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内容简介：让-保尔·萨特(1905—1980)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思想文化界最活跃的人物。在哲学方面，他是战后流行于整个西方世界的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言人；在文艺理论方面，他针对文坛上“为艺术而艺术”的普遍倾向而提出“介入文学”，主张文学家介入时代，“为改变周围的社会出一份力”。在小说和戏剧创作方面，他积极介入同时代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同时为他主张的哲学作出通俗而形象的注解。他的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并在世界范围内有着广泛的影响。本书是“世界思想家译丛”中的一册，“世界思想家译丛”精辟地论述了西方历史上著名思想家的学术观点，以及这些思想产生的背景和发展线索，是广大学生和哲学爱好者步入人类智慧殿堂的入门书。丛书紧扣思想家的原著，并联系当前的现实，目的是激发读者思考问题和进一步阅读原著的兴趣。丛书的每位作者都是研究该思想家的著名学者，对其本人及原作都有独到的见解。尤为可贵的是，丛书既介绍了每位思想家的生平，又清晰地梳理了其思想发展的脉络，是一套集文化普及与学术研究于一身的难得的佳作。丛书的每位译者均是国内研究该思想家的专家，曾翻译过多本西方学术著作。

萨特的传奇一生。作者讲述了萨特是怎样爱好上哲学，又是怎样和波伏瓦结识相爱，并相伴终生。本文作者既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又对哲学颇有研究，并采访了萨特生前的好友，获得了很多第一手资料，以优美生动的语言再现了萨特的生活以及萨特所处的那个时代。

杰尔曼娜·索尔贝女士出身于书香门弟，1945年，一次偶然机缘使她成为萨特、波伏瓦、梅洛·庞蒂等人筹办《现代》杂志的秘书，处理文稿与信件。她在这些脾气与才能都迥异于常人的文坛精英之间一干就是三十年。 《现代》杂志创办于二战结束的年代，国际政治局势云谲波诡，这部刊物又处于意识形态斗争的风口浪尖。索尔贝坐在她的秘书桌前，看到知识界风云人物出出入入她与萨特共用的办公室。她不说无数传说中已说过的东西，她只记忆她目睹与耳闻的有趣、率性、可笑、感人的日常轶事——这是“一切历史书中不收而对人的本抟却又不可或缺的动人的补充”。

萨特揭示了世界的荒谬和人生的虚无，而本书则向我们展示了这位大师人格的荒谬。本书既阐述了萨特的荒谬哲学，也写了萨特的多姿多彩的生活经历，写他与波伏娃的惊天动地的爱情，写他不倦的写作生涯，写他走上街头领导学生运动，写他主持"罗素法庭"对不可一世的美国进行道德审判……。或许，他的经历正向我们展现了他的哲学。

2005年是萨特诞生100周年和逝世25周年。人们惊奇地发现，这位20世纪的哲学家和文学家的哲学理论、文学创造和社会实践，仍然具有强烈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本书没有局限于萨特本人的历史，也不只是讲述和分析萨特个人的思想及其著作，而是评述他所处的时代和思想发展过程，尽可能论及当时法国哲学的状况及其争论过程，以重新评价这位哲学家和思想家丰富的精神遗产。本书作者收集了大量的新资料，特别是补充了萨特逝世四分之一世纪后所发现的，使本书更多地反映历史和时代对萨特的研究成果。本书适合于大学哲学系、中文系学生和法国哲学、文学研究者阅读。

