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社會研究，是瞭解傳統中國歷史演變的重要基礎，也是社會史研究的重點，但以往華人學界對此議題的研究，卻相當不足。本書由八位主筆者撰文，分別探討中國自秦漢至清代，縣級以下政治結構與社會群體的互動關係，集中討論中國基層社會組織（鄉、村、里）的延續性發展、基層社會中政治力與社會力的互動，與基層社會中的信仰組織等三項課題。 各篇論文雖各有側重點，但整體特色有三：一、透過地方父老、士人與信仰等角色或活動，凸顯官民合作在基層社會中應有的協調性，跳脫中央與地方、國家與社會的對立性思考；二、以綜合性的研究取徑，打破政治史、社會史之間既有的樊籬，藉以討論傳統社會的多樣風貌；三、強調歷史發展的延續性，而非歷史現象的斷裂與變革，以型塑歷史流移過程中，更為實際的社會面貌。 序及目次 《中國史新論》總序 幾年前，史語所同仁注意到2008年10月22日是史語所創所八十周年，希望做一點事情來慶祝這個有意義的日子，幾經商議，我們決定編纂幾種書作為慶賀，其中之一便是《中國史新論》。 過去一、二十年來，史學思潮有重大的變化，史語所同仁在開展新課題、新領域、新方向方面，也做了許多努力。為了反映這些新的發展，我們覺得應該結合史學界的同道，做一點「集眾式」(傅斯年語)的工作，將這方面的成績呈現給比較廣大的讀者。 我們以每一種專史為一本分冊的方式展開，然後在各個歷史時期中選擇比較重要的問題撰寫論文。當然對問題的選擇往往帶有很大的主觀性，而且總是牽就執筆人的興趣，這是不能不先作說明的。 「集眾式」的工作並不容易做。隨著整個計畫的進行，我們面臨了許多困難：內容未必符合原初的構想、集稿屢有拖延，不過這多少是原先料想得到的。朱子曾說「寬著期限，緊著課程」，我們正抱著這樣的心情，期待這套叢書的完成。 最後，我要在此感謝各冊主編、參與撰稿的海內外學者，以及中研院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的鼎力支持。 王汎森　謹誌 2008年10月22日 史語所八十周年所慶日 目次 《中國史新論》總序 王汎森 i 導言 黃寬重 1 刑義田 從出土資料看秦漢聚落形態和鄉里行政 13 一、引言 13 二、《漢書‧食貨志》描述的古代基層社會 15 三、秦漢地圖上的聚落形態 17 四、從聚落遺址看聚落形態 37 五、從簡牘看城邑里制 49 六、秦漢鄉里的戶口與賦役行政 59 七、從出土資料看鄉里與八月案比 91 八、代結論：安土重遷——古代基層社會的特色 103 附錄：論馬王堆漢墓「駐軍圖」應正名為「箭道封域圖」 110 侯旭東 漢魏六朝的自然聚落——兼論「邨」「村」關係與「村」的通稱化 127 一、引言 127 二、漢代的自然聚落 134 三、六朝時期南方的自然聚落 152 四、屯、邨與村及「村」的通稱化 162 五、餘論 181 張國剛 唐代鄉村基層組織及其演變 183 一、引言 183 二、鄉制的特色 185 三、里正及其職能 191 四、鄰保與村坊 202 五、鄉治的困境 211 六、結語 216 劉淑芬 香火因緣──北朝的佛教結社 219 一、引言 219 二、從造像記的文本談起 220 三、北朝的義邑 237 四、區域性的差別 253 五、結語 271 黃寬重 宋代基層社會的權力結構與運作──以縣為主的考察 273 一、引言 273 二、以縣衙為中心的基層事務與人際關係 276 三、基層武力的發展及轉變 288 四、財政結構的變化與地方勢力的興起 295 五、士人與鄉土意識的型塑 310 六、結語 320 林麗月 俎豆宮牆——鄉賢祠與明清的基層社會 327 一、引言 327 二、典型在望：地方廟學與鄉賢祠祀的制度化 332 三、榮顯父祖：入祀鄉賢的營求與冒濫 341 四、禮失於野：基層教化與地方祀典的變奏 350 五、榮辱之間：鄉賢、祀典與國家權力的消長 361 六、結語 366 劉錚雲 鄉地保甲與州縣科派——清代的基層社會治理 373 一、引言 373 二、保甲與里甲名目 376 三、私派差徭 390 四、地方與保長 397 五、鄉約應差 402 六、鄉保受難與得利 407 七、基層治理 413 八、結語 419 巫仁恕 官與民之間——清代的基層社會與國家控制 423 一、引言：清代基層社會史研究的轉向 423 二、基層控制組織的建立與演變 426 三、基層控制組織的運作與特點 441 四、基層控制組織的成效與弊端 451 五、基層社會組織與基層控制組織的分合 457 六、基層社會與國家控制的互動 465 七、結語 471 英文目次 475

