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亚人为什么歌唱：亚马孙河流域印第安人音乐的人类学研究》由安东尼·西格尔编著。 《苏亚人为什么歌唱：亚马孙河流域印第安人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内容如下： 苏亚人的“歌唱”并不是我们概念中的歌唱，因为在苏亚人语言中没有相等于我们的音乐和歌唱这样的词汇。所以苏亚人并不认为他们是在歌唱或从事音乐活动。那么，在我们听来他们的确是在歌唱的“歌唱”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呢？也就是说，这种“歌唱”对他们来说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苏亚人的“歌唱”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内在的，另一是外部的。内在的意义体现在“歌唱”对血缘、家庭的维系，对生产、生活、生存的作用，对视觉形象的表达，对宗教膜拜的渲染。在这个意义上，“歌唱”不是音乐活动而是语言传达，“歌唱”不是艺术形式而是心灵的表述。对音程、音阶、音值、音节、音色、音响的规范在这里是没有多少价值和意义的，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他们必须“歌唱”，因为这是苏亚人的生命和生活。苏亚人“歌唱”的外部意义是象征性的，是一种部落的符号，是我与你的对比，是自我存在的化身，是历史传承中牌坊式的东西，也类似于战争中号角式的作用，是一种社会化、政治化的意义。从现象上说，这种“内在”和“外部”的意义是功能性的，但是，本质上它们是观念的产物。

《民族音乐学研究:31个论题和概念》在继承旧版的目标的同时，更加强调了各种理论的视角和文化语境，阐释了学科进一步拓展的各种新视角，反映了民族音乐学家对研究文化中的音乐日益增强的兴趣。全书31个论题和概念被分布在四个部分中：一、世界的各种音乐；二、田野中的音乐；三、人类文化中的音乐；四、多元视角下的音乐。作者通过术语选择、主题变动、民族志叙事、篇章扩充、意义阐释等策略环节，以其特有的口语叙事文体和一些修辞手法，令人信服地讲述了学科发展和印第安黑足人、伊朗人、南印度人以及西方文化的故事，由此为我们构筑了各种地方性知识，当然其中不乏全球化语境下西方的影响，由于可以将“全球化定义为现代性的全球投影”，故民族志书写的重要内容必定是现代性——包括西方化（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文化理念）——在全球地方化的进程。

《民族音乐学与现代音乐史》由15篇小型民族志个案组成，围绕书名的关键词主题，再分为四大部分，即：1）音乐与历史经历；2）权威与诠释；3）中间人与协调者；4）音乐的再现与更新。第一部分的四篇文章，反映了音乐或其表演如何构建历史的经历——巴西苏亚人迁徙的历史；南非巴索托民工的历史；西非尼日利亚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历史；比较音乐学的历史所构建的阿拉伯世界的现代化历史进程。第二部分的所谓的权威分别是：孟加拉的“嘎拉纳”音乐家弟子群，印度伊斯兰教苏菲派的世袭音乐家“格瓦尔”，秘鲁西班牙一印第安混血的梅斯蒂佐人音乐家，波兰和乌克兰的民族国家的文化机构，对前两例的历史诠释置于一种大传统与小传统互动的框架内；对后两例的历史诠释则符合了当今政治的需要，即现代性的民族国家的认同。而且诠释都是“多声部”的，即当地各族群和作者本人的多方位诠释。第三部分所谓的中间人角色分为两类：作为东西方中介的印度音乐家香卡和法国青年丰通，作为当地跨部落中介的土著表演者兰利和土著音乐学家梅德福和印度中部土著蒙达人。第四部分音乐的再现和更新，则以特立尼达的印度移民的音乐和以色列德国犹太移民的音乐为例，而略为不同的是北美印第安黑足人两个部落歌曲的趋同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