（序）那天在蒙巴纳斯，人们怀着隐隐的不安，小声地交谈着，久久不肯散去。四月的天空，连光线也像怕冷似地瑟瑟抖动着。无车的巴黎透出一股静谧。人群依依不舍地散去，街区里到处充斥着难以言表的骚动。时时可以见到一些人，脸上带着激动的表情，显得怪怪的。拉斯帕依大道和狄多街上的咖啡馆里，人们三三两两聚集在一起。也有或男或女单独在街上无所事事地走着，也许只是想拖延时间。我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我也和他们一样，是来参加萨特的葬礼的。开始时气氛像是过节，最后却像一场半途而废的示威游行，只剩下人行道上零零散散的人群。 我还记得，我是沿艾德加·基奈大道，一直走到萨特曾经住过的那幢小房子的；那房子也披上了哀纱。房前聚着一群人，是巴基斯坦人，好像为什么事在那里争论很久了。有个我多少认识一点的苏联异端分子。有外省来的人，载他们来的大轿车就在旁边等着。有个年轻的妇女单独待在一边，大概哭了很久。就像动乱时期一样，工会的人和大学生自发地组织起来维护秩序，在房子周围临时站了岗，让迟迟不肯离去的路人离开，房前这段碎石路面已经成了圣地。我盯着房子的前面儿看了一会儿，目光顺着墙面数到第九层，那里曾是我去过几次的地方。我眼前又浮现出那个小小的套间，那张工作台，有一把脏兮兮的灰色的扶手椅，那是他最后一个秘书坐过的，有一个空着一半的书架。 这就是名声显赫的萨特生活过的地方吗？萨特的话曾经响彻全世界，今天下午又像顽强的蜜蜂一样，嗡嗡地飞回墓地，那些话语难道就是从这里产生的吗？还会有别的萨特吗？——或者说，像他这样的人是独一无二的，他不属于哪一种哪一类，他一死，他所代表的种类也就消失了。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呢？我觉得我并不喜欢这个人，也不敢肯定地说我不喜欢他。那为什么也和别人一样，觉得有必要来向他致以最后的敬意呢？而且，那葬礼的仪式……那数以千计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男男女女，也许数以万计，在几分钟的时间里，站满了墓地的条条小径。活着的人与墓地的幽灵，反叛者和小资产者，不分彼此，发出一片压抑的嘈杂。有左派的人士，有孩子，还有上流社会人士组成的代表团，每个人都用邮差的黑红色旗子包着头。《法兰西新杂志》(NRF)和“法国阿尔及利亚人友好协会”献了花。猎奇的摄影记者在窥伺。有的女人泪流满面。有一群年轻人，大概根本就没有读过萨特的书，却也在那里，攀缘在树上。有非洲人，有亚洲人，有“光明岛”派的越南人，也有“胡志明”派的人，两派人本来是根本不想见面的，但是，与他们的争执毫无关系的人群将他们拥在了一起。有声名显赫的人，有默默无闻的人。有的夫妻被人群挤散了，开始还远远地互相招呼，后来就再也找不到对方了。有的人原来是死对头，有谢了顶的，有目光哀切的——看那动情的样子，哪像昨天还在互相嘲讽、互相挖苦的人呢？当然也有与萨特亲近的人们，有他的弟子们，淹没在人群的嘈杂之中，为人群所左右，所裹挟，有时甚至被挤到了送葬队列的外面；有人在悄悄地议论他们，说他们见证了真正的信仰，言语之间流露出恭敬之情。更远处，一个美丽而哀切的女人浑身穿着丧服坐在墓穴前的一把折椅上，她头上的围巾散乱了，尽管有几个忠实的弟子想推开人们，在她四周围出一块空地，却怎么也挡不住涌过来的人群，人们挤得她无处立足。究竟是谁制造了如此奇迹呢？他为什么会有如此神秘的魅力，在一生中激起过多少人的激情？他的声音孤独、干脆而铿锵有力，用那么多的语言，让那么多不同命运的人听到了他的话？