南宋军事史研究的力作 ——读黄宽重《南宋地方武力：地方军与民间自卫武力的探讨》 《博览群书》2006 年第 11 期 何玉红 黄宽重先生是享誉海内外学界的著名宋史学者，尤擅长于南宋军事、政治、宋丽关系和文献等方面的研究，其早先出版的《南宋史研究集》(台北：新文丰出版， 1985年版)、《南宋军政与文献探讨》(台北：新文丰出版，1990年版)等获得学术界的好评。新近读到黄先生《南宋地方武力：地方军与民间自卫武力的探讨》(以下简称《南宋地方武力》，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出版，2002年版)一书，获益良多。该书不仅开辟了宋史研究的新领域，而且以独特的观察视角与研究方法为今后相关问题的研究指出了一条新的思考路径。 《南宋地方武力》一书是作者1986～2001年间发表的9篇论文汇集而成。但内容与主题均围绕南宋地方武力展开，逻辑严密，自成体系。除绪论与结论外，共两篇，分别为第一篇《地方军》共三章：《广东摧锋军》《福建左翼军》《湖南飞虎军》；第二篇《民间自卫武力》共五章：《宋廷对民间自卫武力的利用和控制 ——以镇抚使为例》《两淮山水寨——地方自卫武力的发展》《茶商武力的发展与演变》《经济利益与政治抉择——宋、金、蒙政局变动下的李全、李璮父子》《山城与水寨的防御功能——以南宋、高丽抗御蒙古的经验为例》。作者认为，宋室南渡后，在金蒙入侵与内乱频仍的局面下，为消除外患、巩固政局，宋廷承认地方武力的地位，并积极团结、整和民间武装力量。这些有别于中央正规军的地方武力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地方官员筹措财源、枪械、招募当地民众，加以组织训练的地方军，如广东摧锋军、福建左翼军、湖南飞虎军等。另一类是由地方民众自筹财源、枪械，组织而成的地方自卫武力，如镇抚使、两淮山水寨、茶商武力等。作者分别对各类地方武力的兴起背景、财政来源、指挥组织系统、势力兴衰等做了详尽的论述，并充分肯定了地方武力在对外抗击金蒙入侵，对内安定社会秩序方面的作用， “成为维护治安、巩固政权及稳定政局的重要力量之一。”(第345页)事实上，对宋朝军事的研究，早在1983年王曾瑜先生就出版了《宋朝兵制初探》(中华书局，1983年版)一书，分别从统兵体制、北宋禁军与南宋屯驻大军的编制、演变、指挥以及军队的招募、装备、后勤、通信、军费、军政、军法等作了系统论述，是宋代军事史研究的佳作。但《宋朝兵制初探》的内容主要围绕正规军与“兵制”展开，正如其题目所示，属于军事制度层面的探讨。与此相比较，《南宋地方武力》提出了南宋地方武力的概念，作了地方军与地方自卫武力的划分，对各类地方武力的兴衰演变等作了细致述评。通过对具体地方武力的个案剖析，从制度的实际运作中呈现出南宋地方武力的具体活动轨迹与一般特征，为我们展现出宋代军事史中不同于正规军的一面，也为我们展现出宋代军事史中不同于静态“军事制度史”的另一面。应该说关于南宋地方军事力量，学术界已有一定研究，如赵俪生先生《靖康、建炎间各种民间武装势力性质的分析》(《文史哲》1956年第11 期)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但从总体地方武力入手的研究尚付阙如。《南宋地方武力》是学术界首次系统论述南宋地方武力的著作，填补了宋代军事史研究的空白。 《南宋地方武力》的成功之处还在于作者将地方武力的发展置于南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宏大视野下进行考察，进而对南宋政权的性质及宋代“强干弱枝”等传统国策作了深入探讨。黄先生在十几年前《海峡两岸宋史研究动向》(《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一文中就呼吁开展宋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研究。本书正体现了作者在探讨宋代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的努力与深厚功力。作者认为，广东摧锋军、福建左翼军、湖南飞虎军等均在地方官推动下成立，军费由地方政府筹措，兵源主要来自当地的百姓，久驻一地，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为防止地方武力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宋廷做出了相应的制度约束，使之既能发挥地方军的战斗力优势，又服务于中央集权。如名义上地方军隶属于中央；将有影响力的武将调离，而由中央委派高级军官统帅；当地方财政不能支持地方军时，改由中央调拨；通过补充兵源，改变地方军主要由当地民众为兵源的状况；扩大屯驻地点，定期更戍等等。从而强化中央权威，淡化地方色彩，逐步将地方特色浓厚的地方军变为由中央掌控的调驻军。 “这种以二元指挥的方式来领导地方军，正是南宋政府面对内外政局变化后，对北宋以来行之久远的强干弱枝的制度所作的修正，既非完全违背祖宗家法，又能兼顾现实环境，是南宋政权发展一个有利因素。”