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突破性地阐释了美国整个司法审查系统的著作中，拉里·克雷默揭示出，美国的建国者们曾经争取和创造了一个与当今美国人所认为的主流模式非常不同的系统，他们对公民的职责与权利曾有着与现在截然不同的看法。“人民主权”不是一个抽象的历史概念，“人民”的概念也不仅仅是一个在竞选辞中使用的修辞手法。宪法意义的问题曾引起激烈的公开辩论，政府的行动也曾受到过欢迎或抵制。美国人曾将宪法视为他们日常生存和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在法律以及政治意义上的主权是积极的，而不是抽象的。

出版于1973年的《律师与社会：美德两国法律职业比较研究》，是西方法律职业研究的一本经典著作，也是德裔美国社会学家鲁施迈耶 （Dietrich Rueschemeyer）的第一本主要学术著作。 在1970年代以前，英美两国的职业社会学研究大都集中于职业的社会结构与功能等方面，而很少关注职业和其他外部主体（如市场和国 家）的相互关联，尤其在 职业与国家的关系这一研究领域，一直没有什么成型的理论出现。鲁施迈耶的这项对德、美两国法律职业的比较研究，为这个领域提出了第一 个相对完整的理论命 题，即职业的历史发展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代国家兴起与资本主义市场扩张的相对时间顺序。这个理论命题也已经成为职业 社会学与法律职业研究的一个经典 命题，为法律职业的比较历史研究的日后发展砌上了第一块砖。 目前国内研究法律职业的学者对于跨国比较研究普遍有着较强的兴趣，在理论和方法上却往往缺乏指导，本书中译本的出版，无疑会对这一研 究领域的发展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会吸引对法律社会学、职业社会学、政治社会学以及历史社会学等领域有兴趣的广大读者。 ——刘思达，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社会学系与法学院助理教授