一个伟大的作家就是这样。因为他是一架能融化人的感情和才智的机器？因为他是当代人的庇护所。因为他是指南针。当他离去时，人们借着向他告别，也是在向一个时代告别吧。 我那时三十岁。 我后来又经历过很多很多的热情、幻想和失望。 我知道，或者至少我希望，我还有足够的时间与同时代人将这段因他的死而暂时中止了的奇特的历史进行到底。 我还知道——我是在那一刻才知道了这一点的——为了将这段历史进行到底，早晚有一天，我会再次面对许许多多问题之后的人和作品。我知道我早晚会努力去衡量这场用萨特的名字命名的复杂、怪诞、暧昧的冒险。 这本书在我心中孕育了很久，我却下不了动笔的决心。我思之再三，魂牵梦绕，放弃了又拿起来。我写了，但又等于没有写，忘记了，但又没有放弃。它始终就在我眼前飘着，这是个不成形的、不确定的计划，我早晚会把它从虚无飘渺中拉出来，可眼下，它仍是我心中的一个愿望。 而且，我们每天的所见所闻，我们这个漫长的世纪末所发生的件件波折，没有让我加快将这本书写出来，而是让我觉得有理由拖延下去，没有催促我开始动笔，而是让我觉得有理由放弃写作的计划。 革命的思想对萨特的生活和作品产生过多么大的激励啊，可是这种思想像一盏小油灯一样地熄灭了。 萨特曾经迷恋共产主义，至少在三十年的时间里，他有过这样的愿望；但是共产主义却不战而败，不辩而输。 萨特说过，一篇文章，只有与产生这文章的形势联系在一起看，才会有价值。产生萨特的形势已不复存在。好像整个背景原地转了个圈，复又落入了虚无。随着他的逝世，他的作品大段大段地消失，或归于沉寂了。 在这个时候，如果对萨特感兴趣，甚至于想写一本书，通过研究他来分析这个世纪的意义，似乎是最不识时务的拙劣之举。想研究马尔罗？当然可以。研究加缪？如果非要坚持的话，也不是不可以。可是萨特……不行，萨特不行……说什么也不能以萨特为题搞研究……我想像着，如果对七十年代的导师们说，我打算有一天写一本关于萨特的书，他们会感到多么愕然。我的导师们也不在了，也去世了。但萨特仍然是禁区。在当时的文学中，在作家的作品里；最没人理睬的，最没有人要的，毫无疑问，首先就是萨特…… 于是我便读书。把已经读过的书拿出来重新读。我还记得在巴黎重新读到《厌恶》的那一天。我还记得有个朋友在伦敦对我说，《自由之路》其实是很不错的。我认为他说得对。我还记得，当我第一次读《存在与虚无》时，我是多么赞叹；之后又紧接着读了《辨证理性批判》，我还记得我所感到的震惊。我发现，这是对哲学原有学说的彻底背弃，比费尔南多·佩索阿以多个化名所发表的作品对时代的背弃更甚，与罗曼·加里的双重作品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非常喜欢这种局面。 我想悄悄地酝酿我的萨特，而且非常喜欢这种想法，因为已经没有多少人对他感兴趣了。 人们说，他有些像加缪……因为他捍卫人权，所以他和加缪一样……而且当然也像马尔罗，因为他怀念英雄主义、冒险和“伟大的生活”，所谓“伟大的生活”是指让人与作品合二而一，让人成为作品的延续……人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虽然我知道，新的时代将会非常缺乏真正“伟大的生活”，缺乏纯粹的作家，缺乏知识分子的象征，而萨特首先就是这一切的具体体现。 直到有一天，在繁纷的世事中，有两件事加快了事情的进程。 一件是1989年，我在柏林见到一个共产党的老作家。我是在柏林墙拆除后的第二天在他家里见到他的。他是乌布利希和昂纳克的朋友，斯大林主义的吹鼓手。