地揭示了酿成这一悲剧的前因后果。他非但没有对女主人公作道德上的判决，反而以无比的说服力陈述了社会所不能推卸的责任。爱玛是一个失足的女人，但作者并不简单化地把她描写成一个坏女人。她并没有什么与生俱来的坏秉性，而生活却无可挽回地把她推向深渊。首先是她父母异想天开，让她去修道院受大家闺秀的教育，害得这个乡村少女整天向往贵族社会的“风雅”生活。浪漫主义文学的薰陶，灌给她满脑子诗情画意，什么风啊，树林啊，月下小艇、林中夜莺啊，什么勇敢如狮、温柔如羔羊的骑士啊，这一套思想感情和现实生活相隔十万八千里，她那个生活圈子里的人们，每天来来去去，为衣食奔忙，满不在乎地往道旁吐痰，津津有味地喝肉汤，她和这些人没有共同语言。她父亲怜惜她，不忍心让她在田庄上操劳，她整天无所事事，日子过得和钟摆一样单调：没有什么可学习，没有什么可感受，于是她期待着爱情。就在这时候，包法利出现了。在庄稼人眼里，医生算是相当有身分的人，何况他还治好了鲁俄老爹的腿，可见很有学问。爱玛于是成了医生太太。然而她所期待的爱情并没有到来。包法利医生既无雄心，又无才干，举止无风度可言，谈吐和人行道一样平板；再说他既不会游泳，又不会耍剑、放枪，和爱玛心目中的骑士完全不沾边。俄毕萨尔的舞会，在她生活中“凿了一个洞眼”，让她窥见了荣华富贵，从此她更加受不了乡镇生活的小器、平庸。舞会上那位风度翩翩的子爵，被她理想化了，变成一种甜蜜的憧憬。她把小说书上描写的当作现实，而把环绕着她的现实当成恶梦，她在幻想中生活，时刻期待意外事件的降临，就象遭难的水手，想在远处雾气笼罩的天边发现一叶白帆。失望之余，更觉生活不堪忍受。谁也不理解她的苦闷和抑郁，只道她神经有些毛病。 她也曾努力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发狠逃避了莱昂的追求，事后却又懊恼不已。她想求助于宗教，而那位以“灵魂的医生”自诩的本堂神甫却对灵魂的疾病一无所知，在他看来，一个人只要有了温饱，就该心满意足了。爱玛终于明白，她不能指望从神甫那儿获得任何启示或帮助。 百无聊赖的生活，灵魂的苦闷，对爱情的渴求，决定了风月老手鲁道尔夫一出现，包法利夫人就要落入他的掌心。与其说爱玛爱上鲁道尔夫，不如说爱情的幻梦把她推向鲁道尔夫的怀抱。爱玛凭自己的想象，以为爱情犹如来自九霄云外的狂飚，伴着雷鸣电闪，席卷人的整个意志。她按照幻想的模式投入爱恋，狂热得叫鲁道尔夫瞧不上眼。新鲜劲儿一过，他的态度便越来越冷淡。眼看伟大爱情的河床一天涸似一天，爱玛的痛苦可想而知。她试图斩断私情，努力去爱丈夫和孩子，她甚至热心地支持丈夫的事业，撺掇丈夫割治跷脚，满心希望包法利一举成名。可是丈夫不争气，几乎断送一条人命，爱玛完全绝望了。她的尊严，她的自爱心，受到包法利这个姓氏的玷辱。从此连残留的一点妇德也彻底崩溃了。她重新投入情人的怀抱，比以往更加颠狂。她想入非非，要和情人私奔，讲求实际的情人干脆甩掉了她。受到这次打击，她大病了一场，却不曾接受教训。她依然被幻想牵着走，依然按照小说里的模式来设计自己的生活。她为体验她认为理当经历的感情而爱莱昂。甚至当她“在通奸中发现婚姻的平淡无奇”，而且对他感到腻味以后，仍象个钟情的女子一样继续给他写情书。不过她写信时想到的并不是莱昂，而是一个理想男子的模糊幻影。她就这样在幻想中生活，一生都受着幻影的欺骗，不知不觉犯下许多过失。她追求细腻的感情，丰富的精神生活，结果只是耽于物欲和淫乐。她最大的错误是不理解“风雅”是要财富作后盾的。她为之神往的那种“爱情”，需要庄园、别墅、高车驷马和华美的衣着打扮作陪衬，缺了这点富贵气，“爱情”便失去了光彩。她是个乡镇医生的妻子，却想和贵妇人一样骄 奢淫佚，她根本不懂生活，如何能逃脱自我毁灭的命运？ 