此文是去年写就的拙编《宪政二十讲》的序，此书现已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6月第一版）。这篇序在出版时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而未能全文发表，现将原文发表于此。 2008年6月5日 宪政：人类政治实践的自然选择 萧瀚 性、财富还有权力，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三大动力。人分男女，所以性是第一动力，几乎不辨自明；财富是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于是，在资源有限欲望无限的人类生活史上，财富也就极端重要；权力，则是秩序的需要，两人以上的人类生活，就需要划定自由与资源配置的界限，于是，权力就变得至关重要。 宪政就是关于权力有效配置的制度与学说。 从人类生存的历史来看，关于权力的制度远远重要于关于它的学说，但是学说并非无用，它常常具有协助制度良性化和传播性的功能，它与制度既能够形成良性互动，也会导致恶性循环，因此它的发展史也就变得重要，编选这本书的目的就在于探讨哪些学说与迄今为止的权力配置制度之间关系密切。 无论是古典时代还是现当代，人类一直在为权力的有效配置烦恼，它直接涉及资源配置能否合理，关涉人类能否获得真正的自由。正如顾准先生所言，没有终极目标，只有永远的问题，因此，对宪政的研究也一样。目前通行于全世界的宪政制度，依然存在新的创造点，关键恰恰在于各国自己的特殊情况，但无论如何，有效配置权力的原理则具有一定的共性。这正是我们要尊重历史、研究历史的基本原因。 早在古希腊，人们就已经发现权力中的不同类型，于是亚里士多德提出无论哪种政体，政府的基本权力构成是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立法权是制定规则的权力，行政权是执行规则的权力，而司法权则是对规则是否被有效执行作出裁判的权力，秩序就是因这三大权力结合行使而发生，如果这三项权力的配置是有效的，那么秩序就是良性的，反之，就是恶性的。 西方历史上，亚里士多德开启的这一权力分析的经典传统，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回应，虽然制度性的零星回应或者偶然自发回应一直没有停歇过，但理论的深度自觉回应并没有能够同步展开（虽有西塞罗、波利比乌斯等人的研究，但依然是远远不够的）。这是因为掌握权力者都有无限追求权力的本能，一旦制度不能跟上，掌握权力者就挣脱绳索奴役他人，他们也就不能允许人们自由地探讨如何限制权力。若以私德而论，凯撒常被认为几乎完美无缺，但是如果我们认为最伟大的政治家必须能够自觉地知道应该限制权力，那么凯撒就不能算是一个伟大政治家，反而是刺杀他的勃鲁托斯更有远见：“并不是我不爱凯撒，可是我更爱罗马！”（莎剧《裘力斯.凯撒》）。罗马帝制的建立在西方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原因就在于它开启了西方1500年的权力配置的畸形时代，也正是它使得善妒、不宽容的基督教主宰了世俗的权力。虽然基督教的超验正义在中世纪以暗光烛照着宪政主义的萌芽，但从总体上说，至少教会是负面的，教义所表达的正面效用，就像所有毒品对医疗可能都存在价值，我们不能说教会不是基督教的产物。宪政学家弗里德里希对此作出了重要阐释（但是本书限于篇幅没有收录）。 就在文艺复兴的曙光照耀欧洲的前夕，1215年，在英国，约翰王与教会和贵族之间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战争以约翰王失败告终，于是贵族和教会胁迫约翰王签署了一项协议——大宪章，旨在限制国王的权力，保证贵族和教会的特权，由于它对国王的权力限制性质，而成为现代宪政制度的滥觞。 这一重要事件改变了历史的轨辙，从此英国成为全世界宪政制度实践重要的启明星，他们的制度也成为宪政理论们最重要的灵感源泉。麦基文对英国中世纪的宪政实践所作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一历史，当时英国一批法学家如布拉克顿对罗马法的全面继承和创造，使得英国能够有效地逃离欧陆的天主教会专制，而实践自己的宪政制度，麦基文得出一个重要结论说：“中世纪宪法之区别于现代，因其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治理权和审判权的分离，二是管理命令和权利决断之法律效力上的差异。” 这些政治实践都对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产生深远影响，洛克提出权力二分论便是基于此历史事实。之后，孟德斯鸠提出了权力三分说，不仅仅回归到亚里士多德的最初起点上，而是进一步推进了宪政学说。他说：“如果同一个人或者由显要人物、贵族和平民组成的同样的机构行使以上所说的三种权力，即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后果则不堪设想。”这一睿智而石破天惊的论断，开启了现代宪政制度的最重要理论，就是权力抗衡学说（这一理论从滥觞到成熟，有英国宪政学家维尔的全面梳理，他在《宪政与分权》一书中关于均衡政制理论的历史梳理，有助于我们了解孟德斯鸠的地位，也有助于对现代宪政制度的核心价值——权力抗衡学说有更为透彻的理解，参见本书第十六讲），这是孟德斯鸠被认为现代宪政理论鼻祖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亚里士多德尚未探讨及这个问题。 随后，古典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约翰.