由于制度所造成的所有罪恶他都赞成，而且仍在以他摇摇欲坠的权威来掩盖这些罪恶。他说，早晚有一天，人们会公正地对待我们。我们虽然变成了红色教会之长，但我们是历史上的反法西斯主者。早晚有一天人们会发现，我们才是最好的民主主义者。说着，仿佛是为了给他的话找依据，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懂事的年龄》，上面有作者本人的签字——“知道如何让自由符合自己的愿望的人，斯特凡·赫尔梅林惠存，让-保罗·萨特”(我记得当时看到的，是这样的题词)。 三年之后，在萨拉热窝，当时是波黑战争的第一年，一些波斯尼亚的大学教师们决定留在被围困的首都，而且每到星期三的晚上，冒着被塞族狙击手打死的危险，从城市的四面八方来到离战线不远处的一个地窖里，在十分虔敬的气氛中一页一页地阅读和讨论《方法问题》：这些萨特的信徒们，躲在地下室，冒着枪林弹雨，为了逃避死亡而读萨特的作品；他们不仅从萨特的作品中汲取思想的力量，也汲取抵抗和斗争的力量…… 为什么彻头彻尾的斯大林分子和真正的抵抗战士，都能够从一个人的作品中得到依靠呢？ 作者死了十年，十五年了，为什么他的作品不仅还能让各种各样的人怀念他，也能让各种各样世界观根本不同的人都聚集在他的旗下呢？ 难道二十世纪后半期出现的最好的和最糟的事情，都是由于他吗？难道人们在同一部作品中，既可以得到崇高的箴言，又可以汲取奴役他人的原则吗？所谓“崇高的箴言”，是指让那些被剥夺了一切而走投无路的男男女女奋起反抗的话语。 突然之间，我是否爱过萨特，或者是否恨他，或者既爱又恨，或者既恨又爱，这一切都不重要了。 惟一重要的，是他为时代唤起的，是他为时代注入的那些交织在一起的感情。 惟一重要的，是与后萨特时代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也是萨特的作品在人们心中激起的那种不稳定的情绪。 通常人死了，人们因他而产生的情绪就会平静下来，人们的感情就会变得稳定。当然，作者死了，人们对文本的理解不会变得僵滞，文本不会局限于作者的死所赋予的某种意义；但至少作者的死有助于解决某些文字游戏所导致的争执，有助于裁决主要的争吵。对萨特，情况似乎恰恰相反。他死后尸骨未寒，以他为焦点而发生冲突的政治和形而上学的利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矛盾。 事情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转变的。 在那些年月里，我觉得这部浩如烟海、像恶性肿瘤一样畸形的、有生命的作品中，有其内部自身的冲突，也有作品与时代的冲突；很难分清其中哪些东西仍将伴随未来的暴行，哪些东西则相反，能让人们抵制暴行。这本书的轮廓正是在这些年月里变得清晰起来的。 这就是不稳定的情感所具有的功效。 由爱和恨、佩服和怀疑混合在一起的，让人很难说清楚的情感，也有其好处，那就是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作品，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 萨特就好比是一个展开的时代。透过萨特，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世纪的万花筒：人们如何走过二十世纪，如何在这个世纪迷失方向，如何消除这个世纪可悲的趋势——现在又如何进入一个新的世纪。人走进暧昧，总会使暧昧更加深重。

