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颂》精选了雪莱的经典诗篇，如《西风颂》、《致云雀》等。其作品热情而富含哲理，诗风自由不羁。诗中处处流露出诗人高昂激愤、充满乐观精神的革命热情。译文清新流畅，与原文风格贴切，较好地传递了原诗的神韵。全书采用英汉对照的形式编排，便于读者更好地学习和欣赏。《西风颂》可供外国文学，尤其是外国诗歌爱好者，欲提高英语阅读和欣赏能力的人士，欲提高文学翻译能力的人士，高校英语专业教师、学生，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者等阅读。

本书收录了荷尔德林的绝大部分诗歌，共计一百六十七首，包含了诗人所创作的颂诗、颂歌、悲歌、短诗和箴言诗。以最新的德语版精编《荷尔德林诗全集》为底本译出，原编者给出的必要注释和说明文字亦一并译出。 作者在各个时期的代表作都囊括其中，如《内卡河》《生命的历程》《橡树林》《致以太》，以及众多长诗如《还乡》《日耳曼尼亚》《莱茵河》《帕特摩斯》《恩培多克勒》《怀念》等，尤其是他的长篇颂歌《和平庆典》，无一遗漏。其中，诗人的代表作《狄奥提玛》收录了九个稿本的写作内容，《人民之声》两个稿本，《帕特摩斯》两个稿本，《唯一者》两个稿本。对比和研究荷尔德林的改写，是很有兴味的阅读形式。这种编排体例，或能有助于读者深入观察荷尔德林的诗艺和内心。

威廉·豪夫(1802—1827)是19世纪德国浪漫派重要作家，尽管一生只活了25个舂秋，可留给后人的作品却是不朽的，他创作的小说和童话被译成世界上数十种文字，其中许多还被改编成歌剧、电影，成为人们绘画的题材。本书采撷了豪夫的七则中短篇小说，按创作年代排列。开场篇《小矮子木克》是德国家喻户晓的名篇，讽刺和鞭挞统治者的愚蠢和贪婪；中篇小说《艺桥情影》讲述大学生弗勒本和美貌绝伦的女丐约瑟芬之间凄婉曲折的爱情故事：小说《幻想》记述作者及朋友间放荡不羁、纵酒取乐的滑稽行为，对世界、人生及艺术进行批评，给人启迪，发人思索；《冷酷的心》、《年轻的英国人》等其余各篇是惊险离奇的故事，都给世人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在所有的诗中，爱情诗往往最感人，拜伦的爱情诗充满了激情，温柔而深挚。正如他诗中所云： 还我的心来，雅典的少女 趁我们还没有分手的时光， 把我的心 把我的心交还！ 或者，它已经和我分离， 留着它吧，把剩下的一半也拿去！ 请听一句我别前的誓语， 我爱你啊，你是我生命！ ...... 我可真的走了，雅典的少女， 记住我吧，在孤独的时光！ 我身向伊斯坦布尔飞奔， 而雅典却撰住了我的心魂。 我能够不爱你吗，不能！ 我爱你啊，你是我生命！

《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童话研究》对这两种童话文学形态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剖析，对相关的文学叙述模式和艺术语言特征进行了研究，阐述了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童话文学现象的内在关系及其文学史价值。在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童话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以格林童话为代表的民间童话，以及浪漫主义诗人们创作的一批艺术童话作品，勾勒出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

This book is the first to present Wordsworth's greatest poem in all three of its separate form. It reprints, on facing pages, the version of "The Prelude" was was completed in 1805, together with the much-revised work published after the poet's death in 1850. In addition the editors include the two-part version of the poem, composed 1798-99. Each of these poems has its distinctive qualities and values; to read them together provides an imcomparable chance to observe a great poet composing and recomposing, through a long life, his major work.

Keats's first volume of poems, published in 1817, demonstrated both his belief in the consummate power of poetry and his liberal views. While he was criticized by many for his politics, his immediate circle of friends and family immediately recognized his genius. In his short life he proved to be one of the greatest and most original thinker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Romantic poets, with such poems as "Ode to a Nightingale", "On First Looking into Chapman's Homer" and "La Belle Dame sans Merci".While his writing is illuminated by his exaltation of the imagination and abounds with sensuous descriptions of nature's beauty, it also explores profound philosophical questions. John Barnard's acclaimed volume contains all the poems known to have been written by Keats, arranged by date of composition. The texts are lightly modernized and are complemented by extensive notes, 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an index of classical names, selected extracts from Keats's letters and a number of pieces not widely available, including his annotations to Milton's "Paradise Lost".