密尔，对代议制政府许多具体权力运作的细节，作了清澈并且极富创造性的论说，他对言论自由的关注，对两院制是否必需问题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宪政理论，后来的杰斐逊甚至说：“如果让我来决定，到底应该有政府而没有报纸，还是应该有报纸而没有政府，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可见言论自由的重要，这在后发而非自然演化的宪政国家尤其重要，并且已经被证明是无可撼动的历史性经验。一定意义上，密尔最初确立了宪政制度的最重要基础，就是言论自由，后来发展出来的所谓新闻自由是三权之外第四大权力之说，正是奠基于此。 财产权的重要性在所有宪政理论家那里都是极为重要的宪政基础，因此对它的论述大同小异，几乎所有的经典理论家们都对此有研究和论断，本书所选的当代英国宪法学家奥格斯借美国宪法对财产权在宪政制度中的重要性论述，言简意赅，值得一读。 至此，宪政的两大基石就是私有产权和言论自由。这充分说明权力相互抗衡而致权力配置有效，必须奠基于一个更为基础的抗衡，就是权利和权力的抗衡，这种抗衡在良性状态下，可以达到两者的均衡。 启蒙运动最伟大的成果之一，就是新大陆沿着英格兰道路，产生了一个现代宪政制度的模板——美国宪政，这是一个几乎完全按照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理论设计的宪政制度，旨在达到人民的幸福。美国联邦宪法的出发点就是限制政府的权力，使得政府能够为人民谋取利益而不是压迫人民。因此，美国联邦宪法至今还是现代宪政理论和制度最重要的参考文献。在美国人民接受联邦宪法的过程中，汉密尔顿、杰伊和麦迪逊写了85篇短小精悍、分析深刻、思想活泼、灵感勃发的文章，就是著名的《联邦党人文集》，成为现代宪政理论中关于权力抗衡理论方面最经典的作品。 宪政美国正是在一批杰出的法律家手里诞生，这充分说明了思想对历史的巨大塑造作用，思想巨人哈耶克对此发生了浓厚兴趣，特别关注这群法律家在一个动荡而风云变幻的年代，是怎样将一块幅员辽阔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引向一条幸福之路。 在美国立国之初，国父华盛顿坚持不作国王，这是因为他看到英国政制的弊病，他的选择因其远见而正确，虽然我们并不能推断在美国确立君主制是不是会导致国王专制，但是华盛顿彻底地根绝了这一可能性，这正是他和凯撒的重要区别——即使相对于凯撒开启的共和政体崩溃来说，华盛顿的决定是历史的后见之明，但也是十分伟大的创举。 孟德斯鸠说英国是披着君主制外衣的共和制，但这件外衣并不是可以随便脱掉的，对于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英国来说，国王的权力虽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被议会消化，但它依然存在着对权力均衡的威胁，只是在英国政制下，它被不断地限制，从而产生了一些其他君主制所没有的良性效果，英国宪政学家白哲特对此的研究令人信服，然而，这在其他国家却往往难以复制。 正如美国是现代宪政制度的重要先驱，英国作为老牌宪政国家、宪政之母国，他们的理论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常常产生新的杰出思想。当民主浪潮刚刚开始席卷全球的时候，上个世纪初的宪政学家詹宁斯因此而注意到民主在宪政制度中的极端重要性，从而敏锐且反思性地注意到三权分立学说在本质上只是一个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分析，因此，它只是一个理论的假设，而现实政治生活的实践却远比这种分析复杂得多，他认为在现实政治权力的运作中，三权交织，刻意区分只是不得不然，由此他认为民主比分权更为重要，民主比分权对于宪政来讲更为本质，这正好回应了托克维尔在100年前对美国民主的关注。 由于现实政治运作的千差万别和复杂，自由、民主、宪政之类的词语常常被弄得面目全非，因此，对这些概念的梳理就显得极为重要，帮助人们清晰地了解它们，并且在根本性上达成罗尔斯所谓的重叠共识，这是理论和思想最重要的功能之一。萨托利对宪政词义从政治社会学和语言社会学的角度作出了精彩的分析；而美国宪法学家奥德舒克则通过各国宪政实践的比较，总结了33条宪政规则；《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宪法/宪政》条，则对各国宪政宪法的基本结构作了共性分析。弗里德里希则从对宪政最大的敌人——极权主义的研究中获得宪政最纯正的信念和宪政最重要的本质——保障人权——信仰自由是人权的核心权利。 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这话同样适用人类悠久的宪政实践史，就在宪政理论黯淡的文艺复兴时代，威尼斯共和国和荷兰共和国在宪政的具体实践中，都没有什么理论的来源，这是令人饶有兴趣的历史。然而正是这些基本的甚至可能被酷评为幼稚的宪政实践给思想家们带来灵感，马基雅维利对共和政体的垂青正是基于此，从他这里诞生的近现代国家理性观念和主权论都与当时威尼斯共和国的宪政实践分不开。 因此，从发生学意义上看，现代宪政在本质上与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密切相关。 如果回到我们中国的历史，远溯三代，近观晚清，西周封建制（与郡县制相对）与礼制、汉初无为之治、唐初三省六部制、宋代文官选拔制、清代满洲贵族与汉官相互制衡以及督抚制度等历代政治智慧中都蕴涵了宪政的部分要素，尽管不系统。古代中国并非毫无约束政府权力的公法，更不是一句“2000年专制”就可以盖棺论定的，史家钱穆说过，历史上相权就构成对皇权的制衡，因此权力抗衡在国史中可算有实无名的概念，至少不是“卓越千古，推倒一时”意义上的全新舶来。中国从1911年清朝崩溃、帝制覆灭开始，步履蹒跚地进入现代，进入以构建民族国家为主要目标的时代。 但是，相对于西方，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对皇权制约的因素，并不能推翻宪政实践在中国历史上相对陌生这一基本事实。