1960年代承载着法国一整代人的激情和梦想：那时，作为精神领袖的萨特正值巅峰时期，他和波伏瓦的情侣关系成为许多年轻人模仿的对象。本书根据作者的故事片剧本《萨特，激情的年代》改编而成，它追忆了萨特在20世纪60年代的经历。1960年，萨特与其他120位持不同政见者签署了一项宣言，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宣誓不服从国内政府的专制。他公开挑战政府并没有遭到警察逮捕，因为戴高乐说过“我们是不会逮捕伏尔泰的”，但却遭到右翼的威胁。6000多名老兵在游行时呼喊着“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和“枪毙萨特”的口号，更有人在1962年向萨特的住处扔了一颗炸弹，将他与母亲住了16年的公寓炸毁。然而，本书并不流于对历史事件的简单追溯和铺陈，作者依据与萨特多年接触的经验，以及对萨特身边人的拜访，加入了许多关于萨特的轶事趣闻和调侃打趣。在一种类似于小说的叙事中追溯何谓存在主义，何谓按照存在主义原则生存；重塑了一位生活中的萨特，同波芙娃、同《现代》杂志社关系中的萨特，以及爱情生活中的萨特。

爱情与诱惑：萨特和他的女人们，ISBN：9787207058041，作者：黄忠晶著

二十世纪的法国思想界可谓人才荟萃，群星灿烂。 尽管这些思想家们的思想、经历、理论旨趣相迥各异，但 他们却共同继承了法兰西人文精神的传统：他们那样热切地 关注着人的现实，关注着人的命运与未来，探求着解释‘人’ 这个千古难译之谜的道路…… 他们追求看来并非‘有用’却极崇高的东西。为着这‘无 用’又‘无功利’的信仰，他们苦苦探索，历尽心灵的种种磨 难，宁愿付出任何代价，给人类文明留下了最珍贵的精神财 富。

萨特65岁以后，健康状况开始恶化。波伏瓦建议，用磁带录下他们的谈话，以长篇对话的形式，完成萨特要写一部自传的愿望。谈话的时间是1974年8月和9月，地点先是在罗马，然后在巴黎。话题围绕萨特一生的各个方面展开。原书由“萨特最后的十年”和“同让——保尔·萨特的长篇谈话”两部分组成，书名为《诀别的仪式》。本书为节选本，偏重于萨特的个人生活和个性特征。

西方文艺思潮和流派名目繁多，兴衰更迭，文艺理论著作层出不穷，几乎每个时代都出现过影响深远的文艺理论家。既为文艺理论家，一般都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一般都有一套完整的理论，指导及至主宰着当时的文坛。

燃烧在存在主义大师与女权运动先驱之间不灭的爱情之火。 他们是世界上最具传奇色彩的情侣之一。西蒙娜·德·波伏瓦和让-保罗·萨特——两位感情奔放、思想开放的学术巨匠之间的关系曾经背负累累骂名，特别是他们与年轻的奥尔加·科萨切维茨及其他人之间不光彩的纠缠引发了人们无休无止的争论。 除了上述尘封的历史真相，在本书中，读者还能够看到“鄙视一切世俗荣誉”的萨特拒绝诺贝尔奖的惊世之举，以及萨特和波伏瓦是如何勇敢地投身于世界反战运动之中的。 他们的作品对现代思想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但是说起波伏瓦和萨特，人们更多地想到的却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故事是伟大的——而这正是波伏瓦和萨特想要的结局。 相隔这么久，作者已经不再关注萨特和波伏瓦的成功或失败。作者感兴趣的是事实，而事实是不适合归类的。作者们对这段关系的了解大多得自波伏瓦。作者时常想知道：萨特的感受是怎样的?他们的情人和朋友们呢? 这不是一本萨特和波伏瓦的传记。作者写出这本书，只是想让大家公正地看待他们的作品、政治主张和他们相当丰富的生活中那些错综复杂的细节。这本书讲述的是一段关系的故事。作者想从近处描绘他们那些亲密的时刻。不管作者们是否认为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故事之一，它都无疑是一段伟大的故事。这也正是萨特和波伏瓦对自己生命的期望。

本书以简洁生动的文字概括了诺贝尔奖获得者、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一生，萨特在哲学及文学方面的天赋，他与著名的女权主义者波伏瓦一辈子同居而不结婚的内幕，错综复杂的三角关系，以及萨特拒绝领取诺贝尔奖的缘由。该书是一本颇具特色的图文本书。