本书内容包括雪花的快乐、沙扬娜拉、落叶小唱、为谁、问谁等徐志摩的诗。

本书根据以赛亚·伯林1965年关于浪漫主义的梅隆系列讲座的BBC录音结集而成，自浪漫主义定义问题始，中经浪漫主义之滥觞、成长和壮大的过程，至浪漫主义的巨大影响终。结构了然，思维缜密，处处闪耀着天才洞见的火花，伴以伯林特有的雄浑酣畅的即兴风格，是一曲令人魂销神醉的思想咏叹调。

本书乃著名翻译家杨德豫先生译诗集之二，集中展示了其“把英语格律诗译成汉语格律体诗”的译诗原则，文字贴切，格律谨严，且文辞斐然，真正做到了译诗与原诗的高度近似，达到了后来者很难超越的高度。华兹华斯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运动的巨擘，“湖畔派”诗歌的主要代表，杨德豫先生以其贴合无间的译笔，精彩呈现了华兹华斯带有浓郁的自然主义气息的诗歌。 杨先生精心打磨译文，力求一字一词一标点的密合无间，其功力与毅力同样令人惊叹。在编定这套译诗集的过程中，杨先生仍在不断精益求精，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五卷译诗集是目前最完善的杨氏译本。今后若有识者有意编选先生的译文，当以此为准。

本书乃著名翻译家杨德豫先生译诗集之五，集中展示了其“把英语格律诗译成汉语格律体诗”的译诗原则，文字贴切，格律谨严，且文辞斐然，真正做到了译诗与原诗的高度近似，达到了后来者很难超越的高度。朗费罗为美国十九世纪著名诗人，其诗歌惯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笔触细腻隽永，温暖纯真，杨德豫先生的译文准确传达了朗费罗融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为一体的诗风。 杨先生精心打磨译文，力求一字一词一标点的密合无间，其功力与毅力同样令人惊叹。在编定这套译诗集的过程中，杨先生仍在不断精益求精，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五卷译诗集是目前最完善的杨氏译本。今后若有识者有意编选先生的译文，当以此为准。

《苇间风》精选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叶芝的最经典作品。因诗人深受东方神秘教义的影响。围绕善与恶、美与丑、生与死、灵与肉进行了独特的创作。诗人前期作品带有脱离现实的唯美主义倾向，浪漫、朦胧，中期作品则歌颂着爱尔兰民族特有的创想性与热情，而后期作品更为成熟地融入了现实主义、象征主义与哲理思考三种因素进行创作，以内涵丰富的象征手法取得较高的艺术成就。具有很高的文学与艺术价值。

《卢梭与浪漫主义》以古典的伦理道德标准批判法国文学大师卢梭所开创的浪漫主义，并正本清源，从浪漫主义的直接源头谈起，批判了文学史和文化中关于浪漫主义的各种概念。

收录了黑塞的15篇童话，其中《两个兄弟》是他10岁时写的。 快乐的小侏儒 则格乐其人 荒唐的美梦 可怕的奥古斯吐思 诗人的帽子 森林人 另一星球的惊人消息 凡尔杜的幽灵 奇异的向导 藤椅的童话 和炉子的对话 魔术师的童年 周幽王的故事 欧洲地震 两个兄弟

这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这是一片注定要产生巨人和巨作的星空；巴黎，世界的浪漫之都，艺术之都，巴尔扎克、乔治·桑、拍辽兹…… 世界的目光因这些闪光的名字而在这里凝聚；为艺术，他们苦心孤诣，殚思竭虑，为友情，他们敝开胸怀，惺惺相惜；他们承载着历史，创造着历史，卓越的才能和博大的情怀，使他们永远站在了世界之巅…… 本书以翔实的史产和生动的事例，真实再现了18世纪的法国文学、音乐大师们的亲密交往以及惺惺相惜，对艺术孜孜以求的生动事例。

本书是上古版中华名著袖珍本中的《徐志摩诗集》分册，书中收入了徐志摩的代表诗作多首。 本书内容精彩，格调高雅，装帧小巧精致，便于忙碌的人们在上班途中旅行之余、轻松领略现代文学之精华，同时也是赠送的高雅礼品。