包法利夫人的悲剧，是浪漫主义理想与现实生活发生冲突的必然后果。很难说作者是更多地批判了浪漫主义，还是更严厉地鞭挞了现实生活，他对前者的批判，正是对后者的控诉。爱玛是个为人所不齿的女人，但她实际上比周围的人更向往崇高。她希望丈夫有所作为，希望有个聪明、勇敢的男子汉受她崇拜，然而她周围只有一些目光短浅、惟利是图、毫无英雄气概的资产者。她有弱点、有过失，她虚荣而且不切实际，但她并不是罪魁祸首，她不曾加害于人，倒是人们常加害于她：男人诱惑她，商人敲诈她，在她陷于困境时情人抛弃了她，甚至还有人企图趁机污辱她。……福楼拜就这样冷静地剖析爱玛走向毁灭的主、客观原因，不动声色地将一群鄙俗自私的正人君子和一个“不正经”的女人作对比。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这部小说会深深刺痛政府当局和一般资产者。正如作者本人所说，“任何写照是讽刺，历史是控诉”①，没有什么比如实描绘更使那些道貌岸然的先生们感到难堪的了。 《包法利夫人》之所以能产生强烈的批判效果，首先是因为作者成功地运用了典型化的手段，以高度的概括力突出了当代社会的特征。小说所记述的，只是法国某村镇发生的一起自杀案件，而作者的同代人却可以从中认出自己所在的城镇和周围形形色色人物的嘴脸。莫泊桑曾谈到，“《包法利夫人》中，每个人物都是一种典型，都集中了同类人物内在气质的各种特点，因而成为这一类型最逼真、最突出的形象。”② 爱玛这个人物，在生活中是有原型的。作者父亲的医院里，曾有个名叫德拉马尔的学生，他的续弦夫人嗜读小说，生活奢侈，气质浪漫。她先后被两个情夫抛弃，最后因负债而自杀，遗下一个女孩，不久丈夫也自杀了。这是一八四八年的事。据说是福楼拜的挚友路易·布耶建议他将此事写成小说。经过五年的辛勤工作，《包法利夫人》诞生了，但当 有人问及小说是否真有其事时，福楼拜却矢口否认：“《包法利夫人》没有一点是真实的，这是一个全然虚构的故事。”①显然，作家不愿意人们将这部作品混同于一般的写实小说，尽管故事是真实的，他所要写的却远远超出了真人真事的范畴。福楼拜不能忍受人们为他所创造的形象寻找依据，他说：“呈现在我眼前的只是些个人，可是我要写的却是典型。”②他写爱玛，与其说是描写一个失足的女性，不如说是塑造了一个在现实生活中惨遭摧残的浪漫主义者。爱玛的矛盾、痛苦，她的梦想和追求，她所受到的欺骗、愚弄和 叛，都深深打上了时代的印记。所以作者说：“就在此刻，我可怜的包法利夫人，正同时在法兰西二十个村落里受苦、哭 泣。”③ 福楼拜自己思想上，同样存在理想与现实的深刻矛盾。他毕生都在批判浪漫主义的影响，恰恰反映了他对现实的厌恶和绝望，他不屑于与庸俗的资产者为伍，一直与社会格格不入。他认为一切向上的挣扎均属徒劳，所以对一切欲望或追求均持否定态度。他曾告诉他的女友：“我所欣赏的观念，就是绝对的虚无。”④这一观念，定下了他全部作品的基调。的确，他除了对美的追求外，几乎放弃了人世的一切追求（包括对爱情的追求）。福楼拜将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分析，都熔铸在包法利夫人的形象之中，他要让读者从包法利夫人身上，看到他所领悟到的生活的真象。无怪乎他会意味深长地对朋友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① 《包法利夫人》引起的风波足以证明：功力深厚的艺术家，完全可以通过自己所选择的富有特征意义的细节及事件的组合，来达到批判揭露的目的，而不一定要直抒情怀。福楼拜认为，“批评、指责和教训，都不属于文学范畴作家所能做的，只是“忠实地去观察生活的实质，并尽最大努力去描绘它。”