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皮朗的《中世纪欧洲社会经济史》/郭方 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世纪文库》重版了比利时史学家亨利・皮朗（1862―1935年）的《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这本书对于我们好似一位久别重逢的老友。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西方史学一个繁荣时代，尤以德、法、英三国成就最为突出。皮朗从青年时代就致力于学习研究这些国家中世纪制度史、经济史专家的著作与讲授，并参与了法、德等国史学的研究和编纂项目。但生长于三大国夹缝之间的比利时（中世纪称为法兰德斯Flanders地区），皮朗治学的方法和着眼点又与这些学派的传统不同。他更为重视体现与普通民众生产、生活状况密切相关的城市、商号、行会、社团、家庭等经济、社会原始文献，而不限于国家、教会等反映政治法律制度与上层人物的“官方”文献。本书是皮朗在晚年对自己的研究成果、方法和主要观点进行概述的总结之作。他首先从地中海这个连结欧、亚、非洲古代文明与经济社会交往的中心入手，认为阿拉伯人在七世纪对地中海西部的控制与封锁是西欧地区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重要因素，庄园制、领地制、封建制正是适应这种情况而形成的，所以“没有穆罕默德，查理曼帝国就不会存在。”皮朗这个观点在当时史学界可谓独树一帜，少有赞同。但皮朗从对中世纪史的长期发展趋向的探讨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这使人们想到了数十年后“年鉴派”大师布罗代尔的名作《菲力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与“长时段”观点，而皮朗在晚年对于刚刚创办的《年鉴》期刊和年鉴派创始人布洛克的著作给予很高评价，这在本书的注解中就表现了出来。皮朗对在这种闭锁的状态下在西欧形成的庄园制、农奴制和教会为适应这种社会建立的鄙视经商谋利的意识形态都作了具体生动的描述。而使这种状态开始发生改变的、从全欧洲的视野而言还是起因于地中海。意大利威尼斯、热那亚、比萨等意大利城市以拜占廷帝国为跳板逐步扩大了与东方的贸易，是打破这种僵化经济社会形态的发端。而在欧洲大陆的另一端的波罗的海与北海，北欧诺曼人的海上与沿河流的冒险而刺激起来的商贸活动从另一个方向打破了僵局，并且越过大西洋和大陆与地中海和意大利的海上冒险与商贸活动连接起来。法兰德斯作为这两个地区间的海陆交往枢纽，成为欧洲商业和加工业繁盛发展的又一个中心。这样欧洲商业复兴的格局就初步形成了。 商业复兴要有巩固的基地即城市，皮朗对中世纪城市的起源主张“商业移民社团”说，认为商业移民聚集在有防卫设施的城堡周围并逐步建设起自己的防卫设施，这些新来者最终占据了优势并取得了对城市的控制权，商人移民吸引了手工业的出现和发展，使人口进一步聚集。其中包括逃亡的农奴。市民（burgess）这个词即源于“堡”（burg）。在这些商业性移民初步有了防卫的能力后，就要建立一套不同于封建法、教会法的法律体系来保障他们的自由、安全与财产，在争取到了司法自治后又争取到了行政自治，出现了大批自治城市以至城市国家。但皮朗也指出市民此时已成为一个排外的、剥削四周农村民众的特权等级，因而如果没有外来商贸活动的不断冲击，城市市民等级是不能突破中世纪经济社会的框架的。因而他又进一步分析11、12世纪商业与城市复兴后全欧洲商贸活动的几个重大发展：即交通与安全设施的改进，全欧洲性的国际集市与港口的形成，适应国际贸易的货币的大量铸造与流通，汇兑、借贷的广泛发展，合伙投资及保险业的出现等，并进一步指出从地中海到波罗的海，获得最大利润的是从阿拉伯、印度、中国、俄罗斯运来贵重稀缺货品的国际贸易，并指出这种国际贸易已具有资本主义性质。正是这种资本主义性质的贸易刺激了商品经济绕过城市行会的束缚渗入农村占领阵地，这对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与保护主义、重商主义政策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这是皮朗又一个引起注目和争论的论点。因为“资本主义”在何时萌芽形成一直是极具争议的论题。考虑到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论述，马克斯・韦伯有关资本主义为何形成于西欧的探讨，和近年来沃勒斯坦等学者有关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众多探讨与争论，皮朗在当时中世纪史学界掀起的这个波澜是具有前驱性意义的。 《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