编 者 序 万物有本然，终不为他者。 ——约瑟夫·巴特勒 万物有本然…… ——以赛亚·伯林 巴特勒这句话是以赛亚·伯林最喜欢的引语之一。在他最重要的一篇论文中，伯林一再引用。我以此开头是为了消除任何可能的误会，因为这部集子无论如何不能算做伯林关于浪漫主义的新书。自伯林于1965年三四月间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A. W. 梅隆系列讲座上做了关于浪漫主义的脱稿演讲之后，他曾试图将其变成文字的著述。在其后的那些年里，特别是他于1975年卸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一职之后，他不断扩展自己的阅读，积累了一堆笔记，以期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他把所有笔记存放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重新开始整理他的资料：他列出一些标题，并把筛选出来的笔记口述录制到磁带上，归纳到预设的标题之下。他甚至考虑利用已有的材料为E. T. A. 霍夫曼的著作写一个长长的序言，而不是独立成篇，作为他的一个专题研究。但这个计划屡屡搁浅，部分原因可能是资料准备的过程太长，致使写作的兴味阑珊。据我所知，到后来他对这本计划过的专著未著一字。 显然，对于伯林的读者来说，他未将演讲修订成书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对他本人来说亦是如此。但未及付梓也不是件坏事。如果当初就完成此书的写作，那如今这本充其量只算是编辑过的讲稿就永远不会出版。一旦经过精心修改和扩充，伯林演讲所特有的那种清新、直接、强烈和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难免会变得晦暗。伯林还有一些脱稿演讲最终都是以录音或抄本的形式保留下来，我们不妨拿这些演讲与那些终于修订成文的稿本，或者演讲参照过的文字稿本做个比较，就会看出伯林为了出版曾经三番五次修改过他的内容。显然，这些修改使其更具知性和精炼，但有时不免减弱了口头表述本有的魅力。或者，反过来说，根据一篇尚未斧削的长篇底稿——伯林称之为“残篇”——来做演讲，而非照本宣科，演讲内容就会显得酣畅淋漓。或许，以多元论的术语衡量，这二者之间的优劣根本不可比较。在这种情况下，优也罢，劣也罢，伯林的主要思想成就之一也只能以前一种形式存在了。 我所用的标题是伯林自己早年计划写作该书时拟用的。在演讲时，他将标题换成了“浪漫主义思想的来源”（Sources of Romantic Thoughts）。因为在索尔·贝娄1964年出版的小说《赫索格》的开篇几页里，书中的主人公，那位名叫摩西·赫索格的犹太学者，正在经历一场自信的危机。他在纽约的一间夜校里试图讲授一门成人教育的课程，却未能成功。这门课程的名称恰好就是“浪漫主义的根源”（The Roots of Romanticism）。据我所知，这完全是个巧合。伯林自己明确否认它们之间有任何直接联系。不过，无论如何，先前的标题显然更加响亮。如果伯林当时确实因为某些理由放弃使用一个更好的标题，这些理由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即使伯林正式演讲之前所做的导引性评论有些随意，不适宜出现在正式出版的文本中，但它们还是具有一定的序言价值。在此，我们不妨摘录其中的主要部分： 这些演讲主要是面向真正的艺术专家——艺术史和美学专家，我自己可能无法跻身其中。选择这个论题唯一充分的理由是，浪漫主义运动一诞生便与艺术息息相关：虽然本人对艺术知之甚少，但不能因此将艺术逐出我的研究范围之外。我起码得兼顾一下。 在某种意义上，浪漫主义与艺术之间的关系较之它与其他领域的关系要紧密得多。假使我有资格来谈论浪漫主义，那是因为我打算涉及社会政治生活以及道德生活；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浪漫主义运动不仅是一个有关艺术的运动，或一次艺术运动，而且是西方历史上的第一个艺术支配生活其他方面的运动，艺术君临一切的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浪漫主义运动的本质。至少，我将力图证明这就是浪漫主义的本质。 需要补充的是，浪漫主义并非单单具有历史学的意义。今天的很多现象——民族主义、存在主义、仰慕伟人、推崇非人体制、民主、极权主义——都深受浪漫主义潮流的影响，这种潮流流布甚广。就此而论，它并非一个与我们时代毫无干系的主题。 下面这个片段也很有意思，它显然是伯林演讲之前草拟的开场白。