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余年来，西力东侵，中国文化随之丕变，每下而愈况。学界中人，大多以西人之见为准绳，对旧有的种种，批判指责，几乎不遗余力。绵延二千年之经学，自以例外。民国以来新学术体制下的主流一派，认为经学对于社会人生，已无意义之可言。即便是治经学者，亦视之为已陈的刍狗，只堪陈列于博物馆中，供后人凭吊。以彼等之见，所谓治经，不过考订而已，于是非热衷于辨伪，即埋首于训诂。另有一派，则以取自西方某家的新说衡量中国过去的一切，所作经学研究，既无旧时经师的博通，又乏新式考订家之细密，于注疏家之说乃至经书本身，人之未深，即先行挞伐，必欲将前人看重之物扫除净尽而后快。总之，凡中国旧说，与西方思想或理论不合者，一概看成无价值，乃两派之所同（不同家数者，其奉为圭臬的西说固自不同，但就宗奉西说而言，则二者无异）。