这导致了百年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波诡云谲。史家唐德刚先生将近代中国百年转型，视为二百年历史三峡中的湍流激荡时代，时至今日，我们似乎尚未从历史三峡中走出来。 套用托尔斯泰的名言：“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各不同。”“良好的宪政都相似，邪恶的政治各各不同。”而实际上，良治和恶政，各自都是相似的，从结果意义上说，前者的差别是政治形式的差别，而后者的差别只是程度而已。 然而，各国宪政的相似性却在一些非宪政国家，常常导致是否实行宪政的争论。在这个时候，重要的就不是有必要实行宪政的研究，对于宪政论者而言，他们所要研究的只是，如何在坚持宪政主义的基础上，研究具体到某国的宪政如何实践的问题。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与相似性相应的相异性反而成为最重要的问题。 当代中国固然非宪政时代，但已进入公法时代。所谓公法时代，举其大端，是要厘清公权力的权限，划清公民自由和权利、社会权利与公权力的边界，是要追求有限政府的规则化、法治化。 具体而言，由经过正当程序产生的良法调整全社会的底线关系，法律就是底线规则，因此一国良治需要权威的立法部门。按照经典的宪政理论，立法部门应当由代议代表组成，以代表社会各界立法，唯有如此才可能制定良法，然而以中国历史验证，此项未必就是良治社会的必要条件，可暂置不论。 行政部门需按照法律执法，这是所有法治国家通例，现在的中国也在走向这条道路，似乎无需多加论证。 司法权是一项静态和被动的权力，司法权对于启动司法程序状态下的立法权和行政权，都具有更改甚至否定其权力之效能，因此其权威性举足轻重。如果司宪权归属于法院，那么司法权在整个国家的良治秩序中，具有最高地位。 社会权利是一种团体性权利，它是公民权与公权力之间的缓冲地带，所有良治社会都证明了正常行使社会权利对社会的公正与稳定具有巨大作用。它在协调公民与国家、社群与国家、社群与公民的关系中都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其中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尤其重要。 公民权是每个个体公民所享有的各类基本自由和权利，于国家良治而言，公民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的实现当为重中之重。 当代中国转型过程中权力与权利的相互关系中存在三大问题，一是社会权利和公民权不健全，尤其是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无法全面实现所导致的良治滞后甚至良治不能现象；二是司法权软弱无力，尤其司宪权缺席导致的立法错误无法纠正、行政专横难以遏制的问题；三是社会与公民缺乏公益诉权所导致的公共利益空亡问题，严重地妨碍了社会公正与社会效率。 上述是横向的权力与权利配置，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还涉及纵向权力配置的问题。 顾亭林先生曾有《郡县论》九篇，谈及中国历史上中央与地方公权力配置上的痼疾，他说：“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未来中国必须制定出一套能够“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制度，才能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 目前正在推行的省管县改革，似乎有亭林先生上述说法的苗头，但恐怕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因为这一改革的最高水平也只是回归到汉代的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模式上，无法达到目前世界上联邦制国家的纵向分权水平，因为除了大大小小的权力分配问题，在权力最核心要素上的自治还是统治问题尚未明确。 横向分权与纵向分权必须综合解决，在解决横向分权时也必须同时考虑纵向分权的合理方案，反之亦然。如此才能使得公民权利、维护国家安全以及各项社会需求能够同时处于均衡之中。 若以权力与权利的均衡配置为目标，那么三权分立还是N权分立（例如根据目前中国现状，如果让环保权独立，直接对人大负责未必就是坏事），人大至上还是法院至上（这要看司宪权归属于谁），精英立法配以人民监督的立法诉讼还是代议立法，一党执政还是多党轮流，两院制还是独院制，单一制还是联邦制抑或半单一半联邦制（看需要看可能性）……这一切统统不能作为意识形态问题考虑，都不是讨论的关键——正如讨论姓资姓社意义不大一样。 理性的中国在权力与权利的配置问题上应该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创造一种制度，以达到两者的均衡，为当代后世造福。关键只在于，根据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参诸外法，如果合乎中国国情，照抄国外的现成制度亦不妨，或根据需要损益其现有制度以补我缺，或者完全另起炉灶，都可以。 百年中国，吃意识形态的亏太大，现在我们应当放弃所有以僵化意识形态为鹄底的思维方式，历史与现实似乎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展示出一幅图景，即中国未来的良治制度模式可能将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国家。 但愿这本小书中选编的经典作品能够对我们今天的宪政事业有所助益，虽然这小小的20多万字篇幅，并不能将许多重要作品一一网罗，但是入选的这些经典作家的创造性思维方式本身——而不仅仅是他们的结论，或许对我们有更为重要的启发意义。 2007年8月12日于追远堂