(第49页)又如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宋廷改变北宋以来长期压制地方武力的政策，在边境设置具有较大自主权力的镇抚使，虽一度产生抗金安内的效果，但镇抚使集行政、军事、财政等大权于一身，意味着地方势力的抬头。这与中央集权的国策相违背。宋廷因之采取种种防范措施，至政局稳定后即予以废除。在对两淮山水寨、茶商武力的论述中，均体现出中央与地方关系这一观察视角，并在结论《南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地方武力为中心的考察》一章中作了集中的理论概括。宋廷一方面承认地方武力并赋予其较大权力，同时又进行诸多限制，这是南宋地方武力生存的政治环境，也体现出南宋政权的特质。作者正是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视野下把握住了地方武力的时代特征，摆脱就地方武力论地方武力的局限，显示出作者高屋建瓴的史识与匠心独具之处。 十至十三世纪，与北宋、南宋同时存在几大民族政权。北方先后出现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女真族建立的金朝，蒙古族建立的元朝，西北地区出现西夏政权与吐蕃政权，还有西南之大理政权。各政治势力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是这一时期历史演变的重要内容。因此，宋史的研究，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宋朝历史本身，而是应在宋朝与辽、金、西夏、吐蕃、蒙元、大理等互动关系的大视野中进行考察。还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的历史应将东亚的高丽、日本、东南亚、南亚等国包括在内。显然，宋朝与各民族政权的互动关系，不仅仅是宋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还在于在宋朝与各民族政权互动关系的视野下，更能体现出关注对象的时代特征，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效应。在对南宋地方武力的探讨中，作者并未局限于南宋一朝的史实，而是从宋金、宋蒙乃至宋金蒙三方互动关系中展现南宋地方武力的活动轨迹，以及南宋地方武力对宋金蒙各自势力消长的影响，既突现出南宋地方武力的特性，又赋予其时代意义。体现出作者打破宋金蒙朝代与疆域界限的通识才能。“宋金关系的变化与民间自卫武力的消长息息相关。”(第340页)当宋金关系紧张并出现冲突时，宋廷鼓励地方武力的发展；当宋金和议时，又采取种种措施，压制地方武力。从镇抚使的设置到废除，从鼓励两淮山水寨到约束其行为，茶商武力从叛宋到抗金角色的转换等均体现了这一点。福建左翼军的发展将宋蒙对峙中地方军的特性展露无遗：宋蒙交替之际，左翼军与泉州地方精英连为一体，从自身与地区利益出发，弃宋降蒙，对时局变动的影响可谓大矣。 对李全、李璮山东忠义军的探讨中，作者更是将之置于宋金蒙三角关系中进行剖析。当蒙古崛起，宋金势力衰退之时，李全结集山东豪杰叛金投宋，据守一地，后卷人宋朝皇位之争受到排挤，而叛宋降元。由于这一势力专制一方，对元朝中央集权构成威胁而受到打击，转而又叛蒙降宋。李全、李璮父子的活动反映出宋金蒙三角关系中地方武力在“经济利益”驱使下的“政治抉择”(第292页)；另一方面地方武力的政治取向对不同政权产生重要影响。地方武力的兴衰与宋金蒙三方势力消长间的互动关系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我们欣喜的看到，作者在打破朝代界限方面的继续努力。作者2003年发表于《暨南学报》第1期的《贾涉事功述评——以南宋中期淮东的防务为中心》一文，探讨宋金蒙三方势力交错兴替中，贾涉这一人物的时代意义和不同政治力量间的冲突融和。在《唐宋基层武力与基层社会的转变——以弓手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一文中，作者打破唐宋界限，从唐宋之间政治、社会形态的转变中观察弓手的角色变化。作者再次强调，在以往以王朝兴替为主的断代史研究中，由于囿于朝代界限，对长时期历史的延续与变化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而使历史现象孤立化、缺乏联系。只有打破朝代界限，在长时段的观察与联系中才能把握历史现象的延续性与发展脉络。至于打破朝代界限与划分时段的具体方式不同，可能会引起对历史认识的根本改变，其具有的广阔学术前景将不可估量。显然，在宋史等断代史研究中，打破朝代与疆域界限，不仅仅有利于史料层面上的相互补充，更在于它是拓展视野与突显选题意义的必需。这应该成为断代史研究的一个发展方向。作者在这方面的努力与示范对今后的研究不无裨益。 