我发现这是伯林为这个课题所做的笔记中唯一一段出自他本人的表述： 我从未想过给浪漫主义的性质和目的下个定义，因为，诺斯洛普·弗莱明智地告诫过我们，如果有人试图证明某些特征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显著特征，比如说，对自然和个体的全新态度，试图证明这些特征只有在1770年到1820年之间的那些作家才具备——并将这些作家的态度与蒲柏或拉辛的态度做个对比，那么必定会有别人从柏拉图或迦梨陀娑那里找到反证；从哈德良皇帝那里找到反证——肯尼斯·克拉克就是这么做的；从赫利奥多罗斯那里找到反证——塞埃就是这么做的；从一个中世纪西班牙诗人或前伊斯兰阿拉伯诗人那里找到反证；最终还会从拉辛和蒲柏那里找到反证。 我也不想暗示尚有一些纯粹的界定——借此我们可以做出判断：我们可以说任何艺术家、思想家或任何人都是彻底浪漫的，而非其他：比如说人是一个绝对的个体，这就是说他拥有别于世界上其他事物的特性；或者说人具有绝对的社会性，也就是说他自身完全没有特性。然而，诸如此类的界定并非毫无意义，相反，没有这类界定我们寸步难行：它们标明了一些属性、倾向或理想的类型，我们用来发现、确认，或者说强调（如果先前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的话），对，就是强调（因为我想不起比它更合宜的动词）那些通常称之为人的特点、行为、观点、运动或学说的方方面面。 说一个人是浪漫的思想家或浪漫的英雄，并非泛泛之言。有时这是指他或他所做的事情可以得到一些解释，解释的依据是一个目的，或者说一连串目的（它们之间也许互相抵牾）；或者是一种视见，兴许就是一瞥或揣度——这些解释可能指向某种基本无法感觉的状态或行为——诸如生活中一些事物、一次运动或作为生活本质一部分却未得到解释（也许是难以解释）的艺术作品。对多数研究浪漫主义不可尽数之方方面面的严肃作家来说，这些正好就是他们意欲穷究的目标了。 我的意图更加有限。在我看来，十八世纪后半叶，在我们明确地称之为浪漫主义运动之前，发生了一次价值观的根本转变，影响了西方世界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对这一转变最生动的表述见于浪漫派最典型的浪漫形式中，而非他们表现出来的所有浪漫形式，也非那些属于他们所有人的浪漫形式；而是见于浪漫派所具有的最典范的东西中。没有这些典范，则我意欲言及的革命以及那些被认为革命的后果和现象（浪漫主义艺术，浪漫主义思想）便不可能产生。如果大家说我还未论及深藏在浪漫主义之内或哪条宣言核心中的特征的话，我欣然承认。我并不想定义浪漫主义，只想研究隐匿在重重伪装之下的这场革命能够暴露出来的那些最明显的形式和症状。此外无他：但这也足够了。因为我希望说明的是这次革命是西方生活中最深刻、最持久的变化，比起影响力不曾受到质疑的那三次大革命——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的政治革命、俄国的社会和经济革命——一点都不逊色。确实，我所关心的这次运动已关联到各个层面。 在编写这些讲稿时（根据BBC的录音），我尽量克制自己。总的来说，尽量不做改动，以保证文本的流畅上口；我注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演讲本身所具有的随意风格和偶尔出现的不怎么规范的表述——对于演讲来说，这种随意和不规范其实是很自然的。即便有时候需要在句法上做大量的润饰工作（多数即兴所说的句子是需要这种整理的），也不会妨碍人们理解伯林的原意。伯林本人从前对讲稿所做的轻微修改也包含在整理过的文本之中，那些能够听到讲座录音的读者，如果将此书和录音进行对照，便能发现其中的差异。 我总是尽力追踪伯林文中的引语。大凡那些引自英语原文，或直接从外文翻译过来的句段，我都作了必要的更正。至于他化用或意译的材料，我则保留未动。其实，化用和意译是伯林的一个演讲策略，我们不妨将其称为“不完全引用”。“不完全引用”有时会带引号，但不是原来引语的直接重复。它们看上去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或就是他已经表达的。他不必特意声明引语出自他的翻译或他本人发表过的那些文字。这种“不完全引用”的现象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是很常见的，但在当代学术氛围里大概已不受欢迎了。伯林在世时我所负责编辑出版的伯林散文集里，我一般只关注他的直接引用，对那些直接引语和明显是意译的引语逐一核查。但涉及到本书，如果坚持只给那些确凿无疑的直接引语标注上引号以便掩饰他的不完全引用（其实它们本来很自然而且富有修饰效果），未免显得做作和节外生枝。