Law underlies our society - it protects our rights, imposes duties on each of us, and establishes a framework for the conduct of almost every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ctivity. The punishment of crime, compensation of the injured, and the enforcement of contracts are merely some of the tasks of a modern legal system. It also strives to achieve justice, promote freedom, and protect our security. The result is a system that, while it touches all of our daily lives, is properly understood by only a few, with its impenetrable jargon, obsolete procedures, and interminable stream of Byzantine statutes and judgments of the courts. This clear, jargon-free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aims to redress that balance, as it introduces the essentials of law and legal systems in a lively, accessible, and stimulating manner. Explaining the main concepts, terms, and processes of the legal system, it focuses on the Western tradition (the common law and the civil law), but also includes discussions of other legal systems, such as customary law and Islamic law. And it looks to the future too, as globalization and rapid advances in technology place increasing strain on our current legal system.

从1820年到1842年，萨维尼先后在马堡大学、兰茨胡特大学、柏林大学开设三十多次法学方法论课程，以其清晰、流畅、优雅并且富有洞察力的讲授吸引了大批学子，听课者有不秒后来成为著名法学家，如温德夏、霍默耶、布卢默、布尔沙迪等。可以说，萨维法学方法论直接影响了不止一代法学家。 在萨维尼学法学方法论课程资料中，最系统、最完整的是雅各布·格林所作的1802/1803年法学方法论听课笔记——这也是本书的主要内容。雅各布·格林生于1785年，卒于1863年，与其弟威廉·格林被后人合称为“格林兄弟”。人们对梅林兄弟的了解通常仅限于其在文学和语言学领域的成就，尤其是家喻户晓的《格林童话》（出版于1812-1815年），一百多年来，这部童话集一直都是每一代儿童的经典读物。除此之外，格林兄弟合编的《德语大词典》以及雅格布·格林撰写的《德语语法》在德国语言学史上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事实上，格林兄弟也是法学家，尤其是雅各布·格林，著有《论法中的诗意》（1816年）、《德意志法律遗产讲稿》，在那个时代产生重大影响。凭借其在日耳曼法律史方面的出色研究，雅各布·格林成为历史法学派日耳曼法分支的代表之一，1840年被柏林科学聘为法学教授，并于1846-1847年任法兰克福、吕贝克日耳曼法学家大会主席。

