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一书是我十余年来探索唐宋江南经济发展规律和特点的一个总结，其中约百分之六十的文字已发表。现在趁这本书出版的机会说一下本课题的研究过程。 大约在七十年代末，我在中国古代经济史的教学中发现自己对明中叶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前提”还缺乏深入的了解，就萌发了研究一下唐宋商品经济的愿望，看看资本主义萌芽是怎样从古代的商品货币经济中开始的。我做的第一个课题是《唐代商人和商业资本的若干问题》，发表在《厦门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研究结果表明唐代商业资本的积累显然还不可能成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前提”，其原因可能是商品经济的水平还未达到足以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程度，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开始商品经济的历史考察，写成《五代十国商品经济的初步考察》一文。并且由此人手，展开地区经济研究，试图发现传统农业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的较为具体的过程，故有《唐五代太湖地区经济试探》、《关于唐五代太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再认识》、《五代时期长江流域及江南地区的农业经济》、《试论唐五代长江中游经济发展的新动向》以及有关福建经济发展的三篇论文(其中两篇与魏洪沼同志合作完成)。以上对太湖地区、长江中游(两湖、江西)、福建的区域经济研究结果，使我对商品经济的发展的具体过程有了新的认识，特别是对这一时期商品经济发展中生产各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互为市场的关系有了较清晰的认识，反观过去，自感浅薄。 正在这个时候，我也涉足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讨论。自从张家驹先生《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一书出版(1957年)以后，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问题引起史学界的注意，讨论渐次展开，不少学者就这个问题发表或简或详的意见(参阅《争鸣》(南昌)1990年第6期卢星、倪根金的“综述”)。因为我已做过江南三个地区的初步研究，比较容易卷入这场讨论。1988年，我和陈衍德同志合作写成了反映我们观点的《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若干问题》这篇长文，摘要刊登在《光明日报》1988年6月15日“史学”版上，全文承陈文华兄之垂爱发表在《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这篇文章对南移的若干理论问题进行探讨，比如开发地区与经济重心地区的区别；南移的标准；南移完成时间；经济重心南移与政治中心分离以及对南方地主集团的依仗等等。总之，不再简单地描述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诸方面表现了。 在这个基础上，我申请到1990--1993年国家教委第二批博士点基金课题《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综合研究》。这个课题如何做?由于不愿重复描述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表现和已提出的问题，我决心从技术进步人手，深入研究南方经济发展的内在原因。我曾在荷兰莱顿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等欧洲高校作过学术访问，结识多位汉学家，我对他们运用技术史成果研究中国经济的成就表示惊叹。在考察欧洲工业革命历史过程中，也对欧洲技术史的作用有所认识。 我以为中国学者对社会变革的分析偏重从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角度而疏于从生产力史角度去分析。原因是中国历史学者的自然科学素养较为不足，而自然科学史研究与社会经济史研究又尚未很好结合。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角度说，偏重生产关系已届从内因出发而不是从外因出发；但是从生产本身来说，生产力是内因，生产关系则是外因。就是说人的生产经验的积累、科学技术发明才是生产发展、经济进步的真正动力，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只是这种发展的外部条件。 基于这种认识，我开始从技术进步角度，写成唐、宋航运业，唐、宋农田水利与农业以及冶金与制造业等三个领域五篇论文，力图从另一角度阐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现有的技术史研究成果给予我很大帮助，我在综合现有成果时也作了某些探讨。这样，我对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问题的看法比以前有所加深。但是，纵观全书，无论经济进程或者技术进步的研究仍感不够全面深入，拋砖引玉而已，希望专家们多加指正。 因为我长期担任学校行政领导工作，诸事丛集，以致这个课题延至今年始告完成。承蒙岳麓书社社长夏剑钦同志的垂爱，立刻批准出版本书；岳麓书社的管巧灵同志则是直接提议出版本书者。谨此一并致谢。 厦门大学历史所的陈衍德、魏洪沼同志是本书四篇论文的合作者；美术系李文绚副教授为本书绘制了两幅插图；陈明光、施伟青、韩昇诸同志以及研究生刘艳杰，热情关心支持本书的写作或提供资料、信息，在此也表示感谢。总之，一部书稿的出版，往往是集体智慧、劳动的结晶，斯言不虚也。 本书获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