我特别提及这一点，以免误导读者。为此，我在伯林的引文目录前标出不完全引用的出处，以使读者获得一个背景性的了解。 这次讲座曾于1966年8月、9月在BBC的第三套节目播出，10月、11月重播，又于1975年在澳大利亚、1989年（也就是伯林八十岁的那一年）在英国BBC第三台重播。过后，一些摘要也已被收入有关伯林的节目之中了。 伯林本人坚决反对自己在世时出版这个讲稿，不只因为他在晚年还想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或许还因为他觉得不经任何修改和扩充就出版一些即兴演讲是一种虚荣的行为。他很清楚自己说过的一些话很可能太笼统、太含混、太粗糙——作为演讲大概还可以接受，一旦成书便经不起推敲。确实，在致BBC电台第三套节目的负责人P. H. 纽拜的一封感谢信中，他描述自己“倾泻出巨大的语言洪流：六个多小时的狂热的、不时短路的、焦灼的、气喘吁吁的——在我听来，有时是歇斯底里的——讲话”。 有人认为即便是现在也不应该出版讲稿——虽然其优点不可否认，但它仍然有损伯林作品的流传。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的观点得到了一些我所尊敬的学者的支持，特别是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一位特别苛刻的批评家的支持。几年前他读到我编辑的这部讲稿，就竭力主张依照原样出版，哪怕在作者尚在世时出版这类演讲稿是个错误（我对此持矛盾态度）。我认为在作者已经很功成名就，讲座也很激动人心的情况下，出版他的演讲稿不仅可行而且符合读者的需要。此外，伯林明确表示同意死后出版讲稿。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他并未暗示说要做个严格的限定。他认为作者死后出版与生前出版的规则是不一样的。他肯定也知道——虽然他从未承认过——他的梅隆讲座展现了即兴演说艺术的绝技，完全值得原汁原味地记载下来，永久留传。现在是时候——借用他本人在那本最富有争议的关于J. G. 哈曼的书中的话来说，该是被“有鉴别能力的读者接受或反驳”的时候了。 我应该在此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当然，值得感谢的人远远超过我现在所提及的这些，其中包括我在第150页中提到的书目提供者。此外，最真挚的谢意致予（一如我在以往的书中提到的）那些慷慨的赞助者，他们提供了沃尔夫森学院奖学金的赞助；致予布洛克勋爵，他帮助我获得了宝贵的资助；致予沃尔夫森学院，提供给我住宿和工作的环境；致予帕特·尤特辛，作者的秘书，他已经成为我二十五年来耐心的朋友和支持者；致予罗杰·郝舍尔和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他们阅读了讲稿并提出了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还有其他很多不可或缺的帮助；致予容尼·斯坦伯格，他对编辑此书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建议；致予出版者们，尤其是查托和温达斯出版社的威尔·萨金和罗伊纳·斯凯尔顿—华莱士，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德伯拉·特加顿，他们耐心地忍受我很多苛刻的要求；致予塞缪尔·格滕普兰，他为我提供了道德的支持和有效的建议；致予我的家庭（虽然此前我很少想到提起他们），他们得忍受我心无旁骛的职业怪癖。最后的致谢也许有些多余，但我依然要说：感谢以赛亚·伯林信托我来编辑他的讲稿，对于一个编辑来说，这是一件求之不得的重任；感谢他允许我在做此事时拥有完全的自主权。 亨利·哈代于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 1998年5月 校 后 记 1965年，以赛亚·伯林在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做了一系列后来定名为《浪漫主义的根源》的脱稿演讲。1999年，经过伯林文稿的主要信托人和编辑亨利·哈代的“尽量不作改动”的整理以及适当的句法上的润饰，这些当初令听众魂销神醉的思想咏叹调转换为文字的华彩乐章，依旧保持了伯林特有的雄浑而酣畅的即兴风格。一连三届，我选用这本演讲集作为我开设的研究生课程《浪漫主义批评文献导读》的基础读物。每当念到一个个密集重复、内嵌层层悠长而澄澈的定语从句的排比句段时，我不禁要说：“这是天神眷顾天才的时刻：思想以急板的方式奔向伯林。” 