本书是作者对自己的一个生命阶段的总结，而不是所谓的回忆录。作者曾经担任美国联邦法院密西根州西区道格拉斯・海尔曼联邦法官的助理，从而获得了洞悉美国法律制度内部运作的宝贵机会。本书中，作者以其亲身经历描述了法官助理工作，深入分析了海尔曼法官曾审理过的一些极富争议的案件，将他担任法官助理的经历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他对案件的叙述引人入胜且富有启迪。每一个案件都生动地展现了美国司法和法律教育制度的独特之处。本书将不仅是律师、法官和法律系学生们喜爱的读物，亦将引起其他阶层人士的兴趣。

该书是英国法律史学家梅特兰的名著，是其担任唐宁讲座教授时所用的讲稿，被誉为了解英国普通法的“金钥匙”。 该书介绍了英国普通法的诉讼形式。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中世纪英格兰的司法系统及其各自的审判特点，第二部分讲述了1066年到1833年，诉讼形式兴起、发达和衰落的发展历程，第三部分重点评述了诉讼形式的几种分类方法。 作者梅特兰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法律史学家之一。其一生贡献卓越、著述丰富。其代表作中，《爱德华一世前的英国法律史》被封为英国法律史的经典，该书是其流传最广的小作品。

《法律人统治下的国度:法律职业危机如何改变美国社会》并非理论艰深之作，作者运用极富文采的语盲，且述且思，讲述了美国法律职业中的三个核心组成部分——律师界、法院系统、法学院——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问风起云涌的变化，并从中引出这些变化背后的深刻问题，指出过度依赖法律和法院会给美国政治健康带来灾难，并不断强调用协商、调解等方法代替对抗性诉讼对于解决社会问题的积极意义。

本书运用法律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美国劳工阶层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行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她发现，在法院里使用的话语有三种：第一种主要是根据法律的范畴和解决方法，即法律话语；第二种是根据道德的范畴和解决方法，即道德话语；第三种是根据救助职业的范畴和解决方法，即治疗性话语。她还发现法律权利意识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悖论：处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在通过运用法律来主张自己在邻里及家庭关系中的法律权利的同时，也增强了他们对国家机构的依赖。原告利用法律的象征性权力来加强自己在与熟人的纠纷中的力量，但当问题进入法院以后他们就失去了对这种象征性权力的控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注释本，ISBN：9787511820532，作者：法律出版社法规中心 编

本书主题是美国的司法审查，即司法机关依据宪法审查立法机关以及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合宪，尤其关注联邦最高法院针对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的审查。在美国，虽然经过长期争论，司法审查制度总体上已经被认可，关注焦点是法官如何适用法律。在沃伦法院的司法能动主义实践和比克尔的“反多数难题”理论基础上，伊利提出了程序导向的司法审查方法，形成了一个“参与导向的、强化代议制的”司法审查理论，并对此作了详细解释。本书是经典之作，从1980年出版，到2002年，已在美国印刷了十四次。以本书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也已在美国开过多次。本书是迄今美国法学界引用率最高的法学著作之一。

《不确定状态下的裁判:法律解释的制度理论》主要内容简介：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法官应当如何解释制定法和宪法？先前对这些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通常都是从抽象地考察民主或者宪政的本质、法律语言的性质或者法治的实质开始。从这些概念性前提出发，理论家们往往会得出结论：法官应该扮演雄心勃勃的角色，尤其是在基于宪法理由推翻制定法的时候更应如此。在这本书中，阿德里安，沃缪勒教授抛弃了先前学者惯用的概念性视角及其主张的法官中心论，并提出了全新见解。沃缪勒教授主张，任何法律解释理论都应立足于有关法官的制度能力和裁判的系统性影响的制度性和经验性前提。基于运用一系列来自于政治科学、经济学、决策理论以及其他学科的社会科学方法所作的分析，沃缪勒教授坚持认为，归根结底，法律解释是一种在经验事实极度不确定状态下的决策活动。囿于有限的信息和能力，法官应当采用一些限制性的、不那么雄心勃勃的方法来解释制定法和宪法条款，在制定法条文模棱两可时尊重行政机关的理解，而在宪法条款不明确或者其表述的是笼统目标时服从立法机关的解释。

《经济学家》2003年年度图书 本书将革新我们对美国死刑的理解。齐姆林问道：尽管死刑存在着难以调和的不公正性和实际错误的不可避免性，但为什么美国一直保留着死刑？这在发达民主国家中近乎绝无仅有。他给出的原创的、具有鼓动性的答案是：美国的义务警员传统。如同义务警员行为，死刑遭遇着主流社会团体的偏见以及犯罪业已确认的没有根据保证的臆测。阐明这一令人不适的比照为那些致力于终结这种美国人生活中不人道制度的人士提供了一种具有前景的途径。 富兰克林·齐姆林的新书对理解美国死刑现状以及预测其未来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分析的核心部分，即其判断：斗争的根源处存在着一种“基本价值冲突”：支撑死刑实践的义务警员价值与正当程序价值遵循之间的冲突可以调和吗？这是一本以其个性化的生动风格所写就的具有鼓动性的原创著作，对捍卫和反对死刑的人来说，皆教益良多。 在其他五十余个民主发达国家已废除死刑之际，美国为何继续沿用死刑？为何死刑问题日趋严重？死刑问题的冲突如何解决呢？ 富兰克林·齐姆林揭示出：围绕着死刑问题似乎不可消解的混乱折射出美国人价值观念中一种深层而久在的分裂。他预言：这种分裂将在不久的将来导致美国死刑的终结。一方面，死刑执行有违于美国至高的法律原则——公平与正当程序。这使得我们日渐脱离盟友，且实际上已经被欧洲国家视为野蛮的、极端的美国例外论的体现。另一方面，死刑代表了美国人对暴力社会司法的深层信仰，即：将刽子手视为地方控制的代理人和社区价值的捍卫者。齐姆林从私刑暴徒的角度揭示了“义务警员司法”（vigilante justice）的这一魅力中最令人困惑的表征。他指出：近年来，绝大部分的死刑执行恰恰发生在那些一百多年前私刑盛行的南方各州。齐姆林认为，正是这样一种文化遗存，形成了美国对死刑与众不同的诉求，同时又构成了废除美国死刑最为醒目的理由。 完美的研究、生动的文笔，《美国死刑悖论》为美国死刑问题长久以来的纷乱提供了一个崭新而清亮的视界。

