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目前国际上第一部对通草水彩画的发展史进行全面研究的专著。所谓通草画是指直接描绘在通脱木茎髓切割而成的通草片上的水彩画。通草画的创作，盛行于19世纪的广州，专门外销欧美。但是这些曾经风靡西方各国的中国题材、西洋趣味的画作，今天已不为国人所知，甚至连制作通草片的手工作坊也濒临灭绝。七年前，作者因一个偶然的机缘接触了通草画，于是开始了这段追索和研究的历程。

《大英图书馆特藏中国清代外销画精华》是由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林雄任编委会主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顾作义、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局长朱仲南、广东省出版集团董事长王桂科、广东省政协委员黄尚立任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家钰研究员、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文系卢庆滨主任和王次澄教授、大英图书馆中文部主任吴芳思博士等四位学者编著，是中英学者共同合作的重点项目。 该书承大英图书馆授权，将该馆珍藏的中国清代外销画首次公布并在中国出版，其中相当多的画作是罕见的藏品，有的更是存世的珍贵孤本。该书共8卷（每卷1册），收入748幅外销画，100多万字。每幅画都注明馆藏编号、画作时间、画作种类、原画尺寸。1至6卷是反映广东题材的画作，7至8卷是反映北京题材的画作。 该书按画的内容分为15类： 1．广州港和广州府城画； 2．历代人物服饰组画； 3．广州街市百业组画； 4．佛山手工制造业作坊组画； 5．广东官府衙门建筑、陈设及官吏仪仗器用画； 6．刑罚组画； 7．园林宅第组画； 8．宗教建筑、祭祀陈设画； 9．劝戒鸦片烟组画； 10．室内陈设组画； 11．海幢寺组画； 12．戏剧组画； 13．广东船舶与江河风景组画； 14．北京社会生活与风俗组画； 15．北京店铺招幌组画。 本书的《编著说明》，就本书《导论》和各组画《概述》的撰写、图版的编辑、图画的考释等方面加以说明。 本书每组画均有《概述》，主要敍述该组画所反映的历史内容和对这些基本内容的分析考释，介绍与这些绘画相关的一些中外重要历史记载，考证部分绘画的作者年代，指出该组画的价值。根据中外历史记载，对画作进行考释。 本书的《导论》长达5万多字，在“外销画的先驱”、“外销画的收藏和收藏家”、“外销画家及画技传承”、“本书收录之外销画藏品”、“外销画的重要研究成果”和“新出版图集”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介绍和论述。同时，指出了西方某些画家和作家在前人画作的基础上胡乱重组或并凑，导致出现移花接木、张冠李戴、误导读者的现象，劝告人们在使用分析外销画时，应秉持小心求证的态度。具有很高的研究水平和学术价值。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著名教授戴逸先生为本书作序，充分肯定了编著者对清代外销画内容和性质界定的重要意义，判定外销画真实性的历史价值和重要贡献，考证外销画源流的重要成果，考释图画内容的以图证史、以史证图的研究经验和方法，对本书作了高度评价。 本书是中英学者成功合作的重要成果，是“走出去”的重点项目。为了方便中外读者的阅读和研究，本书采用了中英文对照，中文排繁体字，是一套画卷珍贵、艺术性高、资料丰富、考释详细、学术性强、印制精美的鸿篇巨制。本书的出版，填补了我国美术史的空白，不但在美术史和艺术史研究方面具有很高的价值，而且在清史、社会史、民俗史、建筑史、船舶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必将在海内外产生重大影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书中的《广州港和广州府城画》这幅长卷，原画长920厘米，高74厘米，为绢裱本卷轴水粉画，创作时间约在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是英国人雇用中国画家为纪念其在广州商贸经历而作，是英皇佐氏三世的藏画。此画画面，西起广州府城西边珠江上游的黄沙、柳波涌的西关炮台，东至广州府城东边珠江下游的大沙头、东水炮台，所画内容是广州港口、广州府城和珠江此段沿岸风景，画有大小码头和各类官私、宗教、中西建筑200多处，各种停泊或行驶的船舶四五百艘，岸上和船上人物六七百余，生动、形象、真实地再现了250年前长达八九公里的广州贸易口岸的繁荣景象，被人称为精美珍贵的“广州清明上河图”， 令人叹为观止。 在诸多外销画中，此画最典型地表现了中外画技的融会和交流。在清代部分采用西方画技绘制的同类题材、形式的外销画中，是创作时间较早、画幅最大、绘制最精的画作，不论在历史资料或绘画艺术上，都具有无可比拟的珍贵价值。

明清时期西洋美术在中国的传播，是西学东渐的重要内容，其历史过程始于16世纪西方殖民者的航海东来，既有通过天主教东传的宗教渠道而来的天主教艺术品，也有通过中西贸易的商业渠道而来的世俗美术品。由于与中国传统绘画面貌迥异，这些西洋美术品引起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关注和反应。就整体而言，由于艺术旨趣完全不同，明清时期传统中国绘画所受洋画技法的影响并不大，中国传统的审美情趣依旧决定着中国画的面貌。 本书主要从清代岭南洋画遗存、清代岭南诗的洋画观和清代广州外销画三个方面，探讨清代洋画与广州口岸的关系。这些历史内容，既充分反映中西美术的差异和交流，又体现出广州鲜明的口岸特色，有助于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认识广州口岸的历史地位。

英国国立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院（以下简称“维院”），座落在伦敦西南的南肯盛顿区，占地79，373平方米。她的成立，与1851年举办的“万国工业博览会”有密切关系。当时大不列颠国国强民富，英女王维多利亚的丈夫阿伯特亲王酷爱艺术，他在伦敦海德公园以大幅玻璃和铁枝盖了一幢临时展览厅，邀请全球各国将他们优良的产品送展。博览会在5月开幕，吸引了大批参观者。他们不分男女老幼、不分贫富或社会地位，不约而同地在展柜间流连忘返。到10月博览会闭幕时，参观人数已超过600万。入场费的收益，扣除一切开支后还有可观的盈余。大会主办人决定用那笔钱建一所博物馆。经过6年的筹划和建设，“南肯盛顿博物院”于1857年落成启用，1862-1897年间又扩建了数次，1899年改名为“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院”，到今天已有146年历史。其藏品之丰富，在世界上堪称首屈一指。 1860年，维院购入第一批中国外销画。“外销画”是1949年后美术史家开始使用的名词。18世纪末-19世纪初期间，虽然中国画工知道他们的作品是卖给洋人的，但买家则没有将中国画分为“外销”或“内销”的习惯。欧洲人买中国画，是因为他们对这遥远的国家充满好奇。在摄影术未发明以前，图画是帮助他们了解中国事物的最佳媒介。事实上，欧洲各国的东印度公司在他们贸易的地方购买一些富有当地色彩的图画，不以中国为限，维院珍藏中就有不少印度水彩画和日本版画。中国外销画的历史不超过200年，到今天能自成一格，成为美术史家和历史家研究的对象，得归功于广州的一群优秀画工。他们技术精湛、头脑灵活，善于迎合顾客口味。中国外销画不独题材广泛，而且价格便宜，因而得以大量输往欧美各地。当年广州画工为“榲两餐”而绘制的图画，其中部分进了博物馆，成为今日研究晚清风貌的重要资料，这应是画工们万万料想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