②“如果从作品里流露出什么有教育意义的结论，则应是不经过作者的意图，而是由那些最恰当的事实描写自然表现出来的。”③从表面上看，小说的作者对他所描绘的一切都不置一词，而事实上每一个细节都渗透着他对客观事物的分析和判断，只是他不愿明言而已。他让事实本身说话，让读者自己从中得出结论。以本书第二部第八章为例，这段关于“农业评比会”的描写，作者始终未发一句议论，却绘成了一幅绝妙的讽刺画：人们熙来攘往，张灯结彩，又敲鼓，又鸣枪，一派庄严隆重的节日景象；店家忙着招揽生意；教堂的杂役趁机捞外快；药剂师先生窜上跳下，到处指手划脚；鲁道尔夫全副精神用来诱惑医生太太；州行政委员象煞有介事地在演讲，冠冕堂皇的高调，恰和鲁道尔夫矫揉造作的绵绵情话组成喜剧性的二重唱；人群里发出种种声响，牛鸣、羊咩乱成一片，难得有几句演说辞传进听众的耳朵。虽说那位官员在演说中把农民捧上了天，评比会上受表彰的劳动者却并不见得有多幸福，也并不见得比得奖的牲畜更受感动。一位老农妇，在田庄服务五十四年，得到一枚银质奖章以及二十五法郎。她又老又瘦，脸上的皱纹比风干苹果还多。一身破烂衣服，袖筒里伸出两只长手。谷仓的尘土、洗衣服的碱水和羊毛上的油脂，使她的手粗糙、发硬，结上了一层厚皮尽管刚刚用清水洗过，仍然显很脏。这双疙里疙瘩、合也合不拢的手，就是她半个世纪辛劳的见证，那枚奖章和二十五法郎，便是对她的全部酬劳。她还是第一次看见自己在这样大的一群人当中，眼前又是旗，又是鼓，又是穿黑燕尾服的老爷和参事先生的十字勋章，她心里害怕，一动不动地站着，不知道该往前走，还是该逃掉，……最后，她木然地接过奖章，仔细打量，忽然泛起幸福的微笑，咕哝着要把这送给教堂堂长。……会议结束群众散去；每人都重新回到自己原来的地位，继续按旧习惯行事：主子继续虐待雇工，雇工继续用鞭子抽打牲口，……只剩下大人先生们坐下来大吃大喝。两天以后，鄂梅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章，报道展览会的盛况，捎带提到自己的大名。……这段描写，多么朴素，多么真实，却又包含着多少无言的辛酸，多少无言的讽刺与批判！看上去似乎是不动声色的平铺直叙，却又那么绘声绘色，充满动感。众多的人物，喧嚣混乱的场面，象交响乐般有层次有对比地交织在一起，使人不能不叹服作家的艺术功力。 同样，在人物塑造上，福楼拜也小心翼翼地排除了一切主观因素，从不作判断性的概括或推论式的心理分析，而仅仅是运用白描手法，通过人物的行动和个性化的语言来展示个性。他写布尔尼贤神甫的浅薄，是通过这位神甫和包法利夫人之间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对话。他写老包法利浪荡的秉性难移，是通过人物本身的行动：每天早上在广场上抽一袋烟，他那顶带银边的漂亮警官帽，很引人注目。他一向喝大量烧酒，因此常常差女佣人到“金狮”去取一瓶，记在儿子账上。为了在他的丝手帕上洒香水，他把儿媳妇的柯罗香水都用光了。……他写鲁道尔夫其人，也不必多费笔墨，一段自言自语就勾画出了这个花花公子的面貌：“可怜的女人！她准是在渴望爱情，象案板上的鱼渴望水一样，只要我说上三两句挑逗的话，她准会爱上我，我敢肯定！她会很温柔！很迷人，对，只是将来怎样甩掉她呢？……”鄂梅这个人物，是福楼拜笔下最成功的典型之一，作家表面上对他未加褒贬，却让这位以进步人士自居，好吹牛、善钻营、醉心名利的时髦人物活生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此人谈起什么都头头是道，一张嘴就是“科学”、“进步”，他在外行面前卖弄学识，在内行面前不懂装懂，所有的名人他都拼命巴结，所有能扬名的事他都要插进一只脚……这种人到处都有，却很少象福楼拜写得这样既客观而又入木三分的。