这本书是在美国法院性判例的基础上写成的。但它并不是一本简单的判例集成，而是写得有血有肉，有声有色。书中包括：性自由、性产业、性歧视、性犯罪、性与家庭、以及子女等方面的内容。每个故事就是一个案例，即独立成篇，又相互牵连。书中涉及的人物，也是三教九流，既有美国总统、联邦内务部长、色情产业大亨、好莱坞名星，也有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出于不同的原因，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被卷入性与法律的漩涡之中，上演了一幕幕或让人感叹或让人发笑的悲喜剧。 许多涉及性的法律问题，看似简单，实则深不可测，奥妙无穷。比如说，按照美国法律，人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身体，但却没有随意裸露的自由。美国法律对裸露身体有着十分复杂的规定。什么场合露什么，怎么露才能不犯法，其中大有学问。那么，老百姓在什么场合、对什么人、可以展露哪些身体部位呢？ 当然，在卧室里面，人们爱露什么露什么。政府管天管地，管不到老百姓的卧室。这里的法律依据何在呢？这样一些看似简单的问题，经常涉及美国宪法中的条款。此类案件更是经常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 书中的精彩故事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许多读者知道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表达自由。但是，可能许多读者不知道，第一修正案的官司有相当大一部分涉及色情行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美国色情业在保护言论自由权利方面功不可没。本书中有一段故事，描述美国色情业大享弗林曲折起伏的的官司生涯，以及他如何白手起家，在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下建立起自己的色情王国。弗林一生官司缠身，早年经常做被告，后来主动告政府，经常成为法庭上的原告。更让读者想象不到的是，美国的内务部长曾做过一段妓院房东，其中的曲折非一言两语可以讲清。只有靠读者亲自去阅读了。

《法律职业的精神》用精简的篇幅对法律职业在西方历史上的三个重要的时期——罗马时期、英格兰时期、美国时期的发展状况和重要历史贡献进行了回顾，并在此基础上对法律职业的未来进行了展望。《法律职业的精神》通过追溯源流的方式，提炼并系统阐释了法律职业从古罗马以来的精神内涵。该书想传达给法律人这样的信息：法律职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其独特的精神内核，法律人自身有其神圣的历史使命。他们无视阶级和等级，无论贫穷或贵贱，都以真正的职业态度平等对待。这样的法律人薪火相传，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维持法律、正义和秩序的目标，从而推进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

本书作者认为美国的宪政主义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思想流派的一个奇怪混和的产物，这两个流派是：爱德华·柯克的著作所表明的英国普通法传统与托马斯·霍布斯的著作中所表明的早期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并认为在一个政治体制汇总我们所期望的法官依赖于大众主权和基本法理念约束的法律秩序。本书风格、典雅，语言诙谐，它将激发人们重新思考现代政治思想史和美国宪政的智史背景中一个重要的、却被人忽视的维度。

在刑事案件中，正是律师决定着正义的质量，但是如果我们承认权利的实现是需要成本的话，我们也应该承认，由于无力支付成本，穷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根本无需加以限制，就往往会处于被“自动剥夺”的状态。美国宪法的正文和修正案极为简洁，字里行间，根本找不到贫困阶层可以拥有“免费律师权”的任何微言大意。而吉迪恩这个无权无势、文化不高、一贫如洗的潦倒穷汉，却大胆上诉最高法院，挑战刑事审判程序，使得“美国法律历史的整个进程随之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