这对情侣是世界顶级的大作家与大哲学家。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是人们谈论20世纪哲学不可不说的经典；波伏瓦的《第二性：女人》则被奉为了“妇女解放的《圣经》”。 在他们身后引起人们众多谈论的不仅仅是他们对人类哲学的杰出贡献，也不仅仅因为他们是一对情侣，一对名人情侣，一对大大的名人情侣，更因为他们的爱情生活的方式，让局外人看来是如此的特立独行，甚至，在寻常如你我的凡夫俗子眼中有点不可思议。 他们从未宣布过结婚，但却终生相守，共同生活了51年；他们虽然在一起生活，但各自又保留着自己的住宅，独立的空间；他们彼此忠诚无欺，又给予对方完全的独立和自由；他们的爱情也经历过波折，甚至还各自另有暂时的情人，但这并未破坏两人之间的永恒关系；萨特晚年丧失了视力，波伏瓦每天不厌其烦地给萨特朗读新出的报刊和著作，使他的智力永不衰竭；在萨特病重的日子里，波伏瓦一直守在病床旁，直到萨特的遗体被人抬走；6年后，波伏瓦去世，人们打开萨特的墓穴，把她的遗体放在萨特身旁，这一对没有结婚的终身情侣死后却永远厮守在了一起。 这本名为《第三性：萨特与波伏瓦》的文学传记让人眼前一亮，这是一位中国学者撰写萨特与波伏瓦的文学传记。它以生动细腻的笔触、曲折变幻的手法，真实地记述了萨特和波伏瓦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极富传奇色彩的恋情，引导着读者穿越萨、波独特情感方式的表象，去体味两位哲人对待爱情特有的哲学思考。 作者黄忠晶先生研究萨特20余年，包括《萨特传》、《萨特小品》在内的萨特专著，此前在海内外出版过6本。充分的理解、透彻的研究，是这本《第三性》的创作基础。 为了更好的理解波、萨的行为方式，黄忠晶先生采用了中国读者习惯的“知人论事”的方法，把他们的恋情放在更深广的历史背景下去演绎。就像作者在“序曲”中说的那样：“这本书既是写他们两个人，又是写一个整体，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同时又是写我们这个时代。他们的一生包括人们通常所谓的私生活，无不与其所处的境况结合在一起，述说着20世纪的人类历史。” 从表面上看，萨特和波伏瓦相遇前的境遇截然不同。一个是幼年丧父、母亲改嫁，心灵中充满寄人篱下感的孤独少年，一个是在父母庞爱中生活优越的规矩少女。但生活中许多富有戏剧性的偶然事件积累成的一种契机，却使他们在不同的境遇下形成了个性上的本质的认同，进而形成了内心深处的理解与默契。这种认识在以往有关波、萨关系的作品中是很少看到的，本书作者的分析是实在的、合理的。 正是有了这种个性的认同，尤其是对两性关系认识的认同，使得在迥异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两个富有主见与个性的思想者在人生道路上殊途同归，使得他们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相逢时很快有了“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感觉，有了找到“自己的那一半”的喜悦。 他们定情不久就决定签订一个“两年协议”。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自由与忠诚的誓约”。就在最初的两年间，为了对方的幸福，他们几乎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但要给予对方永远的自由的信念，使他们放弃了结婚的念头。“两年协议”所约定的形式延长了51年，成了他们终身相处的形式。 书中没有隐讳萨特与波伏瓦各自的其他“偶然情人”的存在，这些叙述绝非猎奇，这也是他们两性关系独特性的重要方面。在当事人萨特、波伏瓦看来彼此的忠诚包括着彼此间的性独立与自由，当然在这里他们也有矛盾与纠纷，但最终还是为心灵深处的理解与默契所弥合，最终相守着走进了共同的最后的港湾。 “人类天然的性是第一性；历史对女人的歧视是第二性；超越这两者，萨特和波伏瓦以其一生的经历和追求，在20世纪创造了崭新的男女关系——第三性。”作者在“题记”中这样诠释波、萨的爱情方式。整部传记如同“一首爱的乐章，友谊的颂歌，忠诚和开放的交响乐”（该书《序曲》）娓娓道来，令人荡气回肠。萨特和波伏瓦无意于提供一种爱情的榜样、婚姻的模式，却为我们开启了两性关系的多元化思维，这种思维有助于当今的人们在责任与爱情、独立与占有、自由与忠诚关系中寻找到一种新的平衡，从而改善爱情质量，确立和谐、自然的两性关系。 萨特逝世20多年了，波伏瓦离开这个世界也有十六七年了，他们的恋情，让世人注目，让世人谈论。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理解，可能萨特与波伏瓦也并没有希望人们理解。黄先生的这部传记倒是能帮助我们理解很多，关于萨特与波伏瓦，甚至关于生命与爱情。