如此富有音乐性的美文是很难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在近一年的翻译过程中，三位译者时时有言不从心之感；在一年又半的校对过程中，我不时有词不尽意之叹。使我们敬慕不已的伯林式的表达居然成了难以穿越的魔沼。如果说，原文的编辑为了保留伯林那种“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而刻意避免“精心修改”的话，那么，我们则需要特别的精心移译那些“近乎于飞扬和舞蹈”（尼采语）的句子。但是，无论多么精心，我们依然难以追摄伯林的神韵。如果说，在翻译大家那里，翻译是“殊语传深意，终然是夏声”的话，那么到了我们这里，翻译也许是此间有真义，执筌而失语了。 本书的翻译不尽人意，但整个翻译和校对的过程却是一个磨砺我们的耐心和细心的反复合奏。我们四人相当于一个四重奏小组，每人各扬其长，却又能彼此应和。我曾是三位译者的老师。2000年，我有幸得到哈佛燕京的资助，前往哈佛访学一年。期间，除了进修与研究计划有关的课程之外，我还旁听了数门本科生的小型讨论课。在亲历了一番西文经典的炙熏，领略过多次师生间追问与辩难的精彩之后，我想与其临渊羡鱼，不如见贤——“效颦”吧。个人之力，虽无法撼动大的格局，但还是能够做点微小的改变的。回国后，我给本科生开了一门《英语小说杰作细读》，挑选了十篇具有诗性叙事特点的英语小说经典，引导学生紧扣文本，一字一句地细读。也许是教学方式未循宏大叙事的惯例，也许是文本内容超过一般中文系学生的英语程度，上课的人渐渐少起来，最终剩下包括三位译者在内的五位学生，结果却成全了我的实验目的。五位学生好学敏问，师生之间形成了一种亦师亦友的从游关系。当我第一次给研究生导读伯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时，我邀请三位译者旁听。后来，她们分别（先后）进入国内外名校读研或攻博。借助互联网，我们保持密切的互动，共享学术资源，交流读书心得。讨论最多的，也许就是伯林了。当得知刘东先生正约人翻译《浪漫主义的根源》，我便不揣浅陋，推荐吕梁、洪丽娟和孙易担当主译，自荐充当校对。坦率地讲，如果当时能够预知后来所要经历的那种踟蹰旬月、一词难求的窘况，我是断然不会有此冒昧之荐的。我未高估三位译者的能力，但的确低估了伯林文体的难度——它听起来平易（否则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听众也不会准时打开收音机，一连数小时收听他在BBC做的广及哲学、历史、政治、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即兴演说了），实则宏奥：长句的洪流，裹挟着巨量的观念、暗示、警句、引典、逸闻、考释、推断倾泄而出，从一个论题奔向另一个论题，情绪不断上升，观点不断加强，形成一个个兴奋的渐强音，最后涌向宏伟的高潮。如此豪宕的思想音乐，是听众跃上智慧星空的天梯，却是译者莫可奈何的天堑。 所幸，校对本书的时候，我得到了数位好友的外援。布朗大学比较文学系的陈陆鹰博士德英俱精、复旦大学哲学系的王金林教授专治德国哲学，一有疑难，我便求助于他们，总是得到积极的回应，而且往往引出他们的妙论。正是他们的质疑或修正，我对伯林的解读从文体的层面下潜到稍深一点的深度。在此，我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此外，我要真诚地感谢余婉卉同学：她帮助我统一了索引与正文的人名。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主编刘东先生的信任：在读过我的一篇海外汉学的书评之后，他把一本影响甚巨的“小书”的翻译托付给一个他不曾谋面的末学。他的信任成为我前后校对四遍的动力。 翻译是遗憾的艺术。虽然我们竭尽全力，但囿于学识疏浅，不免舛误，多有不逮，祈望读者恕谅，方家惠正。 张箭飞 2006年7月于东湖放鹰台寓所

悲剧使观众振奋，以此提升观众的品味，因而尽可能长久地阻止趣味的蜕变。喜剧则相反，它诱惑观众 堕落，加速趣味的蜕变。 中流作家们欢嘘一本小书的神态，宛若要把一巨著公诸于世一样，这种人应该让文学警察强迫他们在其作品上盖上这样的题词：这是除了他本从之外，世界上最大的大象。 一切会看腻的东西，是否一开始就有毛病抑或是平庸的？ 对于美的或伟大的事物感到惊异，是不高雅的；仿佛它们应当是另外一副样子似的。 神话有一个伟大的优点，凡是意识永远抓不住的，在神话中都可以通过感官和精神看到，并且被留下来，就像灵魂留在包围着它的肉体中一样。而灵魂正是通过肉体闪进我们的眼睛，对我们的耳朵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