福楼拜善于在琐细的日常生活中刻画人们的个性：就连为包法利夫人的女儿取名这样一件小事，也处理得极有讲究。夏尔崇拜爱玛，主张女儿叫母亲的名字。药剂师主张叫玛德莱娜①，因为眼下这名字最时髦，鄂梅向来喜欢赶浪头，喜欢大人物和重大事件，他为自己的四个孩子取名，便是根据这条原理所以一个叫拿破仑，象征光荣；一个叫富兰克林， 征自由；一个叫依尔玛，或许是对浪漫主义的一种附会；一个叫阿塔丽②，表示对法国剧坛那部不朽杰作的崇敬。然而古板的包法利老太太坚决反对采用有罪女人的名字。最后爱玛想起俄毕萨尔庄园的舞会上，侯爵夫人喊一位年轻贵妇“贝尔黛”，包法利小姐的名字这才有了着落。 应当承认，福楼拜的观察力和巴尔扎克、斯丹达尔同样敏锐，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剖析和他们同样精细，他和他们一样不满足于描摹事物“粗糙的表象”，而是力图深入到对象的“精神和心灵深处”，理解其“深藏的欲望”，探究其“行为的复杂动机”，揭示其“未暴露出的本质”③。但在福楼拜看来，上述这一切固然对文学创作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比起“文体”与“结构”却只占次要的地位。“离开文体无作品”④，这句话充分体现了福楼拜对美的追求。有人因此认为福楼拜有片面追求形式美的倾向。其实他所说的文体美并不是与内容割裂的形式美。福楼拜不能想象作品的内容可以脱离形式，或形式可以不顾内容单独存在。他认为艺术家的天职就是为他所要表达的内容寻求最好的艺术外壳。他曾这样教导莫泊桑：“某一现象，只能用一种方式来表达，只能用一个名词来概括，只能用一个形容词表明其特性，只能用一个动词使它生动起来，作家的责任就是以超人的努力寻求这惟一的名词、形容词和动词。”① 福楼拜厌恶夸张和形容词的堆砌，尤其不能容忍装腔作势、矫揉造作。他所追求的美以准确、简练、朴实无华为最大特色。他的作品表面看去简单、平实，细细领会才知韵味无穷。莫泊桑把他的艺术评为“绚烂之极归于平淡”②，可说是评得恰到好处。 福楼拜的作品，无论篇幅大小，都象是一气呵成，自然流畅，没有与主题无关的多余的情节，没有一处累赘的字句。文字锤炼到几乎不能增减一字的程度。写夏尔求婚，总共百十来字，把夏尔的怯懦、鲁俄老爹的爽直勾画得活灵活现。农业展览会那样五光十色、喧嚣混乱的场面，又是导致包法利夫人失足的关键时刻，也不过用了万余字的篇幅。相形之下，巴尔扎克和斯丹达尔要粗糙得多。巴尔扎克的作品，犹如天才的巨斧砍劈而成，雄浑有力，神采不凡，但未经细致打磨，颇有些凹凸不平之处；斯丹达尔虽则简练，语言却不够形象、丰满。福楼拜在文字表达上显然比他们更简洁，更优美，更少夸张，往往三言两语，就勾画出鲜明生动的形象。他写夏尔前妻的干瘪：寡妇瘦括括的，牙齿长的挺老长……骨头一把，套在袍子里，就象剑入了鞘似的。他描写贵族的养尊处优：他们的衣服，缝工分外考究，衣料也象格外柔软；一圈圈头发贴近太阳穴，亮光光的，抹了更高级的头油。他们的肤色是阔人的肤色，白白的，显然是饮食讲究，善于摄生的结果……福楼拜不仅要求文章结构严密，用词准确，还要求散文能朗朗上口，和诗一样具有节奏和韵律的美：“如果文句读起来能适合呼吸的要求，才能说文句是活的，如果文句可以 高声朗诵，这文句才是好的。”①福楼拜是法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文体家，他的文笔清澈流畅，简洁而不干瘪，质朴而 又鲜明、生动，被公认为法语的典范。福楼拜并不是那种才思敏捷的天才，他的艺术造诣全仗勤奋不缀的艰苦努力。