他是一个集各种矛盾于一身的人：自认丑陋却是个永不悔悟的引诱者；中产阶级出身却是无产阶级热心的捍卫者；笃信马克思主义却为同信念的人所憎恨……萨特也是一个令人不可理喻的搞笑的人，喜欢寻开心，甚至有些过分。 他是知识分子，是渴望行动与享受的一代人崇拜的偶像，圣-日耳曼大街灯红酒绿的夜晚，即兴式爱情的卿卿我我与热力四射的政治讨论、哲学争议交叉进行，便是他的生活的主旋律。萨特不是把自己封闭在象牙塔里的思想家；他随时介入，对当代最敏感的政治事件都会表明自己的立场，会毫不理会自己的行为是否会使充满动荡的不安的世界更加混乱。 即使在今天，评论家、作家、哲学家还在争吵不休，想弄明白他究竟是一个真正的思想家，还是近代哲学的一个大骗子。在林林总总、互相矛盾的不同看法之前，读者也迷惑不解。萨特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他那激动人心的介入、爱情和友谊横贯他一生的五十个精彩故事中淋漓尽致地凸现出来，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这个法国思想的神秘人物。

这部传记描述了萨特、波伏瓦的身世和童年生活，基本是对两人精神追求的一个总结，其中很大的篇幅写了两人在战后西方思想及政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

萨特，20世纪法国声誉最高的思想家、哲学家、戏剧家和社会活动家，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的名字是战后法国知识界的一面旗帜。 人在既定的境遇中自由选择，然而这种选择时时都在给人带来焦虑与悖论。这个主题贯穿了萨特的思考与创作生涯，从作为境遇剧的文学实践，到作为存在主义的哲学实践，让松精彩绝伦的文本旅行，展示出萨特思想的底色与深度。包括萨特中国之行在内的珍贵历史照片，更增添了本书独到的史料价值。

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无从读到一个叙述阿尔贝·加缪和让-保尔·萨特之间的关系的完整故事。他们在冷战进入高潮时期戏剧性的决裂，就像冷战冲突本身，要求那些追踪其来龙去脉的人选择立场，而不去梳理其悲剧性的错综复杂。现在，罗纳德·阿隆森利用新的资料来源，以长达一本书的篇幅，写出了有关这段20世纪最著名的友谊及其终结的第一部长篇记录。 阿尔贝·加缪和让-保尔·萨特于德占法国期间的1943年第一次见面，很快成了朋友。他们结成了思想和政治的盟友，随巴黎的解放一夜之间名满天下。作为剧作家、小说家、哲学家、新闻工作者和编辑，两人似乎无所不在，战后每一家法国媒体惟其马首是瞻。然而，东两方关系给他们的友谊注入了紧张，两人的成长路径遂渐对立，开始在哲学、知识分子的责任以及有必要或有可能进行何种政治变革的问题上产生分歧。 当加缪和萨特先后接掌了本方公众代言人的权柄，一场历史性的摊牌即成势所必然。萨特信奉暴力为一条变革之路，而加缪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最终导致了1952年残酷而极其公开的决裂他们从此断绝了交往，只是继续间接地相互攻讦，直到1960年加缪逝世。 在一份以细致入微、持论公允见长的报告中，阿隆森川编年体叙述了这个迷人的故事，表现了加缪和萨特如何从一见钟情到反目成仇，并在决裂以后继续关注对方。《加缪和萨特》熔传记和思想史、哲学激情和政治热情于一炉，将使每一位对两位伟大作家或令他们一刀两断的世界—历史命题感兴趣的读者心醉神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