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言 在20世纪的欧洲，有一位属于最早对未来通信理论作出片断论述的人，他并不是什么科学家，而是一位诗人。1927年，戏剧家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写出了一篇题为《无线电——那是大洪水降临之前的发明吗?》的富有刺激性的短文。一如他在作理论探讨时常有的习惯，在这篇短文中，为了使他的观点直观化，他也运用了譬喻的手法： “我记起了一个古老的故事，据说有人向一个中国人夸耀西方文化的优越性。那中国人问道：‘你们有些什么呢?’那人对他说：‘我们有铁路、汽车、电话。’那位中国人很客气地回答他说：‘这些东西，我们倒是已经又给忘记掉了。’说到无线电，我立刻有这样一个可怕的印象，似乎它是一个陈旧的装置，是那时由于大洪水的降临而遭到遗忘的东西。” 这位通晓中国哲学和文学的德国著作家，用这个故事表明了两件事情。第一，他要我们引起注意，有许多表面上显得那么标新立异的事物，却可以归结到某些具有悠久传统的思想观念那里去，而对于那些属于最新——代文明的人来说，实在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引以为自傲的。第二，每当西方文化的代表者大谈特谈用什么新技术发展交通与通信的可能性时，其所面对的对象却偏偏是那样的一种文化的代表者，在那里，许多现代媒体设施的基础已经早被设想出来或者被发明出来了，每当这样的时候，他就着实为前者感到羞愧了。 现在这本《媒体考古学》的作者，在面对本书中文版的出版时，也感觉到了类似的羞愧。他痛感他所作的研究的狭隘性。这种狭隘性，固然也是由于受到了工作强度的限制。把早期欧洲媒体历史中那些业已被埋没了的部分给重建起来，对于一个独立的研究者来说，那已经是一件需要很大勇气的艰难事业了。思想的高度集中，那是绝对必要的。不过，这里面更重要的原因，却还是方法学上的原因。如果根据福柯(Michel Foucault)所创导的那种广为流传的传统认真地去对待深层时期的概念以及知识考古学的内涵，那么，就不应该信赖由翻译所得的材料。人们必须掌握其所研究的事物的原始来源的语言。这就如同人们有必要掌握计算机程序的源代码一样。 现在，我想谈谈作为新媒体的技术“灵魂”的电学的谱系，其中就涉及到磁学以及磁学研究的深层时期。在此，我遇到了一篇关于指南车及其跟磁性罗盘的关系。文章作者李树华(音译)，他坚信指南车和指南针都是在中国发明的。不过，他也详细地写到了他所感到的重重困惑，长时间来，在中文文献中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困惑，首先是由于车子原先毕竟是纯粹机械类的工具，而这样笨重的东西，如何可以认定它作为磁性的工具而用作地理方位的确定。在欧洲研究文献所作的各种翻译之中，这样的误解一直到20世纪初还顽固地被坚持着。可见，语言上的细微的差异，导致产生了这样一个对于技术历史和媒体历史至关紧要的误解。 可惜我没能掌握中文。我无法读取中国早期媒体历史的源代码，因此，在本书中实际上也就缺乏对它的论述了。 不过，从这里面也可以得到结论，那就是，如果要对媒体的深层时期作广泛的研究，那就必须要有许多人的协同努力才行。这样的合作，既要跨越在媒体研究领域上面互相交叠的多门学科，又要跨越所涉及到的各种文化和语言的界限。为此，2003年我在“科隆艺术与媒体大学”建立起了一个专业组织，使得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和艺术家能够每年聚集在此交流他们有关媒体谱系的各自相异的研究成果。我们称这一个实验性的工作领域为“变体学”。这个工作组织的成果，将以科学界的当代世界语英语予以发表。 我也把我的这本《媒体考古学》在中国的出版，看作是对参与这样的媒体变体学工作组织的公开的邀请。我希望，本书的出版会启动跟那些在中国从事媒体开发的当前的和深层时期的状况的研究的人的对话。 我在此特别需要感谢荣震华教授在翻译本书时所表现出的巨大的努力、耐心和细心。在出版社方面，我也要感谢侯玲女士的非凡的关心。我还要感谢商务印书馆和德国罗伏特出版社以及北莱茵一威斯特法伦州的科学部，感谢他们对本项目的慷慨支持。 S．齐林斯基 2005年12月于柏林 目录 导论：论技术视听的深层时间 媒体类考古学之方法学上的借鉴和关联 第一章 恩培多克勒篇 第二章 波尔塔篇 第三章 基歇尔篇 第四章 普尔基涅篇 第五章 隆布洛索篇 第六章 加斯捷夫篇 第七章 结论篇，附媒体的类考古学的设计图 注释 参考文献 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