他曾一再告诫莫泊桑：“才能就是坚持不懈。”他信奉布瓦洛的名言：“流畅的诗，艰苦地写。”有时他终日伏案，所得不过数百字，有时为了寻求一个理想的字词，竟至汗流浃背。所以福楼拜曾不无感慨地说：“写作是一种苦恼的事业，其中充满了焦虑和令人疲惫的努力。”② 福楼拜毕生从事写作，而成品数量并不多，只有两部以当代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和《情感教育》，两部以历史传说为题材的小说——《萨朗波》和《圣安东的诱惑》，三个短篇合成的《三故事》，还有一部未完成的小说《布法尔和佩居榭》。总的说来，福楼拜的小说所反映的生活面，比巴尔扎克和斯丹达尔要狭窄得多，这首先是因为他的经历远不如那两位作家丰富和坎坷。福楼拜是个有产者，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在父亲留给他的庄园里过着安适的生活。他不必为衣食奔忙，也就感受不到为衣食奔忙者那些含辛茹苦的斗争。他在物质上无求于人，不必强迫自己与世人周旋，于是他遁世隐居，只与少数知己来往。这样一来，他的视野就受到很大局限。他不可能具备巴尔扎克那样深邃的历史眼光，把握整个时代的动向；也不可能有斯丹达尔那样的政治敏感，预测到一八三○年革命的到来。福楼拜自己也承认，他“对生活缺乏一个明确的、总体的概念”①。他把资产者平庸的日常生活当成全部生活，而看不清正在萌发的新的社会矛盾和时代的发展趋向。他对一八四八年的工人起义及后来的巴黎公社革命都缺乏正确的理解，这不能不妨碍他在作品中正确地反映历史和时代精神。他的《情感教育》固然比《包法利夫人》的画面广阔，甚至接触到一八四八年革命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但也只是一个旁观者在局外获得的印象，虽则真实，却没有立体感。这部小说真正的成就毋宁说是塑造了莫罗这样一个毫无血性的“中间性格”典型。不过，福楼拜的遁世隐居虽说限制了他作品的气魄与深度，却保证了他有足够的精力追求艺术上的完美。福楼拜衣食不愁，不必指望写作提供生活来源，也不会受到出版商的挟制或催逼，他可以从从容容地精雕细刻，直到自己满意为止。所以，和巴尔扎克、斯丹达尔相比， 福楼拜更是个艺术家，而不是历史家或思想家。从宏观的角度，他的小说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上，显然没能达到巴尔扎克和斯丹达尔的水平；但从微观的角度，却自有超过前人的地方。我国法国文学界前辈李健吾先生说得好：“斯丹达尔深刻，巴尔扎克伟大，但是福楼拜，完美。”

《飘》是一部有关战争的小说，但作者玛格丽特没有把着眼点放在战场上。除了亚特兰大失陷前五角场上躺满伤病员那悲壮的一幕外，其他战争场景并没有花费作者过多的笔墨。作为第一部从南方女性角度来叙述美国内战的小说，玛格丽特着重描写了留在后方家里的妇女饱受战乱之苦的体验和感受，从战争伊始对战争怀有崇敬心理、对战争全然的支持，到因战争而带来的失去亲人的痛苦、不得不屈服于失败的命运以及战后立志重建家园的艰辛历程。战争失败了，有的人因此而意志消沉，失去了原有的斗志，无法调整好自己的心态，面对战后支离破碎的生活。反之，另外一些人则克服了失败的心理，凛然面对严酷的现实，成了生活中不畏困难、重新前进在生活旅途上的强者。

《译文名著文库092:乱世佳人》(上下)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主线是好强、任性的庄园主小姐斯佳丽纠缠在几个男人之间的爱恨情仇，与之相伴的还有社会、历史的重大变迁，旧日熟悉的一切的一去不返……《乱世佳人》既是一首人类爱情的绝唱，又是一幅反映社会政治、经济、道德诸多方面巨大而深刻变化的宏大历史画卷。