该书第8章《山城与水寨的防御功能——以南宋、高丽抗御蒙古的经验为例》中，作者运用比较的方法，将南宋与高丽在与蒙军作战中利用山城防御的方式、效用、策略等作了深入比较，视野开阔，深切情理。但作者在论述中，全部使用宋蒙战争中四川山城防御的事例。而孟珙守蜀与余玠山城防御体系并不属于地方武力的范围。这与《南宋地方武力》的标题似不相符。事实上，作者将孟珙守蜀与余玠山城防御纳入地方武力进行讨论，涉及到一个更大的问题，即宋代四川的特殊化政策。这种特殊化政策在南宋表现得尤为突出。南宋偏安一隅，四川处于边防前沿，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成为与荆襄、江淮保卫东南安全的三大战区之一。“保蜀所以保东南”，是时人之共识，也是南宋整体防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中央在此施行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特殊政策：在四川设立宣抚使、制置使制度，宣抚使等往往拥有“便宜行事”之权，可自辟官属，权力极大；在四川实行仿照中央的“类省试”制度；在四川设置统揽地方财政大权之四川总领所制度。还有，南宋四川出现了吴玠、吴磷等世袭为将的武将家族势力。诸多事实表明，南宋四川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均存在不同于其它地区的特殊之处。甚至可以说，南宋四川处于一种“半独立状态”，存在“地方化倾向”。基于此，就有学者对宋朝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强干弱枝”政策提出质疑。(林天蔚《南宋时期强干弱枝政策是否动摇?——四川特殊化之分析》，载林天蔚《宋代史事质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但历史事实是，终南宋最后灭亡，除吴曦叛变之插曲外，四川始终处于中央统治之下，始终发挥着拱卫东南安全的重要作用。孟珙守蜀与余玠山城设防抗击蒙古就是典型事例。因此，南宋四川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诸多有别与其他地区之处，只是中央基于战略防御的整体考虑，为有效发挥该地的战略防御作用而采取的较为灵活的措施，可称之为中央集权政策下的“特殊化政策”，但将孟珙与余玠在四川的军事等活动归之于地方武力，似有夸大南宋四川地区军事等“特殊化”与“地方化”之嫌，略显不妥。 总之，该书是学术界首次系统论述南宋地方武力的力作，填补了宋代军事史研究的空白。其独特的观察视角，打破朝代与疆域界限的宏大视野，为我们指出了新的研究路径。其方法论效应同样不可低估。

本书考察了南宋政权在面临强大外患及内乱的威胁下，为了生存与发展，在原有的军事体制之外，接纳地方的武装力量，创立新的制度，是对北宋强干弱枝政策的一项重大修正，反映了南、北宋政权不同的特质。由于宋廷充份利用江南丰厚的社会经济资源，作国防的后盾，推动防御策略，确立了背海立国的形势，才能与金、蒙相抗衡达一百五十余年之久。这些经由宋廷组织、团结、承认而实质存在的各种民间自卫武力或地方军，不仅与南宋时代的正规军同时并存，更是支撑南宋政局，与赵宋政权相始终的武装力量。同时，地方武力自主性强，若任其膨胀、发展，也可能是朝廷的一项威胁，如何有效掌握，使这些武装力量成为供我驱策的工具，而不是尾大不掉，甚至叛乱、夺权之资，自然是对地方武力倚赖更殷的南宋朝廷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本书作者多年来从事于南宋历史研究，尤其对军事史研究有素，积累深厚，本书是这些研究成果的集成，是近年来宋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家族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基层结构，家族史研究是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这些课题所涉极为广泛，大体言，可以从结构、功能、发展三个角度来理解。从结构的研究来看，家族史涵盖了家庭、家族、宗族三个层次，家族的规模、大小、形态、亲属关系与伦理、内部的凝聚力、外部的依付势力与人际关系等问题皆属之。从功能的研究言，家族史的研究的重点是由家族所形成的社会群体在不同阶段历史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包含家族与政权的关系、社会活动以及其经济功能等问题。从发展的研究看，家族的支分叶佈、断续昇沉、兴衰因缘、发展策略、世丛家风、不同家族间的互动等都是家族史研究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