这是法国十九世纪浪漫派领袖雨果继《巴黎圣母院》之后创作的又一部气势恢宏的鸿篇巨著。全书以卓越的艺术魅力，展示了一幅自1793年法国大革命至1832年巴黎人民起义期间，法国近代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辉煌画卷，最大限度地体现了雨果在叙事方面的过人才华，是世界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典范。小说集中反映了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饱含了雨果对于人类苦难命运的关心和对末来坚定不移的信念，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 “在文学界和艺术界的所有伟人中，他是惟一活在法兰西人民心中的伟人。”这是罗曼·罗兰对雨果的评价。青少年的罗兰保存一期《堂吉诃德》画报，上面有一幅“老俄耳甫斯”彩画：苍苍白发罩着光环，他正抚弄着竖琴，为苦难的民众引吭高歌。《悲惨世界》的作者留下的这副形象，也许是大众更乐意接受的。 捧读《悲惨世界》，最突出的感觉，当是厚重之感。同样是杰作，同样又厚又重，读《约翰·克里斯托夫》，或者读《追忆似水年华》，都没有这种感觉，这种厚重之感，不是拿在手上，而是压在心头，感到的是人类的苦难厚厚而沉重的积淀。不是写苦难深重的书，都能当得起这“厚重”二字。而《悲惨世界》独能当得起，只因这部大书压在作者心头，达三十年之久。 历时三十余年，从一八二八年起构思，到一八四五年动笔创作，直至一八六一年才终于写完全书，真是鬼使神差，这在雨果的小说创作中也是绝无仅有的。这部小说的创作动机，来自这样一件事实：一八0一年，一个名叫彼埃尔·莫的穷苦农民，因饥饿偷了一块面包而判五年苦役，刑满释放后，持黄色身份证讨生活又处处碰壁。到一八二八年，雨果又开始搜集有关米奥利斯主教及其家庭的资料，酝酿写一个释放的苦役犯受圣徒式的主教感化而弃恶从善的故事。在一八二九年和一八三O年间，他还大量搜集有关黑玻璃制造业的材料，这便是冉阿让到海滨蒙特伊，化名为马德兰先生，从苦役犯变成企业家，开办工厂并发迹的由来。此外，他还参观了布雷斯特和土伦的苦役犯监狱，在街头目睹了类似芳汀受辱的场面。 到了一八三二年，这部小说的构思已相当明确，而且，他在搜集素材的基础上，写了《死囚末日记》(1830年)、《克洛德·格》(1834年)等长篇小说，揭露使人走上犯罪道路的社会现实，并严厉谴责司法制度的不公正。此外，他还发表了纪念碑式的作品《巴黎圣母院》(1831年)，以及许多诗歌与戏剧，独独没有动手写压在他心头的这部作品。酝酿了二十年之久，直到一八四五年十一月，雨果才终于开始创作，同时还继续增加材料，丰富内容，顺利写完第一部，定名为《苦难》，书稿已写出将近五分之四，不料雨果又卷入政治漩涡，于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停止创作，一搁置又是十二年。《苦难》一书遭逢苦难的命运，在胎儿中也要随作者流亡了。 设使雨果也像创作其他小说那样，构思一明确便动笔，那么以他的文学天才，他一定能继《巴黎圣母院》之后，又有一部姊妹篇问世了。或者在一八四八年书稿写出五分之四的时候，再一鼓作气完成，那么在雨果的著作表中，便多了一部惩恶劝善的力作；虽然出自雨果之手，也能算上一部名篇，但是在世界文学宝库存里，就很可能少了一部屈指可数的称得上厚重的鸿篇巨制。 这三十余年，物非人亦非，发生了多大变化啊!如果说一八三0年，在他的剧本《艾那尼》演出所发生的那场斗争中，雨果接受了文学洗礼，那么一八四八年革命，以及一八五二年他被“小拿破仑”政府驱逐而开始的流亡，则是他的社会洗礼。流亡，不仅意味着离开祖国，而且离开所有的一切，包括文坛领袖的头衔、参议员的地位等等；流亡，不仅意味着同他的本阶级决裂，而且也同他所信奉的价值观念、文学主张决裂；流亡，给他一个孤独者的自由：从此他再也无所顾忌了，不再顾忌社会、法律、权威、信仰，也不再顾忌虚假的民主、人权和公民权，甚至不再顾及自己的成功形象和艺术追求。流亡，把他置于这一切之外，给他一个大解脱，给他取消了一切禁区，从而也就给了他全方位的活动空间，使他达到历史、现实和未来所有视听的声音。 雨果在盖纳西岛过流亡生活期间，就是从这种全方位的目光、全方位的思想，重新审视一切，反思一切。在此基础上，他不仅对《苦难》手稿做了重大修改和调整，还大量增添新内容，终于续写完全书，定名为《悲惨世界 》。整部作品焕然一新，似乎随同作者接受了洗礼，换了个灵魂。这是悲惨世界熔炼出来的灵魂，它无所不在，绝不代表哪个阶层、哪些党派，也不代表哪部分人，而是以天公地道、人性良心的名义，反对世间一切扭曲和剖割人的生存的东西，不管是多么神圣的、多么合法的东西。 世间的一切不幸，雨果统称为苦难。因饥饿偷面包而成为苦役犯的冉阿让、因穷困堕落为娼妓的芳汀、童年受苦的珂赛特、老年生活无计的马伯夫、巴黎流浪儿伽弗洛什，以及甘为司法鹰犬而最终投河的沙威、沿着邪恶的道路走向毁灭的德纳第，这些全是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所经受的苦难，无论是物质的贫困还是精神的堕落，全是社会的原因造成的。雨果作为人类生存状况和命运的思考者，能够全方位地考察这些因果关系，以未来的名义去批判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以人类生存的名义去批判一切异己力量，从而表现了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永恒性矛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悲惨世界》可以称作人类苦难的“百科全书”。 一八六二年七月初，《悲惨世界》一出版，就获得巨大成功，人们如饥似渴地阅读，都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所征服了。持否定态度的人则从反面证实这部作品的特殊分量：居维里耶·弗勒里称雨果是“法国第一号煽动家 ”，拉马丁撰文赞赏作家本人的同时，抨击了他的哲学观点：“这本书很危险……灌输给群众的最致命、最可怕的激情，便是追求不可能实现的事情的激情……”也有人指责他喜欢庞大，喜欢夸张，喜欢过分。然而，他这种放诞的风格，添上了“全方位”的翅膀，在“悲惨世界”中奋击冲荡，恰恰为人类的梦想，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呐喊长啸。 时间和历史和作出了判断，《悲惨世界》作为人类思想产生的一部伟大作品，已为全世界所接受，作为文学巨著的一个丰碑，也在世界文学宝库中占有无可争议的不朽地位。

《战争与和平》是一部宏伟巨著，它以库拉金、包尔康斯基、劳斯托夫、别竺豪夫四家贵族的生活为线索，展示了1805年开始的争夺欧洲战争和1812年的俄国卫国战争时期的历史，从多方面反映了俄国这一重要历史时期中各阶层人民的生活面貌，是一部再现当时社会风貌的恢弘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